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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紀末的臨近為契機，近年來國際上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又趨活躍。
面對著本世紀社會主義運動這一人類歷史上驚人的大起大落，無論從“社會主義復興”還是從“社會主義反思”的角度，人們都對中俄兩國關注最多：俄國社會主義何以興衰相繼?中國社會主義何去何從?
然而人們也沒有忘了第三個大國美國，這個經典上所稱的社會主義土壤——現代工業文明、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最發達、而本世紀又似乎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最絕緣的國家。
當“現實社會主義”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時，“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美國例外論”命題曾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討論。而90年代蘇東劇變、“沒有社會主義”成為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普遍現實時，有人卻提出了“為什么美國有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新的“美國例外”命題。
正如著名美國社會學、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書中所說：“美國例外主義”成了—把“雙刃劍”，它既可以砍向社會主義的普遍論，也可以砍向反社會主義的普遍論。
而在這個世紀末，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主義的新說法如果離開了美國的經驗正如離開俄國、中國的經驗一樣，都將缺乏解釋力。
一、“社會主義者愛美國”與“美國不愛社會主義”
曾記得40年代的國際共運中出了所謂“白勞德修正主義”：當時的美共領袖白勞德提出“美國特殊論”，認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國的條件下很難尖銳化，因而通常意義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在美國也難有前途。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認為美國左派只有走勞資合作、妥協改良的道路。白勞德的此種看法導致了當時還是斯大林主義一統天下的“國際共運”陣營的齊聲斥責，并以他被美共開除而告終。
然而事實終歸是無情的：在這以后的半個世紀中，美共并沒有因為清除了白勞德這個“絆腳石”而時來運轉，反而日薄西山，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把它當成一回事了。
僅僅美共如此倒也罷了，美國歷史與現實的耐人尋味之處在于：不僅蘇聯模式的“共遠”在美國從來不成氣候，其它模式的諸種“社會主義”乃至反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各色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也都難以生根，起碼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其它主要國家相比是如此。社會民主派、民粹派、無政府工團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法西斯)等運動在美國也從未形成聲勢，而它們在歐洲、在堪稱美國文化之母的英國、在與美國同屬新大陸的南美地區都曾各領風騷。社會黨國際的美國成員——美國社會黨及其衍生黨在1912年高峰時也僅有黨員11．8萬(而此時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都已眾逾百萬)，此后每況愈下，20年代末黨員不到7萬，到80年代后期它的兩個后續黨(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與社會民主黨)總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員，實際已名存實亡。
顯然，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僅難望北歐同仁之后塵，也絕無可能與密特朗、勃蘭特等西歐同志相比肩。我們后面將提到的美國社會黨領袖哈林頓是社會黨國際主要理論家，位居國際的名譽主席，然而他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卻遠比他在“國際”論壇上影響遜色得太多。
美國歷史上的人民黨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論者視為俄國民粹派的同類。但事實上他們不僅聲勢、影響不及，而且在性質上也相去甚遠。俄國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專制”，是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者，而美國人民黨人——我姑且把他們稱之為“農業自由主義”者——對這兩樣東西是絕不感冒的。可以說，“農業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基本上不存在。至于美國的工會，它不僅是勞資妥協的專家，而且在捍衛所謂“美國人的價值觀”方面歷來比頗講實用主義的政府與商界要極端得多。在美國，工人比資本家更“反共”，工會比商界更“冷戰化”，這是眾所周知的。
僅僅列舉以上這一切倒還不足為奇——人們可以說，例如像沙特阿拉伯這類地方也是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吃不開的。然而美國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各種流派“社會主義者”都對美國懷有遠勝于他們祖國的好感，樂于在美國尋找其價值理性的經驗依托，當他們在祖國碰了釘子時，往往便寄望于美國，企圖在那里實現其人文關懷與社會理想。
當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英國人歐文在本國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國去建立他的“新協和村”理想國。法國人卡貝在本國發表了他的烏托邦設想后，也來到美國去實踐他的“伊加利亞之旅”，而且據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國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謀”失敗后在祖國無處容身，便跑到美國建立了著名的堪薩斯州“雪松谷公社”，維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實驗。
這些理想主義者看好美國可以說決非是僅僅看中了新大陸的空曠可居，這一點在列寧關于“美國式道路”與“普魯士式道路”的善惡二元對立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個后來成為美國頭號對手的超級大國的締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余年間經常把俄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歸結為“美國式道路”，而陰暗面則歸結為“普魯士道路”，并屢屢發誓要為使俄國走上“美國式道路”而奮斗。其語調之熱烈幾乎可與1949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俄國人的道路”的熱情相仿佛。
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中在野的社會主義派別更其然。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派與布爾什維克派分手后成了對頭，但1917年以前兩派都倡導“美國式道路”。1917年后孟什維克被掌了權的布爾什維克鎮壓，仍不改此愿。孟什維克首領唐思直到1947年在國外去世前還希望“實現俄國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無獨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國門的托洛茨基在對蘇聯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國際”的事業寄厚望于美國。他不僅授意由美國托派代表主持“國際”成立大會，晚年聯絡重點也轉向美洲，甚至還把自己身后全部檔案文牘都轉讓于美國的大學，雖說直接目的是賣錢，但也不乏更深遠的希冀。
孟什維克與托派，—個比蘇聯當局更“右”，一個比蘇聯當局更“左”，但兩者都在美國看到了自己事業的某種希望，這是頗有意思的。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國”與“在美國碰壁的社會主義”都其來甚久。一方面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都難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國以外的各國種種“社會主義”者又多向往美國(而且決不是僅僅向往它的物質方面)，這種奇特的反差確實耐人尋昧。于是，“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便成了近一個世紀來人們議論的話題。為此產生了種種解釋，然而有說服力的似乎不多。
當然，最難讓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說法：統治者的鎮壓與白勞德、洛夫斯通之類的“內奸”阻得了美國社會主義的興起。
無疑，把美國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們都知道有個麥卡錫時代。但相對而言，應當說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自由空間一般比歐陸還是大得多，如果這點鎮壓就足以扼殺社會主義，那也太小瞧這種人類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經歷了從科倫審判到“斯托雷平反運動時代”種種磨難的歐陸社會主義又怎么會曾有如此氣候呢?
