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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口述史研究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個新趨向和熱點。其中，以中國現當代史、婦女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成果最多。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中，有關抗日戰爭口述史的研究又是熱點和重點。拙文《中國當代抗戰口述史學的發展和研究內容》①已對中國當代抗戰口述史研究的發展和主要研究內容作了概述和分析，這里，主要就大陸抗戰口述史的發展歷程、抗戰口述史研究與成果表現的新形式、抗戰口述史研究的特點與價值、抗戰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今后的發展等問題作一總結和評析。②海外華人和港臺學界、日本和美國等在中國抗戰口述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同的成績。但是，由于學術信息和資料有限，這里就不專門介紹了。但是，本文在分析和評述中國抗戰口述史研究的相關問題時，亦將其作為考察研究的對象。
　　一　中國大陸抗戰口述史研究發展的兩個階段
　　如果以當代口述史的理論和方法來衡量，有關中國抗戰口述史的研究在大陸實際上開始于新中國建立后，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80年代前。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搜集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革命史中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史料，史學界、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等機構開展了系統、廣泛和深入的采訪和實地調查，并對所獲資料進行整理研究，其中就包括今天所說的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全國各級政協所從事的調查、整理和出版工作最為突出。③在1983年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開幕式上，楊成武說：“據統計，全國參加提供史料的達6萬人次，征集到資料4億多字，全國有166個單位編輯出版文史資料選輯等著作，向社會提供了1億字左右資料。”④各地文史資料大多數是親歷、親見、親聞者的自撰或口述，部分為調查訪問記。此外，有關機構還整理和出版了以歷史運動和事件為專題的資料匯編，如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員會編的《星火燎原》系列叢書，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和出版的《革命回憶錄》等。上述各類調查和訪問所獲的史料或著述中，便包括大量有關抗日戰爭的口述史料。
　　不過，這一時期抗戰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在從屬于中國近現代革命史資料搜集和整理范圍內進行的，而且，著重于利用口述史的理論方法和口述史料對抗日戰爭進行研究的成果比較少。其次，受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制約，抗戰口述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范圍也比較窄，主要集中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所犯戰爭暴行和頌揚中共領導的抗日斗爭等方面。總的說，這只是抗戰口述史研究的自發階段，還不是科學意義的抗戰口述史研究。
　　第二個階段，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抗戰口述史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當代西方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在大陸得到廣泛傳播，為抗戰口述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科學和系統的理論指導，學術界開始自覺將它作為獨立的學科來建設。第二，日本軍國主義復興、日本教科書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級政府官員不斷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和事件，激起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對日本侵華史的強烈關注和研究。第三，抗戰口述史研究具有獨特的優點和價值，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和研究那段歷史。
