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第四卷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91）第十八章確立政府與鄉村控制

簡體傳統

第四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91）

    從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看——這是與中國人民不同的觀點，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末這開頭的八年，是人民共和國重建、成長、革新的創造期。這個有希望的開端后面，有兩個大災禍大動亂時期：第一個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大躍進”，在這之后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經濟重建期；第二個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的時期。這四個連續的時期中，第一、第三兩期是出色的共黨組織者與行政人才領導的，第二、第四兩期卻是毛澤東主控的。
    我們將從共黨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鞏固政治控制開始，然后談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進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農業與蘇聯式工業化的經濟轉變。自一九五八年起，從事農業工作的民眾被組成將維持二十年之久的生產系統，至毛澤東于一九七六年死后為止。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狂暴太過火，招致中國社會各重要層面的反感，以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這十年被貶為“迷失的十年”。
    七〇年代間，各大學逐漸復課，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終于掌控全權后，開始了以“四個現代化”為口號的聯合發展時代。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時常出現意見分歧、激烈爭辯，甚或有管制導引經濟成長的政策徒勞一場的情形。事實終將揭示，中央政府和黨攜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國人民的物質進步。政府的工具手段辦理抑制鎮壓沒有問題，在現代世界中担任領導卻不敷用了。中國的未來命運，端看政治組織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這包括有專長的科學人才，以及對于迫切社會文化問題有創意響應的作家和藝術家。因此，政治制度是問題的重心。“民主”成為與共黨專政的“四個堅持”相對立的口號。控制的經濟未能充分滿足人民需求，導致試行部分市場經濟的策略，其結果有好有壞。
    經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國共產黨發現，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頭路已經無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發展迅速推進，而且對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應付了。

