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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張岱年先生九十五歲的誕辰，為了紀念張先生，我想把張先生的儒學觀作一簡要介紹，這一點在以前似乎沒有受到充分的注意。
    張岱年先生是上世紀后期到本世紀初最有權威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大師。1980年代初期以來，他提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易傳》所提出的“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并在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發表了大量的闡述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文章。在這些論述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與儒學有關，這些論點對全面了解當代的儒學討論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對研究張先生的學術思想也有重要價值。由于張先生關于儒學的論述極為廣泛，內容十分豐富，本文只能就其若干主要方面加以抉發敘述，這是要先說明的。
    　　一、孔子的評價
    1980年張岱年先生寫了《孔子哲學解析》，提出關于孔子哲學思想的十個要點，即：1、述古而非復古，2、尊君而不主獨裁，3、信天而懷疑鬼神，4、言命而超脫生死，5、舉仁智而統禮樂，6、道中庸而疾必固，7、懸生知而重聞見，8、宣正名以不茍言，9、重德教而輕刑罚，10、整舊典而開新風，這些要點的標題顯示出，張先生認為孔子的對許多問題的見解都包含了兩個方面，需要加以辯證的理解。（注：《張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335～350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注出卷數及頁碼。）1983年張先生又寫了《論孔子的哲學思想》。80年代初張先生的基本觀點是，孔子的思想有積極性，也有消極性。孔子決非復古主義者，孔子反對君主獨裁，繼承并整理了古代文化，在提煉公共生活規則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仁的學說，對中國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后來張先生又寫了《談孔子評價問題》《關于孔子哲學的批判繼承》等文，張先生反復強調，尊孔、批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任務是研孔和評孔。（第5卷，頁472、482）所謂研孔或評孔，正如張先生對古代文化的整體態度為“析古”一樣，反對單純的否定和單純的肯定，也不贊成純粹的解釋，而是主張對其內容進行辯證的分析。張先生晚年所強調孔子的主要貢獻是：積極樂觀的有為精神，對道德價值的高度重視，開創了重視歷史經驗的傳統，奠定了漢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基礎。（第6卷，頁114）從而肯定了在孔子思想中的積極方面是主要的。
    　　二、宋明理學的評價
    張先生自1981年以后，發表了《論宋明理學的基本性質》《先秦儒學與宋明理學》等多篇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張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即：第一，在整體上宋明理學是與當時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起了維護當時封建社會秩序的作用，當時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所以不能說宋明理學是反動的。在宋明時代理學曾起了維護民族團結的作用。（第8卷，頁189）第二，理學家雖然受了佛道的一些影響，但基本上是反對佛道的，是依據孔孟的基本觀點回應了佛道所提出的問題，理學是對孔孟之學的復歸和發展，說理學是“陽儒陰釋”是不正確的。（第6卷，頁326）第三，理學不講上帝，不談死后世界，所以不是宗教。唐宋以來所謂“三教”的教是教化之意，不是現代所謂宗教。（第5卷，頁379～392）第四，一般哲學思想史把宋明理學分為程朱和陸王兩大派，張先生早在《中國哲學大綱》就首次提出，在程朱和陸王之外，還有張載、王廷相、王夫之代表的氣學派。不僅如此，張先生提供了對這三個哲學家唯氣論思想的最早的系統研究，提供了理解張載代表的氣學哲學的分析典范；理本論、心本論、氣本論的三派之分也是張先生1930年代以來的一貫主張，得到了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同上，頁478）張先生還辨析了理學、心學新舊名義的不同。（第8卷，頁190）。
    在關于宋明理學的理解和認識方面，理學的理欲之辨是一個中心的問題。張先生指出，理學講理欲之辨，宣揚存天理、去人欲，許多論者認為這是講禁欲主義、是否定人性的，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理欲之辨講的“欲”是指個人的私欲，強調反對追求物質享受，這種觀點不重視人民的欲望的滿足，但并非主張禁絕飲食男女等一般欲望，故理學不是禁欲主義，而是一種節欲主義。孔子宣揚“貧而樂”，這是就個人修養來說的，對于人民，孔子強調以富為先；孟子也提倡與民同樂，都不是禁欲主義。理學家強調“節操”，程頤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其積極的方面是強調民族的氣節，反對屈身降敵，其消極方面是宣揚婦女貞節。（第6卷，頁328、349，第5卷，頁506）張先生晚年更指出戴震的說法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康德也嚴于理欲之辯，理欲問題是中國西方都有的；他認為在見利忘義、縱欲背理的當今現實社會還批判儒家的義利之辯和理欲之辯是無的放矢；人的欲望是不可能無限滿足的，必須加以節制；如果否定了理欲之辯，而走向物欲橫流，后患顯而易見；正確的原則是遵義興利，循理節欲。（第6卷，頁463，第7卷，頁312、344、410）張先生對理欲之辯的說明是非常平正的，可惜現在許多文化界、學術界的人士仍然忽略張先生的明確說明。
