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神親嘴》第四輯 有兩種啟蒙和復興擺在我們眼前 人性的張揚一直被意識形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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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張揚一直被意識形態化


  劉軍寧先生在學術上是我的啟蒙者和恩師。但這場“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的討論中,我站在比秋風更保守的一側。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好像逐漸形成了時代的粗淺共識。但具體的分歧卻一直難以得到深入討論。十年前劉先生寫作《保守主義》,知識界議論紛紛,好像他錯把杭州當汴州了。現在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樣。朱學勤先生很早之前區別了英國與法國兩種革命,但自由、民主、啟蒙,契約這些觀念,在英美和歐陸的不同走向之間,也一直難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場堅定的區別。
  劉先生說,“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后半句在政治學和憲政轉型的范圍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在一切世俗的共同體中,在一切涉及強制性權力的場合,個體都必須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呼喚“個體為尊”,就是呼喚一種守望個人權利的、強權最小化的人類共同體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轉變如此艱難,因此文化(文藝),就成了人捍衛和張揚個體尊嚴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個人價值在中國的被發現,也是先從審美開始的,這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藝中的人性張揚,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識形態化了。政治上的“個體為尊”越困難,審美上的“個體為尊”就越泛濫,也越意識形態化,甚至走向撒嬌化。就像奧威爾在《1984》中說,“每一次做愛,都是對專制的一次反抗”。這時,文藝的復興就被過度的神圣化了,審美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會提出“以美學代替宗教”。崔衛平也舉布羅茨基的例子,標榜這種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審美的價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偽宗教化。最后人們不得不把他們的精神世界交給那些詩人和畫家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卻傲慢的宣稱,“藝術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們對人性的考量,變得既熱情又單一。道德的價值不斷被藐視,甚至被怨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圖景被拋棄。為了反抗專制,人類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后幾百年來,我們好像一直在啟蒙,其實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當馬丁·路德·金說,“我有一個夢想”,那個夢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審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國走到這樣一個關頭,當知識分子們呼喚“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式的文藝復興,看起來是青春少年的熱情,其實仍然是一份降書。克爾凱郭爾說人生有三種境界,“審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這一呼喚卻公開的宣稱,個體之上沒有人類,文化之上沒有信仰。
  不錯,原子式的個體本位,的確最大化的消磨了國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時消磨了歷史的意義。歷史沒有意義,道德也就沒有意義。荒謬的是在一個相對主義的世界,人卻要把自己絕對起來。個體的絕對化,意味著無善無惡、“天地不仁”。這就是各種權威主義之所以對自由主義不滿的原因。盡管在世俗的層面,個人與國家如此針鋒相對,此消彼長。你可以在國家面前堅持“個體為尊”,但當你把國家換成“天地之間”時,你會發現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其實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一個人可以在萬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絕對性,一個國家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絕對性呢?自由主義政治學之所以宣稱個體必須是一個起點,因為它同時謙卑的宣稱,終點必須不歸政治管。但當“個體”的價值超越政治范疇,被拔高為道德的、文化的和靈魂世界的一個起點時。我們終究要回到高更的問題:人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
  面對人類的制度困境,如果審美中的人性張揚成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個民族經過這么多的災難和輾轉,最后的夢想也不過如此。那么莊子的話聽起來就是真正的諷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怡 2013-08-23 16: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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