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之間工業互補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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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香港地區融入世界經濟的開放系統及其外向型經濟的加速發展,這不僅給他們帶來了發展機遇與有利條件,同時,也使他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制約與挑戰。
  經濟全球化已是一個現實。1997年從泰國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僅在亞洲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而且使全世界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的影響。就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區域范圍及程度而言,亞洲各國所蒙受的災難是巨大的,但對歐美國家的影響卻不很大。究其原因:(1 )世界經濟一體化使亞洲經濟面臨嚴峻的考驗,金融危機暴發表明亞洲經濟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2 )所謂的“東亞奇跡”即從屬和服務于經濟的高速增長,追趕美歐為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政策驅使下的經濟增長方式值得反思;(3)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日益暴露出來。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嚴重地抑制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如利率的計劃剛性、匯率的計劃剛性及對稀缺資源的計劃分配,特別是對資金的分配等使經濟主體越來越發揮著被動的作用;(4 )在現實經濟得不到充分發展的前提下,虛擬經濟卻超前發展,即產業空洞化演變為金融空洞化,使金融危機深化;(5)供給與需求脫節。 由于現實經濟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形成亞洲各國生產率與工資的同比例下降,而世界經濟一體化僅能增加亞洲市場的供給,而卻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所有這些均是我們應該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的教訓,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工業互補與合作的出發點。
  世界各國經濟在發展中越來越多地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分工水平與越來越多地依賴外來資源來發展自己的態勢。這種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第一、只有揚長避短、發揮自己優勢,使自己的分工功能得以充分體現,才能使自己的比較優勢得以有效實現;第二,選擇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必須適時定勢,經濟結構調整必須建立在穩固的現實經濟價值基礎之上;第三,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體現及其不可逾越的過程,因此,區域經濟功能互補與合作是極為重要的;第四,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市場一體化發展的結果,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不可能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第五,政府推動市場經濟的職能應有所改變,從更多地介入變為服務。從這個角度反思亞洲金融危機,研究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之間工業互補與三邊合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三國及香港地區工業現狀和外向型發展態勢
  二戰以來至90年代中期,在亞太地區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曾一度被譽為“東亞奇跡”。關于東亞經濟的崛起、特別是其工業的迅速發展,存在著各種解釋,但總的看是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經濟之間具有極強的互補性。日本屬于經濟發達國家,韓國、香港是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而中國則是一個資源與市場大國,因此,他們之間存在著很強的依賴與互補關系。
    (一)三國及香港地區工業發展狀況
  以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為代表的東亞四方是一個由地緣上非常接近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組成的有機的經濟群體。他們在文化傳統、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等方面既有相近之處,又有很大的區別。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都有一個快速與持續的經濟增長,其基礎是制造業的迅速擴張;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實施以制造業產品為主的出口導向戰略。
  1.三國及香港地區的基本指標比較。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工業發展程度有一定的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韓國、香港和日本分屬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地區)。1997年三國及香港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中國672美元;韓國9621 美元;香港24485美元;日本33346美元。
  三國及香港地區工業發展的核心是制造業,1980年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分別為:中國41%、香港地區24%、日本29%、韓國28%;到1997年該相指標有所變化,其中香港地區制造業所占比例下降幅度較大(參見表1)。
