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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性和靈活性都是領導工作中始終必須堅持的。辦同一件事情，對原則性和靈活性兩方面的運用不同，在實踐中產生的結果就截然不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無數事實證明，注重把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于領導工作及建設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客觀性——思想理論上的結合點
　　原則性與靈活性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它們因社會客觀需要而統一起來。人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而社會關系是復雜的。同時，社會生活、生產條件相對于人們的需求也總是有限的。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生產和生活目標，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必須組織起來，使社會規范化、秩序化，只有“規矩”，才成“方圓”，由此便有了“原則性”。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社會復雜多樣的原因，單靠原則性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原則性不應該、也不可能把所有社會事物都規范起來。社會的復雜多樣，呼喚著人們之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靈活發揮。結果，在發揮原則規范作用的網線之間，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帶，這便是靈活性的活動空間。有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人們改造自然、創造歷史的活動才得以有序并充滿活力。二者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可見，原則性與靈活性同時出現、相互間緊密結合是必然的，不是主觀人為的，是事物發展的客觀需要。這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外在統一性。
　　在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關系中，原則性寓于靈活性之中。可以說，每一具體的領導工作，表現的主要是靈活性，表達的主要是原則性。原則性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意志，是被社會主導力量所推崇的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靈活性是人的一種能動作用，表達的可能是客觀的、符合實際的，也可能是主觀的、違背實際的。由兩者的外在統一性所決定，二者的結合必須相一致，不可能原則性是客觀的，靈活性是主觀脫離客觀的，那樣，讓原則性寓于靈活性之中就會使原則性“喪失原則”。兩方面只有同時以客觀性為基礎，靈活性的主觀發揮只有符合了客觀實際，其相互的結合才是科學的、正確的。這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內在統一性。
　　總之，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外在統一是客觀的，內在統一也是客觀的。在外在統一上，沒有離開原則性的靈活性，也沒有離開靈活性的原則性。只講原則性，不講靈活性，只能導致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同樣，只講靈活性，不要原則性，必會滑向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在內在統一上，離開了客觀性，原則性就不再“原則”、靈活性就會極端靈活化。客觀性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互結合的根本依據。
　　　　　　二、全局性——工作實際中的結合點
　　當人們考察原則性和靈活性兩個方面時，發現原則性代表著一種秩序、一種準則，始終忠實地為原則目標服務，具有單向性，方向直指原則目標，努力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不遺余力。由于原則性這一性質，在每一個工作點上只有一個“原則性”，本身不具有可選性。而靈活性是一種方式，一種藝術，具有多向性質，在每一個工作點上存在著眾多個“靈活性”。工作點的前提不同，靈活性就不同，靈活性是多樣的，具有可選性。
　　因此，具體地探討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問題，實質上是研究在什么前提下選擇靈活性的問題。這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圖式：在一個工作點上，一個確定的原則性周圍存在著眾多個理論上的靈活性，其中每一個靈活性都有可能與這個原則性結合。它們一旦結合，理論就成了實際。在領導工作領域里，人們要做的是如何使這個實際結合成為正確結合，保證事業的成功運營。這便是我們要尋找的前提，即領導工作中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點問題。第一，全局性是一種客觀性，從全局出發的一切考慮歸根結底都是客觀的選擇，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基本依據。第二，相對于實際工作其它結合點，全局性具有一般性的意義，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做任何事情，以全局的觀點來考慮兩者的結合都是正確的，它有著廣泛的適用性。