　　這一階段抗戰口述史研究的興盛，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事和參與抗戰口述史工作的組織和人員不斷擴大。第二，抗戰口述史采訪的力度加大，采集工作開始系統化和長期化。第三，口述采訪的途徑和形式多樣化。第四，口述采訪的對象和范圍愈益擴大。第五，系統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抗戰口述史料，為抗戰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第六，利用口述史的理論方法進行專門和系統的學術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著述。第七，開始注意對抗戰口述史研究進行理論總結和研究。⑤
　　二　抗戰口述史研究與成果表現的新形式
　　網絡的迅猛發展對抗戰口述史學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使抗戰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和成果表現形式出現了與傳統形式——即以紙質為載體，以各類學術專著和論文等為主要表現形式——不同的新形式。目前，利用互聯網進行抗戰口述史學的研究已成為抗戰口述史研究的新形式和重要途徑。
　　利用互聯網進行抗戰口述史研究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建立專門性抗戰口述史網站，在抗戰網站中設口述史料專欄，并以此從事抗戰口述史料的征集及其研究成果、資料和信息的發布與交流等。此外，不少非抗戰性的網站也常常進行抗戰口述史的宣傳，從事抗戰口述史料的征集、發布抗戰口述史學信息等。如，網易(www.163.com)、南方都市報和華商報2005年聯合推出的“尋訪抗戰老兵——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型特別報道”活動，采訪范圍涉及20多個省區，尋訪抗戰老兵60名。與傳統的史學研究、信息交流和成果發布形式相比，互聯網具有查閱便捷、信息量大、傳播速度快、影響面廣、形式活潑生動（有些網站不僅有大量圖片，還有影視視頻）等優點。在利用互聯網進行抗戰口述史研究的各種形式中，建立專門性的或含有抗日口述史學專題的網站是最主要的形式，影響也最大。
　　在海外，“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www.chineseoralhistory.org)是這方面的代表。該網站說：“本會自成立以來，專注抗戰史的口述史訪問。”該學會除自己對抗戰時期飛虎隊美軍十四航空隊的中美空軍混合團成員和地勤隊華裔士兵的訪問外，還與中國大陸的一些大學和文化學術機構開展廣泛的合作，內容涉及抗戰的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和民眾生活等諸多方面。這些合作項目是：1.1994年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合作，委托進行“上海地區抗戰口述史訪問”7個專題：汪偽儲備銀行；淪陷區上海市民生活；一二八淞滬抗戰；上海租界圍城時期的大米跑單幫；緬甸戰役；日軍侵華期間破壞和掠奪中國圖書的情況；抗戰期間在上海的教會大學。2.1996年與北京大學歷史系合作，進行4個訪問項目：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俘的經過（1956年，沈陽）；日軍華北防疫給水部隊（一八五五部隊）；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日本統治時期東北丹東、沈陽中、小學教職員的教學與生活。3.1997年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調研部合作，進行4個訪問項目：七七事變與二十九軍；抗戰時期孩子劇團；海外華僑歸國參戰；日軍侵華期間種植、販運鴉片問題。4.日本強擄中國勞工問題：2002年和2003年與中國日本侵華戰爭遺留問題民間研究網的何天義合作，共訪問被日本迫害勞工125名。2000年，該會還與《抗日戰爭研究》合作開展了抗戰口述史訪問專文的活動。雖然上述活動大多并未達到預期目標，但對抗戰口述史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的是由齊紅深教授主持“歷史記述——日本侵華教育網”(www.rbqhjy.net)。該網站以“開展日本侵華教育調查，搶救歷史資料”為基本任務，通過采訪收集當事人的口述記憶史料，以揭露日本在東北及臺灣所推行的殖民和奴化教育罪行。別外，齊紅深曾主持國家教育科學“十五”重點課題《日本侵華殖民地教育口述歷史調查與研究》，并在網上征集口述史料，這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搜集日本侵華證人、證言、證物的民間活動，有1150位老人提供了的口述史料。2004年3月23日，齊紅深又在網上刊布《致抗戰流亡人士的信》，向九一八事變后及后來陸續流亡到關內的東北的大學和中學師生征集口述史料。