  2.三國及香港工業增長速度。80年代以來,三國及香港地區的工業增長基本保持了一個較好的增長勢頭,其中中國的工業增長速度最快,其次是韓國,日本工業增長在1980~1990年期間快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而1990~1997年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從表2 可以看出,國內投資與工業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二)三國及香港之間的工業互補與合作
  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展開與貿易條件的改善,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之間的貿易與合作迅速發展。1980年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額僅有381億美元,其中,與日本貿易額為86億美元, 與韓國的貿易額為1.83億美元,與香港貿易額為53.8億美元;到1998年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額增長為3239億美元,其中,與日本貿易額為578. 9億美元,增長了6倍多,與韓國貿易額為212.6億美元,增長了約100 多倍,與香港貿易額為454.1億美元,增長了8倍多。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及香港地區之間貿易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增長速度,因此,研究三國及香港地區之間的貿易關系與合作往來,特別是研究對占其貿易絕對額的工業貿易與合作顯得更為重要。
  表1  三國及香港地區經濟發展基本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    人均國內生產	  (百萬美元)     總值(美元)	   1980   1997   1980   1997中國大陸   201688  825020   206    672 香港    28495  171401   5699   24485 日本   1059254  4201636   9054   33346 韓國    62803  442543   1653   9621		 國內生產總值構成(%)	   工  業     其中制造業	 1980   1997   1980   1997中國大陸    49    51    41    40 香港     32    15    24     7 日本     42    38    29    25 韓國     40    43    28    26
  
  資料來源:根據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有關數據推算。
  表2 三國及香港地區工業增長速度(%)	  國內生產總值         工業增加值   1980~1990  1980~1990  1980~1990  1980~1990中國大陸   10.2     11.9     11.1     16.3 香港    6.9      5.3      —      — 日本    4.0      1.4      4.2      0.2 韓國    9.5      7.2     12.1      7.5	  服務亞洲增加值         國內投資	 1980~1990  1980~1990  1980~1990  1980~1990中國大陸   13.6      9.5     11.0     14.1 香港    —      —      4.0     11.1 日本    3.9      2.0      5.7      0.2 韓國    9.0      7.8     11.9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發展報告(1996、1998、1999)》推算。
  從區域投資與貿易互補的角度看,我們首先選擇三國及香港地區的電子、紡織與汽車行業作為研究對象,對三國及香港地區之間的工業互補與合作作以比較(為了從發展的角度分析問題,這里我們選用的數據一般為80年代以后的數據)。
  1.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工業互補與合作。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憑借與中國內地毗鄰位置,積極發展與內地的經貿關系,成為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對外窗口與橋梁。合作領域從貿易發展到金融業、制造業、房地產業等。
  (1)工業上的互補關系。香港工業以制造業為主, 主要包括金屬制品、食品加工、棉紡毛紡、漂染制衣、紙品印刷、電子電器、玩具制造、鐘表制造、家具制造、造船業等。從60年代起,香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外向型經濟,制造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工業已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在香港地區生產總值中, 制造業產值所占份額接近30%;在香港總就業人口中,有1/3以上人口從事制造業;在為香港賺取外匯的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幾乎占了90%以上。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陸海空運輸、商業、旅游業以及金融保險等業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制造業。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為香港經濟的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其成為東亞地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
