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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于萬歷一朝的風流人物（明神宗貴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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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立太子 費盡心機
鄭氏的父親叫鄭承憲，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宮時，鄭氏位在淑嬪。她容貌艷麗出眾，并且機智聰敏，愛讀書、有謀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鄭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寵愛，并在萬歷十一年（1583）超晉加封為貴妃，地位甚至躍居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鄭貴妃對神宗十分關心，鼓勵他親政，被神宗視為相見恨晚的知音。于是，無論于情于理，神宗對鄭貴妃的寵愛和倚重便都是無以復加了。
萬歷初年，李太后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師名門之女王氏。王皇后為人端謹知禮，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對神宗百依百順。但是神宗并不喜愛她，加上她也沒有給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對神宗尋花問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無事。
萬歷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處請安，發現服侍太后的宮女中有一個面容清秀的女孩，當時就臨幸了這位姓王的宮女。不久，這位王氏宮女生下一子，即皇長子朱常洛（后來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無奈只封了王氏宮女一個恭妃的名號。按禮，母以子為貴，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地位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沒有一個有資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鄭貴妃一入宮即受神宗寵幸，冊封為貴妃，位于皇后之下、諸嬪妃之上，顯然是于禮有違的。這是早已習慣封建正統禮法的朝廷百官們所不能接受的，于是為此鬧得舉國上下議論紛紛，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樣往京城宮中鋪天蓋地襲來，搞得神宗十分氣惱，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時鄭貴妃卻從旁說了句：何不把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這些鄉巴佬還能怎樣？神宗一聽轉憂為喜，便采納了鄭貴妃的建議。就這樣，時間一長，果然奏章上的越來越少，漸漸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這樁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轉眼間鄭貴妃已有身孕，萬歷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貴，隨之鄭貴妃又晉升為皇貴妃--皇貴妃是僅次于皇后的封號，在名分上高出皇長子母親恭妃兩級。這樣鄭貴妃在宮中地位更加穩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漸膨脹起來。在封建宮廷中，一個女子的最高愿望無非是爭得皇帝的寵幸，當上皇后，從而光宗耀祖，顯達門庭。鄭貴妃明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兒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貴，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時最大的障礙就是皇長子朱常洛。
當時，那些堅持封建正統“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朝中官員們，早已把皇長子朱常洛看作是未來的皇帝。鄭貴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時常鼓動神宗立其子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愛鄭貴妃和朱常洵，不喜歡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禮儀，勢必要遭到眾人的反對，所以，神宗只好對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時機，事見《明史・神宗本紀》：“儲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請，皆不聽。”這也正符合鄭貴妃的心計。然而，鄭貴妃與神宗這種計謀瞞不過朝中大臣們。這一年，給事中姜應麟上書皇帝，提出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飛語。神宗看過姜應麟的奏章后，頓時大怒，在鄭貴妃的唆使下立舉圣旨，降諭道：“立儲自有長幼之分，姜應麟懷疑君主，顯擺耿直，應該降級到邊遠地區任雜職。”御旨一下，姜應麟即被貶往大同境內，但旨中有“立儲自有長幼”一語，這句話實際上等于肯定了皇長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沒有察覺有此一失，待諸大臣要求皇上實現諾言，按照“立儲自有長幼”原則趕快立儲時，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時圣旨既下，已無法挽回，經過與鄭貴妃的又一番密謀，決定還是使用慣常伎倆，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對群臣推說，皇長子方才6歲，年紀尚幼，這時候談立儲，實非所宜。神宗原以為，這么一說就能蒙混過去了，可反駁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無減。這是因為神宗本人就是在6歲的時候被立為皇太子的，人們自然要以此為由來辯駁。此時，人多口眾，神宗如何能抵擋得了。拖了兩三年實在熬不過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讓首輔傳諭諸大臣，說立儲一事應到萬歷二十年（1592）議行，要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為此驚擾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冊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話，就等皇長子長到15歲的時候再行大禮。”
此時皇長子已經11歲了，本來也等不了幾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屢次失信于人，所以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會忘記或者是裝聾作啞。因此，就在限期“后年”臨近的時候，工部主事張有德忍耐不住，便變了個法子進行試探，上疏請求把冊立太子的儀注先行訂出。沒有此疏還罷，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話在先，如若瀆擾，便要延期。現在又來瀆擾，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瀆擾，還要再延。”
