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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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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現代化必然造成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或者說，社會分層結構、群體結構、職業結構的變遷與現代化的發展是同步的。今天，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已形成了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新的分層結構。那么，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大陸社會分層的演變究竟是會類同于多數發達國家已經發生的變化呢？還是會因國情之不同，而形成一種不同于其它國家的分層結構？讓我們先簡述一下歐美發達國家社會分層結構演變的歷程。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從傳統的貴族與平民的身份制度演變為雇主與雇員的階級分層制度。由傳統的身份分層制向階級分層制的演變，是西方國家現代化中社會結構變遷的最主要特征。歐洲社會在工業革命前具有很強的身份制分層色彩。比較典型的，如英國有紳士與平民之間的重要區分。紳士包括上至國王、貴族（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下至騎士、騎士扈從、普通鄉紳的復雜體系。紳士雖然財產數各不相同，但他們一般都有對土地的所有權以及對于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力，因而與其它人有明顯的差異。據統計，在17世紀初英國紳士大約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①再如法國的三個等級的分層制度，即教士與貴族分屬第一、二等級，其它的農、工、商、城市平民等均屬第三等級。這也是一種典型的身份制度。工業革命后，歷經了上百年的變遷，歐美社會均演變為以資本、財產的所有權為基礎的雇傭制社會。對這種新的社會結構，卡爾·馬克思曾預言雇主與雇員會分化為兩大陣營、整個社會會兩極分化。然而，這種預言只成功了一半，即從一方面看社會上的多數從業者確實變成了不是雇主就是雇員的二者必擇其一的地位，當然不排除有少數的“自我雇傭者”（Self-employed）。然而，從另一方面看， 無論是雇主還是雇員階級都具有復雜的分層體系，并且互相交織在一起。雇主與雇員的名稱并不能反映階級的分野，一位大公司的高級雇員其地位大大高于一位小業主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因此，社會并沒有因雇主與雇員的區分而兩極分化，反倒是傳統的貴族與平民制的社會更具有兩極分化的特征。
　　第二、農業勞動階級的衰落和工業勞動階級的興起。這一點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實了。目前的西方國家，無論我們稱之為工業社會還是后工業社會，都是工業或新興工業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農業就業者僅占很小比例。一些國家的農業就業者占全社會就業者的比重為（1988年）：美國3％，英國2％，法國7％，聯邦德國4％，意大利10％，加拿大5％，澳大利亞6％，日本8％，而我國為60％。②可見， 我國的現代化程度較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尚有很大距離。
　　第三、職業分層成為社會分層的基礎。工業社會使人口最大限度地納入了正規的職業體系，甚至連以往的家務勞動為主的婦女也不例外。在現代社會中職業地位已成為人們最主要的社會地位，人們社會地位的高低都通過職業地位而比較精確地反映出來。再者，職業地位不僅僅反映了經濟、財產、收入地位，而且它也反映了人們在權力結構和聲望分層中的位置。這樣，職業分層與階級分層也就是相互吻合的了。不僅如此，由于絕大多數人是通過教育渠道而進入到職業結構中來的，這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就成為篩選社會分層的最主要機制，僅管這種機制最早并不發源于西方社會，而是起源于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
　　第四、白領階層在人數和比例上均超過藍領階層。在19世紀末以前，歐美社會中的白領雇員還只占就業者的很小部分。例如，1851年，英國受雇的白領職員僅占當時勞動力的0.8％，③到1870 年美國的白領階層總數也只有75萬人。④然而，自20世紀初以來，隨著大的壟斷組織的興起，白領隊伍就開始膨脹起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白領階層更迅速擴大起來，例如，在美國，白領人員的總數從40年代的1608萬人上升到70年代的5105萬人，白領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也由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從那時以來，白領階層就一直在人數和比例上超過藍領而成為最主要的社會群體。從社會效果看，白領的上升和藍領的下降使得西方國家早期的那種以藍領工人為主體的大規模勞工運動與斗爭無論在聲勢上還是在激烈程度上都大大下降。白領階層的興起也使得整個勞動群體參與管理的程度大大提高。這與整個社會民主程度、平等程度的提高都是同步發展的。
　　第五、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的形成。這一特點與上述的白領階層的興起密切相聯。不管理論家們對于“中產階級”的概念有著何樣的不同看法，但如下一點卻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即在經濟發達國家，居于最富有的與最貧窮的階層之間的是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層，它成為社會的主體。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次大戰戰后以來，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美國，到了80年代，社會上最富有的階層大約占6.7％，最貧窮的階層大約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處于一種中等收入或曰中產階級的地位上。⑤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使得全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大大縮小。作為貧富之間的過渡群體，中產階級起到了使社會上層與下層對立和沖突得到緩解的作用。