	  表4 香港制造業內部構成情況行業                 企業數    從業人員			   (個)  (%)   (人)  (%)服裝制品(鞋類除外)        3745  11.7  104620  24.1紡織品(包括針織)         3466  10.8   68149  15.7電子電氣產品           175   0.6   19539  4.5(含家用電器電子電氣機械配件)塑料產品             2041   6.3   15503  3.6金屬制品、基本金屬等       4383  13.7   29172  6.7所有制造業           31988   100  433672  100行業                總產出			  億港元  (%)服裝制品(鞋類除外)       480.3  16.2紡織品(包括針織)        458.5  15.5電子電氣產品          197.3   6.7(含家用電器電子電氣機械配件)塑料產品             84.6   2.9金屬制品、基本金屬等       55.9   1.9所有制造業           2961.9   100
  
  資料來源: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推算。
  從制造業內部的構成可以看出,盡管作為香港傳統制造業的紡織業與成衣業產值仍居制造業之首,但他們在制造業中的所占份額卻在下降,而新興產業電子業卻發展迅速(制造業發展情況參見表3, 制造業內部的構成情況參見表4)。
  由于香港的資源約束與經濟條件決定,10多年來,香港制造業通過“三來一補”、合資與獨資辦廠等形式,利用內地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把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東以至華南地區,建成其生產基地。根據香港工業署估計,香港已有75%的廠商到內地設廠。現在香港電子、玩具、制革、制鞋和鐘表業80%均轉移到內地,形成了“前店后廠”的局面。這些廠商把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轉移到內地,有關資金的籌措、市場營銷、產品設計等仍留在香港,把香港有限的人力和土地資源集中在高增值與高附加值產品及高技術水平工序上。
  隨香港與內地經濟交往越來越密切,香港對內地經濟的依存度大大加強,內地因素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力量。
	表3   香港工業生產指數(1985~1995)		  (1986=100)行業            1985   1990   1995服裝制品(鞋類除外)      84    113    115紡織品(包括針織)       80    115    111電子電氣產品等        89    164    179家用電子           86    133    116電子電氣機械及配件     941     49    274塑料產品           87     76    38金屬制品、基本金屬等     89    113    94所有制造業          87    123    12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7)》。
  從表5可以看出,香港對內地出口依存度逐年增長, 使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更加密切地粘合在一起。第一,香港制造業大量內遷使香港經濟結構發生了有利的變化。使附加值較低的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自然向內地遷移,調整了制造業內部的結構、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使具有競爭力的第三產業得到加強。第二,內地成為香港制造業的生產基地與依托,港商在內地加工生產的制成品的80%以上經香港轉口到海外市場。總之,內地與香港的產業結構相互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內地的資源優勢與香港的技術、貿易優勢可以獲得有機結合。
  (2)貿易往來與投資取向。 香港是中國大陸的最大的出口通道與轉口基地,也是內地進口原料與引進技術設備的主要渠道。10多年來,內地與香港的貿易發展年均增長速度高達30%,而內地經香港轉口貿易增長更為迅速,1980~1990年均遞增40%左右。
  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吸引境外資金最大的來源與融資基地。據有關統計,從1979~1994年,港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設立的企業已達13.9萬家,實際投入金額高達600億美元, 約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與實際投資額的60%多。同時,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投資也在急劇增長,中資公司在香港的迅速發展成為帶動內地對香港投資的重要力量。據估計,到1993年底,中資在香港的投資累計達200億美元,開設公司1500家。 中資已超過美、日等國際資本而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2.中國與韓國經貿往來及工業利用。中韓兩國是近鄰,1992年兩國建交,開始了兩國間的經濟合作。
	   表5  香港出口依存度(%)年份  對大陸   對美國   對日本   對歐洲1986   11.7    41.7    4.0     24.01989   25.7    25.3    6.2     18.31990   24.8    24.1    5.7     20.61991   27.3    21.1    5.3     23.0
  
  資料來源:《現代香港經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90頁。
  中韓兩國經貿關系可分為四個時期:1979~1984年初級階段,貿易方式為間接貿易,貿易額較小。1985~1989年貿易擴大階段,間接貿易向直接貿易過渡,貿易量明顯增加。1989~1991年第三階段,直接貿易幅度加大,貿易額急劇增加。1992至今為第四階段,貿易方式基本為直接貿易,90年代,中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參見表6)。
  從表6可以看出,韓國對中國的出口,80年代初數額較小,90 年代開始急劇增長。進口也具有同樣的態勢。中韓貿易額由建交前的50多億美元增長到1998年的212.64億美元。
  雖然中韓兩國貿易規模迅速增長,但雙方的結構仍比較單一。韓國向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是纖維、化工產品,鋼鐵與金屬制品以及機電產品,他們占出口總額的90%以上。近年來,韓國對中國出口的機電類產品,特別是汽車增長很快,這種結構正在打破。