文化決定論者喜歡談論傳統的作用。然而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有何不同于歐洲的文化傳統可言?近年來“英美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的兩分法頗為流行，似乎“經驗主義”是比“理性主義”更不利于激進思潮的成長。然而同在“英美經驗主義”背景下，英國工黨與美國社會黨的不同命運又怎么解釋呢?
有人強調新大陸機會多，勞動者不易感到生存壓力而滋長反抗情緒。然而同為新大陸，拉丁美洲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又為何如此活躍?
更常見的一種解釋是說美國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沒有窮則思變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所謂“關于美國社會主義失敗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然而正如下文將引的哈斯班茲和哈林頓等所言，本世紀初德國工人吃到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并不比美國工人少，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卻在那時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見美國人不“思變”未見得就是因為不窮。
還有些論者很強調羅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對美國社會主義潛勢的消解，甚至認為羅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主義”。這當然不能說沒有道理。然而問題在于對“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產生了，用“新政”作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夠的。這也就是我們要研究早于“新政”二十余年問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質替代還是價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釋
人們對W.桑巴特不會陌生，這個世紀初馳名世界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生思想傾向多變，早期接近馬克思主義，后轉為極端保守主義，到晚年又傾向于國家社會主義并對納粹表示同情。但任何時候他都不認同自由經濟思想，因此他寫《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決不是為了要替“美國主義”辯護的。此書以德文出版于1906年，當時桑巴特還是個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此書發表后幾十年內譯本眾多，法、西、英、日等文譯本均有。而若干譯本前還附有評價此書的論文式長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這些序文連同桑巴特的原書一起，勾畫出了幾十年間歐美兩大陸的社會主義者對“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探索過程。
作為一個德國人，桑巴特是在美歐(主要是美德)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表的，他認為美國工人與歐陸相比有如下特點：
1、美國工人更“傾向于對資本主義的善意態度”。這首先是因為它成功地供給了他們的物質需求，其次也因為他們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那種“經濟整合”方式。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許多企業中使用的計件工資的有利制度和各種獎金與利潤分享制的推動。這個說法在桑巴特之后又為許多人所發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國社會主義的難產是因為“普通有資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認為是企業人(businesse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適應于利用他的個人機會，……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著其雇主的思維方式”。
2、美國工人對美國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態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達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啟蒙原則之上的普選制與憲政民主更集中地促進了這種整合。桑巴特的這一看法后來也有許多支持者，他們指出：統治精英通過民主程序把工人階級結合到政治進程中的成功嘗試對工人階級激進主義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還推而廣之，認為工人階級激進傾向在19世紀后半期的英國以及戰后聯邦德國的衰落，主要也是這個原因。而19世紀德國工人比較激進，則是由于沒有這種整合機制。我們可以把這種解釋模式簡化為“民主消除激進(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運作中的兩黨制下產生一個新政黨的困難，也是美國社會主義者無所作為的原因。據說美國社會黨與此前的人民黨都是“第三黨困境”的犧牲品而在兩黨游戲中被淘汰的。
4、美國工人階級潛在的激進主義傾向因被美國資本主義所能提供的物質報酬所收買而消亡。這就是所謂“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桑巴特認為美國工人所處的“超級物質環境”已預防了反對派及社會民主傾向在美國無產階級中的發展。桑巴特在書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調動大量統計資料證明美國工人比歐洲工人(主要是德國工人)更富有。他說，盡管美國“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與實際的中產階級間富裕程度的差別”仍然存在，甚至可能還在擴大，盡管社會財富的總分配可能正變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國工人發現他們比歐洲工人過得更好，于是便心滿意足了。這—所渭工人生活“資產階級化”問題是桑巴特解釋中引起非議最多的內容。
5、美國較好地實現了機會均等，工人階級(與歐洲相比)有更大的機會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實現社會獨立的流動性。桑巴特認為這是“在考慮(美國)無產階級心理如何發展時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來，美國工人向往資本主義社會的“頂層或近乎頂層”，他們比歐洲工人有可能成為小資產階級企業主。
6、一個開放的邊疆地區的存在起著減少美國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納(F．J.Turner)的“新邊疆史觀”的影響。他認為美國廣闊的西部“新邊疆”的存在為美國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機會，如果勞動條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變得太壓抑的話。事實上，美國歷史上大量“窮愁潦倒”的工人從東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獨立農場主，從而使邊疆成了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和“美國社會主義”的最后一個障礙。
總之，桑巴特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歸納為物質替代(物質上的滿足“替代”了對平等之類價值目標的追求)和價值替代(“美國式”的平等替代了“歐洲式”的平等而成為價值理性的主體)兩點。但桑巴特在他的書中以主要篇幅談的是物質替代，而對價值替代則講得較簡略。
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國社會主義者的評論
