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是民主

簡體傳統

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是民主
　　注：這是李慎之先生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第234次雙周討論會上的發言，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開講演。
　　
一
　　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它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其政治制度。其文化、社會甚至經濟都受其影響，甚至決定。有一種偏見，以為哲學或者宗教決定一切，其實不然，在文明初起的時候，也許哲學的基因會有些不同，因此影響文明的走向，但哲學也是受政治決定的。
二
　　中國文明發展的過程經過（1）巫術文明（2）禮樂文明（對應封建制度）和（3）專制主義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從秦始皇開始到今兩千兩百年，到鴉片戰爭（1840）開始，迄未結束。其間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引起了無數人的幻想，其實并未推翻專制主義，反而經過革命與西化，經過一段混亂和自由之后，借尸還魂，變本加厲，近五十年的極權主義，至今雖然已腐爛為晚期極權主義，但并未脫出極權主義時代。專制主義與極權主義己蘊育成中國的文化傳統。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上面是專制主義，下面是奴隸主義。近二十年好象寬松了一些，其實雖然背后有口皆批，公開地仍然是“天皇圣明”，“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感謝黨和政府的好政策”。魯迅的話“中國人只有做穩了奴隸與欲為奴隸而不得的兩種心態。
三、開放是改革之源
　　中國人因為完全生活在專制主義下，因此對皇上的專制與自身的奴隸或奴才狀態是毫無覺悟的。開始覺悟是1840年洋人的大炮轟開了我天朝上國的大門以后，于是漸漸有了“萬事不如人”的心態，有了“維新變法”的要求。所謂“維新”就是要趕上先進的西方國家，就是要現代化：所謂“變法”，就是要變專制為民主，第一次公開提出這個要求的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可以說中國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要求就是中國要現代化、要民主的要求。可惜多少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達到這個目的而不惜犧牲，而迄今未能成功，不但如此，千千萬萬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是跟錯了一個在十九到二十世紀在世界上號稱最最革命的非主流思潮，使中國陷入了五十多年的最反動、最黑暗的政治制度之中嗎？
　　不要以為中國有這樣的專制主義就感到了特別可恥，據近代歷史學家（如我的朋友張光直）的研究，專制主義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常規，是大多數民族都經歷過的。而民主政治反而是特例，如古代的希臘和近代的英美，其民主政治都是偶然出現的。出現以后，在全世界產生了示范作用，因此而蔚然成風，才似乎成為規律，成為必然。
　　我友唐德剛先生研究中國歷史六、七十年，深知中國實現現代化、實現民主之艱難，提出中國之轉型從1840年算起，要二百年才能完成，因此提出的日期為2040年，離現在還有三十七年，這個時間不算短，經過我們大家的努力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四、社會主義不能成為國家制度
　　社會主義（在19世紀曾被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在20世紀后半期被稱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以計劃經濟為經濟制度，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民主集中制為政體（按毛澤東的說法），由共產黨實行無孔不入的領導的國家制度。在1917年誕生于俄國，在二十世紀造就了世界上的一個地域最大的國家（蘇聯），為兩大超級大國之一，并且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實行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國土上。有幾十年的時間曾被認為可以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而成為另一種現代化國家，而且被世界上一部分最富于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的人們認為最后會成為全人類現代化的最后目標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經過整個二十世紀歷史的比較和考驗，已經徹底失敗。它已失去作為一種經濟、政治制度，社會、國家制度的資格，因而己為許多實行過這種制度的國家所唾棄。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國家（中、朝、越、古）的官方理論，還以之作為前進的目標，其中尤以中國改動的幅度為最大。其實這種目標完全是錯誤的，是虛偽的。只是因為已經由空幻的理想主義集團的共產黨退化為權力集團和利益集團，不肯放棄絕對專制的權力和利益，還要憑借這種空幻理論來把持政權而己。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雖然已經歷史證明為失敗。但是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或者一個執政黨的執政綱領，卻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可能長期有效，這就是現代西方的左翼政黨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