  中國向韓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有農產品、礦產品、纖維類以及化工產品,它們占出口總額的85%以上。在中國向韓國出口的主要產品中,紡織品出口額占韓國同類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較高,1991年為23.5%,到1992年增加到28.5%;農產品、水產品占出口額占其進口總額的比重排第二位。玩具、鞋類傳統工藝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在韓國的市場占有率也很高。
  韓國對華投資,1985~1990年韓國對華投資共66項,總金額為0. 8億美元,從1991~1995年韓國對中國投資達24.8億美元,占中國利用外資總額的1.54%。1993年以前,韓國對華投資是以中小企業的輕紡領域為重點的小規模投資,1993年以后,現代、大宇、三星一些大的財團開始對中國的汽車、電子機械等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一些韓國的公司制定了與中國合作的長期目標,并已初步實施。據統計中國已成為韓國近年來的第一大投資對象。
  表6 韓國與中國貿易統計(1980~1993)  單位:億美元		  1980   1984   1985   1989韓國對中國出口(A)    1.10   2.09   6.83   14.38韓國對世界出口(B)   150.6   292.5   347.1   643.9A/B(%)         0.03   0.71   1.97   2.23韓國從中國出口(C)    0.73   2.33   6.07   17.10韓國從世界出口(D)   222.9   306.3   315.8   692.4C/D(%)         0.33   0.76   1.92   2.46韓中貿易總額(E)     1.83   4.42   12.90   31.43韓與世界貿易額(F)   353.9   598.8   663.0  1336.4中與世界貿易額(G)   381.4   440.2   696.0  1116.6中韓貿易平衡      -0.11   -0.24   0.76   -2.67			1990   1991   1993韓國對中國出口(A)   15.53   23.70   72.00韓國對世界出口(B)   650.2   718.9   850.0A/B(%)         2.39   3.30   8.47韓國從中國出口(C)   22.68   33.95   54.00韓國從世界出口(D)   698.4   815.6   870.0C/D(%)         3.25   4.10   6.21韓中貿易總額(E)    38.21   57.65   126.0韓與世界貿易額(F)   1348.6  1534.5  1720.0中與世界貿易額(G)   1154.4  1356.3  1880.5中韓貿易平衡      -7.15  -10.25   18.00
  
  資料來源:據《亞太地區國際關系概論》第485頁整理。
  3.中國與日本工業貿易及合作前景。中國與日本戰后貿易基本分為三個階段:1952~1972年主要通過民間“友好貿易”與半官方備忘錄貿易展開;1972~1978年中日貿易迅速展開,但合作尚未開展;1979年以后中日貿易迅速發展,合作領域拓寬。
  80年代以來,中日貿易出現急劇增長的勢頭。198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86億美元,到1997年貿易額高達608億美元,10余年增長了7倍多。到1998年中日貿易略有下降,但日本仍是中國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
  隨出口的增長,日本市場在中國出口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整個80年代,中國對日本的出口結構沒有多大的變化,初級產品占絕對多數,其中石油占了很大比例。在為數不多的制成品中,具有半成品性質的“紡紗、織物、制成品及有關產品”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是中日貿易的轉折點,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增長的同時,中國對日出口的制成品和初級產品比重持平(見表7)。
  90年代初期,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進口壓縮、出口增長較快,結構進一步改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日本出口能力有了巨大的發展,改變了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的模式,到1993年中國成為日本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加上當年日本對中國的大量出口,中國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隨著對中國貿易的快速增長,日本對華投資急劇加大。從1979年到1997年日本對華投資額實際為240.6億美元;投資項目達1萬多個。從增長速度看,90年代以前,投資年均增長較慢,從1991年之后,投資項目急劇擴大,數額劇增。日本對華的投資具有明顯的產業傾向,80年代以來,其對華投資結構表現出三個為主:第一,投資動因中,以利用廉價勞動力與擴張市場相結合為主。80年代日本對華投資第一目標是利用廉價勞動力,第二目標是占領市場份額。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對華投資第一目標轉為占據市場份額,即大力發展自己的生產據點。第二,在投資產業結構中,以制造業為主,在制造業中以紡織、電機為主,第三,從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在日本對華投資的制造業企業中,制造業占了74%,其中紡織與機電占了很大份額。紡織與機電不僅是日對華投資集中的行業,而且中國也是日本這些行業在世界投資中集中的地方。
      二、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香港地區互補與合作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80年代以來,中國、香港地區、韓國與日本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目前,三國及香港面臨著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區域內各國既有合作的客觀基礎,又有加強合作的強烈愿望。
    (一)三國及香港地區工業互補因素與合作機遇
  隨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加快,區域一體化與區域競爭力成為一個地區或國家參與世界分工的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亞太地區的發展引起世界的關注。三國及香港地區作為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增長最快的國家(地區)其成功的關鍵在于區域貿易與經濟合作的相互促進、相互推動。