    張先生還指出，近人或將中國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歸咎于宋明理學，甚至認為理學是扼殺人性的。這個問題需要加以辨析，理學強調德性、良知，德性即是實踐理性、道德理性，良知即是道德知識。理學認為德性和良知是先驗的，這是錯誤的，但是說人具有道德理性、具有道德知識，這是應該肯定的，強調德性和良知的學說，如何是扼殺人性呢？理學強調理和欲的對立，忽視了理和欲的統一，因而不注意提高物質生活與實際問題，沒有提供近代科學的基礎，沒有提供近代民主的理論，但理學也沒有扼殺人性，沒有遏制思想自由。（第6卷，頁434）張先生認為，宋明理學的基本特點就在于發揮了孔子在日常現實生活中實現崇高道德理想的主張；他認為理學的歷史作用是雙重的，既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但又促進了禮教的強化。（第5卷，頁478，第6卷，頁350）
    　　三、論儒家的中心思想及儒家思想的特點
    張岱年先生認為，儒學在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學派，儒學各派共同承認的基本觀點也就是儒學的中心思想。儒學的中心思想最主要的是關于人生價值的觀點，其中包括：肯定人的價值，即肯定人貴于物；肯定現實生活的價值，孔子的生活態度便表現了肯定現實生活的積極樂觀的精神；儒家更肯定了道德的價值，道德是生活所應尊循的原則，在一定條件下，為了實現崇高的道德理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儒家認為人的價值、生活的價值、道德的價值三者是統一的。這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這些理論論點雖然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是確實有較高的理論價值。（第6卷，頁295）
    他指出，從先秦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強調道德原則與實際生活的統一，以為道德原則不能脫離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必須體現道德原則，批判道家和佛教脫離現實生活去追求玄遠理想的態度。“廣大高明而不離乎日用”可以說是儒學家的基本主張。宋明理學肯定道德的崇高和尊嚴，它以為實行道德原則即是人生價值之所在。理學要求在現實生活中體現道德原則，以實行道德原則作為人類生活的歸宿，其實際作用固然是維持當時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但也具有重視精神價值的理論意義。（第5卷，頁505）
    張岱年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以“人”為中心，這是儒家的特點，因為儒學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也成為傳統文化的特點。西方近代有所謂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有些學者也用這些名詞稱述中國的儒學，有人則不以為然。無論如何，如果說儒學以人為本位，還是應該承認的。所謂以人為本位即是說以人為出發點，從人的問題出發，又以人的問題為歸宿。儒家思想是人本主義，是古代的人道主義。（第6卷，頁353）張先生的這一論斷，對我們今天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思想奠定了基礎。
    　　四、闡揚儒家對獨立人格的肯定
    在關于儒家思想的分析評論中，80年代的張先生最為重視的是儒家的獨立人格思想。他認為，儒家以人為本位，必然以人的自覺為中心。所謂人的自覺，至少包括兩個含義，（一）同類意識，肯定自己與別人為同類。（二）個性自覺，肯定自我是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自我。這種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已經存在了。孔子將鳥獸與斯人之徒對立起來，顯然是認斯人之徒為同類，以鳥獸為異類。孔子講性相近，習相遠，即肯定人與人是相類的。孔子說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為什么要辟色辟言呢？就是因為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要求受到尊重。《周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這種不事王侯的人正是堅持自己的獨立意志。歷代史書記載了許多特立獨行的人，這些人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人，即都是堅持獨立意志的人。孟子更強調人的同類意識，他宣稱：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孟子認為人類同一性的最主要的內容是道德意識，即以理為人心之所同然，亦即認為人的自覺即道德的自覺。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從孔子以來即強調對于獨立人格的尊重。今天卻有些論者聲稱中國傳統中個人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來，缺乏對個人的人格的承認與尊重，這種論調只表現其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無知而已。（同上，頁354）
