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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301(2001)03-0016-(07)
　　作為古典意義上的哲學，中國在先秦時期就豐富多彩，產生的時間不比古希臘哲學晚，思想內容也不比古希臘哲學遜色，但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哲學，作為系統化、知識化或專業門類的哲學，在中國卻是20世紀形成的。就現代意義上的哲學而言，20世紀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世紀。
　　馮友蘭先生在《新理學》開頭就說：此書“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馮先生在《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又說：“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只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這就是‘接著講’與‘照著講’的分別。（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張立文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哲學：從“照著講”、“接著講”、到“自己講”》的文章，拜讀之后，受益匪淺。筆者受馮、張先生的啟迪，把20世紀中國哲學分為“學著講”、“照著講”、“接著講”三個時期，并把21世紀定位為中國哲學“自己講”的時期，以求教于學界諸師。
　　20世紀中國哲學的最大特征是向西方學習。中國學人是從“學著講”經過“照著講”走向“接著講”，只有在21世紀才有望“自己講”。“學著講”的是學徒，以西方哲學為師，參照西方哲學的模式，分析傳統學術思想史中的內容，建立自己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和哲學史。“照著講”的是宣傳者、文化仆從或教條主義者，自以為找到了絕對真理，于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比著葫蘆畫瓢，忘記了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的道理，嘲弄哲學的結果是哲學嘲弄了生活。“接著講”的是發揮者、發展者、后繼者，只有“自己講”的才是劃時代的哲學家。“學著講”精神可嘉；“照著講”是拙劣的模仿；“接著講”是光榮的；“自己講”才是值得驕傲的。
　　一、“學著講”時期
　　中國的哲學思想盡管非常古老，但是到19世紀末仍然沒有“哲學”這個名詞，更沒有哲學這個學科，哲學思想與其他學術思想渾然一體構成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史。從20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中國人學著引進“哲學”概念，學著講中國哲學史，學著講西方哲學，學著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期。
　　1873年，日本學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學”兩個漢字翻譯"Philosophy"一詞。1898年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出版，把“哲學”一詞引入中國。1902年，《新民晚報》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哲學”這一譯名運用于中國傳統思想方面。“哲學”一詞開始在中國流傳，中國開始了西方意義或現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哲學”概念的形成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并且這種學習在最初還是跟著日本人學的。
　　20世紀以前，既然中國沒有哲學概念，那么也就沒有哲學學科。1914年，北京大學設立“中國哲學門”；1919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改“中國哲學門”為哲學系，標志著作為現代教育和科研體制下的一個專業門類“哲學學科”在我國正式確立。1929年留學美歐的張頤先生回國主持北大哲學系，講授康德、黑格爾哲學，至此，中國才有了象西方國家大學中那樣的哲學系。這說明，作為一個專業學科門類，作為一種理論形態的“中國哲學”是在20世紀初西方思想的涌入過程中產生的。從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產生到新中國成立，是中國人學著講哲學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各種西方哲學流派涌入中國，它們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里相互沖突，也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沖突、融合、會通，形成諸多學派自由創立、相互競爭的局面。這種局面是由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分裂與經濟上、文化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會現實決定的。馮友蘭在這個時期即將結束時意味深長地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局面盡管看起來很混亂，可是中國的精神生活，特別是哲學思維，卻有了偉大的進步。這并不出人意料。中國的混亂，是中國社會性質由中世紀向現代轉變的一個方面。在這場轉變中，造成了新舊生活方式的真空，傳統的生活方式已經古老廢棄，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采用。這樣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實際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學。哲學總是繁榮于沒有教條或者成規結束人類精神自由運動的時代。”（《馮友蘭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4頁）
　　20世紀上半期，中國哲學領域的活動有兩大主題：一是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批判和改造，即用西方哲學的范式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范疇、內涵進行削足適履式的改造，二是對西方哲學文化的大量引進與選擇。