  表7 80年代中國對日本主要出口項目    單位:億美元年份   初級產品   0①   26②   32③   35④1981    38.15   4.70   1.18   1.80   27.421985    48.25   7.90   2.96   1.62   31.601988    45.96   13.20   5.02   1.67   18.641989    47.43   14.73   4.70   1.88   18.211990    52.04   52.04   3.00   2.27   24.611991    51.37   51.37   3.26   2.50   19.32年份   工業制成品  65⑤   84⑥1981    10.49   2.09   2.211985    12.84   3.84   3.691988    33.06   7.71   8.621989    36.52   8.08   11.811990    38.07   6.56   11.721991    51.15   7.64   15.45
  
  注:①0食品等;②26紡織纖維等;③32煤焦炭;④35石油及原料產品;⑤65紡織、織物及制成品;⑥84服裝及衣著用品。
  資料來源:朱文暉著《中國出口增長奇跡》,第200頁。
  1.雙邊合作發展迅速,多邊經濟合作進展順利。在80年代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三國及香港地區雙邊經濟合作發展迅速,相互依賴性增強。中韓、中日、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超過所有其他地區的發展,多邊合作的條件越來越成熟。
  2.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香港地區經濟合作加強的內在必然性。“東北亞經濟圈”及“環黃渤海經濟圈”的設想越來越引起有關各方關注,各國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具有客觀必然性,居于經濟核心地位的三個國家經濟關聯性更強。第一,三國及香港之間經濟上的層次性和互補性要求加強合作。以日本、中國、韓國為核心的東北亞各國在產業結構上表現出明顯的層次性、互補性(三國及香港地區分工情況參見表8)。第二,經濟合作會給四方帶來很多收益。由于四方在經濟發展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所以,其合作必然帶來規模效益,經濟合作不僅會使其交換范圍擴大,形成大的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又必然會促使生產規模擴大和生產分工細化,推動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合作,優勢互補,必然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合作同時會促進技術進步,最終形成區域競爭力。第三,三國及香港地區的開發、開放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資本、技術、勞動力在區域內的轉移。
  3.汽車、電子、紡織行業的合作潛力很大。第一,在亞洲,隨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購買力的提高,汽車需求量正在不斷增加。目前,日本在亞洲汽車市場的占有率超過70%,韓國也有一定的競爭力,而歐美企業也正在與日本、韓國爭奪亞洲市場。亞洲汽車市場正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00年將達950萬輛,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 日本為穩住中國市場,在原來與中國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謀取與中國的進一步合作。1993年,日本的豐田、本田、馬自達、日產、鈴木、五十鈴等均在中國成立合資企業與設立經銷點。據日本汽車工業協會調查,上述汽車公司在近6年中,在海外的汽車生產量年均增長155%,而在亞洲地區卻增長了320%,其中,在中國的企業生產增長速度更快。韓國的大宇、現代大型公司也紛紛與中國在汽車行業進行了合作,其中,1992年,僅現代企業集團就在中國投資1億美元建立汽車裝配廠,大宇與一汽, 共同投資15億美元建立汽車零配件合資企業。第二,在紡織工業方面, 50~60年代,日本紡織行業已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到70~80 年代紡織工業在香港、韓國等得到發展之后,80年代末,紡織工業多數已由香港、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轉移到中國內地。中國的紡織行業一方面在迎接國際產業轉移,另一方面正在提高水平,獲得競爭力。第三,電子行業作為新興產業在中國具有廣闊前景。日本的一些大企業如松下,海外生產量中,亞洲占了61%,生產廠家有52個,其中有7 家在中國。從1993年起JVC公司、 日立公司和索尼公司均先后在中國開辦了生產攝像機的工廠,伊藤忠商事已在中國境內成立合資公司達50余家。韓國的大企業三星、金星、現代等主要電子生產廠家,積極推進在中國建立合資廠家,1992年之后,三星等先后在天津建立60萬臺錄像機廠,在廣東建立音響廠,在山東建立半導體裝配廠等,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的海外電子生產基地。
  4.亞洲金融危機盡管使東亞經濟發展受阻,但同時也給各國提供了一個調整經濟結構、改善經濟增長方式的機會,在客觀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第一,危機迫使各國調整產業結構,重視產業結構多元化與高級化。危機的根源在于亞洲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嚴重問題,因此,調整結構勢在必然。第二,東亞各國貨幣貶值在一定程度上擠去了經濟中的泡沫成份,使各國充分了解自己的實際狀況,同時有利于出口。第三,危機使東亞各國普遍整治金融秩序,加強金融監管,提高金融管理水平。第四,危機使東亞各國認識到其之間經濟的關聯性,促使其一體化進程。
	   表8  三國及香港的分工階梯項目     第Ⅰ階梯(日)     第Ⅱ階梯(韓國、香港)主要生產部門 技術密集型      資本、技術密集型主要出口部門 技術密集型      資本密集型主要進口部門 勞動密集型      勞動、技術密集型對外投資部門 資本、勞動密集型   勞動密集型接受外資部門    ——      資本密集型項目     第Ⅲ階梯(中國)主要生產部門 勞動、資本密集型主要出口部門 勞動密集型主要進口部門 資本密集型主要投資部門   ——主要外資部門 勞動密集型
  