此時立太子之事雖然又延了期，但鄭貴妃眼看形勢對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個“待嫡”之說，要神宗加以宣諭。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給朝臣的詔書中說他“想待嫡子”。因為抬出了嫡子，則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頭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沒有什么當立為儲的特權。但因禮法上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之所以不同于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無嫡立長”這一條的。所以這一說還沒等公議，就被廷臣們推翻了。鄭貴妃見此計不成，轉眼又想出了一招，請求神宗來個“三王并封”。
所謂“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儲之前，先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個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時封王，彼此就都別無二致。鄭貴妃讓神宗交與閣臣擬旨，大臣們仔細一研究，認為這又是鄭貴妃為抑制皇長子布下的一個陷阱，是鄭貴妃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鋪墊，這道諭旨當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這之后，朝臣又堅持讓皇長子朱常洛預教。萬歷二十二年（1594），神宗為朱常洛舉行了預教典禮。
就這樣彼此你來我往互相較量了無數個回合，皇長子朱常洛在這場馬拉松賽中長到了20歲。神宗此時已被這場斗爭搞得精疲力竭，終于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給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鬧騰了十幾年之久的立太子風波，才算告一段落。鄭貴妃在這一重大回合中終于慘敗了下來。
隨心所欲 腐化無度
鄭貴妃不僅野心勃勃，一心想當皇后，而且對金銀財寶等財物也貪得無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礦監稅吏，賦予種種特權，到各處去搜刮金銀財寶。一方面，這些臭名昭著的礦監稅吏如陳奉、馬堂、梁永等都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他們知道鄭貴妃受寵幸，無不極力巴結她。他們把從各地搜刮來的金錢和各地進貢的稅銀，進貢神宗與鄭貴妃大肆揮霍。僅供鄭貴妃和其他嬪妃使用的胭脂費，每年就支用白銀10萬兩，而萬歷初年全國的田賦收入每年才400萬兩。另一方面，這些宦官稱鄭貴妃為“內主”，他們倚仗著這個后臺在各地搜刮掠奪，殺人搶劫，無惡不作。雖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員也紛紛上疏要求懲辦這些宦官，但是神宗與鄭貴妃都極力為他們開脫，使他們逍遙法外。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為太子后，朱常洵隨之被封為福王。按規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應該立刻到藩國就任，但他卻遲遲不肯前往。直至萬歷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堅持下，鄭貴妃知道無法讓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為借口，提出了種種條件，想大撈一把。
鄭貴妃提出要為福王在洛陽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勢所趨，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撥款28萬巨資在洛陽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鄭貴妃的縱容下，福王堅決不到洛陽就任。借此，鄭貴妃又要求劃給福王莊田4萬頃。按照明初規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同時，還把他的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分封為王，稱為藩王。他們一部分授以兵權，另一部分則駐于內地各省。在諸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最大。除歲祿外，劃給的草地牧場多不過千頃，而鄭貴妃要求給福王的土地大大超過了此數。后來因群臣的堅決反對，神宗不得已只好減半。
至此，鄭貴妃還是不滿足，又開始為兒子準備去洛陽的揮霍。如索要大學士張居正被籍沒的財產及四川鹽稅和茶稅，并要朝廷給淮鹽300引，讓福王在洛陽開店賣鹽，并壟斷洛陽的賣鹽權。神宗不僅答應了這些要求，又在福王臨行之時，把歷年來稅吏、礦吏所進獻的珍寶，大都交給福王帶走。福王到洛陽后，橫征暴斂，胡作非為，造成黃河南北、齊楚河淮騷動，河南數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庫有金錢百萬，竟然超過了大內倉儲。
鄭貴妃自得寵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飛黃騰達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對鄭貴妃家人的賜封更是隨心所欲，超出常制。鄭貴妃的父親鄭承憲橫行地方，驕奢淫逸，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僅不加過問，反而將他晉升為都督同知。鄭承憲死后，他的兒子鄭國泰超出父死子襲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揮使。對此，遭到朝廷中的許多官員表示反對，大臣們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語見《明史・外戚列傳・鄭承憲》：“給事中張希皋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顯然是懷疑鄭國泰兄妹陰謀篡權。果不其然，鄭國泰利欲熏心，后來竟策動宦官收買張差，企圖殺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為是鄭貴妃之兄，未受任何懲處，不久反而升遷為左都督。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更是一個慣于挑撥離間、誣陷賢良的小人。當鄭承恩得知給事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與禮部侍郎呂坤有矛盾，并對貴妃專權不滿，便上疏皇帝說戴、樊二人離間皇室，攻擊皇帝和貴妃，應予嚴懲，結果使戴、樊二人不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還被流放邊地。
神宗寵幸鄭貴妃后，就經常不上早朝。鄭貴妃見朝廷中有許多官員攻擊自己，也害怕神宗被這些官員說服，與己不利，便極力唆使神宗盡量少和朝廷中官員見面，于是神宗從萬歷十八年（1590）開始，不再上朝理政，終日與鄭貴妃廝守在一起，或是與太監、宮女做游戲，尋歡作樂。他們除了關心廢長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與大臣商量處理，諸如地方和中央官員補缺、有關國計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宮廷失火都懶得過問的地步。
明宮三案 禍首鄭妃