　　什么是社會民主主義，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在民主制度之上政府有意實行的通過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向弱勢群體（underpriviledged）的利益傾斜的政策。現在中國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不知來自官方還是民間，說共產黨可以變為社會民主黨，這里，決定性的條件是共產黨決不能壟斷政權，它只能經由選民的同意上臺執政，如果選民不擁護就必須下臺，等待時機再來，也就是必須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決裂。
　　如果中國實行民主，我個人也可能投票贊成社會民主黨。我不能保證，但也不排除這種可能。
五、什么是民主
　　我曾根據常識說過：“現代民主起源于1225年英國的大憲章而完成于1788年生效的美國憲法”。二百多年來，民主簡直成為無人敢反對、敢誹謗的一塊金字招牌，也正因為如此，一切假冒偽劣的“民主”也在世界上廣為流行，可謂泛濫成災。舉一個例子說，當今世界上專制獨裁，可以列名第一，而且領袖世襲的國家，居然把自己的國號稱做“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因此必須給民主下個嚴格的定義，確立一套嚴格的標準，不容魚目混珠。在這方面我不是憲法學、政治學的專家，但是條件又不容我再去從事專門研究，只能勉為其難地定出以下幾條，隨時準備接受批評、補充和刪削，也隨時準備改正。
　　民主的原則：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只是原則，必須有一套經過試驗的、行之有效的原則。
　　（一）在現代，主權的價值就在于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亦即人權。包括聯合國人權公約所列的各項權利，主要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要提“雙百方針”），結社自由（包括組織政黨、工會、農會以及各利益集團、公共團體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通信秘密的自由，遷徙居住的自由，和平游行請愿表達自己的意志的自由。
　　（二）實行多數決定的原則（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由自愿結成的政黨組織政黨競選，依照選民的意愿得到多數贊成的政黨組織政府，進行統治，少數派反對黨一方面必須執行政府的決定，一方面仍然有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受到憲法的保護。
　　（三）民主政府必然是法治的政府，一個國家人民的命運共同體，只有憲法是至高無上的。即使這個國家仍然保留君主享有某種特權，其特權仍然要由法律規定，而不得越出規定的范圍之外。軍隊效忠于憲法，聽當政的政府的命令而不得受一個政黨的領導，為一個個人或集團所私有。文官政務系統的（這只是極少數人）得推行本黨的政策，常務系統的（這是極大多數人）則保守中立。
　　（四）歷史上有過直接民主，曾被認為是最民主的制度，其實這只有在小國寡民的情況下才行得通，現在只能實行間接民主即代議制。權力必須以權力來制衡（checks＆balances），因此必須實行三權分立。行政權歸政府，立法權歸議會，司法權歸法院。就是陳獨秀說的“除法院外無捕人權”。司法必須獨立，法官按法律與良知辦事，不聽命于任何政策或政黨。孫中山有五權憲法，可能是為了顧及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而設立的監察權與考試權，其實要照這樣下去可能還有很多權能分出去，結果有成為蛇足之嫌。只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非分立不可。也有把新聞自由稱為政府的第四部門，或第四權的。中國有人鑒于新聞出版事業幾十年來一直是黨控制人民的工具，主張制定新聞法，我看如果憲法有充分效力的話，有言論自由一條就夠了。
六、民主和中國的傳統文化
　　民主與中國文化傳統決然是矛盾的，因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就是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在民主的制度下，決不可能出現“天王圣明，臣罪當誅”，或者“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樣的心理狀態。
　　不過，民主與大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卻并不是矛盾的，抽去了專制主義的核心，無論是儒家的“仁者愛人”，墨家的“兼愛”，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是之謂大丈夫也”的精神，應該更容易得到發揚。