　　用西方哲學的模式對中國傳統哲學進行改造表現為編寫中國哲學史，即學著西方哲學講中國哲學史。第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是謝無量在1916年出版的。謝無量主要是文學史家，他的哲學史內容簡單，也沒有什么特點。胡適從美國回來，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1919年把講義整理后出版，就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用西方哲學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只好使古人之“足”適洋人之“履”了。蔡元培在給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寫的“序”中指出，治中國哲學史有兩層難處：一是材料問題；二是形式問題。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須有“漢學”的功夫，而形式上中國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與胡適相比，馮友蘭更徹底地仿效西方哲學的模式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即參照西方哲學對中國歷史上的思想材料進行取舍和詮釋。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緒論”中所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標志著新的學術范式的確立，此后在不到20年的時期內，出版了幾十種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著作，其底色都是來自西方哲學。張岱年在30年代撰寫的《中國哲學大綱》中指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在根本態度上未必同，然在問題及對象上及其在諸學術中的位置上，則與西方哲學頗為相當。”“區別哲學與非哲學，實在是以西洋哲學為標準，在現代知識情形下，這是不得不然的。”這都說明，中國人是在學著西方人講自己的哲學史。
　　對西方哲學文化的引進構成了中國現代哲學的主要內容。中國哲學“學著講”的過程，亦即外國哲學中國化的過程。最早引進英國經驗論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嚴復，最早引進歐陸理性論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國維，最早引進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適。五四運動之后，大量西方哲學思潮涌入中國，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實驗主義、尼采哲學、柏格森哲學、新實在論、馬克思主義等。面對西方哲學的大量涌入，中國哲學家作出了回應，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賀麟等學者力圖在中國原有哲學的基礎上去吸收外國哲學從而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們“援西入儒”，企圖“華化西洋哲學”或“儒化西洋哲學”。他們自以為自己的哲學是中西哲學精華的融合，但事實上都是中西唯心主義的相互詮釋和重新組合，并不代表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與主流。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新道論、賀麟的新心學，都是中國現代哲學大樹上開出的鮮艷然而是沒有結果實的花朵。總的來說，他們的嘗試并不成功，只是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這些人都是參照西方哲學系統，用中國哲學史的素材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可以視為一種練習。因此，他們的哲學并沒有產生較大影響，也沒有獲得哲學界的認同，更沒有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什么影響。
　　在眾多的五光十色的西方哲學流派中，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李大釗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他們的選擇代表了中國現代哲學發展的方向。馬克思主義的輸入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空前大革命，使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獲得了當代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此中國革命為之面貌一新。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著重學習、宣傳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唯物史觀。這是因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大發現之一，是馬克思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變革之所在，當時國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注重唯物史觀。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成為中國哲學界的主潮流，吸引著千百萬青年學子。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是李達、艾思奇等人。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是中國第一部內容比較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論資料。毛澤東1937年寫的《實踐論》、《矛盾論》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理論體系的形成。這兩篇哲學著作，以其理論的系統性和深刻性，語言表述的生動性和通俗性，語言風格方面的民族氣派，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20世紀上半期，在各派哲學的論爭中還有國民黨官方哲學。它本質上是孫中山哲學的向右發展，是中國古代唯心主義和現代法西斯主義的結合。它的主要表現形態是戴季陶的“民生哲學”、陳立夫的“唯生哲學”和蔣介石的“力行哲學”。它們雖然由于國民黨官方的大力支持和宣傳，曾產生很大影響，但學術理論價值并不大。