第十八章

確立政府與鄉村控制

建立新國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統治者與官僚們控制人民，乃是中國朝廷政府維系和平、秩序、繁榮、權威的慣用原則。中國共產黨當政以后，為達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輸意識型態，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懼與希望交織的心理為自續不斷的動機。殺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夠維持恐怖的陰影常在即可。
    瀟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國以前，先在滿洲南部建立王國，又拢絡中國的官吏。共黨也是如此，打內戰的期間就先在華北和東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論上策略上都是毫無異議的領導人毛澤東之下，共黨領導階層攜手合作，在政治局里進行政策辯論，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實施條件。高級將領如
彭德懷、林彪、聶榮臻、陳毅等人，都曾和毛澤東及周恩來共事多年。劉少奇、鄧小平等建黨人，都是延安時代的元老。整個領導階層是一個經歷過試煉而關系密切的團體。
    首先，解放軍進駐華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區（見地圖24）。全國劃分為六個軍事行政區，先由軍事委員會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黨普遍認為需要三年時間重建經濟動員人民，然后才能夠開始社會轉型。
    第一個決策是，讓大部分國民黨時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職。這些保住職位和薪水的人員總共約有二百萬人之多，而共產黨可以派來接收這些職位的干部頂多不過七十五萬人。
    第二個決策是遏止通貨膨漲，運用的辦法包括：（1）接管所有銀行業務，控制所有借貸；（2）每項重要貨物都建立全國性的交易協會，控制了貨物；（3）按消費品市場指數水平發薪資，不再以鈔票計薪資，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計算，以使民眾安心。個人薪資不受通貨膨漲影響，從而穩定了商業，物流和通貨都均衡下來，通貨膨漲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這的確讓靠薪水過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鐵路線與恢復輪船航運都不算是多大難題，但是中共在執政才一年的時候就全力投入韓戰，當時看來是很冒險的賭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間，中國的“義勇軍”以奇襲擊敗了往中韓疆界鴨綠江挺進的美軍。中共派入韓戰戰場的部隊總數超過二百三十萬，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戰集團軍、炮兵部隊、空軍，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戰的時候，美軍的火力已經造成中共部隊重大傷亡。蘇聯雖提供了一些支持，但這一場戰爭嚴重耗損了中國的資源。可是若從另一方面看，這一戰有益于社會的重新組織。“抗美援朝”的運動形成一種戰時的約束力，其效用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是一樣的，可以把全國上下迅速嚴厲地組織起來。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興高采烈的，因為人人都對共產黨充滿信心。戰勝的共軍是一群鄉下青年，有極嚴格的紀律、有禮貌、肯幫忙，與以前奸擄燒殺的軍閥部隊，與國府軍都截然相反。共黨的政府是真心要掃除污垢，不只是掃凈陰溝街道，還要清除乞丐、娼妓、癟三無賴，要把這些人集合起來改頭換面。共黨的新中國將是可使人引以為榮的中國，是能遏止通貨膨漲、廢除外國特權、消滅鴉片煙和貪污的中國。能夠喚起國人成為合群的行動者，積極參與公共建設、推廣識字、控制疾病、對地位低下的階層友善、研究新民主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一切都為理想主義而有野心的青年打開新的大門。要到后來，他們才明白，這一片“樂土”是建筑在有系統的控制與操縱的基礎之上的。共黨組織將逐步穿透社會、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個人行為偏差。
    婦女同樣也從男性與家庭的壓制下解放出來，至少理論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與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離婚了。聽來像是婦女的好日子來了。也是要等到后來，才可以看出來，婦女解放使女性能從事有薪水的全職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職務。同時卻仍要管理家務，沒辦法節育，而且時常受到男性虐待。因為沒有電冰箱，婦女為了購買日用品有永遠排不完的隊。