自桑巴特發起“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討論后，數十年來不斷有人談論這個話題。到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現了興盛一時的新左派運動，圍繞反越戰、黑人民權與女權等問題美國人表現了相當高的熱情。對“桑巴特問題”的討論中心也由歐洲轉回到北美。1976年美國國際藝術與科學出版社與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在美、英同時出版了桑巴特《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的英譯本，美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頭號理論家哈林頓與美國社會黨史著名研究者哈斯班茲都為這個譯本寫了分量很重的序言與導言。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美國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運動高潮期對這一問題的典型回答。
E．M．哈林頓1928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個天主教社會工作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成為一名致力于窮人和被壓迫者事業的熱情的工人階級理想主義者和鼓動家”。早在朝鮮戰爭時，他就不顧當時的“麥卡錫陰云”而持嚴正的反戰立場。1953年他加入社會黨，同時成為工人保衛聯盟的組織干事與左派學生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的校園活動家，逐漸成為除美共以外的美國左派及工人運動的頭號人物，并于1968年當選美國社會黨主席。
但面對六七十年代那種帶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運動，本質上屬于老派理想主義者的哈林頓并不適應。于是“人們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懼的老左派等同起來”，而他也對新左派感到失望井轉向更為激進的立場。到1972年他因持激進的反越戰立場而與不那么激進的社會黨決裂，并辭去主席之職，創建了更左的組織——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委員會。
1982年該會與左翼知識界的“新美國運動”合并為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哈林頓任全國主席。該黨是社會黨國際最重要的美國成員黨，哈林頓因而也是國際的著名活動家，參與制定該國際十八大的《原則宣言》。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社會黨國際的名譽主席。
哈林頓不僅是美國左派運動的頭號活動家，也是當時美國理論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著有《另一個美國：合眾國的貧困》(196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數人的激進綱領》(1969年)、《社會主義》(1972年)、《資本主義的黃昏》(1976年)、《決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其中《合眾國的貧困》一書更是轟動一時，當時曾迫使約翰遜政府宣布發動著名的“向貧困開戰”運動。該書與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被并稱為當代美國民權運動兩大文獻。
如果說哈林頓是美國“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茲則是在“新左派”運動的熏陶下出現的新一代美國社會黨史研究者。他曾長期求學、任教于歷史上美國工人運動的中心芝加哥地區，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講師，并建立了位于印第安納州的美國社會黨黨史研究中心。在譯介桑巴特的書時他是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講師，對歐洲知識界的“桑巴特問題”討論也有很大影響。
應當說，由哈林頓與哈斯班茲來評論桑巴特的書，實為美國“老左派”與“新左派”、上一代與這一代、行動者與評論者、美國人與歐洲人對這一問題之看法的縮影。而這雙方的看法卻驚人地一致。哈斯班茲與哈林頓都對桑巴特的美國工人生活“資產階級化”之說即所謂“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發動了集中的批評。哈林頓指出，決不能假定貧困使人激進而富裕使人保守，因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為真實。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國一度影響很大的新左派運動就不是以窮人、而是以那些“幸運的青年”們為基礎的。而在德國，從《反社會黨人法》的廢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段時間正是工人階級在經濟收入上的“幸運年代”，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恰恰是在這個時代獲得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成長”。哈林頓與哈斯班茲都對桑巴特所謂美國工人比德國工人富裕的統計學依據提出了質疑。哈林頓引證德國學者斯騰塔爾(A．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關于美歐生活水平的統計只考慮“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麥的(在英國是勞合.喬治的)社會保障綱領的作用。由于當時歐洲(主要是德、英)社會福利性質的二次分配遠比美國發達，歐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國。哈斯班茲更認為桑巴特給出的“美國工人普遍富裕的圖景是十分牽強附會的。它無視移民出身與本土出身的美國工人階級人口的實體部分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即使從統計學上，桑巴特也不能證明美國工人比同一時期的德國工人更富有，而美國工人內部的經濟分化更遠甚于同時代的德國工人。哈斯班茲還指出，桑巴特不是這種解釋的頭一人，上個世紀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釋19世紀下半葉英國工人中社會主義傾向衰退的問題，事實表明這種解釋并不成功。
實際上，70年代以來對桑巴特上述統計的批評性考證者不乏其人。看來，“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的作用至少沒有桑巴特說的那么重要，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哈斯班茲還對桑巴特關于“新邊疆”對社會主義的阻抑作用之說進行了批評，他問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國工人‘愛資本主義’并‘為它奉獻全部身心’，人們就不能不奇怪為何他還想從這一樂園里‘逃入’到寒冷的邊疆去。”
這樣的反話當然有些簡單化。不過筆者可以補充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美國西部的空曠和移民潛力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如果它對社會主義有礙，其作用也應遞減。然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卻沒有因此而高漲，而是自本世紀頭十年以來日益衰落的。“新邊疆”說顯然不能解釋這個事實。
在批評桑巴特的同時，哈林頓等也對他的另一些說法加以肯定乃至發展。哈林頓認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對工人階級的影響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強調的更加重要”。哈斯班茲也有類似看法。這樣，70年代后的人們在否認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論的同時，卻對“民主使人保守”之說表示了認同。
哈林頓指出，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其說是圍繞經濟問題，勿寧說是圍繞公民權問題開始的：工人在政治進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統性的歧視一開始就是抗議的對象。“在幾乎一切情況下，反資產階級斗爭的心理與情緒基礎都是對資產階級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譯為‘市民平等’——筆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國，最早的有組織的工人政治運動即憲章運動也是如此。”而在美國，幾乎從一開始就有了普選權。這導致薩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現象：“‘美國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