第三，只有站在全局的角度，領導者才能高屋建瓴，超脫于瑣碎事務，抓住主要矛盾，管大事、議大事，做領導要做的事。但領導在這一過程中也要關注“小事”，也要采用相應的靈活方法。這是在全局下面、對整體全面把握時的領導行為，依然是領導管大事的體現。第四，全局性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只要領導者具備了全局意識，賦予靈活性以全局性的內涵，是很容易在工作中對眾多靈活性進行取舍操作的。第五，以往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錯誤或失敗，歸根結底，都是以犧牲全局性為代價的。所以，全局性作為實際工作中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點是當之無愧的。全局性本身作為一切原則的一個“原則”，同時又能包容靈活性在其間的創造發揮，作為結合點，其作用已經、正在并將繼續推動領導工作的健康發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如何處置蔣介石，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從各自利益出發，提出不同的主張。當時，對西安事變可能處理的結果有兩種：一種是殺掉蔣介石，以解人們心中之恨；一種是釋放蔣介石，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我黨權衡利弊，比較得失，從抗日的大局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埃德加·斯諾說，這并不說明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終于有人得了利，是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這一實例雄辯地說明，制定策略、選擇靈活性必須著眼大局。只有從大局出發，制定或選擇的策略及靈活性才能符合客觀實際，才具有生命力。
　　需要指出的是，要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在全局性上進行結合，使之發揮應有的作用，取決于三個條件：
　　一是領導者的政策水平、思想素質。這決定著靈活性的選擇方向。為討一時的工作順利，放棄原則去滿足某些人眼前利益的做法，雖使工作順利了，階段任務完成了，但它犧牲了整體利益和全局目標。這不是對靈活性的正確選擇，不是領導者應有的工作態度。
　　二是領導者的知識、文化。這決定著靈活性的可選數量。知識的多少與可供領導者選擇方案的多少成正比，對同一項工作，領導者知識越多，靈活優選處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是領導者的實踐經驗。這決定著靈活性的應用效果。經驗是知識與實際聯系的橋梁，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知識與實際是分離的。經驗越多，方法越多，知識在實際中應用的機會就越大。
　　　　　　三、系統性——管理體制上的結合點
　　貓比大象靈活，顯然不僅僅是貓體重較輕，其身體結構也便于縱躍翻滾。1973年，蘇聯飛行員別連科駕駛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米格—25戰斗機叛逃日本，美日專家當即“會診”，發現其內部器械并不先進，有的甚至還很粗糙。但它為什么那樣機動靈活、性能優越呢？原因在它的結構設計科學合理。可見，組織的靈活性、創造性與其內部體制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完全可以在保證組織性質（原則性）的情況下，通過對其內部結構適當的變換，提高這個組織的靈活性，使原則性與靈活性在新的組織體制下實現理想的結合。
　　系統論的觀點認為，一個由相互聯系、互相制約的若干部分組成的整體，經過優化設計后，整體功能能夠大于部分之和，產生1＋1＞2 的組織效應。上面兩個事例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并不是所有系統都有這種“組織效應”，組織效應的產生是有條件的。系統論的核心問題，實質是研究系統的最優化問題，即如何使系統功能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它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領導者，在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時，利用系統的方法，在自己的領導領域內，適時、果敢地調整和優化管理體制，這種體制既能充分包容或增強原則性，又能大大提高靈活性，使所轄系統的機能煥發出旺盛的生機和活力。黨的十五大勝利召開后，全國范圍內以股份制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正在全面鋪開。這一切不為別的，都是為了轉換體制，使之機動靈活地適應大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某種體制能夠在一定條件下發揮出更大靈活性的事實說明了一個新觀點，即靈活性并不完全決定于一個人的能力、經驗等人為的因素，有時還決定于社會組織的特定結構及其內在聯系。這樣，一個具有全局觀念、戰略眼光的領導者，無論是為了自己的事業成就，還是為了單位的整體利益，或是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都應該騰出一部分時間、精力，以改革家的勇氣，著眼于體制的完善或變革。要知道，相對于尋求其它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方式，這可是“一勞永逸”的事情，并具更重大的意義！
領導科學鄭州17～18C3管理科學張海軍19981998作者單位：安徽淮南工業學院 作者：領導科學鄭州17～18C3管理科學張海軍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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