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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運動是近現代中國變革的首次實踐。以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郭嵩燾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思想家雖然孕育自洋務運動，但卻提出了遠高于洋務運動實際的變革思想主張。洋務思想家的變革思想在中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一頁。闡述、研究洋務思想家的變革思想，對今天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具有現實意義。
　　　　一、洋務思想家變思想的來源。
　　洋務思想家的變革思想源于兩個方面：其一、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前輩思想家關于變革的思想主張。其二、洋務運動變革的實踐活動。
　　林則徐、魏源是鴉片戰爭時期最杰出的愛國主義思想家。他們通過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親身經歷和對中國歷史、社會現實的苦苦思索，領悟到要抵御外侮，振興國勢，就一定要“變法”、“師夷”。魏源指出：“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亦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１）］他認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２）］。面對船堅炮利的外國侵略者，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認為，“中國智慧無所不有”，只要認真學習西方各國，“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定能“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３）］，中國將擺脫落后挨打的境地而同西方列強并駕齊驅。林、魏“師夷”的著眼點是引進采用西方的軍事工業技術和養兵練兵之法。林則徐、魏源“更法改制”和“師夷長技”的變革主張影響至為深遠，成為近代中國進步的思想家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時所必由的出發點。
　　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遵循著林則徐、魏源的思想方向，他在看到中國軍事上不如西方的同時，還看到中國內政上也遠不如人。他指出有“四不如夷”：“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臣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４）］。同林則徐、魏源相比，馮桂芬在更深層次上認識到西方的先進。他大膽地提出以西方為中國變法的模式。他說：“法茍不善，雖古先賢吾斥之，法茍善號蠻貊吾師之”［（５）］。這就把“變法”與“師夷”緊密結合在一起，看作是一個統一體。顯然，馮桂芬的變革思想主張比師輩大大前進了一步。
　　無論是林則徐、魏源，還是馮桂芬的思想都給予洋務思想家以深刻的影響。王韜在六十年代曾寫過“精習槍炮之法”為內容的《操勝要覽》，他還撰文肯定馮桂芬“知西學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亡弊，不憚變更”的觀點，稱馮桂芬的《校ｂīｎ＠①廬抗議》為“此今有用之書也”，并認為憑借該書則“坐而言者可起而行”［（６）］。應當指出的是，洋務思想家還承繼了前輩思想家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洋務思想家是一群洋務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都直接投身于洋務運動的實際活動。他們或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官僚的幕僚追隨其左右，參與重大決策，或從事工商企業的實際管理，或奉命出使西洋各國，這就使他們對世界形勢，對中外差異，對洋務運動的弊端都有親自體驗和深刻認識，故能準確地把握各種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超越前人的變革思想觀點。
　　　　二、洋務思想家變革思想的基本觀點。
　　１、全面引進、采用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變“重農抑商”為“工商立國”，變“商品輸入國”為“商品輸出國”。
　　洋務思想家認為中國積貧積弱的根子在于傳統的“以農立國”、“重農抑商”。他們揭露封建統治者所謂“重農”并非真心實力地發展農業生產：“彼亦何嘗度土宜，辨種植，辟曠地，興水利，深溝洫，泄水潦，備旱干，督農肆力于南畝，而為之經營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賦，催科取租，縱悍吏以殃民，為農之虎狼而已”［（７）］。而“抑商”又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于各國，并不能售于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調弊，國勢有不陵替者哉”［（８）］？他們指出“重農抑商”是同閉關鎖國相適應的，“以商立國”是同對外開放相適應的：“商務未興之時，各國閉關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為務，設或此衰彼旺，則此國之利，源源而往，彼國之利，不能源源而來，無久而不覆之理，所以地球各國，居今日而競事通商，亦勢有不得已也”［（９）］。“居今日萬國相通之世，雖圣人復生，必不置商務為緩圖。”［（１０）］洋務派思想家大聲疾呼，當今之世唯有效法西方，變抑商為重商，才能達到富強之境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他們指出：“西國于商民，皆官為之調劑翼助，故其利溥而用無不足；我皆聽商民之自為，而時且遏抑剝損之，故上下交失其利”［（１１）］，“倘以其為西人所尚而忽之，則以中國生財之極富，不數十年而漸輸海外，中國日貧且弱，西人日富且強，斯固西人之所大愿也”［（１２）］。故強調“彼不患我之練兵講武，特患我之奪其利權，凡致力于商務者在所必爭，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１３）］。
　　洋務思想家又認為振興商務可以帶動各行各業使社會經濟全面發展。他們指出：“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１４）］。出于上述考慮，洋務思想家提出“恃商為國本”的口號，他們特別重視對外貿易，指出：“通商而進口貨溢于出口者不利”，“進口貨之銀浮于出口貨之銀歲不下三千萬”［（１５）］，他們認為變外貿逆差為順差是當務之急，為了使“中國固有之貨，令其暢銷”［（１６）］。又提出了“商戰”的口號。
　　如何才能振興辦商務，達到“以商立國”呢？只有“師夷”。洋務思想家認識到西方機器大生產的高度生產力，認為應當以機器生產取代中國傳統的手工勞動生產，他們指出：“無物不用機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價廉，一切所制，又復精巧絕倫”［（１７）］。此外還應當大力“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１８）］。總之，是要全面地引進，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以及保護商務的種種措施。