    早在共黨還不能試行大眾經濟社會生活轉型之前，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組成能夠担負執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統。由于共黨干部滲透行政系統之際，商人和國民黨留下的官員都穩坐原位不動，現在最緊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機關里的雜草，使組織一體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業界、黨內的官員為靶子。同時期的”五反運動“，則是以原先未受打攪的資本家階級為攻擊目標。利用行賄、逃稅、盜用國有資產、在勞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詐欺、偷竊政府經濟情報等罪名，可以使每個雇主老板挨告受審。此一運動的目標是
要奪取工廠控制權，榨取資本家的資本。許多雇主在恐怖的氣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員。
    這些運動之發生，應歸功于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新的統一戰線，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雖然只是顧問性質，卻是一個包括共黨與非共黨領導人士的重要輿論工具。政協會于一九四九年通過的“共同綱領”主張實行漸進主義。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長以非共黨人士占大多數，等到共黨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這種人才總動員的狀態排擠掉了。
    另一個功臣則是發揮了群眾組織功能的群眾運動。工人、青年、婦女、專業團都被納入不同的組織。每個組織都有全國性的管理機構，一有運動上場，就可聯絡到組織成員。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運動，漸漸形成可以觸及都市里每一個人的系統架構。各種運動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發掘有才干的激進人士而吸收他們入黨。一九四七年的共黨黨員人數為二百七十萬，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萬。
    都市與現代經濟結構中發生這種漸進而零星的、斷續而駭人的聯合行動，同時在鄉村正進行著土地改革運動。土改的目標是要給所有村民階級地位、打倒地主、讓佃農翻身。這種土改運動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華北與西南的共區普遍實施過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區卻是艱巨的任務。軍事綏靖以后，工作隊進入農村，組織農民去攻擊地主、消滅地主。這個階段中，富農可能不會成為攻擊目標，而且暫時還是被討好的對象。但富農的地位往上拉和地主近似，往下拉又與貧農差別不大。土改的公開審判、群眾控訴、處死，造成恐怖氣氛。各方估計的數字不同，但顯然有上百萬的人因此喪命。
    一九五四年的下一個步驟是制定國家憲法，以此取代臨時的共同綱領，也使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出入意料地迅速結束了。這個憲法基本上是以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制定的蘇聯憲法為藍本。結果是強化了政務院與其下五十余個部會的權力，政務院成為黨的部門，由身兼兩邊職務的人來負責協調。如周恩來，兼任總理與政治局委員二職——是地位僅次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第三號人物。不同于蘇聯憲法的是設有國家主席一職，由毛澤東担任。這個職位與古時皇帝的地位相呼應，而已經啟動了的毛澤東崇拜，也是為了配合中國人追求單一權威代表的心理需要。
    與蘇聯相對的是，軍事與公安力量都在黨的控制之下。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管轄，軍委會由毛澤東領導。公安事務由公安部負責，由黨控制。換句話說，秘密警察系統不像斯大林時代那樣成為一個單獨行動的政府階層，也不是儼然一個獨立王國，隨便可以威嚇人民和政府其它部門。此外，軍方也不像蔣介石主持的軍事委員會那樣自成一個系統，和黨、政系統一樣有所屬部會。
    然而，軍方基于本質上的不同還是另成一個體系。雖然許多軍人也是黨員，担任高級軍職的政委也大有人在，軍方漸漸趨于專業化以后，黨政影響力也遞減。在軍委會之下的軍方系統有自己的人事職等，軍委會并不受黨中央委員會的仔細監督，軍委會的政治部也不受中委會宣傳部的嚴密監督。軍委會控制好幾個機械建設部，有自己的通訊運輸系統、機場、港口、工廠、研究機構，而且軍方預算不經國務院審核。
    于是中國就這樣——和蔣介石時期一樣，黨、政、軍由一人總領維系統一局面。安德魯魯·納森（Andrew Nathan）指出，能夠直接向毛澤東的地位挑戰的人，只有地位僅次于毛的軍委會主腦（彭德懷與林彪）。不過，一九五四年間的大權仍握于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手。
    依照垂直統治的原則，中央各部控制下級政府中的從屬機構。水平的協調則由各級政府自理，假使能協調成功的話。另外也按蘇聯模式，設置省級以及省以下各級的一系列人民代表大會。每一級大會的代表，都是由其上一級的大會提出單一候選人名單而選出來的。故代表們是對上級負責的，不甚需要對下級負責。各級大會的最上層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召開會議，以聽取報告、決定政策。非中共黨員的代表雖占一大部分，但除了參加討論之外并無權力。各級政府的主控權都在黨委會。