　　近兩年來，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潮流，提倡和合哲學，宣揚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的學說。（張立文、程思遠）看來有官方背景。但是，通人類歷史以觀，一個國家內部能夠做到和而不同的只有民主國家。專制獨裁的國家只能做到一道同風，從來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我不知道孔子時代的中國能否做到和而不同，好象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但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國就從來沒有做到過。
　　現在的中國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有一位現在國外的中國學者寄給我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上的言論說：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如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應當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樣性，世界發展的活力恰恰在于這種多樣性的共存。
　　這樣的話，我相信在座的人，只要常常看報看電視的，真可謂耳熟能詳了。奇妙的是，這本是一切民主主義者共同的意見，但是這樣的話，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可以在國際講，卻就是不讓中國的老百姓在國內講，更不用說照這樣的主張行動了。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矛盾，消除這樣的矛盾就是中國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目標。“和而不同”在國際和國內必須是同一個原則，否則就是不通，國際上也沒有人會相信的。
七、民主與儒家哲學
　　民主與法家思想是很難相容的，法家說的“法治”（rulebylaw），也決不是現代民主制度所理解的“法治”（ruleoflaw）。
　　但是民主與儒家思想大體上可以相容的，尤其是儒家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
　　不過儒家學說的主體其實歷來有兩大體系，一個是以仁為核心價值，一個是以誠為核心價值。不過這種兩分法，其實只能算是我說的，中國的哲學家歷來之論都是模糊曖昧的。我們以四書為例，只能說孔子講仁多一點，孟子講誠多一點（“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儒家歷來以“仁”為全德，真正大大提倡“誠”的哲學，以為“圣，誠己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的，是宋朝的周敦頤。以后歷代不絕，一直到這兩年，從官方到民間，又特別提出“誠信”二字。中國哲學家則早幾年就有人提出要特別提倡“誠”的哲學。
　　我要表明我自己的態度，我十分贊成中國的傳統哲學家，中國的新儒家，從“誠”字，從“誠信”出發去開發中國傳統哲學的資源。我歷來認為中國學術從孔子的時代起是求“善”的學術，而西方學術從希臘時代起就是求“真”的學術，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
　　大家可能知道清朝廖開的話“五經無真字”。我請人在電腦上查了一下，果然如此。求“真”是不難找到客觀標準的，求“善”則往往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含糊曖昧，莫衷一是。近代以求真去偽引入學術作為標準的王國維是第一人，這是因為受了西方學術的影響，他也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第一人。
　　就建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言，其目的就是要營造一個人人能夠說真話的環境，不怕因說真話而受迫害而失去安全，在今天的中國，假冒偽劣實在太多了。
八、中國民主的前途
　　中國要實行民主，這個口號已經叫了一百多年了，但是民主仍未實現，不少仁人志士，為此拋頭顱灑熱血；六十年前，我們那一代人就曾為此奮斗過，而且有一度似乎馬上就要實現，甚至已經實現，結果卻是一場空，甚至，由我們自己的努力迎來了中國歷史上，以至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一百多年來，與對民主的要求并存，始終有一種理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的因素。中國“民智未開”，用現在的話叫做“人民的素質太低”，不可能實現民主，實現民主必定要搞到天下大亂，對人民反而不利，因此民主的實現必定要推到無限期的將來。
　　海外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的看法是，從1840年起，中國進入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也就是專制中國向民主中國的轉型期，這個轉型期有二百年，也就是1840年到2040年，從現在算起還有37年。
　　我是傾向于他的觀點的，他對轉型期的估計一上來就是兩百年，對困難估計不可謂不足，對時間估計也不可謂不長了。說中國落后，“民智末開”，當初比日本如何，比韓國如何，比土耳其如何，為什么它們能夠而中國不能呢？