　　隨著西方列強大量在華投資設廠和中國私人興辦工礦企業的發展，洋務思想家認識到“工實居商之先”［（１９）］。于是進一步提出“工商立國”的主張。
　　為了培養本國專門技術人才，洋務思想家主張大量延聘外國專家，此即智力引進也，為了解決資金缺乏問題，他們又主張向外國貸款，如馬建忠就主張向“外洋各國貸款二三千萬”［（２０）］。此即資金引進也。為了統籌全國商務，馬建忠還建議清王朝應盡快成立一個商務衙門。
　　２、遵循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商辦”企業取代官辦企業。
　　洋務派官僚所辦的近代軍工企業是完全官辦的。隨后興辦的近代民用工業企業有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等形式。官辦軍工企業純屬產品經濟，不問盈虧。而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均屬官本位類型。這些企業完全不同于利權合一的私辦企業。由于主持、管理、監督這些企業的封建官僚的個人利益與企業本身在利益上是脫節的，因此，封建官僚并不關心更不致力于企業的管理經營。他們所追求的不是生產的擴大，利潤的增殖，資本的積累，而是以權謀私，千方百計損企業以自肥。出于自身的利益，封建衙門和封建官僚完全不能也不愿意遵循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客觀規律，這就必然造成企業的虧損而難以做到“工商立國”“富國強兵”。
　　有鑒于此，洋務思想家尖銳指出：在這些官本位類型的企業中“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唯利是圖者，必借端而ｊｕāｎ＠②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無護商之良法”［（２１）］。“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２２）］。他們強烈要求所有企業“不由官辦，專由商辦”。“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于官場體統”［（２３）］。顯然，所謂商賈之道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３、仿效西方政治制度，設立議院，實行“君民共主”。
　　從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到謀求建立能夠保證它順利發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從要求引進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到要求引進采用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洋務思想家變革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
　　從事工商業實際活動的鄭觀應痛切地感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２４）］。于是洋務思想家呼吁革除“困商之虐政”，實行“護商之良法”。如何改良政治？回答依然是“師夷”。郭嵩燾指出，中國之所以貧弱落后，西方之所以富強先進，真正的原因還在政治制度的不同，明確表示要學習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的“師夷”的思想認識也都達到了這一層面。他們都論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決定作用，并十分留意比較西方各國政治制度之長短優劣以供中國學習仿效。
　　洋務思想家認為西方“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和“君民共主之國”三種政治制度中，唯“君民共主”制度亦即君主立憲制最佳。他們認為“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導之，順民之志而通之”，而“君民共主”之制恰恰能夠和理順君、官、民三者之間的關系，使“民氣日舒，君威亦日振”，“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２５）］。洋務思想家特別醉心于“君民共主”制之議院的設立。他們說：“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２６）］。圍繞設議院與圖強御侮這一問題，洋務思想家進一步論述道：“今日中原大局，列國通商勢難拒絕，則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議院，達民情，而后能張國威，御外侮”［（２７）］。“欲行公法，莫要于張國勢；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２８）］。
　　至于在中國如何設立議院，洋務思想家主張以英、德兩國為藍本，參以“中國鄉舉里選之制”。并在各省多設報館，“以昭議院之是非。”
　　　　三、洋務思想家變革思想的特點。
　　１、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洋務思想家投身洋務運動，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其出發點都是為了富國強兵，抵御外侮。他們大力主張建立近代軍工，建立近代陸海軍是為了直接以武力對抗西方列強。他們揭露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指出：“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２９）］。要求限制，改革除外國在華種種侵略特權，號召同西方展開“兵戰”、“商戰”。要求清政府“練兵將。制船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述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３０）］。“中國所自有之利，則從而擴之；外洋所獨擅之利，則從而奪之”［（３１）］。
　　２、體現了積極主動的進取精神。洋務思想家是林則徐、魏源、馮桂芬變革思想的繼承者，他們秉承了前輩奮發進取的可貴精神。馮桂芬嘗言：“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中國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轉勝于夷者”。他斷言只要虛心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實行變革，則中國必將“始則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３２）］。馮桂芬不甘落后，趕超西方的精神給洋務思想家以極大鼓舞。
　　洋務思想家在強大的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面前毫不氣餒，毫不畏縮，反而激發出自強不息的斗志。他們既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歷史考驗，民族興亡系于一時，又勇敢地接受挑戰，把中國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看成是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必欲藉此改革開放以振興中華。請看王韜的這一番話：“虞西人之為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之聚數十西國于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為”［（３３）］。積極主動之進取精神溢于言詞，撼人心魄！聯系他們提出的變革的具體主張，無不充分體現了這種精神。