農業集體化

    中共鞏固了政府體制之后，下一項作為即是農業集體化。一九三〇年代的蘇聯，曾以城市干部下鄉去攻擊并消滅富農，富農以殺死牲口煽動反抗為反擊手段，大多不肯屈服。因此，蘇聯的集體化行動釀成重大破壞。中國的情形卻不同，中共最初就是一個農村組織，與鄉村息息相關，因此很知道該用什么漸進步驟去達成最終的目標。
    第一階段是使農民組成互助隊，第二階段是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農人將土地與設備集中于合作社內，同時也可從合作社得回按比例應得的一分。這個第二步驟不會引起富農反抗，因為富農并未受害，一開始反而得蒙其利。這次土地改革只將百分之二點六地主富戶的土地易主，大多數人（自耕地主）仍在原位未動。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佃農和無地產的長工，反而使土地私有的情形有增無減。到了五〇年代初，土地仍可以私下買賣，因此富農階級持續存在。共黨戰勝剛執政的時期可說是一段蜜月期，當時的貿易、副業生產、教育、小型農村互助隊、合作社都在成長進步，一切都看好。農民都不愿意放棄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極小的一片。
    然而，第三階段的合作化很快就來到，從下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往上級推動。這是真正的集體化，農民一律領工資，不論各個人貢獻的財產、農具、牲口、土地是多是少。毛澤東主張進入這一階段的冒進行動，在共黨內部引起許多人辯論反對。其實，第二階段土改把地主土地重行分配時，有些村民已經在恐怖氣氛中采取激暴的集體行動，黨也相中了農村激進分子而予以吸收，這些條件都是足以帶起第三階段集體化運動的勢頭。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高級合作社紛紛成立，速度快得出人預料，名義上是超額完成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通常是農村組織的一個部分，或就是農村的全部。從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七八年，這些合作社改稱“生產隊”。它們算是三層組織的最底層；往上是生產大隊，生產大隊之上是公社（一九五八年起）。中共的這種農村組織法是國民黨的政府想也不曾想過的。
    家庭是農業生產合作社與后來的生產隊的一員，政府透人民間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個家庭。這樣完整的農村組織，是中國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從此，農民既無田產也不租田，自己的勞力與勞力的產品也都由不得自己支配。農民發現自己被歸入某一階層，必須參加勞動、會議，以及其它集體行動，才能謀得生計。若要活下去，就得趨炎附勢、說謊、出賣他人、棄絕舊希望、枉顧孝義，以及配合一個警察國家慣有的其它行事。
    官方發布的集體化成功報告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愛德華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保羅·皮考維茲（PauI G.Pickowicz）、馬克·塞爾頓（Mark Seldon）、凱·安瓊森（Kay Ann Johnson）帶領的一組人，在北京以南一百九十公里的武功村調查研究十年之久，終于獲得當
地主要活動者的信任與數據提供。他們做成的記錄是一篇漫長而愈來愈艱苦的辛酸史，內容描述農民苦苦掙扎抵抗一種由黨控制的新式農奴制度。
    集體化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農民社會里興起一個新的掌權階級。這個新的農民領導階級分子都有共黨干部身分，都是有野心、有活力的年輕人，在新的權力結構中找到可以往上爬的機會，因此都是自選自任的。這些人沒有美式經驗的民主平等主義或多元機會可言，他們精通的是中國舊式作風的發展“關系”、逢迎討好上級、壓迫剝削下級。這些干部新貴的一切行動都有高度政治性，本能地追求地位、權力，以及能使他們有別于一般大眾而穩居地方新貴的其它先決條件。他們滿嘴講的是意識型態，對權大勢大的人唯命是從，把搜刮公家資財視為自己職位上的正規收入。這些人無所謂儒家的體恤人民之心，也沒有顧及國家需要與大眾利益的見識。
    集體化名義上的成功，被頌揚為鄉村經濟福利向前踏出的一大步。事實上，這是政府力量終于伸入農家的一步，是為了便于控制而將農民生活政治化的一步。

