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百年(六):對日作戰的艱苦八年(14)——“皖南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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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新四軍的活動地區在經濟資源、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比全國其它地區優越,特別是新四軍軍部所處的皖江地區,它處于日寇在華中的心臟地帶,扼制著長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兩側,迫近南京、蕪湖,經濟條件優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乃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水陸交通也十分發達,有良好的稅收來源。這么好一塊地兒自然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目標,蔣介石是不可能允許新四軍久居皖南的。

1940年10月19日,皓日,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發表致八路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項英的“皓電”(“皓電”這個詞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0月19日的電報代號為“皓”字,故稱之為“皓電”。),將國共在華北、華中地區的摩擦完全歸咎于共產黨,指責八路軍、新四軍不遵守戰區范圍自由行動,不遵守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吞并友軍(實際上,這幾條罪狀并非都是子虛烏有)。同時,國府將“中央提示案”以最后決定的形式發布,限令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內全部轉移到黃河以北,并密令顧祝同、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等率兵30萬準備在新四軍北移過程中進行圍殲,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四人的名義發表“佳電”,反駁國府的指責,拒絕開赴黃河以北;同時,為顧全大局,中共同意將新四軍主力開往長江以北,但需寬限時日。12月7日,國府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齊電”,聲明“軍令法紀之尊嚴,必須堅決維持”,責令新四軍要“幡然悔悟,放棄規外之行動”,并再次強令中共將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悉數調赴河北”。從12月9日起,蔣介石開始對圍剿新四軍做最后的部署,至年底,基本部署完畢。

中共方面,在“佳電”發出后,毛澤東過于樂觀的估計了形勢,他指示新四軍在皖南再拖一兩個月,不要立即北移,以加強政治談判的籌碼。后來,面對國府最后通牒的“齊電”和國軍積極部署圍殲的事實,毛澤東改變了策略,命令皖南新四軍迅速北撤。12月中下旬,毛澤東接連致電項英,要求皖南部隊務必迅速渡江,并做好應付突發事件的一切準備。遺憾的是,項英始終都夢想著在天目山、黃山、四明山一帶恢復中央蘇區,并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暗中部署實施“三山計劃”,不愿軍隊主力撤到江北,以致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失和,并因此遲滯了新四軍的轉移,釀成嚴重后果。

1941年1月3日,蔣介石電令葉挺率新四軍從皖南就地北渡,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然后再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1月4日,皖南新四軍及軍部9000多人奉命北撤。1月6日,新四軍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以“新四軍欲占滬寧杭三角地帶,乘國軍南調換防之際圍攻三溪”為由,會同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等設伏兵7個師,共8萬余人,突襲了新四軍。從1月6日至14日,國共兩軍激戰七晝夜,新四軍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突圍外,其余全部陣亡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前往與國軍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戰死,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此即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這里要補充一個細節。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與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逃跑時,隨身攜帶了大量金條、軍費,結果被其副官劉厚總發現。后來,項英和周子昆在長江邊一個叫蜜蜂洞的地方熟睡時,被副官劉厚總槍殺。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該決定最后說,項英、袁國平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決定宣布開展反項英、袁國平的斗爭。

皖南軍事行動順利得手后,蔣介石很快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并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并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付軍法審判。1月18日,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令重組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1月22日,中共公開披露“皖南事變”內幕,并向國府提交《善后辦法十二條》,要求嚴懲“皖南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和上官云相,釋放葉挺和新四軍被俘人員,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反共,實行民主政治。

隨著“皖南事變”真相浮出水面,國府的行徑遭到了國內外輿論和社會名流的廣泛譴責,民眾紛紛要求國軍停止內斗,加強團結,蘇、美、英等盟國也反對破壞國共合作,削弱中國抗戰力量。1月27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申明國府制裁新四軍,純粹是為了整肅軍紀,不牽涉其它問題,不帶有政治目的,同時還表示今后不再進行反共軍事行動。1月28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正式重建,并著手整編部隊,將活動于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統一整編為7個師與1個獨立旅,全軍共9萬余人。

趁國共內訌之際,日軍于1941年1月下旬發動豫南會戰,將湯恩伯等部國軍包圍在平漢路以東,打破了蔣介石的反共部署,使其被迫將用于圍剿陜甘寧邊區的國軍東調增援,同時也使國共兩黨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3月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作出了“以后決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并向拒絕出席此次大會的中共作出妥協,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結束。

事實上,“皖南事變”后,國共之間的摩擦并沒有完全停止。1941年2月至4月,國軍湯恩伯部10萬余人向新四軍豫皖蘇根據地進犯,日偽軍也乘機向淮上地區掃蕩,新四軍4師處于兩面夾擊的被動局面,被迫轉入皖東北地區。10月,新四軍在淮北、淮南先后取得陳道口、大橋等反頑戰斗勝利,阻止了國軍的東進。

1943年初,國民黨發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當年3月,國軍王仲廉部向新四軍淮北根據地進犯,韓德勤部進行西犯;4月,顧祝同一部兩個師進犯蘇南茅山根據地;5月,八路軍又與進攻山東根據地的國軍李仙洲部交火。6月,胡宗南根據國府密令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準備集結重兵九路閃擊延安。面對國軍的咄咄逼人,中共一方面積極備戰、進行軍事抵抗,多次挫敗國軍的行動,一方面在輿論上譴責國府行徑。7月,蔣介石被迫下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月,蔣介石、胡宗南又致電朱德,表示國府并無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意圖。12月,國軍開始撤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結束。

隨著近年來大陸輿論限制的放寬,以及大量歷史資料的公布,對于新四軍的功過是非,人們已經有了越來越客觀的結論。目前大家普遍認為,八路軍在抗戰中還是真正“打仗”的,臺灣方面對八路軍的刻意貶低不足取。但是,對于新四軍,就算是大陸的學者,也認為他們是“游而不擊”,“不打日軍,專打友軍”的中共部隊。  


三鑒齋 2010-09-11 05: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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