　　其他抗戰的網站也多設有口述史的欄目和內容。2005年七七事變紀念日時開通，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新浪網和龍虎網聯合推出的“永不忘卻——南京大屠殺史實網站”(www. neverforget.com.cn)的“史料征集”欄目包含大量口述證言。實際上，該網站所收集的口述史料并不限于南京大屠殺，還包括反映日軍其他侵華暴行的內容，如大屠殺與萬人坑、化學武器、細菌戰、慰安婦、“三光”政策和重慶轟炸等。其中，口述影像資料比較多，這是該網站的一個突出特點。此外，“中國二戰勞工網”(www. warslave. net或www.forced-labour.net)、“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網站”(www.nj1937.org)、“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網站”(www.77china.org.cn)、“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網站”(www.china813.com)、“九一八事變紀念館網站”(cyc69.cycnet.com:8090/xuezhu/918)、“日軍慰安婦網上紀念館”(waf.126.com)、“新四軍網站”(www.n4a.info)等也包含有不同形式的口述史內容。一些非抗戰史網站也有抗戰口述史的內容，如，大型愛國主義教育網站“血鑄中華”(www.china1840-1949.net.cn)的“戰士自述”所登載的200多篇口述文章中，抗戰口述的文章占80%以上。
　　另外，利用口述記憶的紀實性抗戰影視作品愈來愈多。既有全面反映抗戰的口述史影視片，如，中央電視臺開拍的大型史詩性紀錄片《抗戰》，也有就抗戰某段歷史或某方面歷史制作的口述影視片，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南京電影制片廠合作拍攝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制作的教學錄像片《30萬的控訴》和《馬吉牧師影片中的李秀英》，江蘇電視臺攝制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上下集），南京電視臺攝制的8集紀實片《歷史的見證》，中央電視臺在河北興隆縣攝制的五集大型紀錄片《千里無人區》等。此外，一些抗戰史網站，如“永不忘卻——南京大屠殺史實網站”中還有采訪有關抗戰“三親”者的口述視頻。抗戰影視口述史學在日本也受到重視。海南友子制作的譴責日軍遺留武器特別是化學武器罪行的紀錄片《來自苦淚盈眶的大地》，是她多次前往中國，走訪了多個受害者家庭后完成的。
　　抗戰口述史的影視作品極大豐富了抗戰口述史學的表現形式，它們往往比純學術的研究更有社會影響。有文章說：“在紙質媒體中，似乎沒有人試圖像電視紀錄片那樣，通過‘口述實錄’的方式，采取‘正說’的創作方法，引領人們重新回到一個個曾經硝煙彌漫，或是氣氛緊張的現場。”⑥
　　三　抗戰口述史學的特點和價值
　　抗戰口述史學的興盛，其內在和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與以文獻和檔案為史料基礎的傳統研究形式相比，具有自身的特點和價值。這其中，既有口述史研究所共同具有的特點和價值，也有抗戰口述史所獨有的。下面，擬從抗戰口述史的理論方法對抗戰研究的學科意義及其社會價值和抗戰口述史料的史料學價值兩方面來分析這一問題。
　　第一，抗戰口述史在歷史認識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開創了抗戰史研究的新模式，并因而使它具有獨特的史學社會價值。
　　首先，通過采訪抗戰“三親”者，讓他們來直接敘述和呈現抗戰歷史的某個方面或某個片段。這種抗戰史當事人的訴說和表白，具有直接性、真實性（客觀性）和具體性，它沒有經歷史研究主體的二度敘述，因此，往往能夠更好地反映抗戰史的許多“實態”，是一種“實態史”。其次，由于受訪者是抗戰的親歷者或戰爭災難的受害者，他們的歷史敘述常常因之帶有或喜或悲、或恨或愛、或榮或辱的豐富情感和復雜心理，與通過文獻和檔案所揭示反映的歷史相比，口述史多具生動性和感人性，它雖然不如史家撰寫的歷史那樣全面、系統和富于理性色彩，但是，卻能給人們提供更生動和更情感化的抗戰歷史認識途徑。而情感是歷史認識的途徑之一，真正的歷史不光是理性的歷史，還是有情感的歷史。通過這種歷史認識方式所展現的抗戰史能夠給人鮮活的感覺，因而被視為是“活的歷史”。這種“實態的”、“活的”抗戰史因其獨有的特性，從而被視為一種新的抗戰史學形態。
　　抗戰口述史的上述特點和學術價值，多是口述史學所共有的。但是，由于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來說既是一場空前巨大的民族災難，同時，又是一場激揚和凝聚民族精神、升華民族愛國情感的戰爭，借用史家雷海宗的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歷史警覺性最發達的時間”，而“一個時代愈發展得緊張生動，那時代少數警覺性深刻的人對過去歷史愈發看得透切”。⑦雷海宗原本是說的抗戰給中國的歷史學家深刻認識歷史提供了絕好的時代環境。實際上，這種時代對于普遍百姓來說，也使他們對生活和歷史的精神感受和情感體驗比普通歷史時代的民眾更具深刻性、豐富性和復雜性。這又是一般的口述史難以相比的，因而，這些特征往往又具有了抗戰口述史的特點。