所謂“美國主義”(Americanism)，在這里并不是指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是指美國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類觀念。在薩姆松看來，這類觀念與社會主義實質上相通，所以他說：“美國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即它傳播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否定等級社會的現實，這與英、法等歐洲國家不一樣。
哈林頓同意薩姆松的看法，他認為這里包含著“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主要答案，即：“美國工人可以用優勢意識形態(即自由主義)的語言，而不是用該形態的反對派的語言，來表達他的平等要求。”
這里必須指出，薩姆松講的“美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都是在羅斯福新政之前，它顯然不是指常被人稱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種以國家干預限制競爭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結果平等”(或限制結果不平等)的意義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義“公平競爭”意義上的公正。
作為社會黨人擁護社會福利政策的哈林頓，對美國的稅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歐洲“社會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照顧窮人”是深表不滿的。他憤然寫道：“在美國，最具返還性的稅也就是最普及的稅。社會保障費用的征收不允許(對窮人)減免或考慮家庭規模，這是對富人的荒謬的照顧。他們公開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價獲得受津貼的退休保險。”然而哈林頓又看到，這種(與歐洲相比)更缺少“抑強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競爭的公正”，居然比歐洲式的福利主義更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對待有美國主義、個人主義與自助意識形態的公眾來說，他們對高返還性的稅制是很熱衷的。”當然哈林頓也指出，美國的稅收一福利制度也不是一點“抑強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沒有，“事實上社會保險體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這事實僅為統計學者與專家所知。”公眾并不是對這種“抑強扶弱”感興趣才認同這一體制的。相反，由于自由主義的公正觀接受那種自己出錢保障自己的觀念，使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仍然維持著作為—個保險綱領的神話，即它給領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茲則從另—個角度即移民的態度涉及了“美國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指出桑巴特忽視了美國工人階級內部在那個時代存在著比德國工人更大的經濟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國工人(他們其實也是早期移民)把外來廉價勞動力的涌入看成對自己的威脅，因此19—20世紀之交的大多數美國工會是排外主義的和有行會傾向的，并且對新的移民工人群體造成了嚴重損害。但這一點本身未必談得上對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有利還是有弊。因為工人的分裂與工會的行會傾向固然不利于社會主義運動，但移民群體如果長期處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這本身就會促使社會主義或“某種激進主義”在移民群體中蔓延。在歐洲大陸，移民與猶太人中的社會主義傾向遠比本地民族活躍，就是這個道理。
而事實上，19世紀后期的美國社會主義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當時一些有激進傾向的移民從歐洲帶來的。(反過來說，正如筆者前已指出，從歐文、卡貝到列寧、托格茨基的幾代歐洲社會主義者也都特別看好美國，而且不僅19世紀后期為然。這或許也增加了當時移居美國的歐洲人中社會主義者的比率。——筆者按)以至于產生如下說法：“那些在美國傳播社會主義的人是一些無人追隨的潦倒的德國佬。”19世紀8O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社會黨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國召開它的會議。
然而恰恰是美國式的自由競爭、機會均等體制，使本土工人對移民工人的行會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資本家對本土工人與移民工人“一視同仁”地予以“剝削”，美國勞動力市場上相對于歐洲而言更為公平的競爭機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經濟整合”進程。在桑巴特時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與土生工人具有同樣的“經濟特征”。P．羅伯茨引1911年工資數據證明：當移民本人處境還十分糟時，他的兒女的工資結構便已與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正是這一機制，使美國移民中的“社會主義平等觀”很快為“自由主義平等觀”所取代，從而消解了“移民社會主義”，甚至使移民工人從(母國人口中較多的)社會主義偏好者，變成了“對社會主義桿菌的免疫者”。
進入20世紀后，美國社會黨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難得到支持。這決不是說移民工人更加逆來順受地任人“剝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與雇主的斗爭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戰斗力，但這卻是一種“反對資本家而非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正如羅伯茨描繪的美國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狀況：“斯拉夫人參加工會并為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條件而戰斗，……他們會以宗教般的獻身精神追隨一個勞工領袖，他們在戰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經濟動機而做的。斯拉夫人愛美元，并在沖突結束時要保有它。讓人們試圖領導他走社會主義道路吧，他是不會走的。”
四、“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
綜上所述，70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釋中的物質替代(“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而肯定并發揮了這一解釋中的價值替代(“美國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理論。這除了學理上與歷史上的依據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為背景的。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許多人都感到，對于作為一種價值的社會公正而言，美國人其實比歐洲人更敏感。但美國人更多地在競爭過程中(即競爭的起點與規則中)發現這一價值并以此取代了那種否定竟爭的(在桑巴特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如此)價值理想。而美歐間的這種區別，原因首先在于美國的政治制度比歐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實現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權傳統，美國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對競爭。而歐洲人由于受封建遺產影響，多數人從—開始就沒有得到過公正的競爭機會，因此他們的公平要求是與反對競爭的主張相聯系的。
至于說到“物質替代”，看來，不僅桑巴特時代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就是當代的汽車與洋房也末見得能夠消解人類的崇高理想、對社會主義進行“替代”。因為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渴求從本質上說是不能用物欲來簡單替換的。如果說蒸汽機時代的人們在公平訴求方面并不比石器時代的人們更麻木，那末電腦時代的人們在這方面怎么會比蒸汽機時代更遜色呢?
