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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緒論

神話與事實

　　歷史人物應該有客觀的傳記。可是，即使在最佳狀況下要寫出這樣一本傳記，挑戰也很大。傳記作家必須探索似乎沒完沒了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數據源（經常涉及多種語文）、翻遍無數檔案的內容、篩析真相事實和謠言虛假、在公開角色與私下角色之間找出平衡，判斷傳主一生的智愚。傳主若是死守秘密的封閉社會領導人，困難度更要加倍。要為現代中國的創建人MZD寫傳，尤其如此。但是，現在距他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已經三十五載，中國已發表重要的新文件，我們又可獨家取得前蘇聯的重要檔案，因此對于現代史上這位最重要的中國領導人已經可以得出更清晰、更精細、更完整的圖像。這是這本傳記的目標。

　　其實，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新聞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首度寫下MZD的生平故事以來，MZD已是無數西方文字寫作的傳記之主角。一年之后，史諾以這篇故事為中心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China），這本影響歷史深遠的書迄今仍在印行。從西方文字寫作的MZD傳記脈絡而言—我們寫的這本傳記很顯然不合這個脈絡—很值得說明為什么這個游擊隊頭目轉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會面。

　　史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極端同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文章散見于《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Herald Tribune）、《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Evening Post）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并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記者那樣公開夸耀他們的親共觀點。

　　也正由于這份聲譽，吸引了MZD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注意。他們打算利用這個三十一歲的美國人改善他們的公共形象、擴張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史諾也有他本身的理由要找MZD。他是個雄心勃勃的記者，有追求重大新聞的本能，當然不放過可以轟動四方的獨家報導的機會。兩個人都想利用對方。史諾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抵達陜北的保安，兩天前MZD才在這個邊區荒城扎營。MZD正在躲避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委員長的追剿，國軍已經痛擊中國紅軍。

　　MZD同意接受史諾一系列訪談；訪談中，他首先詳細敘述童年身世及青少年時期的故事，然后才暢述他作為共產黨革命家的事業。共產黨挑選史諾是個很聰明的決定。這個容易受感動的美國人把MZD看成明智的圣哲之君、相貌像林肯、聰明、和氣、有自信。兩人一連多日在窯洞里秉燭夜談，史諾拚命在筆記本上記下MZD的獨白，很快就成為MZD的記錄員、而不是有判斷力的記者。任務一完成，史諾帶著寶貴的筆記回北平，開始整理文稿，寫成《紅星照耀中國》。

　　果如MZD和史諾所希望，《紅星照耀中國》大為轟動，西方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尤其喜歡它。它把MZD細膩地描繪成羅曼蒂克的革命家，在已經對日益專制、一板正經的蔣介石失去信心的西方讀者心目中，觸動同情的神經。史諾這本開路先鋒作品替日后許多同樣或甚至更同情MZD的作者所寫的傳記定了調。日后的著作和史諾的書只有一個重點完全不同。史諾認為MZD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忠實的信徒，其余作家則認為早在一九三○年代末期，MZD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已變得威權專制且自力更生。根據這一派觀點，MZD身為獨立自主的思想家和主角，基本上已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不像在黨內斗爭中敗給他的那些死守教條的中國斯大林派。MZD有骨氣，是真正的中國革命家，不是斯大林（J. Stalin）的跟班。這正是想向美國讀者解釋中國革命的作者，覺得MZD有魅力的特征。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費正清（John King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德（Conrad Brandt）和諾斯（Robert North）等美國中國事務專家，就舉MZD和斯大林的關系、以及他對中國的觀點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獨立」見解的說法。這套說法日后成為經典之論。他們寫說，斯大林不信任MZD，認為他是「農民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甚且，MZD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革命情勢上漲，正足以證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具有「歷史角色」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中國的「農民革命」乃是后殖民世界全面農民革命這個戲劇化時代的序幕。蘇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后，俄國和中國學者也接受同樣的思路。