    張先生指出，儒家人文主義的歷史影響，既有積極的方面，又有消極的方面。積極的方面就是能夠符合社會發展的利益，促進社會的發展的方面，消極的方面就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利益、阻礙社會發展的方面。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宣揚了人的主體性，強調樹立獨立人格的必要。對于這個問題孟子講得最為深切著明，孟子提出大丈夫的標準人格，“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對獨立人格的明確表達，在歷史上對廣大知識分子起了激勵的作用，鼓舞人民為理想和正義而奮斗。孔子早就提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也提出“舍生取義”都是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在歷史上，成仁、取義的原則在民族危急、國家多難的時代多次起了鼓舞士氣、堅定斗志、激發犧牲精神的巨大作用。漢代以來在知識分子中間存在著一個以天下為己任、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也就是一個堅持人格尊嚴的優良傳統。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承認君權的，是維護等級制度的，三綱削弱了以致否定了臣、妻、子的獨立人格，也有嚴重的消極作用。（同上，頁553～554）
    張先生還指出，儒家的人格價值學說是和他們的道德學說密切結合的，儒家的道德學說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階級性，他們講的高尚的品德只能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高尚品德。雖然如此，儒家能擺脫封建時代追求富貴的世俗之見，肯定人人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道德覺悟，肯定這種道德覺悟才是人的價值之所在，這一點對于民族的精神發展還是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同上，頁235）
    　　五、儒家的價值觀研究
    關于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張先生指出，儒家忽視個人自由是一個缺陷，但儒家特別強調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張先生晚年非常重視儒家關于人際和諧的思想，把它看成與獨立人格并立的儒家學說的兩大要點。（第7卷，頁388）張先生還指出，肯定別人、尊重別人，主張愛人敬人，這個原則還是正確的。孔子所說的立人達人，是說首先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我有我的要求，我有我的理想；但同時要尊重別人，并幫助別人建立主體性。這種思想是有價值的，既要肯定自己的主體性，也要肯定別人的主體性，人我并重。（第6卷，頁455）儒家注重人倫關系，但認為人倫關系無損于獨立人格，認為實行人倫準則是完成獨立人格的條件。（第7卷，頁19）
    關于儒家的道德概念，張先生指出，儒家講的仁義禮智信在當時有一定的階級性，但還有更根本的普遍意義，仁的根本意義是承認別人與自己是同類，在通常的情況下要對別人有同情心；這種古代的人道主義在反對暴政方面有其積極的意義。義的根本意義是尊重公共利益，不侵犯別人的利益；包含尊重人們的所有權的意義；也包括尊重人的獨立人格。禮的根本意義是人與人的相互交往應遵守一定的規矩；智的根本意義是肯定是非善惡的分別，代表了人的道德覺悟；信的意義是對別人應當遵守諾言，信與誠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待的基本原則。把五常一概斥為反動思想是缺乏分析的。儒家重義輕利，主要是告誡人們不要為了個人的私利而破壞社會的秩序。這種穩定秩序的思想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條件下也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社會整體的利益即公共利益，即使在階級社會，也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利益，使社會得以繼續存在而不至于在各階級的相互斗爭中同歸于盡。儒家所重視的就是這類的社會整體利益。這是儒家尚義學說的一個重要意義。（參看第7卷，頁427～428）儒家倡導仁愛的古代人道主義，在政治上反對和批判暴虐的苛政，在歷史上有積極的意義。
    關于權利與民主，張岱年先生認為，先秦的法家講“用人如用六畜”（《管子》），把人當作牛馬，所以后來漢代的儒家批評說“奈何牛馬之用人也”。儒家反對把人看作牛馬，孔子時馬廄失火，孔子問傷人乎？不問馬。儒家沒有提出人權的思想，儒家只講人對人有義務，不講每個人有權利。先秦儒家中的漆雕氏之儒曾有過這種思想，但后來沒有什么影響。儒家雖然沒有講人權，但孟子、黃宗羲講民主有一個理論基礎，就是孟子所提出的“良貴”觀念，他說“人人有貴于己者”，此即是良貴。良貴的意思是本然的價值，是說人人生來便有其價值，只要發揮了這個價值，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人。孟子講的民主是承認每個人有天賦價值，與天賦人權有所區別，他主要是從道德方面來講的，西方則是從政治方面來講的。（第6卷，頁244～245，第7卷，頁325）張先生對儒家價值學說的研究和論述不僅是他后期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也為儒家價值觀研究全面地奠定了基礎。
    　　六、論儒家的歷史作用和思想缺欠
