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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效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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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1年11月《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簡稱CAFTA）計劃正式啟動，尤其是2003年6月《中國與泰國關于在（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早期收獲”方案下加速取消關稅的協議》使兩國農產品貿易提前取消關稅，將CAFTA計劃納入快車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東盟將逐步實現貿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然而中國和東盟的合作是否打破了以往南南型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受到種種因素的約束[1](P.76)，將產生怎樣的貿易效應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在傳統的關稅同盟理論中，范納(Viner)提出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給成員國帶來的經濟效應主要表現在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他認為貿易創造增加了成員國和整體社會的福利，因為關稅同盟的建立使國內生產的產品被其他成員國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所取代，擴大了生產贏利，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而貿易轉移效應是使原來從非成員國較低成本的產品進口轉換為從成員國較高成本的進口，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減少了社會福利。另外，范納還提出以產品結構的“相似”和“不相似”來區別經濟的競爭性和互補性，并認為關稅同盟的規模越大，各國經濟競爭性越強，則所組成的關稅同盟就越有利于獲取貿易創造效應。后來的關稅同盟理論不斷擴展與完善，米德(Meade)提出貿易創造效應不僅包括生產效應，還包括消費效應，即由于價格降低帶來貿易的擴大。
貿易效應主要來源于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減讓，還有由產品結構決定的貿易關系和價格成本。當然，不可否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多少也會帶來貿易轉移效應，成員國設置貿易壁壘阻擋區外市場低成本產品的進入。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中哪種效應居于主導直接影響建設貿易區的價值以及區內成員國的貿易利益和經濟福利。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小組專家利用全球貿易分析項目和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結論顯示CAFTA的建立能產生正的貿易創造效應，拉動中國和東盟的出口總量增長分別為2.73%和0.95%，社會福利增長分別為17.87億美元和29.86億美元。[2]
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效應分析
1.貿易壁壘的撤除
自由貿易區貿易效應來源于貿易壁壘的取消。在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之前，除了新加坡，其他成員國的貿易壁壘比較高，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都有較高的關稅壁壘，如紡織品(20%)、電子產品(21%)、塑料產品(18%)。尤其是四個新加入的成員國關稅水平普遍較高，均在15%以上。中國在從東盟國家進口一些產品上設置的關稅非關稅壁壘也比較高，比如對泰國的大米、對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棕櫚油的高進口關稅及配額。由于在自由貿易區成立前的關稅壁壘比較高，所以貿易區成立后出口成本大大降低，獲得貿易效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中國和東盟在合作框架下的關稅減讓參照了東盟自貿區原有的協定《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CEPT)來實施，表1反映成立自由貿易區后東盟國家的平均關稅都有大幅度下降。《10+1協議》明確了貨物貿易自由化的時間表和取消所有貿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目標，以CEPT為基礎采取封閉式的區域性優惠關稅措施，將產品分為三類（早期收獲產品、敏感產品和正常產品），實行逐年降稅模式。
表1 東盟各國CEPT平均稅率削減情況 單位：%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文萊 2.46 2.29 1.91 1.74 1.39 1.39 1.39 1.39印尼 11.63 10.61 8.84 7.91 5.81 5.70 5.00 4.25馬來西亞 5.93 5.14 4.42 3.67 2.90 2.83 2.83 2.83菲律賓 9.17 8.33 7.16 6.53 5.42 4.90 4.89 3.73新加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泰國 14.10 12.69 10.15 9.28 7.00 6.99 5.76 4.63東盟 7.76 7.00 5.79 5.19 3.97 3.88 3.47 2.95 WU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