　　同時，MZD也搖身一變，從腳踏實地的革命家變成一九六○年代某位傳記作家筆下的「藍螞蟻的皇帝」（指的是中國人全都穿藍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MZD遷入從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后幾年，除了親近同事和隨從人員，別人愈來愈不容易接觸到他。每次公開露面，事先必經仔細規劃；接受訪問和公開講話也愈來愈深奧難解。MZD在世時出版的西方語文傳記，包括著名的中國事務學者施蘭姆（Stuart R.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內，大體上依據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已發表的文件；MZD發表的文章、講詞和聲明；和MZD晤談過的外國訪客之印象；少數政治上的熟人和敵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零散的數據。MZD具有獨立性、能夠有創意地把馬克思主義調適進中國的環境，一直都是中心論述。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頗有根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MZD從來沒去過莫斯科，斯大林也完全不認識他。同時，稱MZD是「反列寧主義」、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這項滔天大罪的負面報導，不時從中共黨內外消息管道傳到莫斯科。因此，赫魯曉夫（N. S.Khrushchev）說斯大林認為MZD是「住窯洞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合乎邏輯。一九五○年代末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斯大林主義之后，MZD本人也經常回憶說，他意識到斯大林不相信他。

　　然而，仔細檢視之后，關于MZD和斯大林、蘇聯關系的這類定論，其實并不正確。事實上，近來出現的蘇聯和中國檔案透露，MZD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按捺著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斯大林過世之后，才敢脫離蘇聯模式。

　　這一項揭露是值得徹底再評價MZD的許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Communist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檔案中。直到最近，這些檔案才全部或局部公開。關于MZD政策、觀點和私生活有許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黨部檔案室有關MZD及其敵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當中。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開始組織這個檔案室。打從一開始，它的主要職責就不只限于搜集與布爾什維克黨史有關的文件，也負責搜集與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史有關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后，它所有的文件數據全部移交給中央黨部檔案室。一九五○年代，共產情報局（Communist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檔案也都存放到那里。最后，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檔案也并入這個搜藏。今天，這些整合起來的檔案被稱為「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Russian State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它們是我們寫這本MZD傳記努力挖掘新數據的重要來源。

　　第一，它們是全世界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蘇聯共產黨黨史文件最大的搜藏所。它們搜藏大約兩百萬份書面文件、一萬二千一百零五份照片材料和一百九十五部紀錄像片，分為六百六十九個主題。檔案的核心部分是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十分豐富的文件。它們包括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卷宗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各種賬冊及財務收據；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給中國的指令；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L. Trotsky）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許多重要的中國革命家之相關個人資料。

　　有關中國共一產一黨人私人文件的搜藏，特別有意思。不像其他許多檔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葉爾辛（B. Yeltsin）意識型態「解凍」的短暫時期，這些文件也不開放給大多數學者。它們一直鎖在檔案室的最高機密部門。即使今天民眾要借閱這些檔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書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等極少數專家，才獲準借閱這些材料，而且因與館方人士及當今俄羅斯學者私交甚篤才能夠持續接觸到它們。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個卷檔，有MZD、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有關MZD的卷檔最令人嘆為觀止。它包括十五卷非常獨特的文件，有他的政治報告；私人信件；MZD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來、MZD和赫魯曉夫的會談速記記錄；由蘇聯醫生匯整的MZD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有關MZD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證明；由他在中共黨內政敵執筆控訴他的報告；還有許多蘇聯大使館和KGB特務從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國政治局勢呈報的密電。我們是首開記錄可以利用所有這些材料的MZD傳記作者—這些材料在重新評價MZD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時，乃是無價之寶。

　　補充這些俄羅斯及中國檔案的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許多傳記材料、回憶錄和手冊。其中有MZD的秘書、情婦、親友故舊的回憶錄和日記，全都有助于我們重新解讀MZD的一生。同樣重要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持有的一批受到嚴格管制的文件，這些檔案近來因中國歷史學者的努力而為人所知。檔案內括十三冊的MZD手稿集，時間上溯至中共建黨之始。另外有七冊韶山的MZD家族年譜、MZD的私下談話記錄、MZD之前不為人知的草稿、演講稿、建議、評論、筆記及詩詞。

