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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09;B22l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82(2004)02-0060-06
    《周易古經》、《周易大傳》合璧的《易經》，從漢代起就被列為“群經之首”，成為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經典之一。產生于南朝齊梁時期的《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體大思精、具有完整體系的文學理論專著。《周易》經傳以及研究《周易》經傳的“易學”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哪些影響？多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論文和學術專著中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本文擬就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情況略作回顧、評述。
    　　一、《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兩千多年來，《周易》經傳所蘊含的豐富、深邃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國學大師黃侃于20世紀初所著的《文心雕龍札記》，后來被譽為20世紀國學名著。這部著作對《文心雕龍》作了深入、細致的闡析。它在論析《征圣篇》的主旨時指出：“《征圣》：此篇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并指出：“且諸夏文辭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辭之美，莫美于《易傳》。一則經宣尼之刊著，一則為宣尼所自修。”[1]黃侃的這些贊語，完全符合《征圣篇》的意旨。在《征圣篇》中，劉勰主張“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也就是說，后世論文，應向圣人——孔子學習，必須以圣人所編撰的“六經”為主體。《征圣篇》直接闡述了《周易》等“六經”與《文心雕龍》的源流關系。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多次論析了《易傳》與《文心雕龍》的聯系，并且盛贊《易傳》文辭之美。
    當代不少學者直接以“《周易》與《文心雕龍》”為題，撰文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見解。這些論文主要闡述《周易》經傳及其哲學思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如：
    吳林伯1984年發表的《〈周易〉與〈文心雕龍〉》一文，充分肯定了劉勰繼承了《易》的“精義”。他指出：
    不可否認，在文論里大量繼承《易》之“精義”的，畢竟是劉勰。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是經古文學家，他論文《宗經》，品經以《易》為首。因《法言》舊談“《易》惟談天。”如其稱道孔子作《春秋》，能以“一字見義”，贊其“精義致用”，一如前修；兼習諸子，通《道德經》，諷名家集，考《易》之本義，留意其“自然之道”，洋溢于文論的字里行間。我們敢于斷言，《文心雕龍》是文論的經典，也是哲學的要籍，這決非持之無故的偏見。[2]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強調了“《文心雕龍》是文論的經典，也是哲學的要籍”。《文心雕龍》既然是“哲學的要籍”，那么，它與居“群經之首”的哲學經典——《周易》的承傳關系，也就更為直接了。它們的思維意識、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或近似之處，也就更易于理解了。由此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劉勰不僅是一位文學理論家，而且是一位善于推理、辨析的哲學家。
    黃壽祺、張善文1986年發表的《試論〈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3]一文，從《文心雕龍》對《周易》經傳內容的直接運用入手，由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論析：一、《文心雕龍》引據《周易》卦象，以說明文學問題；二、《文心雕龍》援用《周易》文辭，以豐富文學意蘊；三、《文心雕龍》探研《周易》創作，以推闡文學源流；四、《文心雕龍》融化《周易》語詞，以自鑄美意偉辭。這篇論文的作者精通《周易》經傳，而且長期從事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因此，此文在論述《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時，例證準確而充分。此文注重探研“《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內在影響”，這一點是非常值得借鑒的。
    李平1991年發表的《〈周易〉與〈文心雕龍〉》一文，從“神道設教”與體用思想、“變易不易”與常變觀點、“原始要終”與“原始表末”、“分兩尚中”與“兼解折衷”、“觀物取象”與“擬容取心”、“立象盡意”與“義生文外”等六個方面，論述《周易》與《文心雕龍》的聯系。作者認為：
    從古代文論的角度看，受《周易》影響最深，“援《易》以為說”最多的莫過于劉勰的《文心雕龍》，全書不僅在內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話來說明文學問題，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數”來安排全書結構，正像有人指出的：“中國第一部最為詳盡地論述文學創作的著作《文心雕龍》，非常明顯地受到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響。”翻開《文心》就不難發現，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寫作方法和藝術理論都與《周易》有較深的關系。[4]
    作者不僅認真考察《文心雕龍》在內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話來說明問題，而且仔細地研究《周易》思想對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寫作方法、文藝理論所產生的影響。此文不僅能夠促進《文心雕龍》研究者更加重視《周易》思想對《文心雕龍》文學理論體系形成的影響，而且能夠促進其它古代文論研究者更多地思考、探索《周易》思想對古代文論的影響。
    敏澤1992年也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心雕龍〉與〈周易〉》[5]的論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周易》經、傳“曾經對我國后世的思想和文化，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也不例外”。作者還論述道：
    而《周易》對于《文心雕龍》的影響，不僅是貫穿始終的，起于《原道》篇之“道”，終于《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數，其為文用，49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龍》50篇中的過半數，都曾直接間接地引證《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運用到關于具體的文章寫作的過程中。[5]
    敏澤在此文中還詳細闡析了《文心雕龍》關于宇宙本體及道與文的關系。他認為：