　　抗戰口述史學因其在認識上的直接性、真實性、具體性，在敘事上的生動性和感人性及在表現形式的靈活性等特點，使讀者可以更直接和深切地體會、感悟和理解歷史，從而使其產生吸引讀者的獨特魅力。換言之，就是它們可讀性強，與傳統的抗戰史學作品相比，它們能夠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有文章說：“讀者所以喜歡口述歷史，除了獨特的學術取向和歷史眼光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恐怕還在于讀者從這些口述歷史中發現了被以往那些歷史記載忽略或掩蓋了的鮮活的史實……口述者的個人身份使得他們可以不必根據既定的結論剪裁史實，從而能給讀者提供更多的了解歷史的視角，有助于人們刷新歷史的成見，填補歷史記載的空白和盲點。像李小江主編的‘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叢書，它所努力展示的是紅軍女戰士、抗日戰爭中的冀中婦女、慰安婦中的幸存者、東北抗聯的女兵等普通婦女的個人記憶，因此，它更具有歷史的豐富性、生動性和歷史的真實感。透過這些小人物的命運，我們理解了歷史的復雜性，進而感受到社會歷史的變遷。”⑧
　　第二，抗戰史口述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這是抗戰口述史學受到史學界高度重視的根本原因之一。抗戰口述史料具有口述史料的一般特征。口述史料與文獻史料相比，具有直接性（一手資料）、具體性、真實性等特點，這是口述史料的重要特征和價值所在。抗戰口述史料無疑也有這些特征和價值，這里就不多說的。下面，主要就抗戰口述史料其他方面的史料價值略作分析。
　　一是，能獲取直接反映抗戰期間民眾生活的史料。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側重于抗戰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思想的研究，注重政治性的、民族國家意義的抗戰史的建構和歷史詮釋，致使那些直接反映下層民眾生活和觀念意識的史料往往被排除在歷史視野之外。其結果是，利用這種史觀和史料寫出的歷史，忽略了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在歷史中的意義。這種歷史是不全面的歷史。而抗戰口述采訪的“重點為平民在抗戰中經歷的變遷與生活”反映戰時平民生活的內容占了很大比例，故能彌補以往研究的重要缺失。
　　二是，口述調查能夠獲得內容極其豐富的抗戰史料，從而多層面和多角度地反映當時的歷史。如，由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承担的《山西抗戰口述史》項目，從2004年11月到2005年6月，共走訪了1500名老人，以讓老人講述他們抗日戰爭期間的親身經歷為主線，對1937年至1945年期間山西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風俗、生態、衛生、宗教、婦女、災荒、瘟疫、市場、倫理道德等進行全面調查訪問，形成原始資料400多萬字，圖片5000多幅。⑨齊紅深主持的大規模口述調查，搜集到1200多位受訪者的口述史料和3000多件歷史照片，整理成文字500多萬。這些受訪者生活于不同的社會層面，“在日本占領時期，有的在偽政府教育行政機關任職，有的在各種學校上學或任教，有的是大屠殺、勞工的幸存者；在日本投降之后，有我們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也有臺灣當局的要人，有新中國的建設者、保衛者，也有被判處重刑的人員……他們都從自己在歷史中所處的那一個特定的‘點’上，見證了日本侵華時期的教育以及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他們多元的文化背景、曲折的人生經歷，增強了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歷史認識價值和文化價值”。⑩
　　三是，彌補或補充了抗戰史許多研究領域文獻和檔案史料的不足。由于人為的原因，反映抗戰重要歷史事件的一些檔案資料未能保存下來。如，反映日本侵華所犯戰爭罪行（細菌戰、毒氣戰、中國慰安婦、受害中國勞工和華北“無人區”等）的文獻資料嚴重缺乏。為此，采訪這些歷史的“三親”者，便成為獲取這方面史料的基本渠道。如，2005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國民黨將領口述抗戰回憶錄”叢書——《我所親歷的淞滬會戰》、《我所親歷的臺兒莊會戰》、《我所親歷的南京保衛戰》、《我所親歷的武漢會戰》、《我所親歷的南京保衛戰》、《我所親歷的常德、長衡會戰》、《我所親歷的桂南、桂柳會戰》和《我所親歷的印緬會戰》，為進一步研究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提供了許多原來文獻檔案史料所沒有的史料。而“新四軍網站”的“口述歷史”欄目刊載的465篇有關新四軍及其抗戰的文章，也為這方面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新史料。即便是一些個案研究，口述史料也具有重要價值。如，聞黎明在談到《聞一多年譜長編》的編撰時說，他通過對與聞一多交往密切的顧毓琇、謝冰心、陳岱孫、吳澤霖、蹇先艾、沈從文、張光年、賀麟、馮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俠、臧克家、王瑤、吳祖緗、季鎮淮、范寧等當時文化界、教育界和學術界眾多名人的采訪，補正了不少文獻史料的不足，考證和說明了不少聞一多在抗戰時期從事民主運動的事實。(11)由此可見，抗戰口述史料既可以提供原有文獻和檔案所沒有的史料，又可以彌補其不足與缺陷。史家王國維曾提出過上古文研究中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獻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由此開辟了中國現代古史研究的新路向。如果我們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擴大延伸，能否也可以說，文獻和檔案史料與口述史料相互印證，能夠開辟抗戰史學研究的新路向呢？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今后研究的開展