　　我們這本MZD傳記是根據以上所有這些獨特檔案及最新出現的文件，再加上許多熟悉MZD的人士之訪談錄所寫成。因此，它的數據最新。近來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著作的《MZD：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Unknown Story）遭學術界批評，指它不可靠、判斷歪曲。我們設法避免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傳記作者更仔細地、嚴謹地采用廣泛的數據源，審慎評估證據，提出不受政治考慮影響的堅實、有力的判斷。這種冷靜的態度使我們可以呈現出這位偉大的舵手之多樣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是政客；既為人夫、又四處留情。我們展現出MZD既非圣人、也非惡魔，只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他的確盡全力要為國家帶來繁榮，并爭取國際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過錯，自陷于政治和意識型態烏托邦的死巷，并且沉浸在個人崇拜之中，身邊簇擁著一堆阿諛諂媚的廷臣。

　　毫無疑問，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烏托邦者之一，但是他和列寧、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僅是個政治冒險家，也是個民族革命家。他不僅推動激進的經濟、社會改革，也在原本半殖民地的中國完成民族革命，并且統一了深陷內戰的中國大陸。原本被先進的西方世界及日本所鄙視的中國及中國人民，在MZD手中爭回了世界的尊敬。可是，他的國內政策造成全國大悲劇，數千萬人斷送了性命。

　　我們也試圖寫出一個有血有肉、有趣的人的故事，花了相當篇幅講述MZD的性格、個人及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政治和軍事領導。本書有許多摘自回憶錄和訪談錄的有趣故事，呈現MZD為人子、人夫、人父、朋友、情人，以及戰略家、理論家、政治家和政治斗士的諸多面貌。我們從許多角度展現MZD也有七情六欲，會陷入深邃的憂郁，也會有飛漲的激憤，是個有強大意志力和野心的人物，在他担任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時，實際上獲得無限制的權力。我們的目標是畫出鮮活的圖像，希望能使對MZD和中國所知不多的讀者有興趣一讀。我們也試圖描述MZD所遇到的五光十色的眾多人物，以及他在中國居住、念書、工作和休憩的地方，從他出生地韶山沖到過得有如皇帝的紫禁城都會提到。我們這本書透過它最重要的領導人敘述現代中國的歷史，試圖傳遞中國的感受、氣味和感觸。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許多有關MZD生平的驚人的新事實，需要修正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以及特別是MZD本人的既有的共同認識。根據廣泛的研究，我們記載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建黨至一九五○年代初期持續依賴莫斯科財務支持。仔細注意MZD的一生，我們發現只有考慮到它持續依賴莫斯科對它下達權威的政策指導和指令，才能理解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王若飛、陳云、李立三、高崗、俞秀松及其他人的檔案材料也顯示，中共依然聽命于斯大林及其副手，他們不但控制共產國際，手上也掌握著中共領導人的命運。我們從中共主要人物因為所謂的錯誤或「托派活動」被迫接受無數的、羞辱性的盤問及自我批判，可以看到這一點。甚至，還有證據顯示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考慮公審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云、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內的共產國際官員。如果不是他放棄這個計劃，許多中共領導人或許就成為他的槍下幽魂。不過，有些文件顯示，他謀殺了大多數中共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代表團人員（舉行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