　　第六、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現代消費品能夠被大量生產出來，日常必需品已經變得價格低廉，因此絕大多數居民都能過得上小康生活。這就避免了因爭奪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發生的社會沖突。
　　第七、嚴格的稅收制度緩解了貧富分化。目前，經濟發達國家一般都實行較為嚴格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個人收入實行高額累進稅制度，即收入越高納稅的比例就越高。因此，個人所得稅制度實際上將富人的一部分財產轉移給了窮人。例如，根據美國官方統計，1982年，美國近150萬低收入者獲得了總數500億美元的公共援助，如果換算成稅收，相當于每個美國人平均貢獻了250美元給窮人。⑥
　　第八、社會保障制度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會福利。其內容包括：貧困線制度、失業救濟制度以及醫療、養老、住房等保障制度。以英國為例，倫敦經濟學院的David Piachaud博士等曾將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總結為：國民保障、與收入相關的保障和非捐助保障三大體系，請看下表（表1）⑦：
　　表1　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

				　　接受者人數　　　 金額三大體系　　　　　　項目　　　　　　　(千人)　　　(百萬英鎊)		 1.退休養老金　　　　　9910　　　　25,503國民保障(不　　　2.失業救濟　　　　　　715　　　　 1,838做個人經濟　　　 3.病弱者救濟　　　　　1490　　　　5,138狀況調查)　　　　國民保障總計*　　　　　　　　　　 37,365*與收入相關的　　 4.收入支持　　　　　　5320　　　　14,461保障(做個人　　　5.住房福利　　　　　　4315　　　　7,348經濟狀況調　　　 6.家庭貸款　　　　　　420　　　　　 864查)　　　　　　　收入相關保障總計*　　 24,446*		 7.兒童福利　　　　 家庭數:6,896　　5,767非捐助刑保障　　　　　　　　　　　　(兒童:12,485)(不做個人經濟　　8.殘疾人生活津貼　　　935　　　　　1,905狀況調查)　　　　9.照料津貼　　　　　　765　　　　　1,458		 非捐助型保障總計*　　　　　　　　 12,323

　　
　　* 表中的各項總計英鎊數額均大于各分項之和，原數據如此，可能是還有其它未列入項目。
　　從表1可以看到， 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所覆蓋的人口數是相當大的，特別是使弱者得到保障。社會保障制度實施的結果是大大地緩和了上下層之間的社會矛盾。
　　上述八個特點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從時間上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傳統的身份分層制向階級分層制的轉變，人們的等級關系被新式的雇傭關系所取代。在這一時期，工業勞動者階級興起，階級之間的關系處于比較激化的狀態，階級斗爭頻繁發生。第二階段則以白領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為標志，全社會的階級關系處于比較緩和的狀態，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的調節避免了階級矛盾的激化。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等人曾以“后工業社會”的概念來總結后一階段的特征。⑧所以，如果從吸取經驗教訓的角度看，那么，如何使社會結構的演變，盡快地從第一個階段的矛盾激化時期轉入到第二個階段的關系緩和時期，這應該是發達國家結構演變給我們的基本啟示。
　　　　　　二
　　那么，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上述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演變有何相同之處，有何不同之處呢？一方面，我們在目前中國大陸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中，或多或少地發現了上述發達國家結構演變的最一般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國的結構變遷也有自己突出的特點，這主要體現為：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出現了兩次重大的轉型。第一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它經歷了打碎階級體系的嘗試，在階級分層衰落以后，身份分層卻占據了主導地位。第二次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它經歷了由身份制分層向經濟分層的轉換，身份分層衰落后，新的分層體系又突現出來。
　　1949年革命的最主要特征是在中國打碎了階級體系，這是通過兩個重大步驟完成的。第一步是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用革命的手段剝奪了地主的土地，把它平分給農民，從此，中國農村中已不具有真正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了。第二步是發生在1956年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它用“低額利息”贖買的方式，改造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城市中的私營企業先變為“公私合營”的方式，后來，又逐步變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用漸進革命的方式剝奪了資產者的所有權。因此，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后，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實際上都已不存在真正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了。
　　既然階級體系打碎了，大家都不占有巨量財產或大規模的生產資料了，那么，財產所有權就難以作為區分社會地位高低的標志了，中國是否就因此進入“均等”社會了呢？事情并不是這樣簡單。財產所有權只是形成群體之間差異的一個方面，可以區分群體差異的方面還有很多。按照帕金（Frank Parkin）的“社會屏蔽”（social closure）理論，各種社會集團都會通過一些程序，將獲得某種資源和機會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備某種資格的小群體內部，為此，就會選定某種社會的或自然的屬性作為排斥他人的正當理由。這些屬性包括：民族、語言、社會出身、地域、宗教等等。⑨中國的情況恰如帕金所言，當財產所有權不再成為“社會屏蔽”的條件以后，立刻出現了其它條件取而代之。這些條件例如，戶口、家庭出身、參加工作時間、級別、工作單位所有制等等。到了50年代中期，這樣一套非財產所有權型的社會分層，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體系，并一直持續到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前。對于這套社會分層制度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身份制”。