    關于儒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張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持續發展已有數千年的歷史，雖有時衰微而終可以復盛，延續不絕，必然有其不斷發展的精神支柱，這種支柱便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來自儒家哲學，來自儒家所提倡的積極有為、奮發向上的思想態度。儒家的《易傳》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思想兩千年來激勵了正直的人士奮發向上、努力前進、不屈服于惡劣的勢力，堅持與外來的壓迫斗爭。歷史上堅持反對不法權貴的忠直之士、抵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英雄、不倦探求真理的學者等都受到此種思想的深刻影響。他還說過，歷史上儒學作為統治思想，確實起了一定的維系人心的作用，這對于維護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儒家重視“人文”博學于文”，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的作用。（第6卷，頁299）但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偏向，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儒家把“德”與“力”對立起來，看不到德與力的密切聯系，忽視了生命力的培育。（同上，頁62）
    關于儒家文化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張岱年先生還曾這樣表達過：第一，等級思想，從孔子到明清儒家總要分別上下貴賤，分別等級。第二，人格意識，儒家有一個特點，就是雖然分別等級，但認為人不論貴賤都是同類，都應受到人的待遇而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立的意志、獨立的人格。第三，剛健觀念，從孔子開始就注意剛，后來儒家把剛健作為人生的一個根本原則；第四，保守傾向，強調繼承，不重創造。（同上，頁446）
    張先生明確指出，儒學也表現了一些嚴重的缺陷，如承認等級區分的合理性，就是一個嚴重的缺陷。此外由于重視人貴于物的價值，將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的問題，于是對物的問題和研究有所忽視，貶低了關于物的知識，沒有為科學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同上，頁300）儒家反對追求個人私利，強調道德理想高于物質利益，這對于精神文明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儒家雖然沒有排斥公共利益，但也不重視道德理想與公共利益的聯系，結果未免脫離實際、陷于空疏。（注：《張岱年文集》第6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361頁。）
    張岱年先生認為，兩漢以后，儒家的價值觀占據了統治地位，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思想，儒家肯定人的價值，強調道德的重要，這對于封建時代的精神文明的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義利關系、德力關系的問題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的見解有嚴重的偏向。董仲舒、以及程朱陸王忽視公利與私利的區別而強調道義，有脫離實際的傾向。儒家強調道德的尊貴，高度贊揚“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這對中華民族的成長和發展確實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忽視物質利益，道德理想就會變成空洞的說教了。（同上，頁82）
    　　七、對有關儒學的錯誤觀念的駁正
    張岱年先生對文化熱中一些流行的對儒家的錯誤看法每每加以糾正，所涉及的流行看法也相當廣泛，可以說文化熱中的“反傳統思潮”針對儒家的主要論點都受到了張先生的辨析糾正。以下只舉出幾個例子。
    有人說儒學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的，張岱年先生指出，專制制度的建立始于秦始皇，先秦的孔孟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上，孔子反對“言莫予違”的君主獨裁，孟子更提出民為貴的學說，都不是鼓吹君主專制的，儒家不是提倡君主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宋明理學家經常“格君心之非”，更經常批評當政的宰執，理學的王霸之辨也說明他們并不贊同現實的專制制度。（第6卷，頁303、348）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哲學中沒有“人”的觀念，不知道人是人，張先生多次批評這種觀點，指出這是很荒謬的，這種觀點不是出于殖民地的民族自卑心理，就是出于對歷史事實的無知。中國古代儒家確實具有真正的人的觀念，有肯定人的獨立人格的思想，中國傳統哲學已經達到了人的真正自覺。（第6卷，頁404、411、446，第7卷，頁11、22、56）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貶低人的尊嚴，否認人的獨立人格，張先生指出，古代哲學中孔子、孟子等都肯定人的獨立人格，重視人的尊嚴，明確肯定人人具有內在的價值，道家更是重視個人自由。（同上，頁157）有人認為儒家學說是壓抑人性的，張先生指出，以孟子為代表，儒家強調人的社會性，而也沒有否認人的自然性，儒家主張發展人的社會性，這不能說是壓抑人性。（同上，頁555）
    針對有人提出儒家的學說不是自我發現或自我實現，而是發現一個否定自我的非我，儒家所說的不過是自我壓抑、自我否定，宋明理學則把對人性的否定推向極致，張岱年先生指出，孔子論仁，最重要的一條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達人”，這是仁的出發點，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承認人人具有獨立的意志，肯定人與己都有獨立的人格，孟子還認為人人都有不能剝奪的天賦價值。（第6卷，頁302）