　　斯大林沒把MZD列入「黑名單」。斯大林本人及共產國際的確協助MZD在中共黨內崛起掌權。其實，MZD并不像東德的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Ulbricht）、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或依附于莫斯科的其他中歐、東歐共產黨領導人，但是我們不再有懷疑，他的確忠于斯大林，向斯大林尋求指導與支持（我們談到MZD、斯大林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的會談，就會透露這方面的內情。同樣有密切關系的是，我們會敘述韓戰期間MZD和斯大林局促不安的關系。斯大林并沒有打算統一韓國，而是設法讓美國不只和北韓交戰，也和中國沖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國。斯大林企圖進而在全球搧風點火掀起革命）。一直要到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之后，MZD才開始與蘇聯領導人保持距離。他覺得赫魯曉夫是不值得信任的小丑，刻意蔑視他。我們會顯示MZD和赫魯曉夫個人不和，是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交惡已升高到一個程度，卻經常被低估。依據前蘇聯的秘密檔案，我們顯示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關系已緊繃到蘇聯領導人甚至開始考慮武裝介入中國事務，例如針對中國的工業重鎮發動原子攻擊或炸毀中國的原子基地。

　　我們也試圖呈現年邁的MZD于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這段期間一個鮮明、客觀的圖像。這段期間，MZD發動大躍進（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企圖大膽依循獨特的毛式社會主義路線改造中國社會，卻造成極大規模的悲劇。這些事件全都根據新的檔案材料檢視，目的是指出其狂妄的目標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彼此之間的權力斗爭；MZD因為上了年紀，對他們日益疑神疑鬼，技巧地加以操縱以遂其目的。

　　和傳統觀點不同的是，我們顯示文化大革命不只是MZD最后的奪權斗爭，而且是非常不幸、有許多嚴重瑕疵想達成其烏托邦理想—要在新的理想社會建立新的理想公民—的努力。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MZD認為社會主義重建社會政治關系還不夠。即使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人還是有惰性、自私自利。每個人都會潛藏貪婪的自我，夢想重回資本主義。因此，如果聽任發展，即使共產黨本身也會墮落。他因此得到一個信念：若不先搗毀中國文化里的舊傳統價值，就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然而，他顯然低估了人性。這個誤判不僅造成文化大革命失敗，也使MZD主義的計劃全盤破滅。MZD所擬想的粗糙的威權專制共產主義制度、一個嚴厲統制的社會，隨著MZD本人去世也埋入地下。

　　總結而言，身為歷史學者，我們的職責不在責備或贊頌MZD。我們給自己訂的職責是，盡最大努力詳細地呈現二十世紀一位最有權有勢的政治領袖。我們希望本書有助于讀者對MZD、對他所生長的時代和國家、對他所創造的中國，有更深入、更正確的了解。

內容試閱

第二十九章
思想大解放

一九五六年發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國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發表報告，譴責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這位已故的獨裁者被控訴多項罪行。赫魯曉夫強調，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犯了嚴重錯誤，違反集體領導的原則，并且建立個人獨裁。他談起斯大林在民族問題及農業政策上犯的錯誤，也談他在蘇聯國際關系上犯的錯誤。然而，他沒有提到斯大林不信任MZD；赫魯曉夫倒是提到斯大林對待狄托犯了錯誤。

MZD沒有出席這次蘇共全代會。朱德、鄧小平及其他人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會，他們將這個驚天動地的新聞回報給毛主席。MZD也大吃一驚。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才發賀電給蘇共二十次大會，照例歌頌已經去世的斯大林。賀電提到「列寧創造、斯大林養大的所向無敵的蘇聯共產黨」。朱德也極為尷尬，他在大會主席臺上才宣讀賀電，全場掌聲如雷。赫魯曉夫這番話給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講話會在共產世界引起什么回響。他甚至沒把報告書交給外國的共產黨過目。MZD必須靠新華社譯自《紐約時報》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個中內容。赫魯曉夫只顧著解決自己的問題。換句話說，在譴責斯大林主義時，這位蘇聯新領導人的行徑與斯大林無異，一點兒都不懷疑莫斯科所有的衛星附庸國家會照單全收克里姆林宮所講的一切。他們曾經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難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即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翻轉了蘇聯與希特勒德國的關系，而今他們也將接受斯大林被批判。