　　為便于了解“身份制”，首先有必要闡釋一下什么是“身份”。在社會學上，馬克斯·韋伯最早和最為系統地闡述了身份（status）和身份群體（status group）的概念。韋伯認為：“‘身份’指的是在社會聲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權，它建立在如下的一種或數種因素基礎之上：a.生活方式；b.正式的教育過程，包括實際經驗的訓練或理性的訓練，及與此相對應的生活方式；c.因出身或因職業而獲得的聲望。”⑩韋伯認為，身份與階級不同，階級是由客觀經濟指標決定的分層體系，而身份是由主觀社會評價決定的。韋伯身份概念的復雜性在于，一方面強調了身份是主觀社會評價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強調身份有客觀生活方式、教育、職業、出身作為基礎。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身份基礎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規、規范認可的制度體系。
　　當然，在中國的場景下，身份、身份群體又與韋伯講的身份有所區別。中國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較多地突出了政治身份，比如，貧下中農、富農、職員、革干等，主要是指政治身份，對此，本人曾撰寫了“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11)一文加以研究。
　　身份地位與經濟地位不一樣，兩者可以有關系也可以沒有關系。比如，在當時右派或小業主都是身份地位，貧下中農或富農也是身份地位，他們的身份地位與他們的經濟地位并沒有直接的聯系，貧下中農有可能比富農的收入高、富農也有可能比貧下中農的收入高，無論他們的經濟生活富裕與否，都不會改變他們的社會身份。身份地位雖然與經濟地位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不同的身份地位卻又確實體現了它們在獲得社會資源方面的差異。比如，在1979年以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福利待遇、工資級別、入黨、參軍、上大學、就業等方面均有明顯的區別。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更體現出身份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地位。相同身份地位的人生活情趣更為相近，社會交往更為頻繁，比如，我們常有各種各樣的“小圈子”，同一小圈子中的人通常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身份地位。再比如相同身份地位的人更容易通婚，社會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市民一般在市民中選擇配偶，農民戶籍身份者多在農村居民中選擇配偶。身份地位又多體現的是一種“等級”差異，所謂“等級”（estate）是工業社會以前的一種社會分層單位。等級制的特點在于，它禁止各等級之間的社會流動，因此這是一種相當封閉、落后的體制。
　　身份地位既然有差異，那么，人們是根據什么來區分身份地位的呢？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區分身份地位的指標多種多樣，比如有民族、語言、社會出身、地域、宗教等等。一般來說，區分身份地位的指標多是一些非連續型的、異質型的指標，比例，收入是個連續型指標，它難以區別身份，而職業是個非連續的、異質型的指標，它可以區分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樣的身份群體。區分身份地位指標的再一個特點是，它們多與一些“先賦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關。所謂“先賦因素”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經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個人的年齡、性別，又如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嚴格實施戶籍制度國家的戶口類別、居住地區。當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時，這顯然是用“先賦的”指標來區分社會群體，一個人的父親是與生俱來的，由此種標準區分的當然就是“身份群體”。
　　以先賦因素來確認人的身份地位，該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講究等級、秩序。當這種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規的認可以后，各身份群體也就難以越軌，沒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個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級上，整個體制井然有序。此種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縛社會成員的活力和積極性，因為，它將每一個人定位在先天決定的身份體系上，人們很難突破此種先天的限制、很難超越級別。在此種體制下，人們的后天努力與地位變遷沒有太大的聯系，因此，這是一種缺少公平競爭機會的體制。
　　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社會基本上還屬于一種傳統的社會結構，例如，當時農民占到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在將階級體系打碎以后，財產分層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層的特征就更為突出了。這種以身份制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體說來表現為：戶籍身份、干部級別身份、檔案身份和單位身份等幾個方面。
　　　　　　三
　　中國自1979年奉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身份制開始出現了解體的跡象，身份分層的地位下降，經濟分層的地位上升。試舉三方面為例：
