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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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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并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于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復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担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系。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土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于“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余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里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后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后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于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采取寬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國時代，由于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并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后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于齊威王時期，興盛于齊宣王時期；中衰于齊憫王時期；中興于齊襄王時期；亡于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后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后，歷代君主無不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制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譽率承、溜須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并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后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干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 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
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并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后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資助其辦學。
由于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于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并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于沖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于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并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網載 2013-09-10 20: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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