　　這一時期，由于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歷史、時代全部問題、矛盾的空前會聚，中國社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巨變時代，中國哲學也進入了一個有史以來最為絢麗多彩的全新時期。尤其是建國前30年哲學的發展姹紫嫣紅，百家爭鳴，流派紛呈，波瀾壯闊。西方哲學大量涌入中國，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和理論思維及價值觀念的轉換；傳統哲學逐漸邁向現代化，中國哲學開始面向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伴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成為居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但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只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時代性，忽視了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多元性，從而陷入了極端的片面性；現代新儒學雖然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民族性，但沒有找到中國傳統哲學走向現代化的真正途徑，也沒有做到平等、公正地看待中西哲學文化的價值，從而背時離勢，陷入泥古的狀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于急切嚴峻的革命斗爭形勢，特別強調革命戰爭條件下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傳統哲學中的宗法封建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泛道德主義缺乏應有的批判，對現代西方哲學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缺乏應有的采納。因此，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哲學沒有真正解決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問題，也沒有真正解決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民雖然站起來了，但中國人的哲學卻是“學著講”的。
　　中國人在學著講哲學的時期，也接受了第一次全球化中的單一性的思維方式。這種單一性的思維方式在馬克思主義世界化過程中的具體表現，就是把蘇聯30年代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作為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看作對這一體系正確性的論證或說明。任何超越這一體系的提法都被視為異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在這一世界背景下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所以，他們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不是發源于西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典，而是經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再創造的辯證唯物主義。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再創造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也就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藍本，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論”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實踐來證明俄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這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包含著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其對實踐的豐富研究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堅持了多樣性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又無法擺脫俄國的辯證唯物主義體系，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包含著單一性思維方式。這種單一性思維方式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教條化的一個前定的內在因素。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所包含的這一內在矛盾決定著它將來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單一思維方式膨脹，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僵死的教條；徹底發揮多樣性思維方式，走向的新創造性。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是前一種可能性的充分實現，70年代后期以來是后一種可能性的充分實現。
　　二、“照著講”時期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國哲學“照著講”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只剩下了一種哲學即馬克思主義哲學（臺、港、澳除外），中國傳統哲學和其他外國哲學都成了批判的對象且逐漸被人們遺忘。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內含的單一性思維方式，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形式鞏固下來，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了教條主義。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照著講”。即照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部分條文講，照著蘇聯教科書講，照著毛澤東同志的語錄講。
　　建國之初，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全國掀起了學習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為了推動這一學習運動的深入發展，有計劃地出版和再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列寧全集》3卷、《列寧文集》（兩卷集）、《列寧文選》（共七冊）、《斯大林全集》13卷，《毛澤東選集》1-3卷，單行本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列寧的《論戰斗唯物主義》、《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版的。同時，還翻譯出版了一批蘇聯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著和教科書，如米丁編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研究提綱》、《辯證唯物論》、《新哲學大綱》、《歷史唯物論》，阿里山大羅夫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康士但丁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等，從而為“照著講”提供了底本。