　　抗戰口述史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有些是屬于口述史學共同存在的問題，如口述史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問題，口述史料與文獻和檔案史料史實的印證問題等。有些卻是屬于抗戰口述史本身存在的問題。下面就抗戰口述史存在的主要問題作一分析。
　　一是，抗戰口述史開展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還不夠，使豐富和潛在抗戰口述史料面臨著永遠流失的境地。隨著歲月的流逝，抗戰的“三親”者逐漸離去，健在者越來越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們現在是在進行一場抗戰口述史料的“搶救”活動。積極從事抗戰口述史采訪的方軍說：“我1999年去保山地區采訪時，有生存的抗戰老兵823人，現在，就是2004年10月，還有生存抗戰老兵263人。在滇西的抗戰老兵平均年齡83歲，他們的消失應該在五年之內。”(12)再如，中國慰安婦研究專家蘇智良說，據最保守的估計，中國慰安婦總人數在20萬人以上，而“綜合目前的資料，中國大陸原日軍‘慰安婦’幸存者僅100多人……若再不及時作搶救性調查，這段歷史的真實細節將會永遠湮沒而無人知曉”。(13)近些年，人們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加大和加快了對抗戰“三親”者的采訪與口述史料的收集，但是，由于口述采訪需要資金和人力投入，成本高，周期慢，加上我們開展口述采訪的時間短、經驗少，專業人員不多，如何更好地開展抗戰口述史料的搶救性收集工作依然顯得十分緊迫。
　　二是，抗戰口述史的客觀性及其口述史料的憑信問題。
　　首先，由于時間長久、記憶不清、知識水平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使不少口述記憶的歷史時間、地點和史實發展過程不夠清楚，因此，這種口述記憶便缺乏史料價值，對抗戰研究價值不大。松岡環是日本“銘心會”會員，自1985年起先后來中國進行過40余次的南京大屠殺口述證言調查，并編著了《南京戰·受害者破碎的心聲》（此書為200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集）。她說：“我在中國搜集整理證言時發現了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過去的證言都過于簡單，很多受害者只有一兩句話，有的證言沒有時間，沒有地點。”(14)這在其他抗戰口述史中也存在。李猛說：“在我們進行口述史研究的一個華北村莊中，被訪談的老人大都會明確地告訴我們，在40年代，這個村子曾經一度為‘治安軍’（日偽軍）占領，修建了炮樓，挖設了壕溝。至于對這些軍隊的印象，又大都含糊其辭，在他們的記憶，各種留駐的軍隊和過往的軍隊彼此之間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行為就象‘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other)，模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記憶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聲譽，即使一些細致逼真的故事，也往往沒有‘主人’。當事人只記得‘私人故事’，卻忘了故事要轉變成為歷史，需要準確的時間定位和精致的人物范疇化。”(15)
　　其次，社會環境、意識形態、民族情緒和文化心理等因素會制約或影響口述史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口述者有時會隱瞞歷史，或是對歷史作某種“修改”。日軍細菌戰研究者朱清如說，當年細菌戰的參與者能否“最大限度地、客觀地陳述其參與細菌戰的經歷，這是非常重要的，十分必要的，但這也正是我們最為担心的。由于日本政府的現有姿態，日本右翼勢力的瘋狂與張揚，有多少日本老兵在離開人世之前能將其曾施虐于中國人民的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爭經過告白于天下呢？況且還有不少至死而冥頑不化者”。(16)即使是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因受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其口述記憶往往也存在各種問題。齊紅深曾對記者說，教育的特殊屬性使日本殖民教育在思想認識、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知識能力等方面對受教育者造成了“無形的、潛在的、隱蔽的”，卻又是“刻骨銘心”的傷害，因此，“有的老人盡管經過幾十年的拼命掙扎，仍然跳不出原有的框框，抹不去往日的傷痕。在敘述往事時，青少年時代所接受和形成的那一套價值體系（按：指對‘偽滿洲國’的認同感，對日本的敬畏感、親近感），會不自覺地在認識層面、意識層面甚至潛意識層面流露出來”。(17)此外，有些人由于受到日軍暴行的特別傷害，往往不愿過多細說往事，使一些歷史細節不易得到。如慰安婦和受日軍強奸蹂躪的性暴力受害婦女，往往把這種心靈重創的記憶埋得很深，不愿告訴世人。