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遷往洛陽就任，這對鄭貴妃來說，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擊。但就是這樣，這個女人也一刻都沒有因此放松對目標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無減，致使新的宮廷斗爭愈演愈烈。鄭貴妃和她的父親鄭承憲、伯父鄭承恩、哥哥鄭國泰狼狽為奸，互相勾結，比以前更起勁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冊立的太子給廢掉。他們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廢了太子，他們才會有救，于是制造了“妖書”一案。
所謂“妖書”案，還是在皇長子朱常洛被冊立以前發生的一件案子。當時刑部左侍郎呂坤寫了一本名叫《閨范圖說》事見《明史・呂坤列傳》：“坤撰《閨范》，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的小書，書中所載是歷代一些有賢德淑名女子的故事。這本圖說以漢明帝馬皇后為首，而馬皇后又是從宮女逐漸被晉封為皇后的，呂坤的用意很明顯是在向鄭貴妃獻殷勤，為鄭貴妃以后當皇后找個說法。神宗偶爾翻見到此書，也就把它賜給了鄭貴妃。賜者無意，可受者有心。鄭貴妃看過這本小書以后，覺得可以利用它來做點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個人的圖說，并且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發以擴大影響。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侍郎呂坤為按察使時，嘗集《閨范圖說》。太監陳矩見之，持以進帝。帝賜妃，妃重刻之，坤無與也。”鄭貴妃之所以要刻此書，其意在于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能立為太子找個先例，加以宣揚罷了。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大學士朱賡又發現京城流傳著一部名為《續憂危f議》的書，其核心是說太子雖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廢掉，因為皇上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不得已勉強冊立太子的，暗喻鄭貴妃的愛子福王必會成功之意。事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載：“帝于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者，實寓更易之義。”不料此書的出現觸痛了鄭貴妃的心病，她哭鬧著要神宗追查寫書的人，于是大朝廷興冤獄，許多朝臣、百姓為此無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終卻不了了之。
種種陰謀伎倆均未奏效，鄭貴妃曾一度絕望過。但還有一個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宮一席非鄭貴妃莫屬，到時候“子以母貴”，母正位中宮，其子自然成為嫡子，皇長子的東宮太子也就當不成了。此時的鄭貴妃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于是又開始實施新計劃。只是王皇后雖說身體欠安，但卻因生性清心寡欲，對人對事都抱一種超然的態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護，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終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與神宗同一年去世。鄭貴妃一個個手段都用盡了，一個個幻想都破滅了，絕望之余，她要鋌而走險。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鄭貴妃再也沒有了顧忌，決定放手一搏。于是鄭貴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這就是次年發生的“梃擊”案--此乃萬歷年間發生的明宮三大案之首案。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漢子，手持棗木棍，悄悄地闖進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守門太監，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內侍抓獲。擾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為起點，終于發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發生的一切向神宗啟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將罪犯交由近處法司先行審問。審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劉廷元審問之后，向上奏報初審的大致情況：罪犯名叫張差，是薊州（今天津薊縣）人，自稱靠乞討為生，語無倫次，如同瘋癲，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樣子。因為此人有謀殺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著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劉廷元與刑部郎中胡士相等會審。此時鄭貴妃兄長鄭國泰密訪二人，經過一番協商，劉、胡二人便順著鄭國泰的意思上疏說：這個男子叫張差，患有精神病，應速處決，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u對此事甚為懷疑，就私下詢問張差，張差承認是受內侍指使。王之u深感事關重大，立即告訴了刑部侍郎張問達。一時間，有人要謀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師迅速傳開。由于鄭貴妃蓄謀奪權已久，其兄鄭國泰又有秘密行動，朝議都指向鄭貴妃兄妹。神宗也察覺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會審。張差經此一審，又供出自己謀害太子的行動是鄭貴妃的心腹宦官龐保、劉成所指使，龐、劉二人曾許諾張差事成之后給以厚賞，此案終于真相大白。
此時，最緊張、最害怕的莫過于鄭貴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連哭帶嚎地要神宗給她做主，不然的話，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經她這么一鬧騰，果然神宗心酸起來，嘆息著對自己的愛妃說道：“現今既然已經鬧成這個樣子，恐怕是難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會壞事，現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語見《明史・后妃列傳・鄭貴妃》：“帝曰：‘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鄭貴妃一聽連忙收住眼淚，急切地問道：“是誰？”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鄭貴妃一聽，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如何使得？”神宗說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處境，我想也許會饒過你的，你去好好說說吧。”鄭貴妃低下了頭，迅速盤算著：看來也只能有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橫，轉身親自去求太子。