　　３、變革與開放二者緊密結合，相輔相成。馮桂芬說：“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這是一個驚世駭俗的見解。洋務思想家則進一步加以發展，提出：“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３４）］。“中國必變從西法”［（３５）］。這表明他們把學習西方，對外開放作為中國“變法”即改革以圖富國強兵之前提條件和主要內容。洋務思想家還認識到對外開放可以擴大視野，加深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是進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思想認識上的先導。他們指出：“道光、咸豐以來，中國再敗于泰西，使節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時務者，觀其號令約束之明，百工雜藝之巧，水陸武備之精、貿易轉輸之盛，反顧赧然，自以為貧且弱也。于是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用以變俗”［（３６）］。
　　洋務思想家又深刻的認識到要認真學習引進采用西方先進的東西，使對外開放確有成效就需要通過改革清除種種障礙。于是他們要求拋棄傳統重農抑商的觀念和政策，革除抑制民族工商業的厘金制度，關稅制度和財政制度；要求近代企業“不由官辦、專由商辦”；要求改革官制，廣開賢路；要求設議院，行“君民共主制”以便“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總之，在他們看來，對內改革是為了向外求新鋪設道路、創造環境。洋務思想家試圖通過變革開放二者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以達到富國強兵，抵御外侮，使中華民族雄踞東亞。
　　４、明顯的階級和時代局限性。如果我們詳加考察，便會發現洋務思想家的許多主張是不堅定的，他們還不敢反叛封建制度，更不敢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們揭露封建統治者名為重農，實為傷農，要利用機器生產發展農業資本主義但卻不敢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們要求興辦近代企業“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于官場體統”，卻又希望政府加以干預。“設官以經理之”。他們要求改變封建君主專制主義，卻又維護捍衛封建專制主義的根本理論基礎，說什么：“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３７）］。在他們看來西方的工藝科學以至政治法律制度都只不過是“器”是“末”，而只有中國的“綱常名教”才是“道”、“本”。他們反復申明：“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而非孔孟之常經也”［（３８）］。
　　洋務思想家繼承發展了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前輩愛國主義思想家的變革思想觀點使之達到更高的層次，成為他們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最先進的思想代表。洋務思想家變革的方向是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在那個時代是進步的。洋務思想家變革思想成為隨后而來的資產階級戊戌變法維新思想理論上的先導，并對近現代改革開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注：
　　（１）魏源：《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自序》。
　　（２）魏源：《圣武記》卷七。
　　（３）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議戰》。
　　（４）（３２）馮桂芬：《校ｂīｎ＠①廬抗議·制洋器議》。
　　（５）馮桂芬：《校ｂīｎ＠①廬抗議·收貧民議》。
　　（６）《校ｂīｎ＠①廬抗議·王韜跋》。
　　（７）王韜：《ｔāｏ＠③園文錄外編·興利》。
　　（８）薛福成：《用機器殖財養民說》，《庸庵海外文編》卷三。
　　（９）（３１）（３７）薛福成：《籌洋芻議》。
　　（１０）（１２）（１４）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庸庵海外文編》卷三。
　　（１１）（３３）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ｔāｏ＠③園尺牘》。
　　（１３）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三》。
　　（１５）（１６）（２０）馬建忠：《富民說》，《適可齋記言》卷一。
　　（１７）鄭觀應：《盛世危言·紡織》。
　　（１８）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
　　（１９）薛福成：《振百工說》，《庸庵海外文編》卷三。
　　（２１）（２３）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
　　（２２）鄭觀應：《商務注》，《羅浮＠④鶴山入詩草》卷二。
　　（２４）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自敘》。
　　（２５）陳熾：《庸書》。
　　（２６）（２７）（２８）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
　　（２９）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上》。
　　（３０）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
　　（３４）王韜：《杞憂生（易言）跋》，《ｔāｏ＠③園文錄外編》。
　　（３５）錢萼孫：《黃公度先生所譜》，第２６頁。
　　（３６）邵作舟：《邵氏危言·綱紀》。
　　（３８）鄭觀應：《危言新編·凡例》。
　　　　　　　　　　　　　　　　　　　（責任編輯：陳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分加阝
　　＠②原字月加俊去亻
　　＠③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④原字亻加特
　　
　　
　　
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010-013K3中國近代史林祥庚19951995 作者：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010-013K3中國近代史林祥庚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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