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的“荊揚之爭”(長江中游Vs長江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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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時期,所謂“荊揚之爭”是指以荊州為主的方鎮和以揚州為主的方鎮之間圍繞中央權力展開的政治軍事爭斗。
  東晉一朝,荊、揚關系多次出現緊張的情形。從建國伊始的荊、江二州牧王敦自武昌稱兵向闕,到東晉末桓玄自江陵興師東下而篡晉,無不顯示出荊州勢重及其左右東晉政局的特殊地位。
  對此,研究者一般認為這是東晉門閥政治的表現與結果。筆者以為,認識“荊揚之爭”,以門閥政治為考察點固然有相當的道理,但僅僅從門閥政治的角度出發,或者把門閥政治作為荊揚之爭產生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夠全面,因為它更與東晉守國形勢和“中間地帶”的守國方略密切相關。
  如所周知,立國江左的東晉,憑依荊、揚二州,劃江而守。東晉要守國,不得不“任推轂于荊楚”,“委荊州為閫外”。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東晉將相”條日:“以外寄方伯而不輕其權”;“方伯之任莫重于荊徐,荊州為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量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迄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沖、石民而已,非終于其軍不輒易”。
  洪氏所論東晉荊州形勢與用強臣之關系,甚有見地。晉廷選擇鎮荊州的主將,除考慮門第外,更主要考慮防敵要求。如鎮荊楚的庾翼臨歿,請求朝廷由其子爰之代其任。這種職位傳遞,本是門閥政治之慣例。然而,當政者何充稱:“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立,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他提議改由桓溫担任,理由是“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當時丹陽尹劉刺岢觶肝魯鋈尉V藎洳毆倘蛔鬩暈榷質疲幸靶模巳ソ安豢篩粗啤保虼恕拔虜豢墑咕有問さ亍薄3⑷ê飫Γ找曰肝魯穌蚓V蕁
  桓溫死后,當政的謝安重用桓沖鎮荊州,除了從平衡家族利益和政治關系出發外,更是出于應對北方前秦的軍事壓力。誠如《晉書・明帝紀》卷末所云:“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陳將相,以總戎麾。”
  重荊州之舉在維護東晉政權的歷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淝水之戰前夕,東晉在荊州方面有兵力十數萬,在桓沖的指揮下,憑借江漢地理形勢阻止秦軍沿長江、漢水順流而下,謝安得無來自上、中游的軍事威脅,從而能夠集中力量對付淮水一線的秦軍。
  東晉淝水之戰的勝利,是桓、謝二家或說荊、揚二州團結一致,共御外敵的結果。換言之,沒有荊州的策應,東晉不可能取得淝水之戰的勝利。
  東晉屢屢出現荊揚之爭,緣于荊州強藩的長期存在。朝廷也曾試圖削弱或控制荊州,然收效甚微,就是因為它不僅僅與當時“王與馬,共天下”式的政治結構分不開,更與荊州在南北分裂、對峙形勢下的重要戰略地位相關。
  東晉要解決荊揚之爭就必須削弱荊州,而要保衛政權的安全,又必須重荊州。研究者指出,兵強地廣的荊州,曾多次對建康朝廷構成嚴重威脅,但一個強大的荊州,無論對于穩定門閥聯合統治的東晉政權,還是對于防御北方攻侵,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方家指出,“一般說來,荊州還不至于對朝廷構成致命的威脅,而且總的看來它對朝廷的拱衛作用乃占主流地位”。兩害相權取其輕,東晉寧愿出現荊揚之爭也不能或不敢削弱荊州。
   南方政權要解決荊揚之爭,前提條件是要解決長江中游地區對北方的軍事防御問題,而這個問題在整個東晉時期都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荊揚之爭自然貫穿東晉門閥政治的始終。也正因為如此,荊揚之爭遂被研究者認為就是門閥政治的產物。其實,荊州的要重,既然是南北分裂與對峙的形勢造成的,那么,只要這一形勢不變,荊州“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的地位就不會有多大變化,荊州“稱兵跋扈”就有可能不斷地出現,荊揚之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繼續下去。
  所以,表現為門閥斗爭形式的“荊揚之爭”,在一定意義上只能算是東晉實施中間地帶戰略的副產品而已。

網載 2013-09-10 20: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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