然而，經過一番思索，MZD壓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覺。姑且不論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宮前獨裁者使他徹底解脫。赫魯曉夫于一九五四年到訪所開始的過程，現在達到它合邏輯的結尾。隔了一陣子，赫魯曉夫送來了官方正式消息，MZD注意到這個拆卸斯大林神壇的蘇聯首腦并沒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顯試圖爭取MZD的贊同。MZD為此甚爽；它證實了他原先對赫魯曉夫的印象；赫魯曉夫是個軟弱的伙伴。這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在私函中告訴MZD，蘇共通過了有關斯大林的決議之外，又提議協助中國興建五十一個軍事項目和三個科學研究機構。他也表示愿意與中國合作，興建一條連接新疆烏魯木齊到中蘇邊境的鐵路。換句話說，赫魯曉夫企圖爭取MZD。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魯曉夫的個人代表米高揚和中方簽署了一份蘇聯援助興建五十五個新工業設施（包含制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廠）的協議。

這一切激烈地改變了中、蘇關系之間的力量均衡。從現在起，MZD不再需要仰事蘇聯，覺得必須抄襲蘇聯的經驗。如果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動類似蘇聯的斯大林式集體化時，只敢要求以比蘇聯更快的步調進行，現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發展路徑。他甚至可以試圖趕上、并超越蘇聯，把中國打造成最強大的工業強國。

他搞懂了赫魯曉夫的報告之后，于三月三十一日邀請回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蘇聯駐北京大使尤金過來一談。尤金本人也想要見MZD。赫魯曉夫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見。然而，MZD以生病為托辭，讓尤金等了一段時候才終于答應見他。兩人談了三個小時。MZD精神十分亢奮，盡管話題嚴肅，他卻談笑風生。他希望給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閱歷豐富，智慧深邃，能夠安然笑看世界風云變色。然而，很顯然他無法坦然討論斯大林這個話題。

他先開口告訴尤金，他認為已逝的導師「毫無疑問……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據尤金的說法，MZD同時也說「（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MZD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和代表大會后所造成的氣氛，也會幫助他們廣開言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不能先說話的」。

MZD很清楚他在說什么。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共一產一主一義運動的整個歷史當中，它的領導人，包括MZD在內，幾乎無可避免地在意識型態、組織和政治上，都得依賴莫斯科。雖然MZD心知肚明斯大林的奸詐陰狠，現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輕松，可是他無法公開批評他的「領袖和導師」。沒錯，他并不清楚斯大林陰狠的全貌。例如，他并不曉得這個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經計劃，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斯大林在思索要斗爭哪些人時，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云、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楊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國民黨處決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單。內務人民委員部調查員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郎方（AleksandrIvanovich Langfang）對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人事部官員郭紹棠動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這些人。我們不用懷疑，郎方不會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

斯大林打算在已經進行過的齊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案（Zinoviev andKamenev）、拉狄克和皮亞塔可夫案（Radek and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萊可夫案（Bukharin andRykov）這三大案之外，再于一九三八年春末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公審。這一次主要對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約瑟夫‧帕特尼斯基。其他目標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官員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諾寧（Wilhelm Knorin），至于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決定逮捕大批共產國際官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點鐘，季米特洛夫被請到人民委員葉佐夫辦公室；葉佐夫告訴他說：「共產國際里潛伏了重要間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開始動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沒被抓。我們不知道為什么如此，但是若非斯大林放棄他的計劃，很有可能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遭到他的毒手。他沒有把MZD列在「黑名單」上，但是又有誰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肅名單呢？

MZD并不曉得有這么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肅計劃，他和尤金大使的談話，大部分集中在斯大林對中國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哪些政策錯誤。他提到他和斯大林歷年交往過程遭遇到哪些羞辱。最后，他告訴尤金，《人民日報》即將發表社論談蘇聯個人崇拜的問題。