  5.從大趨勢看,經濟全球化乃是大勢所趨。第一,在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居于主導地位,為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基礎;第二,市場體制已在各國已被廣泛采用,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跨國公司發展與跨國投資的增長,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載體。第四,科學技術與信息化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界限等等,這些都成為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香港地區經濟合作的良好機遇。
    (二)合作中的障礙與面臨的挑戰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香港地區各自存在著一些難于實現各國之間經濟合作的障礙。
  1.中國、韓國與日本之間存在著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別,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懸殊的差別,價值觀與消費觀念的區別。由于這些差別決定了他們適應經濟一體化與市場化的水平的差異。
  2.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香港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與階段上存在很大差距。
  3.各國間的貿易不平衡引起的摩擦將長期存在,這將對中國、韓國、日本之間貿易與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日本基本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對國內市場實行強烈的保護,這必然產生中國、韓國與香港地區的貿易差距。日本對中國、韓國出口的產品往往是附加值高的產品,而進口的產品則是附加值低的原料產品。貿易結果是:日本貿易順差。
  4.日本、韓國與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貿易戰略重心有所區別。發展重心與開放戰略有所不同,這是影響其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過去的經濟政治利益在西方,因此,其發展與開放的重心在西方,雖然近年來這種傾向有所調整,但其貿易與投資的重心一直在歐洲、美國。為維持與歐美的三極關系,日本只關注在組建“雁型分工”中更多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其對以中國、韓國等形成的東北亞經濟圈重視不夠。韓國作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亞太經濟格局中面臨著與日本競爭市場的挑戰;為謀取利益,正努力設計打破亞太地區日本壟斷的分工體系,積極開拓市場,促進進出口市場多元化,但開拓新市場的重點在美國。中國是東北亞的重要國家,其面臨著引進外資、技術及開拓國際市場的競爭與挑戰。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發展外向型經濟,目標是建立多層次、全方位、多邊的開放格局。中國對與日本、韓國經貿關系與投資往來非常重視,但其財力有限,在這個地區的投資將受到一定的制約。
  5.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生機勃勃的亞洲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打擊。第一,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各國經濟增長率下跌、失業率上升。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韓國、日本經濟增長率均有所下降。第二,日本、韓國的貨幣均有所貶值,通貨膨脹率上升,金融危機加劇了日本經濟危機,日本與亞洲國家貿易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亞洲多數國家貨幣貶值,日本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98年日本對東盟國出口減少12%,另外,日本對外投資收益大減,如其1996年跨國公司在亞洲的利潤占海外市場40%。危機爆發使其收益大減,中國雖然沒有爆發危機,但受害也在所難免,1997年中國出口商品中服裝、織物、鞋類和玩具占30%多,而這些出口主要在東亞各國,1998年中國出口因此下降近4%。 第三,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亞洲市場信心問題,使國際資本投資大幅度減少,資本開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1997年韓國、泰國等外流資金大約1000億美元。總之,金融危機導致東亞經濟在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上雙重受損。
  由于日本、韓國、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在政治、意識形態、市場化程度、經濟戰略角度的選擇及經濟發展水平與階段上的差別,造成其合作的不協調,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所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使他們必然面臨著重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壓力與挑戰,這從一個新的方位為其提出了只有在競爭中分工合作、相互促進、提高區域競爭水平,才是其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
      三、經濟合作的政策措施與政府支持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僅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與配置,而且促使各國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方面做出積極的響應。對此,日、韓、中國大陸和香港不但在推進經濟一體化中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在尋找區域合作方面制定了有利的措施與政策。
    (一)經濟合作:宏觀政策調整