集體化農業之實踐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中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被扣在與新政府的臍帶式關系之中。據艾珍（Jean C.Oi.1989）說，共黨革命雖然重組了權力結構，“卻未改變農民政治的根本議題：收成應當如何分配。”這個爭議點成為農民與政府關系中始終不變的焦點。共黨怎樣取得糧食，以便喂飽漸增的都市人口并且供應工業擴張的資金，乃是毛澤東時代的老故事。
    農業集體化的巔峰是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公社組織。“并社”行動規模之大，遠超乎局外人所能想象，這也顯示了中國特有的能力。一九五八年完成集體化結構之后，每一名農人頭上都有六層管理機制，從上到下包括省、專區、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中國的兩千個縣之下，共有七萬個公社，每個公社大小和昔時的市場村鎮區差不多。七萬個公社之下有七十五萬個生產大隊，每個大隊約等于一個村子，有大約二百二十戶，人數約為一千。生產大隊之下共有五百萬個生產小隊，每小隊有三十三戶，人數約一百四十五人（見表6）。
    在這整個結構中，政府建立了谷類公賣制，將供應全國主食的谷類收集后再分配。政府管制谷價，并指定農人應栽種那些谷類，該生產多少。從歷史的觀點看，此乃是治國權術的最高表現，把中國古代利用地方官吏管理操縱百姓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
    村民領取應配給的糧谷時，必須出示戶口登記證件。證件上載明領糧者的居住所在，如果本地人到了外地，就無法在外地領到糧食。自由買賣糧谷的市場關閉以后，農民一般都不能旅行走動了，只能固守在原居地，為了取得糧食不得不依附在自己工作的生產小隊上。矛盾的是，革命政府把農民從地主剝削等壓制中解放出來，奠定了政府的合法性，隨即卻把農民封在從來沒受過的箝制之下。政府變成了終極地主，這種地位若要維持合法性，必須有非比等閑的權術運用。
    面對這個挑戰，政府玩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兩階段把戲。首先，把政府的農業稅壓在最低額。起初的稅額約占收成的百分之十，隨后漸漸降到大約為百分之四點五。沒有人能說農民被課了重稅。第二步是定下一個標準，收成量超過這個標準就算“剩余”。政府要每個生產小隊把“剩余”的谷糧（主要為稻米或小麥）貢獻出來，即是按政府的固定低價格賣給政府。同時鼓勵農民，“看誰貢獻給毛主席的最多”。農民若是頭腦夠簡單——僅極少數是如此，就會自認不是農奴而是施惠者了。