這篇社論由陳伯達執筆，經過MZD本人及其他幾個人（其中只有少數是政治局委員）潤飾，發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標題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由于它的讀者對象是廣大民眾，它并沒有對前共產主義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評。中共領導人，尤其是MZD，并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斯大林的旗幟來反對他們的獨裁專政。四月二十八日，MZD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承認，「我們并不打算把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干的壞事統統向群眾揭露」。現在，MZD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尋求自己的發展路徑的計劃。斯大林的功過被定為七三開，但是蘇聯還是被稱頌能夠「無私地批評︙︙過去犯的錯誤」。

次日，MZD接見赫魯曉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揚時，又提到這個話題。米高揚是在四月六日來中國訪問兩天。根據社論精神，MZD花了不少時間批評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犯下的「嚴重錯誤」；可是他指出，「斯大林功大于過」。米高揚在回話時，邀請MZD到莫斯科訪問。MZD問說：「去干嘛？」米高揚不正面回答，只說：「總會有事的。」MZD很不爽米高揚一副家長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門廣場照例舉行五一勞動節大游行，游行隊伍和去年一樣，高舉著斯大林的巨幅人頭照。全中國各城市的游行亦莫不如此。次日，MZD主動拜訪尤金。根據蘇聯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魯提可夫（KonstantinKrutikov）的回憶，MZD再次表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斯大林「功過」的立場；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揚談話之后，「我終于明白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他︙︙很顯然，斯大林認為即使他最親近的副手伏洛希羅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根本比不上外國的受提攜者。」可是，他拜訪尤金另有目的。MZD是來表達他不同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的一些立場。赫魯曉夫提到「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和「現階段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他不能茍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報告中有關「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理論。《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談論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這個主張即被刻意忽視。

MZD決定也要對「和平共處」表達他的觀點。他采取非常迂回的方式，不直接攻擊。他告訴尤金大使，三國時期（公元二二○年至二八○年），由于年年征戰，中國人口減少了四千萬人，而在唐玄宗時期，安祿山作亂（公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減少得更厲害。他的意思是用不著害怕和帝國主義發生核子戰爭。即使帝國主義者能占領蘇聯的歐洲部分和中國的沿海省份，社會主義最后仍會勝利。他的結論是，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喜歡「紙老虎」這個字詞，在幾個不同場合使用過，甚至還開玩笑地稱江青為「紙老虎」。這一次，他只是迂回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與芬蘭駐中國大使卡爾—久翰‧孫士敦（Carl-JohanSundstrom）所說過的話。當時他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美國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么，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結果是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幫兇國家的統治階級要被掃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他們發動戰爭愈早，他們在地球上被消滅也就愈早。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MZD在為期四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一項不尋常的講話。四月二十五日的這項講話，題目是〈論十大關系〉，它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基本上，這項講話代表MZD整個世界觀的重大轉折，反映中國共產黨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氣氛。它界定了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政策，這條路將不同于蘇聯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蘇聯經驗，公開主張黨要走新路徑：「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顯然他已經開始重新檢討斯大林主義模式，覺得它不夠激進，而且蘇聯的發展步調太慢。

MZD沒有提出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詳盡計劃；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強調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則。他心中盤算的是：大幅提升對輕工業及農業的資本投資，快速開發內地省份，減少在國防部門的投資，以及加速整體經濟建設。MZD也談到加強對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質鼓勵，減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經濟范圍，并且開發相對自主的生產基地。他沒有隱瞞新策略和蘇聯策略之間的差異：「我們必須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學習，我們不能囫圇吞棗抄襲、機械地移植……有些人從來懶得分析，只知「跟風」。今天若吹北風〔即蘇聯〕，他們就加入「北風」派……如果每句話都奉行、即使是馬克思說的話，一定大亂……我們若是已經清楚明白，我們就不能每個細節都學別人……蘇聯有許多人很自負、很傲慢。」

