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黨人文集 第三十五篇(漢密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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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篇
  (漢密爾頓)
  致紐約州人民:
  在我們繼續研究對聯邦無限征稅權的其他反對意見以前,我將提出一個總的意見:如果全國政府在稅收項目上的權限應當限于某些對象,比例不當的公共負担落到這些對象身上的情況就會自然發生。由此會引起兩種弊病:其一是抑制某些工業部門的發展,其二是各州之間和一個州的公民之間同樣存在稅款分配的不平等。
  假定,就象有人爭論的那樣,聯邦征稅權應限于進口關稅,那末顯然是,政府會因為不能支配其他財源而經常試圖把這種關稅增大到有害的過分程度。有些人認為,這種稅款的征收決不會過度,因為這種關稅越高,就愈加肯定會阻礙奢侈的消費,愈能有助于造成貿易上的有利平衡和促進國內工業的發展。但是一切極端都是以不同方式造成危害的。過高的進口關稅會造成普遍的走私傾向;這往往不利于正當商人,最終也不利于稅收本身。這種關稅會使社會上其他成分不適當地從屬于工業階級,給予后者過早壟斷市場的機會。
  這種關稅有時迫使工業離開其比較自然的渠道,進入其他比較不利的渠道,最后還壓迫商人,商人往往自己必須付稅而不能從消費者身上取得報酬。當市場上的需求與商品的供應相等時,關稅通常由消費者負担;但是當市場存貨過多,很大一部分關稅就落到商人身上,有時不僅取盡他們的利潤,而且還影響他們的資金。我時常想到,買方和賣方之間對稅款的劃分,實際上經常發生,比通常想象的次數要多。一種商品的價格往往不可能按照向它征收的每種附加費用的確切比例而提高。商人,特別是在一個小商業資本的國家里,往往為了更快地銷售而需要保持低價。
  顧客是付款者這一原理,往往比相反的命題正確得多,所以把進口關稅歸入總的國庫要比把全部利益歸于進貨諸州公平得多。但是要使進口關稅成為唯一的國家財源,這個原則還沒普遍達到真正公平的程度。當商人付稅時,進口關稅成為進貨州的一項附加稅,該州公民以顧客身份付出自己的一份稅款。由此看來,這種稅造成了各州之間的不平等,此種不平等會隨著關稅額的增多而增加。把國家稅收限于這種進口稅,由于另一原因會在工業州和非工業州之間帶來不平等。在最能做到工業品自給自足的各州,不會象并非處于同樣有利狀況的各州一樣,按照其人口或財富消費那么多的進口貨。因此,單是以此種方式這些州是不會根據其能力的比例為國庫提供稅款的。要這些州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依靠國產稅,其適當對象是某幾種工業品。紐約州對這些意見的興趣,比主張把聯邦的權力限于他們知道的外稅的該州公民要濃厚得多。紐約是一個進口州,似乎不會很快成為一個較大的工業州。當然,由于把聯邦的權限限于進口商品稅方面,紐約州會蒙受雙重損失。
  針對進口關稅有增加到有害的極端危險的說教,可以提出同這些論文中另一部分的說法一致的意見:稅收利益本身就足以防止這樣一種極端。我毫不猶豫地承認,只要其他財源開放,情況就是這樣。但是,如果收入來源被封閉,由于需要而得到鼓勵的希望,會招致用嚴格預防和增加罚款的辦法得到加強的嘗試,那些嘗試暫時會有預期的效果,直到有時間設法逃避這些新的預防辦法時為止。最初的成功容易引起錯誤的意見,那是需要以后經過漫長的過程去糾正的。需要,特別是政治上的需要,往往產生錯誤的希望,錯誤的理論和一系列相應錯誤的措施。但是,即使這種假定的過度并非限制聯邦征稅權的結果,那么所談的不平等,雖然程度不同,仍舊會由于其他已經提及的原因而產生。現在讓我們回過來研究反對意見。
  如果我們可以根據其多次重復的情況來判斷,看來最可靠的一條反對意見是,為了把社會各部分的利益和感情聯合在一起,并在這個代表機關及其選民之間產生應有的同情,眾議院沒有很多能力接待所有不同階級的公民。這種論調是以冠冕堂皇和煽動性的形式出現的,并且很想抓住聽眾的偏見。但是當我們鄭重地予以剖析時,就會發覺它只不過是一些漂亮的言詞。看來它所針對的目標,首先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就它所爭論的意義來說,也是不必要的。我把眾議院人數足夠與否的問題留在別處討論,在這里只要分析一下已經成為關于我們所探討的直接題目的相反假定的特殊用途,我就感到滿足了。