（表6）

    收成的分配很明確。首先要繳稅，這是政府的一分，非給不可。其次是“三項保留儲備”，即是明年下田的種子、牲口飼料，以及農民自己的一分——糧食配給。配給的糧食由糧谷的集體主人——生產小隊——來發放。農民領到的配給除了每人基本需要的之外，還有按工作表現發的工分谷（通常是發現金）。每人配種與工分配給通常為七與三之比。工分可以激勵人多工作。每人分配到糧食總額，定在足以維持生存的標準。但是，艾珍以及其它人的研究指出，中國定義的維持生存標準所需要的糧谷，卻比救災組織制定的國際標準少很多。國際標準的“自足”之量設在每人每天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卡路里，每天有一千九百至二千一百卡路里就算是“剩余”了。中國的數字則不然，“國際標準認為低于維持生存所需之量，在中國卻已高于剩余了。”
    政府既已公布“剩余”收成量，就準備向生產者收購一部分余糧。政府藉收購取得的總額多少，由生產小隊上面六層官僚的較高層者來規定。每一層上級都可配到指定可得的分量，這包括了公社和生產大隊的干部們，他們即是監督生產小隊繳糧谷的人。
    這種殘忍的繳糧程序中，關鍵人物是生產小隊的隊長。小隊長是農村本地人，通常具有黨員身分，被派担任此職，任期有幾年。小隊長有指揮小隊的權威，而且要和其它小隊比賽，用軟硬兼施的辦法促使自己的小隊增加生產，并且把部分的“剩余”按政府定的比市價低的價錢賣給政府。因此，小隊長也就成了整個征糧制度中的最主要掮客，在下級隊員和上級大隊干部之間斡旋。這種職務是農村政治學和鄉村人際關系的一個主要重點，也是中國自古就有的。可想而知，小隊長和低于或高于自己地位水平的人相處，都是一種主從式的往來關系。他的個人背景“關系”在這種處境里必能發揮作用，貪污行為難免由此而生，而且蔚為風氣。
    農人和收稅者之間的戰爭，無疑是在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以前發生的，其微妙性、精密性也決不輸給后者。小隊長的位置是腹背受敵的，前面有上級，后面是小隊隊員。他可以讓全隊合作，以反抗政府的征糧目標。手法包括做假帳或索性做內外兩本帳、以多報少、虛報開銷、趁夜間偷偷把糧谷運走，不收集散落田里的谷子以壓低收成量（再以這些散谷喂牲口），不讓大隊干部知道有新的田開耕等等，舉不勝舉。對于大隊干部，除了消極的蒙騙之外，還要搭配以積極的感情培養，藉邀宴、送禮、奉上小惠結下人情債。然而，生產小隊智勝大隊干部的故事不過和囚犯越獄成功的傳奇一樣，帶著可憐的味道。干部對農人系統化的剝削乃是常態，例外者非常稀罕。
    小隊長也有一套可以促使隊員增產的辦法，但是要長期保持激勵的效用不衰卻很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后，真相才昭然于世——政府為榨取糧谷而限制農民行動自由的策略效果并不好。一九七八年以后，農人從自己的勞動獲取利潤的機會增加了，生產量也就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這個日子末到來以前，農民一直處在黨與政府的壓制之下。

開始工業化

    共黨于一九四九年戰勝，刺激鄉村人口往城市回流。都市人口從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萬迅速上升至一九五七年的一億。到了一九六〇年，都市人門已高達一億三千一百萬。不斷從鄉村遷入城市的人口，使城市失業率居高不下，這種情形要等到農村與產業性工作人口能納入機構管制以后，才有所改善。產業勞工——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民國時代是很不容易追蹤的。因為無技術工人都是勞工承攬人到鄉下去找來的，而這些承攬人和工廠經理是一氣的，反對工人組織工會。一九四九年的制造業勞動力，有五分之三仍是未受雇于他人的工匠。到了一九五七年，這些人大都納入了城市的手工藝合作社；此時的勞動力已是原來的兩倍，一半以上的人是工廠的員工了。
    斯大林模式的工業化強調先犧牲農業以發展重工業，這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鄉村在中國整體經濟中占著很大的優勢。即便如此，早期的工業目標都達成了，將工業社會主義化的工作方向中已經出現了“大躍進”的心態。
    國府時代的國家資源委員會，先前就控制了全國工業投資的三分之二，這是有益于進行國家壟斷工業的。一九四九年戰爭結束時，國家資源委員會的高級主管和其下的二十萬名職員都留在大陸沒有撤離。這些入主張按照蘇聯路線建立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反對美國人偏好的公私混合發展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改進原本是由資委會領導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開始阻撓資委會的行動，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資委會終于完全停擺了。
    共黨并沒有以幾年的時間漸進為資本家與政府配合經營的工業，反而按照黨在農業管理上已經確立的集體化來辦理。很快的，集體化運動在名義上接管了工業經營，雖然實際上資本家仍舊持續運作。至于共黨干部們，一律是對農業所知比工業多得多。愛國心和私下的野心教他們把工業計劃目標定得太高，又虛報成果，根本不求健全逐步的發展。因此，政府和黨干部在工業上的積極行動作風都變得不切實際了。
    通貨膨漲控制住以后，課稅基礎擴大，政府歲入從一九五〇年的六十五億元增加為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三億元。持續不斷的赤字，藉發行債券余銷了百分之四十。債券不是以通貨為單元，而是以貨品等值為單位，也可能是銀行存款。國民政府時代的歲入約為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共黨政府一九五二年的歲入卻占了將近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增至大約百分之三十。
    政府利用差別待遇的稅則和信貸政策，將私人資本的工業并入國營。結果，使一九四九年占一半以上的民資工業降至五分之一以下。但是地方上的手工業大致仍屬私營。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被認為是大為成功的。國家收入的平均年成長率為百分八點九。農業產量據說有大約百分之三點八的擴大，而同期人口成長約為百分之二點四。其它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平均約為百分之二點五。印度在五〇年代的成長率還低于百分之二。中共的紙上統計數字是非常可觀的。按統計，小學生的入學率從百分之二十五躍增到百分之五十。據說，都市工資普遍增加了幾乎三分之一，農民收入則增加了五分之一。
    工業投資方面，中共的記錄與蘇聯于一九二八年展開的強制工業化頗為相似。不過，一九五〇年中國的國民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蘇聯國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至四分之一。中共未能看清，蘇聯的人口與資源比例優于中國很多，而且革命以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工業化，便采取了蘇聯模式的快速工業化——偏袒重工業而犧牲農業。中共的工業投資總額，有大約一半給了蘇聯支持的一百五十六個工業計劃，都是大規模且資本密集的。這一百五十六處蘇聯工廠，幾乎全是重工業，都設在武漢、包頭之類的內地大城市，以避免對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有所倚賴。
    倚賴蘇聯援助，卻要支付很高的代價。中共第一次五年計劃投資約二百五十億元，蘇聯以每年六千萬元的額度支持，但這些錢是借貸，不是贈予，必須全數償還。蘇聯派來的專家有一萬名左右，中國派到蘇聯受訓練的有二萬八千人。但是蘇聯的全部貢獻只占中國工業投資的百分之四左右。當然，蘇聯科技比中國的先進，整體看來蘇聯的友好關系也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這諸多因素讓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策劃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結論，大家都認為，重工業的確該受重視，但是必須農村進步，才能長保城市進步。策劃人士又覺得，大規模工廠在內地不如較小規模的工廠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廠盡管科技較不進步，原料和人力卻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又可以帶動鄉村的工業化。此外，策劃人士也想減少對蘇聯支持的依賴。最后一個決定性因素是，農業集體化并沒有造成谷類與其它農產品的產量顯著增加。政府官僚系統愈擴愈大，似乎已經到了妨礙經濟成長的地步，主張減少中央控制的呼聲相當強。然而，一九五六年討論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尚未進行到公開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躍進”壓倒了。