　　這一時期各大學哲學課都講一本書，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六億人民只有一個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教條主義籠罩了一切。全國人民照著馬克思講的講，照著毛澤東講的做。社會主義從理論上的科學走向實際上的空想。上層建筑可以決定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可以決定生產力。具有舊唯物主義特征的蘇聯教科書，通過教條主義轉化為實際上的唯心主義，竟然喊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從而杜撰出畝產“一百二十萬斤”的現代神話。全國各大學所使用的哲學教科書雖有不同版本，但內容都是一樣的，千篇一律，全是照著蘇聯教科書編譯的。
　　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雖然在社會發展動力、過渡時期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矛盾的性質、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問題上展開了廣泛的爭論，但基本觀點都是以蘇聯教科書為底本。1958年掀起了工農兵學哲學運動，雖然搞的轟轟烈烈，在哲學普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最終演化成“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庸俗化、簡單化、實用化的學法，歪曲了哲學的世界觀和愛智之學的性質，實質上是對哲學的嘲弄。工農兵學哲學的結果是使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講壇上走出來，來到工廠車間、田間地頭、部隊軍營，似乎人人都成了哲學家。但是，畝產“一百二十萬斤”的神話不能當飯吃，到頭來還是全國人民餓肚子。
　　關于“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論爭，關于“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論爭，實質上是人們對經典作家觀點的理解有所差異，并沒有新觀點提出，論爭實屬細枝末節。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幾乎只剩下“紅寶書”了，大家都照著毛澤東講的講，“照著講”發展到頂峰。“文革”期間，“老三篇”發行了10億冊，僅1967年就出版《毛澤東選集》8640多萬部，《毛主席語錄》3.5億冊，《毛澤東著作選讀》4750多萬部，《毛澤東詩詞》5700多萬部。報紙右上方均是毛主席語錄。頂峰論、天才論、三個里程碑、四個偉大、一句頂一萬句、忠字舞、紅海洋、早請示、晚匯報、三忠于、四無限不一而足。領袖的意志成了全國人民的意志。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只有領袖一個人思想，全國人民都停止了思想，全國人民都唱一個調子，是地地道道的鸚鵡學舌，人人“照著講”。
　　由于“照著講”，哲學全部成了公眾的話語，沒有了私人的語言，除了馬恩列斯毛是哲學家，中國沒有了其他哲學家。大家沒有創新的權力，也沒有創新的資格，以馬恩列斯毛的是非為是非。只要他們講過的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只要是正確的觀點，不管是誰提出的，都要劃歸于導師、領袖名下，其他個人沒有發現真理、占有真理的資格和權力。哲學思想也象那個時期的生產資料一樣實行了公有制。由于“照著講”，哲學成了僵化的教條，作為教條的哲學似乎不是產生于實踐，也不需要實踐的檢驗，只是來自天才的頭腦。哲學在馬、恩、列、斯、毛那里已經發展成絕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千秋萬代永不變。因此，只有實踐需要哲學，哲學已不再需要實踐。這種教條主義忘記了真理是具體的，也忘記了真理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道理。然而，真理是現實的，歷史上的真理只是說明它曾經是真理，并不等于現在還是真理，更不等于將來還是真理。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一條在革命時期是對的，在建設時期就很難說對。共產黨掌權了，你再造反，造誰的反呢？只能造共產黨的反。“文革”十年動亂就是這種錯誤理論指導的結果。由于“照著講”，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變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論上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變成了實踐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兩個凡是”是“照著講”的尾聲，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照著講”的終結和“接著講”的開端。
　　三、“接著講”時期
　　從1978年實踐理性的覺醒到20世紀末多元性探索是中國哲學“接著講”的時期。“接著講”是從教條主義和“左”傾思潮，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從蘇聯教科書體系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返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典，立足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和世界各國發展的實際，并汲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接著經典作家的思想講下去，而不再照著經典作家的某些條文講下去。這一時期，中國哲學界經過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現了返本開新，即破除了教條主義，走向了多元的探索，實現了全面的開拓性和開放性發展。
　　“接著講”時期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它們既是時間上的遞進，又是邏輯上的深化。其主旋律是主體精神的覺醒。
　　第一階段：1978-1980年，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時期。經過討論重新確立了實踐的權威，把過去這一切都訴諸實踐法庭加以評判，沖破了教條主義和現代迷信對人們思想的禁錮，開辟了思想解放的新時代，為“接著講”奠定了廣闊的思想的基礎。
　　第二階段：1980-1984年，是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時期。從1980年開始，哲學爭論的重心由真理標準問題轉向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這意味著由對“兩個凡是”的反撥，轉向了對十年文革的反思。標志著人們的目光由外在的偶像轉向人自身，從而發現了作為精神主體的“人”。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需要、人的尊嚴、人的自由得到確認。這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合乎邏輯的深化，是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的精神的自我覺醒。