    《周易》對于《文心雕龍》之影響，絕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謂“彰乎大易（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則是關于宇宙本體及道與文的這一根本關系的認識上的。[5]
    敏澤同時還論述了《周易》對《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重大影響。他從《文心雕龍》創作論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文心雕龍》中通變的思想、神思的思想、剛柔的思想等，都來源于《周易》。此文采取“從流溯源”的方式，即從《文心雕龍》的思想內容、文體結構、創作理論等方面出發追溯其源頭——《周易》經傳，因此，這是一篇從流溯源研究《文心雕龍》與《周易》之聯系的重要論文。
    筆者近年來發表的系列論文《〈周易〉經傳與〈文心雕龍〉》[6]、《試論〈易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7]、《西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8]、《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9]等篇，則是站在《周易》經傳和易學的角度，從源及流，探討《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從以往的論文來看，從西漢易學和東漢易學的角度，探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此類論文數量較少。筆者在《西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一文中，論述了西漢時期的著名學者劉安、司馬遷、京房、劉向、劉歆、揚雄等人的易學觀或易論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筆者在《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一文中，分析了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桓譚、王充、班固、張衡、荀悅、鄭玄、虞翻等人有關《易》學的論述對《文心雕龍》的影響。以上兩篇文章所述的兩漢著名學者有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他們的《易》論，對《文心雕龍》具有很大的影響，值得研究者重視。這兩篇文章還論述了《緯書》（特別是《易緯》）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筆者在《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的《結語》中寫道：
    由于讖緯之學在東漢流行，光武帝等東漢統治者深受其影響。東漢一批勇于捍衛科學尊嚴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如：桓譚、張衡、荀悅等，大膽地反對虛妄的讖緯之說。荀悅明辨詭誕，指出《緯書》八十一篇非孔子所作，但緯書中所保存的史料和詞匯尚有可取之處。劉勰認為緯書中作偽、荒誕的內容應予以揚棄；對緯書中“有助文章”的可取部分，即緯書中所保存的史料、傳說和詞匯，酌情采納，取而用之。劉勰不隨流俗，能夠對讖語、緯書進行客觀冷靜的分析，其思想無疑深受桓譚、張衡、荀悅等人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影響。[9]
    總之，筆者所寫的這幾篇論文只是嘗試從《周易》經傳和易學的角度探析《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此外，探討《周易》經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的論著還有很多。如：
    鄧仕ｌｉáｎｇ＠③在香港《崇基學報》發表的《〈文心雕龍〉與〈易〉》一文，是從《文心雕龍》原文出發，研究《文心雕龍》與《周易》的聯系。其《前言》寫道：
    古來論文之作，莫備于文心，爰采其原于易理者，掇為一篇。俾見易道無涯，資生民于不盡，圣言垂永，歷萬代而猶新。[10]
    古來論文之作，皆備于《文心》，而《文心》源于《周易》。根據作者的觀點，要研究歷代論文，就要研究《文心雕龍》及其源頭——《周易》。此文《上篇》采集了《原道篇》、《征圣篇》、《宗經篇》、《祝盟篇》、《論說篇》、《詔策篇》、《奏啟篇》、《議對篇》等八篇中與《周易》經傳有關的例證；《下篇》則采集了《神思篇》、《體性篇》、《風骨篇》、《通變篇》、《定勢篇》、《情采篇》、《ｒóｎｇ＠①裁篇》、《聲律篇》、《章句篇》、《麗辭篇》、《比興篇》、《夸飾篇》、《事類篇》、《練字篇》、《隱秀篇》、《附會篇》、《總術篇》、《時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與《周易》有關的例證。以上例證共四十七則，作者在每則例證之后分別以“按語”的形式，進行簡潔的分析、評論。這篇論文發表于1969年，是較早專門探討“《文心雕龍》與《周易》”關系的論文。在此之前，此類論文尚不多見。
    朱伯ｋūｎ＠②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對《文心雕龍》與《周易》的聯系作了精辟的論述：
    南朝的劉勰在齊代所寫的《文心雕龍》一書，直接以《周易》的思想為根本，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十分系統的文學理論，劉勰對《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許多重要觀點都被他運用到了文學上。其中最顯著的是：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論述文學美的根源，極大地肯定文學的美的價值；用“剛健”的思想解釋文學上的“風骨”，大力推崇“剛健”之美；用“通變”的思想說明文學的發展，主張不斷變化創新。經過劉勰的闡發，《易傳》的思想深深地滲入到了文學之中，成為歷代討論文學問題的重要依據。[11]
    雖然這部書沒有設立單獨的章節來評介“《周易》與《文心雕龍》”，但從上述這段評論可以看出，作者對《文心雕龍》與《周易》之間承傳關系的理解是很透徹的。這段評論言簡意賅地揭示了《周易》對《文心雕龍》乃至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深遠影響。
    楊明照所著《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書，是《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成果。敏澤對這部書作過這樣的評價：
    歷來被奉為儒家群經之首的《周易》，包括成書于商、周時期的“經”與成書于戰國末葉至秦、漢時期的“傳”，曾經對我國后世的思想和文化，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也不例外。但流行的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只注出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未曾注出（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絕大多數都注出來了）。[5]
    以上論述充分肯定了《周易》經傳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時肯定了楊明照所著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的學術價值。的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不僅是文心雕龍學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而且是易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鄧球柏在《周易的智能》卷十四《乾坤之美——〈文言〉·〈文賦〉·〈文心〉——中國文論的源與流》一節中，十分強調《易傳》中《文言》的美學價值。他寫道：