到了東宮，鄭貴妃先是裝出十分可憐的樣子，抽泣著，一見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見，受驚不小，連忙回拜。鄭貴妃順勢拉著太子的手，傷心地哭訴著，說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給她辨明是非。太子畢竟年紀還輕，對宮廷這種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缺少經驗，對鄭貴妃還一向膽怯幾分，因而盡管深知鄭貴妃常欲加害自己，也無可奈何；再加上鄭貴妃有求于自己，倒認為這是緩和矛盾的好機會。經過鄭貴妃的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讓手下草擬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們不必再為此事多加糾纏，既然兇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牽扯他人。鄭貴妃見此連連稱謝，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頓，才高興地離去。本來群臣認為必須揪出幕后指使人鄭貴妃一家，否則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可是經太子這么一處理，大臣們看到連被危及生命的當事人對此都不加追究，當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隨后，朝臣按旨意將張差處死，又把劉成、龐保秘密處決。這場興師動眾、人命關天的梃擊案就這樣草草了結了，自始至終導演這場鬧劇的鄭貴妃卻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場危機。
五年后，也就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為明光宗。可他在位僅30天。為什么在位只有這么幾天呢？這還得從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樁大案--“紅丸”案說起。
梃擊案了結以后，鄭貴妃眼見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了，因而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憂：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該如何自處？為將來著想，現在必須討好皇太子。于是鄭貴妃索性來個順水推舟，借著感激皇太子在梃擊案中的搭救之恩，極力接近皇太子，以改變長期的緊張關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寵，長年受到皇父及鄭貴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壓抑，身體也欠佳。鄭貴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點，使出一條妙計，暗想：此招一則定會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親近我，二則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鄭貴妃所料，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鄭貴妃先是把自己最喜愛的珠寶獻給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鄭貴妃的禮物，又見鄭貴妃態度轉變，也就忘記了過去的私怨。李選侍是皇太子最寵愛的妃子，皇太子聽信李選侍的話，還要禮部為鄭貴妃加封。但終因遭到以禮部侍郎孫如游為首的一些官員的抵制而未能實現。
同時，鄭貴妃又在自己的宮中選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給皇太子，讓她們盡心盡力服侍未來的皇上，使他心滿意足。皇太子開始放縱，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紀尚不足四十，卻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稱帝時，已病得很重了，沒過幾天就病入膏肓、臥床不起了。內醫太監崔文升開了一服瀉藥，光宗服后腹瀉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來，鴻臚寺丞李可灼獻上一顆紅丸，自稱是仙丹，光宗服后覺得精神大有好轉。過了半日，李可灼又獻上一顆，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沒有起來。這就是所謂“紅丸案。”
光宗死后，內外官員首先將其死因歸咎于李可灼，事見《明史・熹宗本紀》：“光宗崩，遺詔皇長子嗣皇帝位。群臣哭臨畢，請見皇長子于寢門，奉至文華殿行禮，還居慈慶宮。丙子，頒遺詔。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后來又知道進瀉藥而使病情驟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鄭貴妃屬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從哲帶進宮中的。原本二人都應處以極刑，但最后卻都從輕處理：李可灼充軍，崔文升貶放南京；方從哲和鄭貴妃也都躲了過去。“紅丸”案也就這樣收了場。
光宗一死，鄭貴妃頓感搬去了擋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塊石頭，輕松了許多，認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愛妃李選侍（西李）霸居乾清宮，釀成“移宮”一案。
光宗死后，鄭貴妃企圖當太后垂簾聽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暫時隔離起來，不讓他登基與群臣見面，一面又唆使李選侍不要搬出乾清宮，以便向朝臣發號施令。但朝中官員們不買她們的賬，聯名上疏指責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慶宮，這種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撫養之名，行專政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日”。并安排太監王安從宮內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華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擁著新皇帝齊聚乾清宮，逼李選侍搬遷。李選侍見生米已成熟飯，只好離開乾清宮。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義宣布削去李選侍封號，對鄭貴妃也不予理睬。在東林黨人控制朝政的幾年，鄭貴妃勾結李選侍企圖垂簾聽政的美夢遭到了破滅。這就是所謂“移宮”案。
明熹宗年間，鄭貴妃的權力欲望雖不減當年，但畢竟已年過六旬，力不從心了。崇禎三年（1630年）七月，這位一生享盡榮華富貴，連做夢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夢想而結束了頗富傳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陰險、毒辣的貴妃，把大明江山攪得天昏地暗，竟與大明一朝相始終，遺禍之深為歷代罕匹；而她本人卻屢次有驚無險，竟安然地度過了余生，這種結局也算是“一奇”了。鄭貴妃死后，被謚“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埋葬在銀泉山。
網載 2013-09-10 2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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