　　一個落后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中國的孫中山早就指出了三個條件：一、民族主義，二、民生主義，三、民權主義。這三個條件到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時，第一個條件已經實現了。第二個條件，經過二十世紀上半期艱難的準備，二十世紀下半期嚴重的彎路與教訓（教訓也是一種極大的資產和利益，現在中國終于走上了市場經濟和民營化的正確道路了），現在已經提出“向小康社會邁進”了。只剩下一個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主義。毫不客氣地講，從上到下，在十三億人口中還沒有多少人知道民權或民主為何物，但是據說有人在中央黨校統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人達到百分之八十，在全國至少也成為第一要求。只要憲政民主的框架一旦建立，人民很快就會懂得民主，實行民主的，因為自由是每一個人本性內在的要求，而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礎。
九、中國的民主要分兩步走
　　我當然也不是盲目的樂觀，以十幾億人的國家，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已經深入骨髓的民族，要希望一步登天，當然是不大可能的。
　　我的設想是2040年前后，隨著中國市民社會的發育壯大，隨著全球化的形勢迫人，中國很可能在2040年前重新制定憲法，重開議會，實現各項人權，實現法律至上的“法治”……但是我認為，即使實現了，也只是初步的民主，原因已經說過，在一個基因中沒有民主、人權的大民族內，要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與當局現在宣傳的相反，我尤其不相信在基層在農村中能夠實現民主，因為中國的民主是外爍內生的，民主只有在風氣開通的通都大邑的上層先實行，然后逐漸影響下層。但是，這個框架一旦形成，一旦起步，至少言必稱馬列“唱支山歌給黨聽”，“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接受黨的絕對領導”，農民看到李昌平這樣的鄉官就下跪，這樣的風氣可以大變了。
　　但是這只是第一步，像五四的三大思想家胡適、陳獨秀、魯迅的要求，如胡適所說的“要救國家先要救出你自己”的健全的個人主義，魯迅所要求的“改造國民性”，陳獨秀所要求的“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都只能出現在少數人身上。雖然如此，要改造國民性的偉業，只有在初步建立民主框架之后才有可能，在今天的條件下，根本不能開始，即使有極少數人能做到也決定成不了氣候。
　　我剛才提到日本、土耳其、韓國，這都要算后進的原來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改造成為民主國家較好的例子。還有許多更不如的國家，我希望中國能在第二步的民主建設中避免他們的命運。
　　與中國最有可比性的，在世界上只有兩個地區，一個當然是臺灣，就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言幾乎完全是一樣的。一個是從前的蘇聯，即現在的俄國，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意識形態是相同的，文化傳統也多有相似之處。這兩個地區現在都擺脫了傳統，實現了我所謂的第一步的民主。應該相信他們都在向第二步的，即充分的、完美的民主前進。我想到的主要辦法就是全面深入的推行公民教育。我以為以韓國的例子為榜樣，他們應該在二十一世紀未來的九十七年中可以達到目標。中國則在第一步民主達到以后，再有六十年的時間應該也有可能達到目標，即全面的充分的民主。
　　二十世紀剛剛過去，現在人們在總結二十世紀的時候，往往（也許是因為我見聞太窄的緣故）把二十世紀看作是極端的時代，是殺人如麻罪惡滔天的時代。其實，更全面地看，二十世紀是整個人類取得最偉大的進步的時代。世紀初的哈布斯堡帝國、德意志帝國、奧托曼帝國、西班牙帝國、俄羅斯帝國都已經轉變成為民主的國家，雖然民主化的程度不同，但是到世紀末的時候，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瑪蒂亞森已經可以公開宣布“民主已經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價值”。隨民主而來的各項人文價值，從數量到質量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簡直不勝枚舉。
　　世界上人數最多，歷史最長的中華帝國，雖然在十九世紀末已經醞釀變法維新，但是除了二十世紀初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國而外，簡直無所成就。當然經濟上、科學上、社會上的進步是有的，但是在現代化最根本的標幟上簡直乏善可陳。雖然如此，我認為，我們付出的慘重代價不會白花，我們離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是越來越近了。雖然我這個八十老人已不可能看到，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極大多數是一定會看到的。
　　實行民主、發展民主也就是使中國溶入全球的主體價值體系。中國今天由于自己選錯了一條別具一格的道路，在外交上，在國家統一問題上，都處在相當困難、相當尷尬的境地。可以設想，只要中國在政治上溶入全球化的主流，這些問題就可以比較容易地解決。在我的青年時期歐洲是世界上麻煩最多的地方，但是今天歐洲已經成為世界上和睦團結的樣板。歐洲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在你死我活的戰爭或者斗爭以后一批一批的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亞洲因為比歐洲大得太多，我還不敢抱太大的樂觀，但是中國與歐洲大小相仿，歷史文化還要單純些，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民主、統一、和睦地溶入國際大家庭，我以為不是盲目樂觀。
　　最后說一句話就是，三化合一：全球化、現代化、民主化，這就是中國的出路，中國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