  由各階級的人真正代表所有階級人民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實際的。除非憲法明文規定,各行各業得派出一名或一名以上的代表,這種事情實際上是永遠辦不到的。工匠和生產者,除少數例外,往往愿意投商人的票,而不愿意投自己行業人的票。那些有見識的公民深知,手工和制造工藝為工商業提供了材料。事實上,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直接與商業活動連在一起的。他們知道,商人是他們的天然顧客和朋友;而且他們還知道,不管他們對自己的良知有多大信任,商人比他們自己更能有效地促進他們的利益。他們知道自己的生活習慣未曾給予他們那些必要的后天才能,而在審議會上要是沒有那些才能,即使最偉大的天賦多半也是無用的。他們還知道,商人的影響、勢力和高深的學識,使他們更適合于跟公眾會議上偶然出現的任何不利于工商界的精神進行斗爭。這些考慮以及其他許多也許已經提到的考慮證明,而且經驗也證實:工匠和制造者通常都傾向于投商人和商人所推薦的人們的票。因此我們必須把商人看作社會上所有這些階級的自然代表。
  至于知識界人士,不必多說。他們的確并不構成社會上一個獨特的利益集團,根據他們的地位和才能,他們會一律成為互相信任和選擇的對象,以及社會上其他各部分信任和選擇的對象。
  剩下的就是土地占有集團了。從政治上看,特別是從稅收問題上看,我認為從最富的地主到最窮的佃戶是完全連在一起的。對土地征稅,沒有一種不是對千百萬英畝土地占有者和一英畝地占有者同樣發生影響的。因此每個土地占有者都有一種共同利益:要使土地稅盡可能保持在低水平上,而共同利益往往會被認為是最可靠的同情紐帶。但是,即使我們能夠假定富裕地主和普通農民之間在利益上有區別,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得出結論說前者比后者有更好的機會被委任為國家立法機關的代表呢?假如我們把事實作為向導,觀查我們自己的參院和眾院,我們會發現在兩院中是中等土地占有者占優勢,在人數較少的參院,這種情形不亞于人數較多的眾院。在選舉人的資格相同的地方,不管他們要選舉少數人或許多人,他們的票將投給自己最信任的人,不管他們是有大量財產、中等財產或完全沒有財產。
  各階級的公民為了使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得到更好的了解和照顧,應當在代議制機關中有自己的一定數量的代表,這據說是需要的。但是我們看到,在使人民自由投票的任何一種安排下,這種事情是決不會發生的。在這樣安排的地方,代議制機關仍會由土地占有者、商人和知識界人士組成,極少有例外,因此不可能對政府的風氣發生任何影響。但是這三類人不了解或不照顧各階級公民的利益和情感的危險何在呢?土地占有者難道不理解什么東西能增進或保障地產利益嗎?由于他自身利益屬于那種財產,他難道不會反對任何損害或妨礙其利益的企圖嗎?難道商人不會了解并且打算在盡可能適當的范圍內增進與自己的商業有非常密切聯系的手工和制造技術的利益嗎?在各工業部門之間的競爭中會保持中立的知識界人士,難道不會成為它們之間的公平仲裁人,準備促進任何一方,只要他們認為該項工業有益于社會的總利益么?
  如果我們考慮到在社會各部分可能流行的而且是明智的政府決不會不加注意的、一時的興致或傾向,難道一個所處地位使他廣泛了解情況的人,不比一個觀察范圍不超過其鄰人和熟人的人更有資格判斷那些傾向的性質、范圍和根據嗎?作為人民愛戴的候選人和依靠其同胞的投票來繼續担任公職的人,一定要了解同胞的心情和愛好,愿意讓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有適度的影響,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嗎?這種依存性以及他自己及其后代為他所同意的法律約束之必要性,乃是真理,它們是代表和選民之間強有力的同情和弦。
  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沒有一個部門象征稅業務那樣需要了解那么多的廣泛消息和充分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知識。對那些原理理解得最透徹的人,似乎最不可能采用高壓手段,或犧牲任一個階級的公民來獲得稅收。最富于成效的金融制度,往往會是負担最輕的金融制度,這是可以證明的。毫無疑問,為了合理行使征稅權,執政者必須熟悉一般人民的一般性格、習慣和思想方法,以及國家的財源。這就是對人民的利益和感情的了解的合理意義。就任何其他意義來說,這個說法或者毫無意思,或者是荒謬的。在那種意義上,讓每個細心的公民自己判斷,何處最有可能找到必要的限制條件吧!
  普布利烏斯
  
  原載1788年1月8日,星期二,《紐約郵報》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 2013-08-23 08: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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