　　所以，我們又不能拔高和夸大口述史在整個抗戰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確的態度和做法是，首先，要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來建立抗戰口述史學，從根本上說，抗戰口述史只是整個抗戰史的組成部分，只是開辟了抗戰史研究的新路向，只是發展而不是取代傳統的抗戰史學。其次，要對口述史料進行“考證”，要將其與文獻和檔案等其他史料仔細印證，這樣，才能共同構建更為全面和客觀的抗戰歷史。
　　三是，積極開展中國抗日口述史研究的國際合作與交流，以擴大其國際影響。在抗戰口述史中，揭露日本戰爭暴行的口述史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要在世界范圍內揭露日本對中國人民所犯的反人類的戰爭罪行，駁斥和反擊日本右翼勢力的有關謬論和謊言，開展抗戰口述史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是一個重要途徑。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抗戰及其遭受的戰爭災難的關注和研究相當不夠，抗戰史研究專家榮維木指出，究其根源在于，“在他們的眼中，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角一直是美英等西方國家。本著利益優先的原則，戰后沒多久，美日就達成實質上的同盟關系，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下，亞洲受害史實是很難被西方社會主流所介紹并接受的，民眾自然也無從得知。真正不正常的是，這種對亞洲二戰史輕視的歷史慣性，居然一直持續作用到現在”。(18)因此，當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時，居然引起世界轟動，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教授哈里斯盛贊其為“第一本具有國際影響的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著作”。榮維木說，實際上這本書并不是學術著作，國內可相比的著述并不少，但它能在西方一再轟動，“正反映出西方社會尤其民間長期以來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無知狀態”。(19)
　　目前，在抗戰口述史研究方面，日本學者取得了不少成果，中日的交流也較多。但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應當采取各種措施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西方的學術組織和學者加強交流與合作。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口述史研究較為規范，與他們進行合作交流，既可以學習他們先進的理論方法和經驗，同時，也能讓世界主流學界了解中國的抗戰口述史研究。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從1952年起，該校口述歷史部便設立了一個“中國歷史名人口述”項目，專門對在美著名華人進行口述采訪。這一項目有不少中國學者參與，如唐德剛先生。其中，較有影響的有對李宗仁、胡適、顧維鈞、張學良和吳國楨等人的口述采訪。由于他們大多是經歷過抗戰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們的口述歷史就不同程度地含有抗戰的內容。我想，我們的一些大學或文化學術研究機構能否與像哥倫比亞大學這樣的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展開合作呢？當然，與西方學術機構和學者進行合作，有時也需要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困難。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女博士(Deirdre Mary Smyth)2001年到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當她聽說了南京大屠殺慘案，目睹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日軍的種種歷史罪證后，為之震驚，由此開始從事大屠殺幸存者的口述調查。然而，實際操作時困難接踵而來。先是語言障礙，她必須借助翻譯，然而尋求專業翻譯十分困難，代價也很高；其次，國內英文版南京大屠殺資料太少。工作開展一年多后，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原定的50多位幸存者口述訪問只完成了10余位，手頭則有許多錄音材料亟需整理。