    張先生一貫反對把儒家傳統與專制主義等同的說法，堅持認為儒家學說有維護君主政體和等級制度的一面，也有重視人民、宣揚獨立意識、人格尊嚴的一面。他指出，馬克思說：“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來說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有人認為儒學的本質也就是“使人不成其為人”，事實上這是莫大的誤解，儒家作為教育家，所關心的乃是使人成其為人。肯定人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高揚人的主體意識，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不能把專制主義和儒家傳統等同起來。（見第7卷，頁10，第8卷，頁126，第6卷，頁348）
    最后，關于儒學與現代化的問題，針對許多論者把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完全歸咎于儒學，張先生認為，儒學有消極保守的方面，但也有積極進步的方面，所以把中國落后的原因歸咎于儒學，不符合歷史事實，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時代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空前加強。（第6卷，頁426）90年代，張先生進一步認為，二次大戰后東亞地區的實際情況，證明了儒家思想對于經濟發展并非阻力，而是一種助力。儒家重視道德，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和為貴的思想，在東亞地區，對于經濟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第7卷，頁518）
    張先生的儒學觀是其文化觀的一部分，體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基本觀點和態度。這種態度，在基本方法上可以說是“析古”立場的體現，這種析古態度所采取的是辯證的分析方法，因此在他對儒家思想的分析中，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積極歷史作用和普遍的理論價值，也明確指出了儒家思想的歷史局限和思想缺欠。從張先生的以上論述來看，張先生評論儒家思想的方法，是采用了二重性的分析立場，但并不是對優點和缺點“各打五十大板”，應當說，他對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和理論意義在主體上是給予明確肯定的。還應看到，張先生對儒家思想提出的一些批評，如指出儒家認同等級制度的秩序，這種批評既合乎歷史事實，也明顯包涵著張先生對不合理現實的一種批判意識。由本文以上所述還可見，張先生的文化觀不是抽象的一般口號，在理論分析、闡發的同時，伴隨著文化實踐的積極參與。他在80年代以來文化討論中，對有關儒家的各種流行的誤解和不妥當的觀點，廣泛地進行了評論和糾正，在很多地方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批駁。我們知道，張先生并不贊成“儒學復興論”，他自己明確表示他不是“新儒家”，他也一貫明白指出儒學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在80-90年代的文化論爭中，在促進正確認識儒家思想的優點和現代意義方面，在反駁和澄清有關儒學認識的種種錯誤觀點方面，張先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在80年代后期以來的中國文化思潮中，張先生在實際上扮演了儒學的護法的角色。真切了解這一點，對全面認識20世紀后期的文化討論和張先生在文化討論中的角色與作用，中國哲學史京5～10B5中國哲學陳來20042004“無友不如己者”，乃儒家交友之道的千古名言，傳唱不絕，影響深遠。然而諸家對此語之理解，雜說紛紜，樊然淆亂，令人莫知所從。本文對蔡謨、陳天祥、南懷瑾三家注釋《論語·學而》“無友不如己者”之義作出辨析，認為三家各有偏頗，而未得其正。在此基礎上，略敘己見，力圖探求孔子之微言大義，廓清邪說迷霧，還孔子以本來面目。收稿日期：2004-01-22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課題(01JA750.11-44045)孟An Intermediator between Wang Yangming and Li Zhuowu
   ——The Location of Luo Jingxi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ZHOU Qun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陳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中國哲學史京5～10B5中國哲學陳來20042004“無友不如己者”，乃儒家交友之道的千古名言，傳唱不絕，影響深遠。然而諸家對此語之理解，雜說紛紜，樊然淆亂，令人莫知所從。本文對蔡謨、陳天祥、南懷瑾三家注釋《論語·學而》“無友不如己者”之義作出辨析，認為三家各有偏頗，而未得其正。在此基礎上，略敘己見，力圖探求孔子之微言大義，廓清邪說迷霧，還孔子以本來面目。收稿日期：2004-01-22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課題(01JA750.11-44045)

網載 2013-09-10 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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