　　第一、農民開始突破了戶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我國的戶籍制度有所松動，農民被允許進城開店設坊，興辦一些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務業。起初對農民的放松還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謂“離土不離鄉”的政策，即允許農民離開農業生產而從事其它行業，但要求農民還只是在家鄉范圍內就業，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但是，一旦放開了農民，就很難控制住了，農民實際上是既離土又離鄉了。目前，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按低的估計總數也有大約7000萬人到9000萬人，其規模之宏大由此可見一斑。農民中也涌現出了一批“農民企業家”，甚至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雖然有人還叫他們是“農民企業家”，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決不是戶籍體制所能限制得住的。
　　第二、“官本位制”出現衰落。所謂“官本位制”是指，我國改革以前的，以干部的級別分層為基礎派生出的一整套和工資級別相對應的級別身份制度。我國的官本位體系是單一經濟成份的產物。改革使我國的經濟成份多元化，個體、私營、外資、合資等經濟成份的發展如雨后春筍；改革也使得人們的收入多樣化，工資收入、股份、證券收入、房地產收入、單位外收入等等花樣繁多。這樣，由官定的工資級別在巨額的財產分層中顯得越來越微不足道，工薪收入層已越來越顯得寒酸窘迫。這種級別分層也就難以支撐其所謂本位體系了。同時，它也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在計劃經濟下，政府部門掌握著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權力，因而各級政府官員自然成為全社會的核心群體。近年來，計劃經濟正在全面讓位于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過去控制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的經濟指揮權大大削弱。隨著政府各種權力的逐步下放，官員不再占據社會經濟運行的中心位置。市場的發展也直接改變著過去的官本位等級制度。在過去，我國的每一個經營單位都有一個級別，如科級企業、處級企業、局級企業等。然而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資產、產值、利潤的地位來評價。而這種地位的高低是市場競爭、經營效益的結果，而決不是由上級預先可以封許的。面對市場競爭，官定的級別越來越失去意義。一些原來官定級別很低的企業，一躍而成為有億萬資產的企業，這使得原來官本位的分層次序被打亂了。
　　第三、“檔案身份”已被突破。作為50年代以來建立的體制，中國城鎮職工，每個人均有一套檔案由單位保存，檔案記錄著職工的經歷，也區分著職工的身份。最基本的身份是兩種：工人編制和干部編制。這兩種編制在工資級別、工作待遇、出差補助、住房條件、醫療、退休等福利保障上均有很大差別。同時，檔案也是人們在不同單位之間調動的依據，如果一個單位不把某人的檔案交給另一個單位，此人也就無法調動。這樣，檔案身份也是人才“單位所有”的基礎。市場改革以后，在勞動就業出現大量流動的情況下，人才的“單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沖擊。自此，沒有檔案的就業成為并不罕見的現象。隨著多種經濟類型單位的出現，檔案身份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們在就業時不再為檔案身份所困，社會上也出現了負責保管檔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銜接不同體制之間的差異。所以，檔案身份對于城鎮就業者的束縛已大大松解。
　　從世界各國結構變遷的基本規律看，在身份分層解體，向經濟分層演進的初期往往是社會矛盾激化的時期。我們遇到的尷尬處境在于，當我國打碎了階級體系的時期，明明社會上已不存在經濟意義上的階級了，但是我們卻在社會政策上大搞所謂“階級斗爭”。當我國從身份分層向經濟分層演變的時期，我國最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但是，這一時期卻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時期。這就是中國在社會分層方面遇到的最大難題。
　　從前述的世界各國社會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看，走出這一困境的基本途徑就是，盡快使我國從經濟分化時期轉入白領階層和中間階層興起的時期。中產階級占據社會的主體，是現代社會走向穩定的重要結構原因。為什么呢？筆者以為：第一，中產階級是介于社會高層與底層之間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底層間的沖突就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產階級也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群體，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
　　當然，白領階層和中間階層的興起并不是由我們的主觀意愿決定的，它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中間階層的形成需要如下的一些基本條件。首先，要有產業變遷的條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的過程之中。正是在產業演進的過程中才形成了有規模的中間階層，如管理層、技術層、商業層、職員層等白領階層。第二，這實際上是一個職業變遷的問題。現代社會中，現代職業結構取代了傳統的職業結構，一個龐大的、不是直接操作生產勞動的階層形成并擴張起來。第三，和教育有關系。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受過正規高等教育。而在現代的發達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進入了大學受教育，這樣，一個中間階層也就形成了。大學是造就中間階層的機器，大學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們接受社會主導規范或中間階層的規范。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很多國家，恰恰缺的就是這個。泰國的有錢人都送子女去國外念書，貧苦人家子女則根本沒錢上學，造成了教育上的兩極分化。所以，大學不僅是一個產業，而且還是生產中間階層的機器。所以，經濟結構、職業結構和教育結構，是造就中產階級的途徑，而中國大陸中間階層的發展則有待于這些條件的實現。
東南學術福州12～17C4社會學李強20002000李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郵政編碼：100872 作者：東南學術福州12～17C4社會學李強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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