  本著有利于三國經濟合作與促進次區域經濟發展的目的,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香港在經濟發展方面均采取了積極的政策。
  1.中國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第一,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根據APEC協議,中國將加快實行貿易投資自由化,進一步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穩定人民幣匯率,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特別是發展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往來。第二,政府正在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積極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將大大吸引民間合作往來,促進中國全方位、多層次開放。第三,中國政府將擴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為吸引外資創造條件, 政府積極鼓勵外資以BOT的方式進入。第四,為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將積極推行科技興國戰略,積極支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特別對支持中國發展高科技合作的項目給予政策支持與保障,中國政府正在制定產業優惠政策,對地區優惠政策已經作出調整。
  2.日本在國際經濟中貿易地位的變化決定了其對亞洲貿易政策的調整。第一,日本與亞洲各國的貿易比例越來越大,特別是日本與中國、韓國貿易額的不斷增加,使得日本在對華、對韓貿易政策上出現好的勢頭,日本貿易適度向亞洲傾斜。第二,日本在東亞合作中的分工地位決定日本只有對東亞開放市場,它才可能獲得東亞的市場。第三,日本支持民間貿易與跨國公司對華、對韓直接投資,這將使三國貿易在多層次上取得進展。
  3.韓國一貫倡導貿易自由化與貿易立國的政策。第一,韓國的關稅稅率已經很低,特別是其在初級產品方面的稅率遠遠低于制成品的稅率,這將有利于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第二,在出口方面韓國政府經常通過政策性融資控制銀行信貸,以彈性利率來引導資金流向,為重點產業與企業提供銀行優惠貸款;以差別稅率與關稅減免等手段,抑制消費、擴大積累,鼓勵出口,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對韓元的貶值來降低出口價格,降低國內外通貨膨脹差額。當然韓國的這一系列政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隨著韓國與中國、日本的貿易增大,其貿易政策也應作出相應的調整。第三,韓國正在推進對中國、日本各國的直接投資,特別是韓國企業看好中國市場。韓國政府對海外企業業務實行低息貸款、提供支付保證及減免營業所得稅等優惠政策;引導民間企業在對海外投資的技術人員提供培訓,并提供咨詢;制定海外建設促進法。
    (二)政府支持產業國際分工的措施
  根據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各國均采取了有利于工業發展與提高工業競爭力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在實行工業產品出口與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三國均制定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
  1.政府產業政策均以有利于符合產品競爭的需求結構為目標,體現其在國際分工中的作用。目前中國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使汽車工業獲得規模經濟,并通過關稅政策即整車與散件進口區別稅率的政策,即限制整車的進口,大力扶持汽車零配件企業,特別是那些關鍵零配件,使其向大批量、專業化,對與外方的合資、合作,放寬條件,降低中資的比例,允許外方獨資。既保護中國汽車工業國產化率,又積極推動汽車工業與國外企業進行技術、資金、人才方面的合作。日、中、韓三國的產業政策既體現了一個有利于自己產業發展需求的目標,又體現了相互之間產業轉移銜接的需要。
  2.經濟技術合作必須有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環境。各國的合作不僅要體現合作的態度,而且要創造一個有利于合作的經濟發展環境。第一,合作雙方必須消除制度障礙,投資者要有同等的國民待遇或更優惠的條件;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所以一個透明的法律體系是必要的。第二,貿易必須本著“互惠互補”的原則,使各自的比較優勢得以體現,產生區域協調效益或范圍經濟最大化。第三,建立有效的市場規則是實現經濟正常運行的一個方面,而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各國政府所必須對其市場環境建設所做的基本工作。各國開發銀行在提供基礎設施建設上應起積極作用,亞洲開發銀行目標之一是幫助政府部門組建和培養有利的環境,從而使得在市政基礎建設供應中能為私人性投資提供更大的參與空間。同時采用BOT 投資方式吸引民間投資向基礎設施領域投資是必要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金是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一個切實可行的市政基礎設施發展戰略必須有大量的私人部門的進入。
  3.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與金融體系的完善是極為重要的。東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考驗了東亞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的能力,因此,改革金融體制,完善金融監管是不可缺少的內容。
      四、三國發展區域合作的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中國(包括香港)、日本、韓國為核心的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具有三個特點:(1 )經濟增長速度均快于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特別是60~80年代之間。(2 )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據三國3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看出,他們具有時空上的連續性,并由此形成區域發展的整體性。(3 )經濟發展上均處于不同的階梯上,其相互間經濟互補十分突出。因此,找到三國利益的結合點,實現共同受益。尋求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以及建立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是重要的。
