我讀《孫子》第二講　怎樣讀《孫子》用世界眼光讀《孫子》（1）

簡體傳統

用世界眼光讀《孫子》（1）
    現在，研究《孫子》，眼界很重要。對我來說，這點最重要。
    上次，我們講《孫子》的經典化，重點是書本身。書是中國書，要按古文獻的方法原原本本讀書，沒問題。我的《吳孫子發微》和《〈孫子〉古本研究》，就是講這種讀法，這里不再重復。現在，我要說的是，《孫子》是兵書，人家外國也有兵書。中國人讀《孫子》，外國人也讀。他們是兩只眼，我們是一只眼。我們只讀中國的兵書，不讀人家的兵書，等于瞎了一只眼。我們是現代人，現在的《孫子》，是世界軍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應在世界軍事文化的背景下讀《孫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點古今中外的比較。
    和這個問題有關，我想講一下《孫子》在海外的傳播。
    我們先說日本。
    中國人講日本，有個大錯誤。我們老是說，他們是學生，我們是老師，學生打老師，不像話。這是倚老賣老不自尊。其實，近代日本，他們的啟蒙是脫亞入歐，脫是脫中國，入是入歐美。我們不要搞錯了，人家的老師是歐美，根本不是中國。亞洲近代化，他們捷足先登，何曾拜我們當老師？
    中國給日本當老師，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漢唐，中國強大，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和明清不一樣。明朝，他們來叩門，已經發現我們的弱點。清朝，漢族被滿族征服，滿族被漢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敵，列強瓜分，他們瞧不起。我們有悠久文明，沒錯，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輕，還諱疾忌醫。他們罵我們是清國奴。日本人講硬道理，吃硬不吃軟，我們不能強迫別人佩服自己。
    《孫子》外傳，最早是日本。流行說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開元、天寶年間，有個日本留學生，叫吉備真備，他把《孫子》傳到了日本。另一種說法，比吉備真備還早，公元663年，有四個百濟人，也就是今天的韓國人，他們把《孫子》傳到了日本。甚至還有一種說法，公元516年，是中國人把《孫子》傳到了日本。
    不管誰傳，反正最晚到唐代，《孫子》就傳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著錄了六種《孫子》書。
    雖然，《孫子》很早就傳到日本，但很長時間里，《孫子》是秘藏，并不是廣泛學習的讀物。日本武士，他們的傳統，是來將通名，捉對廝打，比我們蠻，比我們橫。中國的兵法是萬人敵，比他們陰，比他們柔。他們真正學《孫子》，主要是明清以來。
    我們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變化。五百年前，歐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開始打中國的主意。利馬竇來中國，他就說過，倭寇對中國震動很大，日本雖小，但很兇悍，中國怕日本。中國抗倭，有兩位名將，一位是福建晉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東蓬萊人，叫戚繼光，都是海邊上的人。俞大猷有個老鄉，叫趙本學，字虛舟，是個黃石公式的隱士。他拜趙氏為師，深得秘傳。趙本學的兵書有兩種，一種是《孫子校解引類》，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種講陣法，叫《續武經總要》。《續武經總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趙氏的《韜鈐內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韜鈐續篇》，主要是傳趙氏法。兩本書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島夷”。軍人都知道，敵人是最好的老師，文人沒這個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據說是用趙氏法。日本對趙注很推崇，中國反而沒人讀。日本是誰把他打敗他佩服誰。比如美國，它就佩服；中國，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戰，它不認為，是咱們中國打敗了它。趙氏的《孫子》注在日本影響很大，特別是德川幕府時代，原因也是中國打了它。此書有明隆慶本（中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有收藏），以及晚一點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間的刻本反而是從日本回傳。比如，我手頭的本子，民國九年（1920年）的益新書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齋刻本。還有，日本有櫻田古本，服部千春極力推崇這個本子。他說這個本子很古老。但這個本子是什么時候才有，實在很有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趙氏的改動，可見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兩場硬仗。一場是甲午戰爭（1894年），占朝鮮，割臺灣；一場是日俄戰爭（1904—1905年），奪遼東和庫頁島。兩次戰爭，都是奇恥大辱，給中國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國學西方，經常是從日本學。比如科學術語，就多半是經日本轉譯。同盟會學，北洋軍閥學，就連殺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學。秋瑾，“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韻》），照片上拿把刀，詩詞歌詠，也是刀刀刀，滿紙鐵血主義。這是日本作風。
    不打不相識，戰爭總是相互學習。近代的我們，其實是學生。
    《孫子》傳入歐洲，年代比較晚，是18世紀，拿破侖戰爭前。
    《孫子》的第一個譯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受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國務大臣委托，替法國調查中國的詭詐之術，帶有情報性質。這個傳教士，漢名叫錢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來華，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國傳教士，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是葬在車公莊的柵欄墓地，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現已蕩然無存，我去原址尋訪，只看到一塊半截的殘碑，扔在一戶人家的門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現在的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錢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錢德明的譯本，是《武經七書》全譯，不光譯《孫子兵法》。1772年，錢德明的譯本在巴黎出版。這一年，拿破侖3歲。錢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侖24歲。他在錢德明的家鄉土倫打了一仗，以戰功晉升準將。
    1804年，拿破侖在法國稱帝。從此，是拿破侖戰爭的時代。1806年10月13日，法軍攻入普魯士的耶拿。當天，黑格爾正在城里，剛好寫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現象學》。法國兵闖進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們，一撥走了一撥又來，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學副校長的家里。他給朋友寫信說，我看見了“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侖。拿破侖是當時的英雄。貝多芬寫《英雄交響曲》，本來就是獻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