到80—90年代，關于“桑巴特問題”的討論又得到了新的推動。這次不是來自哈林頓那樣的社會主義者，而是來自一批自由主義思想家。西摩爾.馬丁.李普塞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普塞特在當代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領域可說是泰斗級的人物，他1922年生于紐約，l949年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后任教于哥大。1956年起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1962一1966年兼任該校國際研究學院主任。以后又陸續担任過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國際事務中心執行委員會委員、斯坦福大學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在學術界以著作等身著稱，迄今已出版了23部專著與難以計數的論文，還與人合編了10本文集。其名著有：《農業社會主義》(1950年)、《工業社會中的社會動員》(1959年)、《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1960年)、《第一個新國家：歷史與比較背景中的美國》(1963年)、《一致與沖突》(1985年)、《美國例外主義：一把雙刃劍》》(1996年)等。
1962年，美國社會學學會授予他麥基佛獎，1980一1982年他當選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此外他在哥倫比亞、加州伯克利、哈佛與斯坦福等名校都培養了一批學術精英，這使他的學派更顯得勢力強大，影響已超出美國而達于世界。
李普塞特的思想傾向與哈林頓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兩者對“桑巴特解釋”的評價卻驚人地相似：都反對“物質替代”說而贊成“價值替代”說。由這些自由主義思想家主導的討論的總趨勢也成了70年代的繼續。
1977年，李普塞特就寫過一篇與桑巴特之書同名的論文《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表示贊同W·伯納姆在1974年提出的命題：“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而在80年代出版的《一致與沖突》及90年代的《美國例外主義》兩書中，這一命題被發展為“桑巴特問題”的主流解釋模式。
強調封建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之聯系的說法在80年代改革時期的東方國家(包括我國)也常常聽到，但在這些國家，這一說法主要是認為那里現實的社會主義模式受到封建殘余的影響，因而似乎不那么“純粹”。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則完全是對桑巴特一哈林頓解釋的一種發揮，其含義并不是說現實社會主義中有多少“封建殘余”，而是把本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看作是封建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的直接對立面(而非繼承者)。
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繼承、對立關系以及共產黨國家中的某些民主派強調社會主義對封建主義的繼承關系不同，李普塞等人把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看作是封建遺產基礎上的不公正“競爭”所激起的一種反競爭的“公正”訴求。“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盡管產生于歐洲，但與其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前工業的封建社會(它是按照一成不變的，幾乎是世襲的社會等級關系直接構成的)產物。工人階級的出現是對這一條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或者用90年代該學派另一學者的話說：“在英國與歐陸，社會主義是作為對專制王權、土地貴族與貨幣權力的聯合勢力的否定而出現在19世紀的。”而在沒有這種對立面的“純粹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自然難以存在，即使這兩種條件是有同樣的“文化”背景。
應當說這種論述的邏輯是不難理解的：“反競爭的公正”不可能作為“公正競爭”的對立面而存在。這不僅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不同，尤其與把一切不同的發展道路都歸因于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決定論觀點相沖突。
文化決定論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么兩種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種人生來就好競爭，愛冒險，由此決定了他們適宜于發展自由制度；而另一種人則天然地傾向于“和諧”的生活，由此決定了他們需要有個大家長來保護他們，而自由競爭則與他們的“文化”格格不入。這樣的假定實在是過于武斷，且不說它的歷史學依據能否成立，起碼它是有違于生活中的常識的：公平的體育比賽能為當今各民族的人們所接受，而無理犯規則受譴責，這并不以“文化”不同為轉移。而我國農民能夠主動沖破公社的束縛、發展相對自由的個體農場經濟，國企工人卻不愿在“窮廟富方文”的狀態下兩手空空地脫離“大鍋飯”而“下崗”，這也不是因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在“文化”與“民族性”上有什么不同，更不是說“農民文化”比“市民文化”更富于自由競爭精神。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土地的平均分配作為家庭農場市場競爭的起點，而是開張就宣布全村土地轉為隊長或書記的私人莊園，你想農民能接受這樣的“市場改革”么?
當然，文化傳統的因素并非不起作用，但它不應使我們無視更重要的常識：通常人們之所以厭惡競爭，主要并不是因為這種競爭太“自由”以致為某種“文化”所不容，而是因為“競爭”的起點就不公平，也不講規則。因此盡管美國的“文化”本來就源自歐洲(尤其是源自前宗主國英國)，然而美、歐的人民大眾對“競爭”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用李普塞特的話說：在那些“從封建主義那里繼承下來一種涇渭分明的地位界限并存在著流動障礙”的地方(歐洲)便特別容易出現激進的反競爭運動。而那些“‘天生現代化’并且沒有封建和貴族歷史的國家”(美國)“其成員共享一個相同的市場”，便不大可能產生這種運動。而“階級意識”這種東西，與其說是“自由競爭”之后“分化”出來的，勿寧說是封建時代“等級意識”的延續：“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發展需要有一種智力上的想像力。而在歐洲，等級體制把工人們置身于—個共同的階級之中。”
與桑巴特、哈林頓一樣，李普塞特也強調了美國民主的早熟對公平競爭觀念的影響，他引述列寧、考茨基等人的話說：歐洲許多工人階級政黨是在爭取民主的斗爭中形成的，而美國就缺乏這一因素，在那里，工人們從“投票的免費饋贈”中獲益。歐洲19世紀的市場競爭基本上在專制政治下進行，如思格斯所說：整個19世紀的歐洲“政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義的”。而熊彼特則指出，在許多歐洲國家，貴族仍然“作為統治階級行使職能”，“直到自由資本主義末期，貴族才不再當家作主”。而這時早已沒有什么“機會”留給平民大眾了，他們憑什么喜歡“競爭”?
民主滯后導致“起點”不公平，“機會”被壟斷，因而產生了反竟爭運動。李普塞特認為這不僅可以解釋美、歐之別，也可以解釋歐洲范圍內國與國的不同。例如德國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首屈一指就與當時封建容克貴族的機會壟斷有關，而瑞士與丹麥的社會黨在歐洲一直是最溫和的，這是因為這兩國在前工業時代就是小農國家，少有封建特權遺產，因此產生了“與美國相同的問題：為什么丹麥沒有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與關于社會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或自由競爭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規范化的”資本主義關系中幾乎不可能生長出社會主義運動。而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遺產越多，其所產生的運動就越“激進”。在這里，“保守主義”非但不是“激進主義”的克星，反而還是培育后者的溫床。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聯系決不是無條件的：它必須以經濟競爭的“自由”應當有個公平的起點為前提。不公正的“競爭”導致了反競爭的“公正”。然而正如機會壟斷下的“競爭”實際上只是“偽競爭”一樣，那種否定個人的自由發展權利而由大家長所賜予的“公平”實際上只是“偽公平”，因為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總是以共同體的人格化體現者(大家長)與其保護(束縛)下的共同體成員間的極端不平等為依歸。正如馬克思所說：個人成為“狹隘人群的附屬物”，總是與“以統治和服從關系為基礎的分配”相聯系的。它必然要產生普列漢諾夫形容的那種“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這也就是李普塞特講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的不平等”、“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階級’”。而有趣的是：與封建時代一樣，這種不平等比公平競爭更能促進“階級意識”的成長。于是正為“發達社會中的工人階級因政治上的相對消極而導致人們對其喪失信心”之時，東歐工人卻表現了強烈的階級意識與政治積極性：從1953年東德的“起義”直到80年代波蘭的工潮。
尤其在這種社會再次轉向市場競爭之時，權錢結合導致高度的機會壟斷，有可能重現不公正的“偽競爭”激起反競爭的“偽公正”的一幕，造成“權貴資本主義”與“人民專制”的“怪圈”式循環。“桑巴特問題”在80—90年代重新引起關注正是基于此一背景。
與70年代“哈林頓討論”起因于當時的新左派運動高潮相反，80—90年代的討論是在全球“向右轉”的背景下進行的。這似乎有些奇怪：本來這一背景似乎應當使桑巴特問題失去意義的，因為“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美國例外論”命題的弦外之音本來是：社會主義是全球性的大趨勢，而美國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為問題。而今天，用韋倫茲(Sean Wilentz)的話說，這樣的提法“似乎已顯得滑稽”，“美國，遠非例外地，現在顯得很前衛，而社會主義現在倒像是個臨時的歷史階段，許多國家在達到向資本主義民主的大轉變之前曾經歷過這一階段，而對這種轉變的最大挑戰已經不是來自社會主義，而是來自種族和民族的特性”。在這種背景下還有必要討論“美國例外”嗎?
