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底明珠無處賣DD悲愴頹放的明代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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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經歷了九十余年的異族統治后,公元1368年,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漢人手中。而這次坐上龍椅的,卻是純正貧農出身的朱重八。當然,英雄不論出身,有道是“自古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像司馬炎、楊堅、趙匡胤那些靠欺負人家寡婦幼兒搶來皇位的算不上什么英雄,而漢劉邦和明朱元璋,人家平頭百姓出身,一刀一槍,實實在在地血戰得來的,所以說他們“得國最正”。而兩者相較,似乎朱元璋更“正”一籌。因為重八哥的皇位并非窩里斗所得,而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從蒙古人手中搶回來的,所以這“大明”朝的得國之路,實在是名至實歸的正大光明。   然而,大明朝的天,卻并非是晴朗的天,對文人們溫厚和悅的大宋之天并沒有盼來,大明朝的天空,經常是烏云翻滾,電閃雷鳴。   殺!殺!殺!朱元璋、朱棣等人以鐵腕治國,對于文人似乎更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于是高啟被攔腰斬成兩截,方孝孺被誅滅了十族!就連一貫能迎合“圣意”的才子解縉,最終也被扔到雪堆中活活凍死,“天下讀書種子”,凋零殆盡,殘存于世的,也再不敢亂說亂動。   杖!杖!杖!廷杖也是明代的一大特色,《禮記》中曾說:“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給士人們留一點尊嚴和體面。而明代皇帝卻毫不留情地剝掉這些高官大臣、文人學士的衣褲,讓他們光著屁股受杖,甚至被當場活活打死。明代著名的文人,諸如《三國演義》開卷詞的作者楊慎,一代大儒王陽明,都嘗過這種滋味。   于是,相當多的文人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寫寫四平八穩的“臺閣體”,專心研究滿篇廢話套話的八股文。后人評論說:“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為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之所為,于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   是的,在科舉的最高指揮棒下,只有鉆研八股文才是最有價值的,這是“爵祿所在”,升官發財全指望這個哪,其他的東東,再有思想價值,也是白耽誤我的事(“妨吾之所為”),是“閑書”,看了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讀書要看“考學”有用否?“高考”不考,看了有啥用?所以這其他的“閑書”,不用燒光,也和被燒掉了差不多了。所以說:“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秦是赤裸裸的“大棒”政策,而明則拿出“胡蘿卜”來誘惑,相比之下,明的做法更巧妙高級一些,但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人們俯首帖耳地聽朝廷的話,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見。   然而,自古以來的才子們,不單有“在萬萬人之上”的“聰俊靈秀之氣”,而且必有驚世駭俗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于是李贄還是傲然地站出來說: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可遏……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我們現在有首歌叫“死了也要愛”,股民們改成“死了都不賣”,而李贄的宣言卻是“死了也要說”,哪怕是話一出口,就會引來好多大牌人物“切齒咬牙,欲殺欲割”,他還是大聲講出來。當然,他最后也是被仇敵誣陷,于古稀之年帶著病身到了獄中。在那里,他用剃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用手指蘸血寫下這樣七個大字:“七十老翁何所求”!   晚明的很多才子們,痛苦地認識到,他們正像“網中魚鳥”一般,如果“安意其中”,尚可以偷安,但一“恃勇跳躍”,那等待他們則是“其力越大,其縛愈緊,必至摧鰭損毛,只增窘苦”的后果。   于是,明代的許多才子轉而從莊禪之中尋求安慰:“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況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況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他們淡漠功名,泥涂軒冕,寄情于山水田園、鐘鼎彝器、琴劍石印之間。然而,在逍遙自適中,也不時透出他們壓抑和困惑,焦灼和痛苦。   他們放浪形骸,舉止乖張。春風十里揚州路上的小杜,還羞答答地說:“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言下頗有自嘲自悔之意。而袁宏道卻朗聲大呼:“……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后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衛泳也振振有辭地說:“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已,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   這些才子們以狂狷之態為美,以世人眼中的“癖病”為佳。張大復說:“病則奇,奇則至”、“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張岱更是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其實才子們推崇的顛狂癖病,正是對迂腐僵化不近人情的正統體制的一種反抗。這種“病態”,并非是瓶花病梅那樣被扭曲的美,而是像風急崖陡的山上那些虬枝逸生的怪松奇樹,雖然同樣是枝體扭曲,但它們卻透著桀驁不馴、傲然相抗的精神。    晚明好多才子還很喜歡“惡搞”,而且比起我們今天的好多“惡搞”手法來,更上檔次,更有深意。朔爺和馮導喜歡將一些正統的官方語言拿來開涮,像什么“有組織,無紀律”、“一是鍛煉隊伍,二是考察新人”,這類常在文山會海上大講的,卻讓賊頭“葛優”從口里講出來,顯得特別滑稽。   而明人惡搞經典的本事也不遜色。孔圣人的《論語》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意思是讓后生學子們多學學詩。而明人張應文卻給“惡搞”成這樣:“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補,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貴貧賤之人”。堂堂的孔圣人語錄,給“篡改”成喝稀飯這種日常俗事,所以一干衛道腐儒們大跌眼鏡,怒斥道:“如斯之類,殆於侮圣言矣。明之未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他們認為是侮辱了圣人,認為這是明末士風敗壞不堪的典型。但江湖夜雨覺得,這未必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反抗,反抗那些已經僵化腐臭,變為束縛思想工具的陳經舊典。   明人宋懋澄更說:“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意思說,經書像我娶的老婆(舊時正妻多是古板無味的),史書像是納的小妾(妻不如妾^_^),而稗官野聞像是奴婢(丫頭有時也“通吃”),而詩詞文賦才真正和他床上打得火熱,像是“外宅兒”(外面偷偷包養的情婦,妻如不妾,妾不如偷)。這種比喻,巧妙詼諧之余,不免也透著拿經典開涮的意味。   晚明文人,他們帶有極濃郁的放蕩奢靡、佻薄頹唐的情調,他們“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他們在放縱中陶醉,又在放縱中迷失,既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是那樣遙不可及,不切實際,倒還不如逍遙自適、有酒先醉罷了。   如今說起明代文學,往往提到的只是像《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及《三言》等小說,對于明才子的詩文卻說得不夠多,好多的明代才子也并不為人們所熟悉。這里,讓我們一起走近明代才子,其實明代才子的經歷和近代諸多知識分子的遭遇更為接近,他們的好多苦痛我們并不陌生,同樣有感觸。      不須惆悵綠枝稠,畢竟繁華有斷頭。夜雨一庭爭怨惜,夕陽半樹小淹留。   佳人踏處弓鞋薄,燕子銜來別院幽。滿目春光今亦老,可能更管鏡中愁。      這是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落花詩》,能夠穿越五百年的時光,在明代才子們的滿篇珠玉中去拾綴那些離世絕俗的靈慧之氣。

網載 2013-09-10 2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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