　　第三階段：1984-1990年，是實踐唯物主義問題的討論時期。這一時期教科書體系的改革被提上哲學的日程，作為人的存在方式的實踐在哲學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人們開始回到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立場。哲學通過自我反思，使人的主體性獲得了本體論承諾，甚至有人提出“實踐本體論”的觀點。這當然在學理上是立不住的，但也反映了人的主體精神力圖在元哲學層面上得到表達的愿望。
　　第四階段：1990-2000年，是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時期。這一時期，發展研究與現代化理論成為顯學，這是哲學反思回到實踐的結果，也是覺醒了的主體精神必然內在地要求人們把握和觀照自身的存在及其歷史展現的表現。
　　“接著講”的前提是“返本”，即返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唯其如此才能接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講下去，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1978年以前，中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只是停留在對少數經典的學習、解釋和宣傳的水平上，并未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這門學科。因此并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來研讀，從而把經典作家的某些條文或精彩論述當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或全體。1978年以后，中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從過去的簡單學習轉向深入研究，并從單篇的研究轉向歷史的系統的研究。這種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些經典，而是廣泛涉及馬、恩、列、毛等人在各個時期的重要著作，尤其是他們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如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恩格斯晚年的書信；列寧的晚年著作；毛澤東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等等。這種研究不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部著作看成分散、無序的，而是將其置于世界哲學文化背景中，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這樣就可以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就可以“返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從而為“開新”即“接著講”奠定牢固的理論基礎。
　　“接著講”首先表現為接著馬克思的實踐觀點講下去。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恢復了實踐范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基礎地位，并對實踐進行了認真的、多方面的研究。最初，人們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實踐與認識、實踐與民主、實踐與人的主體性等問題。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認識到實踐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從而使哲學的范式發生了轉換。也就是說，通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研究，通過文化問題、實踐本體論的研究，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認識論范式轉換成人類學范式。哲學工作者不僅從認識來源和真理標準層面去考察實踐范疇，強調實踐的認識論意義，而且從人的本質和人性的層面去考察實踐范疇，強調實踐的人類學意義。到90年代，我國哲學界對實踐進行人類學研究首先在歷史觀方面展開，進而延伸到本體論。在歷史觀、本體論層面上開展對實踐研究的最重要意義，就是建構人類學模式。實踐不僅要說明認識的真理性問題，而且還要說明認識的價值合理性問題。此外，還有許多學者運用多種方法接著馬克思的實踐范疇繼續講下去：有的學者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講實踐；有的學者用現象學的方法講實踐；有的學者從文化哲學的角度講實踐。這些講法都更新了馬克思對實踐范疇的闡釋和定位，發展了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
　　“接著講”還表現為接著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講下去。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開端，我國社會發展理論開始發生重大變革，主要表現在：在發展評判方面，從“兩個凡是”向“實踐標準”轉變；在發展目標方面，從“一大二公”向“實現四個現代化”轉變；在發展動力方面，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發展生產為中心”轉變；在發展模式方面，從“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向“改革、開放、搞活”的新型市場經濟模式轉變；在發展研究的理論視角方面，從單純把社會發展看作歷史觀問題向真理觀、歷史觀、價值觀三者統一的研究方向轉變。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視察南方講話之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研究理論已基本形成。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理論、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支撐性理論體系。學者們對社會發展的本質、動力、主體、價值、戰略、模式、條件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社會基本矛盾、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客觀性、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評價社會進步的尺度和標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視察南方講話以后，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發展和鄧小平理論的進一步系統化，我國的發展研究也進入深化提高的新階段。諸如，在發展本質的研究方面，結合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現實及全球化發展問題，提出了對于發展概念、發展本質的全面反思性認識，并對國外發展觀和發展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發展動力的研究方面，進一步加深了對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之間關系的探討；在發展主體的研究方面，開展了對科學價值、人文價值、技術價值、信仰價值、文化價值、社會本位價值、社會主義價值、轉型期社會價值取向、生態環境價值等問題的研究，并最終提出要從真理觀、價值觀、歷史觀相統一的角度進行價值問題研究的思想。總之，在這一時期實現了發展理論和發展觀念的重大突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