然而這一討論的確又熱鬧起來，不僅李普塞特1995年出版的新著《美國例外主義：一把雙刃劍》引起了很大反響而且桑巴特的那本書作為“經典之作”(李普塞特語)再次引起關注，90年代又出了新譯本。其中1992年法譯本(Pierre Weiss與Gabrie11e Srezdorm合譯)距l988年巴黎版(Jean HSeffer與Jeanine RCovet合譯)僅四年。與當年哈林頓、哈斯班茲一樣，這兩個法國版本也附有編、譯者的研究性導言。
為什么90年代的人們仍然熱衷于討論“美國例外”?原因之一顯然在于這個問題的“雙刃劍”性質。如上所述，公平競爭的主張一方面針對“反競爭的公正(偽公正)”，另一方面也針對“反公正的競爭(偽競爭)”。如果說80年代以前的討論中人們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80—90年代隨著“前計劃經濟國家”大規模地“轉向市場”，一場空前快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席卷而來，“反競爭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競爭”卻再度成為嚴重問題。尤其是在國庫看守者沒有受到正常監督的情況下，“權貴私有化”中的機會壟斷現象遠遠超過19世紀的歐洲。而嚴重的不公正又使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潛流在積聚，它是否又將導致一場“反公正的竟爭”引發“反競爭的公正”的循環？在這種背景下，“桑巴特問題”再度引起關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競爭的公正”退潮之后，社會主義在世紀之交還有復興的前景嗎?這不僅是狹義的社會主義者或“前共產黨人”所關心的問題，也是每個關心人類前途、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所不能忘懷的。
而“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在這方面也能給人以啟示。如前所述，在美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上本來就有“社會主義者愛美國”與“美國不愛社會主義”這兩個方面。如果說在社會主義成為全球大潮的時代，后一方面使美國顯得“例外”，那末在社會主義處于全球性退潮的時代，前一方面便使得美國仍然顯得“例外”。
這就是1995年韋倫茲等人提出“為什么美國有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美國例外論”的由來。這與當年唐因所謂“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薩姆松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是一脈相承的。韋倫茲甚至認為美國是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的發樣地：“早在‘社會主義’一詞進入公共英語詞匯之前，(北美殖民地)宗教的契約思想、美國革命關于反抗壓迫性權威是(人的)自然權利的宣言、早期州憲法中關于共同財富的超驗的認同、建設無階級國家的思想——所有使得新的共和國的主導政治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激進思想、以平等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歸入社會主義之列。
韋倫茲指出了美國與社會主義的兩大悖論：一、“社會主義在美國表面上的失敗部分地應歸因于它的某些關鍵內容被廣泛接受。”二、“盡管社會主義(在美)難以實行，但美國由于它的民主特征，使它成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實驗場。這個社會主義之家很可能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實踐社會主義方案。移民們(其中很多是從專制壓迫下出走的受迫害者)帶來五花八門的馬克思主義、拉薩爾主義、共產無政府主義與宗教社團主義。而在移民未進入的地方，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與積極分子則試圖建立各種舶來的、美國化的社會主義，并產生出一系列的雜交品種：從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式傅立葉主義到20世紀6O年代的美國式毛主義。而其他的美國人，土生的世俗派與宗教傳統論者，則建立了幾百個社會主義營地與社區：烏托邦宗教社會、勞動合作社、自由性愛社區以及政治叛逆社團。從某個角度看，美國可以看成最少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從另一角度看，它又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實驗溫室。”
于是也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全球性退潮的時代，美國會“例外”地成為社會主義的未來所寄嗎?
五、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從桑巴特到哈林頓到李普塞特與韋倫茲，這些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最后都趨向于價值替代。應當承認，這一趨勢至少有相當的道理。的確，如果美國只是所謂物欲的海洋與價值的荒漠，那怎么理解一代代的歐洲社會主義者都想在那里實現在其祖國無從實現的理想，甚至舍祖國而投奔之?