MZD的講話稿當時沒發表，一點兒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開批評蘇聯。他的想法與中國許多領導人的想法南轅北轍。后者包括劉少奇、周恩來c和陳云。鄧小平也不了解他的想法。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上，MZD主張增加人民幣二十億元的資本建設，周恩來就公開和他爭辯。周恩來認為，這樣做就會很難供應基本必需品給老百姓，會導致城市人口異常大增。MZD被這個主張刺痛，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國務會議成員提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中共中央覺得有必要派發MZD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稿，但只發給黨的高階及中階干部。這時候，周恩來、陳云和其他經濟專家忙著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他們沒有完全理解MZD的非正統想法。基本上，他們沒理睬他。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們全都忙著日常的黨、政工作，沒有時間與「偉大的理論家」進一步討論他的新構想。

MZD很生氣，他提的構想竟然沒人聞問。一九五六年中期，他從北京飛往廣州視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樣取得地方干部的支持。當時天氣非常熱，廣東人飽受蚊蠅肆虐之苦。MZD居停的住處沒有冷氣機，可是他并不急著回北京。他必須解決一大堆問題、接見許多人、評估他們的想法、爭取他們支持他和「死硬的溫和派」繼續斗爭。這些「溫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批評「保守主義」和「急躁情緒」。MZD的反應卻十分孩子氣，他說：「我才不讀它。我干嘛要讀他們罵我的文章？」

他對這些完全缺乏「勇氣與決心」，「仍有奴隸心態的殭尸」感到疲倦。不，他必須向他們展現他比全部人加起來都還有力量。

他決定要實現舊夢，游渡三江：廣州的珠江、長沙的湘江，和武漢的長江。他的確是個游泳健將，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確很荒謬。這三條河流都寬得不得了，長江更有許多漩渦和急流。但是想讓他改變主意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進水面寬逾一點五英里的、污濁的珠江。職責在身、必須陪他下水的醫生說：「水可真臟，水色污濁，偶爾有糞便從身旁流過。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個氣箱，全身松弛，兩腿微曲，彷佛睡在沙發上。他隨水流漂浮，只有時用手臂打水，或擺動兩腿。」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將近兩小時，超過六英里。不久之后，他離開廣州，前往長沙，兩次游渡一英里寬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沒比珠江干凈。MZD高興得不得了。他大聲喧嚷：「湘江太窄，游長江去。」

MZD終于在六月初抵達武漢。很快地，在四十多個衛士簇擁下，他來到這條大河岸邊。當然，他沒辦法游渡長江；那會是愚蠢之舉。水流力量極大，MZD只是順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樣；這次漂流超過十八英里。MZD高興得無以言宣，新聞記者也準備好了，立刻向全國發布「我們敬愛的舵手」勇敢征服長江的「好」消息。MZD在武漢逗留那幾天，在長江游水三次。他后來熱切地說：「事情就怕認真對待。認真準備，事無不成。」我們曉得，他心里念茲在茲的就是政治局里的「溫和派」。

可是，新的一樁失望在北京等著他。政治局里的「溫和派」正在緊鑼密鼓籌備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把個人崇拜問題放到議程上。北京的氣氛十分緊繃，MZD暫時不去碰黨務，躲到黃海邊安靜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里想：「你們想逞能呀？請便。大家走著瞧！」他又玩起他鐘愛的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于「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只保留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一職。

劉少奇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不希望冷落MZD，也趕到北戴河去。主席一直都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只希望有些集體領導權。可是這也正是MZD所不能同意的。他認為，赫魯曉夫的融化不僅威脅中國，也危及整個社會主義大業，后果如何尚不可預料，中國共產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團結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這兩種觀點對立沖突的背景下召開。正式會議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一千零二十六位黨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補代表，代表將近一千一百七十三萬名黨員出席會議。但是，正式會議之前，從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還有閉門討論（所謂的預備會）。在這些討論中，敲定了大會的一切基本決策。代表們在閉門會議中討論及通過所有的決議，以及所有的基本報告和講話的文本。他們也要解決人事問題。

綜合 2022-01-09 20: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