　　在“接著講”的時期，除實踐哲學、社會發展哲學外，價值哲學、人的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等也有長足的發展。自然哲學、經濟哲學、科技哲學、醫學哲學等應用哲學也以新的形態紛紛出臺。此外，當代新儒學，當代西方哲學也十分活躍，哲學舞臺出現了五彩繽紛、詫紫焉紅的新局面。
　　縱觀20世紀的中國哲學或哲學在20世紀的中國，中國人并沒有獨立的自己的哲學，整個世紀從“學著講”開始，經過“照著講”的曲折，以“接著講”而告結束。21世紀的中國哲學或哲學在中國的21世紀又將如何呢？是繼續“接著”講下去呢，還是自己講自己的哲學？可以說，中國人在哲學上當一個世紀的學生，到21世紀應該畢業了，有資格、有條件、有必要“自己講”哲學了。在上個世紀之交，國外有可依傍的哲學，眾多流派傳入中國，中國的先進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本世紀之交，國外已沒有可依傍的哲學。蘇聯哲學已隨著蘇聯的解體而解體，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俄羅斯淪落為諸多流派中的一支，失去了昔日的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原典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在馬、恩、列那里找不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國兩制等理論的原型。西方馬克思主義仍停留在理論階段，主要是對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不能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西方哲學各流派雖在自己研究的問題上很有見地，但畢竟各執一偏，且均不是針對中國的情況而發，所以不值得中國人依傍。既然國外已無可依傍的哲學，那么中國人就只好自己講哲學了。
　　中國人自己講哲學的前提是自己獨特的實踐。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探索社會主義事業成功道路的偉大創舉。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本身來自實踐，包含著豐富的新的哲學思想，是世界上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人在新世紀自己講哲學的理論基礎。近20年來的學術成果在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非前80年可比。20年“接著講”的歷程，可視為由“照著講”到“自己講”的過渡。
　　在21世紀，中國人能不能“自己講”哲學，取決于中國人有沒有自己的21世紀的哲學或者說中國人在21世紀能不能創造出新哲學。目前，對中國人最有影響的哲學無非三大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和當代西方哲學。單講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能算當代中國人講自己的哲學。中國哲學家必須做一次“三源合一”的工作，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和當代西方哲學的思想精華結合起來，形成21世紀中國哲學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的哲學并不必是統一的哲學體系，它也可能是多樣化、多元化的但在某些方面必須是在世界上領先的哲學態勢。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當代最有生命力的哲學，中國傳統哲學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當代西方哲學開辟了許多研究的新領域。生命力是生存之本，精神家園不能背離，新領域、新問題必須研究，所以“三源合一”勢在必行。“三源合一”不是機械相加，也不是簡單地會通、融合，而是突破和創新、涅ｐáｎ＠①和新生。21世紀的中國哲學必然是三源合一”的新哲學。這新哲學不再是某種形而上的體系，而只是一系列先進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法以及對智慧的愛。
　　［收稿日期］2001-02-21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下加木
《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6～22B5中國哲學郭慶堂20012001中國的哲學思想盡管非常古老，但作為系統化或專業學科門類的哲學卻是在20世紀初產生的。20世紀中國哲學可分為三個時期：從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中國哲學“學著講”的時期；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國哲學“照著講”的時期；從1978年到世紀末是中國哲學“接著講”的時期。中國人在哲學上當了一個世紀的學生，在21世紀應該畢業了，有資格、有條件、有必要“自己講”哲學了。20世紀中國哲學/學著講/照著講/接著講/自己講郭慶堂(1953-)，男，山東聊城市人，現為聊城師范學院哲學所教授。 聊城師范學院哲學所，山東聊城 252059 作者：《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6～22B5中國哲學郭慶堂20012001中國的哲學思想盡管非常古老，但作為系統化或專業學科門類的哲學卻是在20世紀初產生的。20世紀中國哲學可分為三個時期：從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中國哲學“學著講”的時期；從1949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國哲學“照著講”的時期；從1978年到世紀末是中國哲學“接著講”的時期。中國人在哲學上當了一個世紀的學生，在21世紀應該畢業了，有資格、有條件、有必要“自己講”哲學了。20世紀中國哲學/學著講/照著講/接著講/自己講

網載 2013-09-10 20: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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