于是“社會主義與美國”的奇特關系似乎可以解釋為：歐洲社會主義者看好美國，是因為美國比其祖國更接近于他們的價值理性。而正因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沖突在美國不像在歐洲那樣嚴重，因而社會主義也就興不起來。或者更通俗地講：美國存在著相對而言的“干凈資本主義”，它因其“干凈”而為社會主義者看好，但也因其“干凈”而“用不著”社會主義了。
這樣講肯定會引起強烈批評，批評者將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人們會列舉從過去的奴隸貿易到今日的吸毒現象等等“銅臭”熏天的事實來證明美國絕不“干凈”；另一方面人們也會列舉羅斯福新政、高福利政策等事實來證明美國絕不是只搞“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等等，它的“社會主義”的東西也不少。
這當然都是事實。不過我還是要突出“相對而言”四字。從絕對意義上說，現實中并不存在“純粹資本主義”或“完全自由競爭”這種東西。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在相對的意義上談論“美國的極端自由主義”和“德國的有序化自由主義”、“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之別，不妨礙人們指出“北美模式強調機會均等，偏重發揮個人的才能，而很少考慮收入的平均分配。萊茵模式強調通過國家提供眾多集體福利，確保收入與消費方面達到較高程度的平等”。
的確，無論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產權明確、機會均等，還是法治國家、三奴分立、代議民主、多黨政治、言論自由、宗教寬容、文化開放等等人們在邏輯上認為“資本主義”應該有的特征，美國都堪稱典型。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國卻相對緩和。據說，如果從產權分配的角度看，美國可能是世界上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然而如果從與個人效用消費關系更為密切的收入分配角度看，美國的“貧富分化”卻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更不用說比發展中國家)要緩和。
以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數計，美國在1969僅為0.34，不僅低于英國(1964年0.38)、德國(1964年0.45)、法國(1962年0.50)、意大利(1948年0.40)、日本(1962年0.39)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也低于號稱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模式”諸國，如瑞典(1963年0.39)、丹麥(1963年0.37)、挪威(1963年0.35)、芬蘭(1962年0.46)。至于按庫茲涅茨理論分化程度一般大于發達國家的那些發展中社會就更不用提了。
在這組統計中，只有澳大利亞(1967年為0.30)與以色列(1957年為0.30)的“分化”程度低于美國，耐人尋味的是：這兩國與美國有個共同點，即都是移民國家。
為什么“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反不如“社會市場經濟”乃至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那么嚴重呢?這顯然不能歸因于羅斯福新政這類“反自由主義”的措施，因為“社會市場經濟”國家這類措施的實行力度決不在美國之下。但這顯然也不能歸因于自由競爭本身，因為倘若“自由競爭”本身就能維護平等，那美國也不會有羅斯福新政這回事了。
從澳大利亞、以色列在這方面與美國并列的情況看，也許答案與“移民國家”有關。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社會，有可能相對具有較多的“起點平等”。而舊大陸的近代社會則更多地繼承了前近代傳統社會中即有的不平等遺產。因此盡管競爭過程在歐洲遠沒有在北美那么“自由”，“競爭結果的不平等”卻是歐洲遠甚于美國。這就猶如一場比賽，若大家都在一條線上起跑，到后來縱有快慢，差距不會太遠。然而若一開始就允許有人站在終點跟前，那未即使在賽跑過程中再“抑強扶弱”，結果還是會相差懸殊的。
當然移民社會并不是出現起點相對平等的充分必要條件。同為移民社會的拉丁美洲就與北美截然不同。從發展的前定條件而言，拉美本來的條件遠比北美優越得多。北美不產貴金屬，拉美則是個“金銀大陸”，其金銀的涌流曾導致了在現代化進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貨幣--價格革命”，連明清之際相對閉塞的中國都到處流通拉美白銀。拉美盛產歐洲沒有的高附加值熱帶農產品(咖啡等)，而北美、尤其是美國立國之基的北美東北部則只產糧食等低值作物，因此在殖民時代南美已興起贏利性莊園的同時北美的農業卻基本上還是自給性的。拉美印第安人在前殖民時代的三大古代土著文明(瑪雅、阿茲特克與印加)中已習慣于統治--服從關系，殖民后很快變成了供征服者殘酷奴役的勞動力資源，而北美印第安人都是自由的史前部落，白人可以侵占其土地(其過程之殘暴不仁也是無可諱言的)卻難以奴役其人。
然而條件優越的拉美后來淪為相對不發達地區，而北美卻從貧瘠、寒冷的東北部崛起，超過歐洲而成為發達世界之首。這其間自然充滿了種種惡行，然而這種鮮明對比卻遠非以惡行可以解釋的(理由很簡單：南美的惡行并不比北美少)。而南北美移民社會的初始狀況起的作用則不可忽視。
南美早期移民的主體是追逐金銀而來的海盜冒險家，他們的首領持有拉丁國家專制君主的特許狀，群體內部有著軍營式的等級制，惟利是圖的價值觀盛行而平等競爭的風氣卻很淡漠。而北美東北部的移民卻以在歐洲受迫害的清教徒農民為主體，著名的“五月花公約”體現了這類移民社區的創建原則：
我們這些簽名者，為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進步和我們君主與國家之榮譽，已決心遠航弗吉尼亞北部，去開墾第一個殖民地。茲由在場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莊嚴地互訂契約，把我們自己聯合為一個公民團體，以便更好地實施、維護和推進上述計劃，并根據公認為只適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則，隨時隨地出于至誠地制定、設立和構造出如此正義與公平的法律、條例、措施、組織與機構。我們約定：所有的人都應當服從與遵守這一切。作為證人，我們簽名于下。
這份“公約”以社會契約的形式為未來的殖民地社會確立了公民團體的“起點平等”原則--盡管那時只在一個狹隘的范圍內，只有作為教會成員的殖民者男性家長才適用這一原則。但這畢竟使這種社區與南美的那種追逐金銀的海盜社區大有區別。
今日批評美國式“私有制”的人們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經歷過一個“打破大鍋飯”的過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號”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馬薩諸塞州前身)等，在創立時為應付嚴峻的生存挑戰，都組織成“共產”的殖民者公社，不僅生產活動，而且連炊事、縫紉之類的家務勞動都是“集體化”的。然而生存危機渡過之后，公社便面臨解體：“已婚女子發牢騷，因為她們要為指派到她們家庭來的單身漢做飯、縫補；單身漢也埋怨，他們與女人們的丈夫一樣辛苦勞動，但所得卻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單身漢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滿于“大鍋飯”，于是他們便通過會議表決，分田到戶“單干”了。