教育與知識分子

    如果知識分子還在扮演指責告誡當政者的儒生，學生還在學校里念古典的、自由開放教材，革命怎能搞得成功呢？．毛澤東沒受過很多開明自由派的教育，不過他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即是：支持政府的知識分子，以及能夠觸及而且重塑農民大眾的教育形式。由于這是他后來吃了敗仗的一個領域，我們討論之前先回顧一下中國的教育經驗。
    帝制時代，有學問的人幾乎全都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所以有學問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國文學的大部分成就，是在這個認可社會秩序與中央控制權威的架構之內產生的。在歐洲因為許可宗教寺院庇護權、不同信仰宗派對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釀成的多樣化，在中國是沒有的。學術活動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內，像朱熹、王陽明這樣的哲學門派創始人，都做過官。
    近代中國有兩項事實源自這種傳統。第一，十九世紀的中國讀書人并不輕易就接納外國觀念，改革的進行相當緩慢。其次，舊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義彌漫，知識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動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國”，心理上仍以國家政府為取向。
    這種取向有其矛盾性。因為從政書生的角色本來就是雙重的，一則要執行朝廷的行政，一則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時還得站出來批評朝政。讀書人知道是非而且有義務進諫告誡，這種觀念已經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學說之內了。也就是說，學問應該在行為中體現，而行為應該影響知識。一九一二年“新文化運動”的讀書人曾經力主劃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實在是革命性的作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華以后，這些讀書人都成為官方的顧問或行政主管了。專門批評中國腐化現象的魯迅，曾經有組成“左翼作家聯盟”的實際行動。他鼓勵批評與出版，也是以改善社會秩序與國家行政為取向，毫無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黨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權，思想謹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論上，從革命戰爭過渡到運作新政府之際，必須把尚武的行為轉變成以說服的方式達到革命目標，不再訴諸暴力。進入二十世紀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個現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經濟的知識資源，就連社會科學、歷史、文學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業文明的成熟社會里，這些新知識已受到高度重視了。但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卻認為，中國最當務之急是重建統一國家的強固中央權勢，并且按照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改造價值觀與社會結構。為了這個目的，共黨必須先控制好中國人民的思想與行為。共產黨的悲劇在于幾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這第一步基本要務。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們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個人都必須招供過去對資本帝國主義的順從，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國人民的深重罪惡，以及感謝毛主席指導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兒女都得公開指謫父親為反動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過關而告示大眾的時候，多是利用出入意表的推理方式說明被舊秩序惡行腐蝕了的被告為什么已經不堪為青年表率。教授們經過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眾形象也就毀得一干二凈。
    五〇年代的知識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標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擴大成全國性的運動以后，改以某些理論上的惡行劣跡為攻擊目標，再找出一些有此類惡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驟加以改造。每次運動都是全國一致展開，由地方上的激進分子帶頭做起來。這些人通常都受上級指示，要揪出一定數額的改造目標。思想改造的斗爭大會都是群眾規模的，動輒上千人，以便有效發揮殺雞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黨路線的學生。由于知識分于從事教職者非常多，整個教育體系變成了一個要徹底翻新重建的領域。中國近代教育政策的三個明顯有別的時期中，第一個時期是舊式經典教育期。這個延續到一九〇五年為止的時期，教育了類似英國牛津、劍橋畢業生的通才，造就了見識開闊的行政人才，而非技術專才。第二時期至一九四〇年代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藝與科學熏陶的新式士人階級，一般民眾只在初步教育的階段。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也是毛澤東希望能以一般民眾為教育政策重心的時期。推廣初級學校教育與簡易公衛措施，是中共的兩項重要成就．按毛澤東的希望，可以利用蘇聯體系，從小學就開始培養意識型態正確的技術專家。但是，實際的教育制度面前有兩條路要走，一是讓一般大眾受新式教育學專門技術；另一個是培養一個見解開闊的菁英階級，以取代舊式的從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資源，哪能同時把兩個目標都達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開始積極模仿蘇聯的教育模式。這個模式強調的是，以專才教育培養實用科門的科學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學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會學校和國立大學必備的文藝院系，另外辦了二十所工藝學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學。大約二百所高級教育機構中，只有十三所
是文理學院兼備的綜合大學。中共當政初期的這種教育調整，結果是使大多數的畢生轉入技術科門，也使以往調教有政治理念而無甚實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經濟系——人數銳減。換句話說，教育方針的轉向主要是把制造適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術專才的實用教育；共黨自有選任高級官員的管道。這樣的轉向，意在切斷文科教育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聯。
    仿效蘇聯也包括管制教學計劃、教材、教科書。因此，一切專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辦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個蘇聯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龐大的翻譯計劃下，蘇俄的各種專業教科書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譯的書占了出版書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來以英語為第一外語的教學，也改采俄語。評分數與口試的方式全按蘇聯通行的模式。遺傳學這一門，更是對蘇聯冒牌學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學性觀念唯唯諾諾，徒然白忙了一場。
    國民政府時期和共黨“邊區”留下的舊系統，與蘇聯模式合組的教育制度，尚有許多仍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在西方國家受過高深教育歸國的人，現在雖然都是教授，卻得為了適應共黨統治而重新受訓調整。雖然教授們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頭號目標，事實上，任教職的人大體上都沒有采納共黨的方式和觀點。教員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成分多些，極權共產主義的成分較少。
    教員即便受過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卻遭到了教育標準的難題。共黨希望加緊制造工農階級的知識分子，教授們卻發現，最優秀的學生還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過兩、三年教育的工農階級根本達不到上大學的水平。政府雖然鼓勵鄉村民辦學校，但是要讓這種學校銜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卻不可能。由于民眾教育是由未受過多少教育的黨員指導辦理，想要達到大學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數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億的中國每年只有十八萬五千名大學畢業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過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沒有擴大，大學畢業的人仍然只占全國的百分之一。人才這么少，如何能建立現代化的國家？五〇年代漸漸過去，每村皆設民辦學校的目標不得不放棄了。中學畢業而等著進大專院校的人不宜太多，萬一造成一批職業不符其志向的知識分子階層，反而無益。