(20)同時，中國的學界自身也應當更加開放和積極地參與世界口述史學界的組織和活動，利用這些學術平臺來從事抗戰口述史的研究和宣傳，在研究上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規范自己的學術研究，以更快更好地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有文章指出，國內關于抗戰期間中國民眾所受戰爭暴行和災難的研究成果并不少，且伴之以層出不窮的民間戰爭索賠訴訟。但遺憾的是，這種此起彼伏的聲音并沒有通過合適的渠道為世界尤其是亞洲以外的國家所共知。抗戰史研究專家步平認為，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國內相關研究著作整體上顯得刻板單一，缺乏對受害者個體命運的注視，缺乏感情，缺乏細節，太過注重傷害數字及戰爭罪行的論證。這樣的書，即便介紹到國外，也是很難引起國外閱讀者的興趣的”。(21)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還存在不足和缺陷，其成果還難以和世界主流學術界對話，難以引起西方人的共鳴。這種狀況如若不能改變，即使我們抗戰口述史研究取得再多的成果，還是不能達到讓世界主流學術界了解中國的目的。
　　抗日口述史研究還存在其他一些問題，如，抗戰口述史料的采集中，有關證言證詞和錄音攝像及其法律公證，現代管理方法和科技手段的運用等，實際是屬于口述史采集的一般原則和方法，限于篇幅等原因，這里就不細說了。
　　注釋：
　　①見《學術研究》2005年第6期。或見“史學評論網”(historicalreview. jianwangzhan. com)的“研究綜述”。
　　②本文所研究的抗日戰爭的時間范圍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中國抗戰結束。
　　③全國政協第三屆常委會根據周恩來建議，在1959年7月成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各級政協也建立了地方文史資料委員會。政協文史資料的顯著特點是“三親”：親歷、親見、親聞，這即是口述史的基本特征。
　　④轉見莊建平：《50年來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⑤詳見拙文《中國當代抗戰口述史學的發展和研究內容》，《學術研究》2005年第6期。
　　⑥何文靜：《抗戰圖書首都遭遇市場冷眼》，《信息時報》2005年3月8日。
　　⑦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大東書局1946年版，第165頁，第161頁。
　　⑧解璽璋：《忽然火了“口述史”：口述歷史出版物出版勢頭強勁》，《北京青年報》2003年10月9日。
　　⑨原碧霞：《〈山西抗戰口述史〉將出版1500名老人口述歷史》，新華網(news.xinhuanet.com)2005年6月29日。
　　⑩魏書：《我國揭露日本奴化教育的著作首次在日本出版》，日本侵華教育網(www.rbqhjy.net)2005年3月20日。
　　(11)聞黎明：《略議“口述史”》，近代中國研究網(modernchina. org.cn)2005年2月25日。
　　(12)方軍：《中國首家媒體全年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人民網日本版(japan. people.com.cn)2004年12月21日。
　　(13)《專家說日本侵華強征“慰安婦”20萬人》，《南方都市報》1999年8月15日。
　　(14)李寧源：《日女教師自費采集南京大屠殺證言》，《新聞晚報》2005年3月27日。
　　(15)李猛：《拯救誰的歷史？——評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七月號，總第16期。
　　(16)朱清如：《關于侵華日軍細菌戰史料的幾個問題》，《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
　　(17)康麗：《為“奴化教育”留下罪證》，《中國教師報》2003年12月10日。
　　(18)轉見朱紅軍：《國際正義的為與不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19)轉見朱紅軍：《國際正義的為與不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20)朱紅軍：《國際正義的為與不為》，《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
　　(21)轉見朱紅軍：《國際正義的為與不為》，《南方周末》2003年09月18日。
抗日戰爭研究京193～209K4中國現代史徐國利20072007
抗戰口述史/發展階段/新形式/史學價值/主要問題
中國抗日戰爭口述史研究是當代中國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文章主要就大陸抗戰口述史的發展歷程、抗戰口述史研究與成果表現的新形式、抗戰口述史研究的特點與價值、抗戰口述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今后的發展等問題作了總結和評述。
作者：抗日戰爭研究京193～209K4中國現代史徐國利20072007
抗戰口述史/發展階段/新形式/史學價值/主要問題

網載 2013-09-10 2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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