然而“五月花精神”使這一過程沒有發生“掌勺者私占飯鍋”現象。公社成員在“分家”后不僅享有基本權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遺產也大致平均，這就為他們此后的各自發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機會。北美殖民地社會的公平競爭精神正是以此為“起點”而發展起來的，而競爭中的規則公平也正是由這種“起點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設想，倘若這一“分家”采用首領獨霸“家產”并奴役眾人的方式實現，那么對首領而言自然不會有興趣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而對眾人而言則問題恐怕在于如何奪回“家產”，而不是怎樣公平競爭了。
過去的某種傳統理論喜歡談論“資產階級革命的生產力基礎”，然而在被稱為“資產階級革命”之一的美國獨立戰爭時，北美殖民地移民的生產條件仍十分原始，當時不僅沒有近代化機器，連“牛耕馬運”也不多。殖民地農場的主要工具是鋤頭、斧子等。直到1769年，對弗吉尼亞10個種植園倉庫進行的調查，只發現有4張犁。一個弗吉尼亞人說，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里，沒有看見一張犁或一駕馬車。那時的耕作還普遍實行撂荒制，即近乎刀耕火種，施肥與輪作都是罕見的事。無論與當時的舊大陸還是與南美相比，這樣的“生產力”都絕無“先進”可言。
另一方面，當時的北美農村人口占到95％以上，而且從形式上看也很難說有多少“貨幣經濟”色彩。當時北美不但沒有我們現在視之為轉向市場經濟之特征的“全民經商”熱，而且由于北美不產金銀，外貿又多是逆差，通貨出多進少，貨幣長期奇缺，煙草、木板、肉類、谷物都被用作交換媒介，信用、賦稅、工資乃至哈佛大學的學費都是用實物支付的。與那時拜金如狂、錢能通神的南美拉丁移民社會相比，北美簡直“落后”得太遠。
然而北美那種相對的起點平等、規則公平的自由競爭氣氛卻是南美所沒有的。在這一氣氛下，盡管真正能成為富翁的人是少數，但多數人仍然相信機會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儉敬業、對事業執著認真，就能夠有所成就。因此北美被視為“機遇之鄉”，雖然物資貧乏，卻充滿樂觀向上的精神，獨立戰爭前的一個作家稱之為“世界上最好的窮人國家之一”。正是這種社會價值，使北美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后來居上，而且在市場競爭的規則建設上也躍居首席。許多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公平競爭(“權貴資本主義”)與反競爭的“公平”(“社會主義”)反饋震蕩不已的困境，北美因此幸而得以避免。我想，這恐怕才是“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國”與“在美國碰壁的社會主義”兩種現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六、限制競爭，還是爭取起點平等?——“起點”狀態下的路徑選擇
“不患寡而患不公(不公平競爭)，不患不均(公平競爭后的結果差別)而患不自由”，這就是移民社會的南、北美發展道路給人的啟示。盡管沒有絕對的公平與自由競爭，但相對的公平與自由竟爭無疑應首推美國。在立國以來的200多年中它既沒有經歷過德、俄、日等國所經歷的各種編制經濟的變局，也沒有出現過無規則的“黑經濟”或經濟無序化的嚴重態勢。這表明起點平等與公正規則的建立間的關系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我們沒有忘記這種“平等”實際上是很狹隘的、僅對白人而言的。并且經數百年發展后，如今的美國早已遠離“起點”狀態，它在形式平等之下發展出的實質不平等，或者說在規則平等之下發展出的結果不平等，已經使人們完全有權批判“美國病”。然而如果說患病之后的美國社會仍能保持相當活力，如果說它的病畢竟比“俄國病”為輕，那末這顯然是與它的起點平等精神有關的。
“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對我們有何啟示呢?我以為至少有兩點值得—提：
第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一種經典性的批判，即它的“形式平等掩益著實質上的不平等”。于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虛偽”之名，甚至為了消除“實質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虛偽的”形式平等(即競爭的公平)。即使在因蘇東劇變馬克思主義影響下降的今天，為減少不平等而限制競爭的思路(以及表面上與此相反而實際上逆循類似邏輯的思路：為了鼓勵競爭就應當放縱不平等)仍然很流行。
的確，從最簡單的邏輯來說，“公平競爭”是會導致“結果不平等”的，然而問題在于現實中的競爭多少總有個公平的成份，“自由市場”建立前的原有利益格局(即所謂競爭的“起點”)也未必是平等的。“實質不平等”太多，是證明“形式平等本身不可取(它的“虛偽”)，還是表明“形式平等”還很不夠?“結果不平等”的惡化，是因為競爭的起點不對、規則不公，還是證明了起點平等、規則公平的競爭原則本身是錯的?
在這—點上，從桑巴特到哈林頓的美歐比較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這類民主移民國家的分配不平等確實低于舊大陸國家(包括社會黨執政的歐洲國家)，那末這可能表明，在起點平等基礎上公平的自由競爭所能產生的“結果不平等”程度將是相對有限的。這當然不意味著競爭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否則美國的新政與以、澳等國工黨執政時的做法便不好理解，但是，為競爭尋求更公平的起點、更公正的規則可能更為重要。換句話說，相對“平等”可以通過追求“自由”來實現。薩姆松所謂“美國主義代替社會主義”，哈林頓所謂“美國工人用自由主義的語言而不是用反自由主義的語言表達他的平等要求”，都是這個意思。
第二、如果上述結論對于今天的發達國家已經只具有理論意義(不管原來的“起點”是否平等，如今它們反正已經遠離“起點”狀態了)的話，那么對于我們這正在邁入市場競爭時代的國家來說，這可能就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還處于競爭的“起點”狀態，類似于北美當年殖民者公社面臨解體時的局面。這一“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約”式的精神公平地解體呢，還是按“家長”獨霸“家產”而把“子弟”們一腳踢出去的辦法解體?是在起點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以便在自由的發展中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還是陷于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惡性循環之中，經受“權貴資本主義”與“人民專制”的反復折騰?是“北美式的”發展還是“南美式的”發展?這是國人不能不深思的。
 

秦暉 2013-08-23 15:5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