    (一)東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
  1.中、日、韓三國合作是東北亞地區合作的一個縮影。日本為發達國家,韓國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國為發展中國家,且三國分屬于兩種社會制度。三國間的合作,實際上是整個東北亞地區經濟聯合的縮影。三國合作的成功,將為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起帶動作用。
  2.中、日、韓三國合作在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中、日、韓在文化、習俗上有許多共同點,歷史交流淵源流長,因而三國間比較容易溝通,也容易開展合作,近年來,東北亞地區區內貿易,中、日、韓之間的貿易占了80%;區內投資,中、日、韓三國占了70%,韓國對東北亞的投資基本在中國。
  3.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成功將會推動東北亞的區域合作順利進行,有利于化解各種矛盾。
  4.中、日、韓三方合作使三國產業結構能實現有效互換,達到有機互補。日本具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國擁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韓國及香港則擁有中間產業,因此,三國間貿易與產業互補優勢很大、潛力很大。
    (二)推進中國(含香港)、日本與韓國三邊合作的方式
  中國、日本與韓國三邊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礎,但三邊合作也存在一些難以跨越的障礙。因此,三邊合作應采取較為可行的方式予以推進。
  1.合作主體的選擇上應更多地依靠民間企業的合作形式來進行。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在政治與經濟運行各不相同的情況下,其主體不能依靠各國政府、各經濟團體的正式合作措施來進行官方的制度性聯合,而應更多地以民間企業和地方政府為單位進行功能性的經濟合作。
  2.在合作方式的選擇上,主要應通過直接投資調整產業結構。通過自由貿易的方式來實現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如市場壁壘、體制障礙等,同時,在經濟運行方式存在差異的東北亞地區,實現貿易自由化,其合作形態只能是基于資源條件表現為垂直分工。這種垂直分工將不利于長遠的均衡發展。為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三國及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需要通過不同工業化階段的技術與資本的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予以調整。在一定的基礎上,引進同樣水平的技術投資是必要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使后發達國家韓國與發展中的中國通過引進直接投資來進行產業結構水平相近的調整,這樣有利于后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水平提高。當然結合發達國的產業轉移,加強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也是極為重要的。從50~90年代中、日、韓均經歷了由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產業轉移,再到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的一個過程,但由于各國發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其產業轉移的速度與產業轉換的程度也不同,因此,通過既有利于自己產業轉移,同時,又能有效實現與獲得先進水平競爭力接近的投資需求是重要的。
  3.資源利用及產業互補布局設想。中國(含香港)、日本與韓國三方之間處于東北亞的核心部位,各方的差異正是各方互補優勢。
  90年代之后,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分工格局正在或已經打破了過去的雁形分工局面,成為一種相對平衡但又具有垂直分工的互補型合作格局。因此,面對這種產業布局與分工體系,三國之間的合作應建立在一種有利于世界分工與競爭格局的基礎之上。
  第一,在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主要合作手段時,對直接投資結構要與三國之間的分工緊密結合予以選擇。隨著日本、韓國,包括香港地區產業逐級轉移,對于中國內地而言,產業選擇與利用自己產業比較優勢極為重要。
  第二,直接投資有利于加快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直接投資不僅能促進東北亞地區各種發展層次的國家產業結構的傳遞與升級,改變區內分工的格局,同時,通過區內投資可促進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而且直接投資可有效地促進區內相互貿易的迅速發展與擴大,推動后進趕先進,使區內貿易逐漸由垂直貿易向水平貿易發展,日本、韓國在中國擴大投資合作,不僅可使合作生產的中國產品滿足其本國市場需要,而且,可以擴大在中國市場銷售,并向周邊地區出口。同時,日本及韓國可以騰出精力來發展高新技術產品,擴大對中國出口。中、日、韓三邊由雙邊貿易向多邊貿易發展,由低層次、非制度化合作向高層次、制度化的合作方面發展。
  第三,由于三國的產業合作既是建立在產業轉移,又是建立在國際產業競爭基礎上的,因此,直接投資方式的合作不僅解決了經費問題,而且解決了技術水準問題。當然作為民間投資的小企業越來越成為投資主體時,各國應更多地予以規范。
管理世界京77~86F3工業經濟樸光姬20002000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 作者:管理世界京77~86F3工業經濟樸光姬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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