    我說《文言》是論《乾》道《坤》道之美的極好的美學論文。《文言》提出了心靈美與行為美、語言美的關系。這是學術界沒有重視的地方，很值得研究。[12]
    他進而提出“由《文言》到《文賦》，由《文賦》到《文心》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12]
    由于論及“《周易》經傳與《文心雕龍》”這一論題的論文和著作較多，因此，本文只能選擇其中一部分進行評述。
    　　二、《周易》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
    近年來，不少學者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周易》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聯系。在這方面，郭維森1982年發表的《〈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注：此文最早刊載于《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后輯入黃壽祺、張善文編的《周易研究論文集》（第四輯）中。）一文，是在這方面研究中發表時間較早，而且較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傳》的哲學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學觀念，或者為某種文學觀念提供了解釋的依據。以前出版的文學批評史注意到這一點，曾有所論述。如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有“《易傳》對于文學的點點滴滴”一節，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有“《易傳》所表現的文學觀”一節。合觀二書，《易傳》中的文學觀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隨著對《易傳》哲學價值的認識的提高，其文學思想還有進一步詳加闡述的必要，尤其是《易傳》文學思想對于后世的影響，更需要認真地探討。[13]
    作者認為，在《易傳》的文學思想中，“象”與“變”這兩點尤其值得重視。他指出：易象模擬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劉勰所謂“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說是《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他還仔細地分析了《易傳》中“變”的觀念以及“言不盡意”、“修辭立其誠”等觀點對《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影響。
    關于《周易》的“通變”思想對《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影響，除了敏澤、郭維森的上述論文作過論析之外，馬茂元、劉建國等人的論文也對這一問題作過較詳細的論述。
    馬茂元在《說〈通變〉》（注：此文原載《江海學刊》1961年第11期。）中說：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觀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然而把它具體地運用到文學理論上，則自劉勰始。[14]
    馬茂元認為，劉勰創作的《通變》篇在文學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他指出：
    《通變》是《文心雕龍》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從理論上提出了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加以闡發，反映了劉勰進步的文學歷史觀，與《體性》、《風骨》、《情采》、《時序》等篇相表里。[14]
    馬茂元在文章中還論述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如何把“情”“氣”和詞采統一起來，把繼承和創新結合起來。文章最后作了這樣的小結：“把‘情’‘氣’和詞采統一起來，把繼承和創新結合起來，才是‘通變’的精義之所在。”[14]
    劉建國的《“通變”雜談》，雖然題為“雜談”，但并不“雜”，而是專論“通變”的學術論文。作者認為，“馬茂元先生、郭晉稀先生等前輩已經早就把‘正論’做了，輪到我自然只好寫幾句雜談了。”[15]在這篇“雜談”中，作者論述了劉勰探索“通變”的歷史原因，闡釋了《通變》之義；論析了《通變》與《系辭》的聯系；論證了劉勰是個發展論者，他在《通變》中所提出的“會通”與“適變”的理論是宣傳文學革新的理論，并非鼓吹復古。由此可知，這篇論文對《通變》篇作了很有意義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
    論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龍·原道》之道的論文和專著相當多。張其成撰寫的《易道：中華文化主干》[16]一書，立足中華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視《周易》經傳，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內核，“易道”是中華文化的主干。此書觀點新穎，對“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廣。
    由楊明照主編的《文心雕龍學綜覽》是一部總結和展示文心雕龍學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寫的《“原道”》一文，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研究分四個方面進行總結：一、“道”的性質；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論是否存在矛盾混亂現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論及“原道”的資料，對“原道”之道的性質羅列了十種觀點：“一、儒道說；二、自然之道說；三、自然法則客觀規律說；四、自然之道與‘儒道’不矛盾說；五、從論文角度標舉自然之道說；六、客觀唯心主義的抽象理念或絕對精神；七、哲學上的二元論；八、道是一種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說；十、‘道’是劉勰自成一家之論。”[17]作者對各家之說分別進行了歸納、總結。由此可以綜覽學術界關于“原道”之“道”研究的進展情況。
    《文心雕龍學綜覽》出版之后，仍有不少學者繼續探討“易道”與“原道”之道。陳良運著的《周易與中國文學》，其《內篇》第一章的標題為《“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之道：創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標題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與文學本質》。作者認為《周易》之道——創造之道與“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統一的。他論述道：
    從先秦、兩漢到魏晉文學家們對文學之道，尚未有統一的、明確的認識與把握，而儒家學者又以經世致用的仁義之道為本位，直到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對“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為文學之本原，才大致確認下來，文學之本體亦同于宇宙之本體的認識才逐漸明晰。劉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謂以“文心”而“雕龍”，又包容了物質與精神的創造之道。”[18]