    簡而言之，中國人還沒擺脫勞力的大眾與勞心的有權階級二分法的觀念，中學畢業生認為不擠入白領階級乃是丟臉的事。一九五六年間，大學生之中工農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雖然已經展開，距離完成或成功卻還遠得很。除了教育之外，還有蘇聯的不當經濟開發模式，一同為下一個爭取知識分子支持的革命階段作好準備。
    毛澤東先說了知識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們沒有他們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場是，農民和工人漸漸合并為一個階級，工農都成了黨員，同樣的過程也適用于知識分子。工人、農人、讀書人都付出勞力，所以都是同一個無產階級的分子。階級斗爭要停息了。這是鄧小平的看法，此時的鄧是毛的忠心追隨者，也是共黨的總書記。有證據顯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當然是專精人士，但想法是夠“紅”的。
    此時的共黨領導人在于知識分子對黨的價值方面，有兩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覺得共黨藉統一戰線的策略已經加大了影響力，建立了與非黨員的知識分子的共同立足點，這些知識分子曾與黨合作，有的后來人了黨。知識分子人數雖少，對于共黨以文藝影響民眾以及各種行政技術建設方面，都有很大功勞。共黨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認為，應該繼續努力把非黨員的知識分子人才拉過來與黨合作，黨也該配合他們的需求。可是，像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之類的強硬路線組織者，卻執意要不計任何代價促成黨的統一與唯一正統地位。
    這個議題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運動”被提了出來。所謂“百花”，是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一九五六年五月起，黨敦促知識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環境條件（如有更多外國書刊可讀、多一點余暇、擴大活動范圍）發表意見，并且放膽批評態度盛氣凌人的黨干部。毛澤東估量，總共不超過五百萬的知識分子——中學畢業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現在對馬克思主義有敵意。因此，“百花”對黨的官僚作風的批評，應該是有建設性的，是代表人民中“無敵對意識的矛盾”，在完全效忠黨體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國知識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會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話都沒說。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們開始批評共黨政府了，而且態度愈來愈兇，其基本前提、辦事作風、教條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內，“百花齊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反右派斗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百花齊放”一旦顯露了知識分子對共黨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態度，毛澤東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來懲治頑強的知識分子。這時候也在進行黨員整肅行動，因為有太多共黨官僚已經變得疏懶而追逐私利。有的黨員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識分子往來，知識分子心理卻沒有變“紅”的意思。因此，這兩種不聽話的人可以擺在一起斗爭。
    中國歷代的皇帝偶爾也會開放言路，但是聽到的話往往比他們預期的多。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聽到批評言論之后，既驚且怒。不過他們隨即反攻，把知識分子和一些黨員當作反右斗爭的目標。這一回，有大約三十萬至七十萬的技術專業人員被革了職，并且被扣上難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變成了人民的敵人。其后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如被砍了腦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動不起來了。身為共黨總書記的鄧小平是右派斗爭運動的積極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兩類人在中共政府里穩居領導人地位。第一類是非共產黨員的民主自由派愛國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陸未撤走的，有的還是從外國回來服務祖國者。第二類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黨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經驗、世界觀、才智，這兩類人具備的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外派干部會懷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們理想中的革命運動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這種理想的人，一定會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頭。我們看一看這兩類人竟然有數以萬計者成為右派斗爭的目標，就可明白革命運動已經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間，城市和鄉村都出現新的掌權群眾。這些由工人農人組成的團體，教育程度低，對外在世界一無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癥和仇恨知識分子癥。試圖了解斗爭運動詳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奪權勢力——愛德華·弗里德曼稱他們是“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s）——與思想新派的統治菁英殘余分子之爭，而前者決心要把后者消滅根除，即便后者的專精技術對新政權有一定的貢獻。共黨內的這一股新的掌權群眾藐視學識，對于中國求現代化的問題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場的機會，卻能夠施出殘酷狂熱的破壞手段。
    共黨容許這種人占上風，可見其領導人對于現代世界無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設國家發展經濟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黨卻把中國知識階層的這么一大部分犧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義派”那邊，這不但愚蠢，而且貽害無窮。從結構上看，一向存在的權勢與學識問的均勢被破壞了。如十七世紀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文武并重，就是明白文武均勢個中道理的實例。我們可以說，毛澤東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學問、有技術的知識分子為輔，那些接二連三犯下的大錯也就不致發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國“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為從這一年起，愛國的人才都變得無用，白白擱著不能為國家發展效力。后來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實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開始的歷史之延續。
    “百花齊放”既已表明知識分子的忠誠有問題，毛澤東想到了下一步，要調教無產階級好出身的人成為忠心為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如果才能和階級出身有了矛盾，還是階級出身更重要。毛還警告知識分子，他們只是被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用來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與黨不一致的思想。
    中國的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期望其追隨者表現絕對的忠誠，優先程度要和子女對父母的孝心一樣。如果說毛澤東因為對知識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顏面，根本還未搔到他的動機的表皮。從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與知識分于勢不兩立，鄙夷地指他們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懼地視他們為不聽管柬的人。這種態度使他說出許多言過其實的荒誕之語，例如，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人，所有偉大的知識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做出來的，崇拜科技是一種迷信。如此一來，他退回了當初發跡的根源，也就是，中國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來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