    作者贊同黃侃、劉永濟、朱東潤、蔣祖怡、周勛初等人以“原道”之道為“自然之道”說，但他對《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關系有自己的見解。
    筆者為了探討《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關系問題，撰寫了《〈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一文。該文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一、“原道”之“道”與《周易》之“道”；二、《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論的影響；三、劉勰在《原道》篇中對《周易》經傳作者的論述。筆者認為：
    “原道”篇中多次論及“道”，這些“道”的含義不盡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則”、“自然規律”；更多的是指古代圣賢共同體驗到的自然、社會、人類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古代圣賢人生觀、世界觀及政治主張、思想觀念的抽象概括。[19]
    此文通過對“易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比較，探討“原道”論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對“原道”論的影響。
    　　四、對今后“《周易》與《文心雕龍》”研究的思索與展望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專門探討《周易》與《文心雕龍》關系的論文寥寥無幾。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論著如雨后春筍，不斷涌現出來。筆者認為，今后對“《周易》與《文心雕龍》”的研究將會向更深、更廣的層面發展。
    郭維森在《〈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傳》的哲學觀點，在思想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而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一個部門，自然會或者接受或者反對其思想指導，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響。只有將哲學與文學聯系起來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論史上的一些問題搞清楚，所以我們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學著作排斥在文論史的視野之外，尤其先秦時期，文學、學術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響又極為深遠。包括《易傳》在內，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學思想及其對后世的巨大影響，應該作更深入的探討。[13]
    在研究《文心雕龍》的過程中，如何將哲學與文學聯系起來作深入的研究，這將是研究者們值得思索的問題。
    筆者認為，劉勰不僅是杰出的文學理論家，而且是杰出的易學家。他不是簡單地承襲《周易》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把《周易》作為引經據典時最便于使用的經書，而是創造性地將《周易》的思想、理論、文辭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從而使《文心雕龍》成為文論史上光耀千古的杰作。劉勰的易學思想與文學思想的聯系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近二十年來，易學和文心雕龍學的研究深受學術界的重視。筆者認為，深入探討兩漢魏晉南北朝易學與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的關系、探討歷代易學與文心雕龍學的關系，將成為今后研究的重要課題。
    《周易》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心雕龍》對歷代文論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么，《周易》對歷代文論產生了哪些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筆者還認為，在深入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等學術問題時，我們還應當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過古代文論的研究，更好地促進當代文論的發展。
    收稿日期：200周易研究濟南60～65B5中國哲學黃高憲20042004《周易》經傳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對其中主要的研究論著作了回顧和評述，并對“《周易》與《文心雕龍》”研究的前景進行探索。周易/文心雕龍/劉勰
    Zhouyi/Wen xin diao long/LIU Xie本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經典？”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01年12月）論文的修改稿。霍桂桓






付A retrospect to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ies of Zhouyi and Wen xindiao long
  HUANG Gao-xian
  (Minjiang College,Fuzhou 350011,China)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s well as the Yi-ology exertedgreat influences upon Wen xin diao long,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of the Dragon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LIU Xie of theLiang Dynasty).For years,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made deepstudies on this issue and obtained abundant achievements.This papermakes a retrospect to and comments on the main writings and works,and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tudies.黃高憲(1948-)，男，福建霞浦人，福建閩江學院教授。閩江學院，福建　福州　350011 作者：周易研究濟南60～65B5中國哲學黃高憲20042004《周易》經傳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對其中主要的研究論著作了回顧和評述，并對“《周易》與《文心雕龍》”研究的前景進行探索。周易/文心雕龍/劉勰
    Zhouyi/Wen xin diao long/LIU Xie本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經典？”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01年12月）論文的修改稿。霍桂桓

網載 2013-09-10 21: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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