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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當代西方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哈貝馬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是卓有 成就的大師。在意識形態領域方面，他的理論也是獨樹一幟。在《作為“意識形態”的 技術與科學》一書中，他將科學技術(哈貝馬斯更多地是在技術科學或“技術的科學化 ”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放在意識形態的祭壇上，論證了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的合 理性，強調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是這樣構造的：他首先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一種目的理性活 動，目的理性活動的總原則按照技術規則進行，通過有條件的預測和絕對命令、技能和 資格評定，解決問題，或懲罚失敗，從而實現生產力的提高和支配技術力量的擴大。以 此為核心，哈貝馬斯進一步提出目的理性活動與制度框架相一致的原則，現代社會總是 挑選具有目的理性的技術人員作為政治領袖的選擇原則，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行 為原則，以模式、規則、法律、制度為框架的契約原則，以目的理性活動和相互作用為 出發點重新構筑的“合理化”原則，規范交往雙方相互行為的期待原則，由于破壞有效 的技術規劃而導致的懲罚和制裁原則，使統治的合法性產生效力的宗教原則，以及在所 有這些原則下產生的個人服從的原則——這些原則構成了哈貝馬斯的科學技術意識形態 理論框架。在哈貝馬斯看來，科學技術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工具理性活動，還具有另 一種功能，即為現存統治提供合法性基礎的功能，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即“第一位的生 產力——國家掌管著的科技進步本身——已經成了[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①(注：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69頁。)這 造成了科學技術的超越地位，這種地位又通過法律、制度和懲戒而得到加強，并通過宗 教、道德而得到鞏固。科學技術最終上升為一種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并獲得 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它面前，個人永遠只能處于服從的地位。這樣，由人類理性所創造 的科學技術最終異化為人類理性的主宰。
　　本文認為，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存在三個主要的理論缺陷：一是對科學與技術不 加區分，看不到技術的行為特征，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與科學理性的區別；二是對科學 技術的語言基礎和文化因素不加分析，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應該服從人文精神的指導和 科學理性的約束；三是對意識形態中現代技術作用的夸大以及對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 忽視，看不到人文精神、科學理性、技術行為三者的一致性，因而找不到技術行為的合 理化途徑。
　　在技術行為失去規范和有可能被濫用的今天，有必要對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科學技術 意識形態理論進行批判。本文擬就上述三個方面展開這一批判，通過這種批判，建立意 識形態理論的新框架，注入新的內容，并確立新的關系。
　　 一、科學理性與技術行為
　　哈貝馬斯理論的第一個缺陷是在其理論框架中，科學與技術的基本概念并未完全清楚 地加以規定：既未對科學原理的先驗性和技術方法的現實性加以辨析，也未能認識現代 技術的行為特征，從而對科學理性與技術行為的關系未能作深入分析，而是過分強調現 代技術的支配地位和主導作用，對技術行為采取完全放縱的態度，使技術行為失去應有 的科學理性的約束和規范。針對這一缺陷，本文將從科學原理的至上性和技術行為的非 至上性這兩個方面廓清科學理性與技術行為的區別。
　　1.科學原理的超驗性和至上性
　　在展開我們的論述之前，有必要對科學理性、科學理論和科學原理這三個概念作出明 確規定。科學理論是人類認識所形成的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活動的知識體系；科 學原理是科學理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命題；科學理性則是體現在科學理論或科學原理中 的人類理性和智慧。行文中由于對哈貝馬斯理論批判的側重點不同，對這三個概念可能 會有交替使用，但其中科學理性的含義則是同一的。
　　科學理論或科學原理是人類理性認識的結果，它具有超驗性。正如康德所斷言，在理 性認識階段，認識必然要超越經驗世界，超驗是理性認識的辯證本質。愛因斯坦對科學 理論的本質也有深刻的表述，他說：“在物理學中，先驗的框架是和經驗事實一樣非常 重要的。”②(注：轉引自艾麗斯·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仲維光、還學文譯 ，許良英校，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他還說：“一切科學的偉大目標是：從 最少的假說或公理出發，通過邏輯推導，概括出最多的經驗事實。”③(注：轉引自艾 麗斯·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仲維光、還學文譯，許良英校，杭州出版社，2 001年)第157頁。)科學原理是客觀規律的反映，但科學原理是對客觀規律的抽象，它是 用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形式或數學方程來表達的理論體系。從理論前提看，任何一 個科學理論都是以假設為前提的，而這些假設又都是超越經驗的，也是該理論自身不能 證明的。例如，相對論是建立在“光速不變”和“坐標平權”這樣兩個假設之上的。史 蒂芬·霍金對此評價道：“這個被稱之為相對論的基本假設是，不管觀察者以任何速度 作自由運動，相對于他們而言，科學定律都應該是一樣的。這對于牛頓的運動定律當然 是對的，但是現在這個觀念被擴展到包括馬克斯韋理論和光速：不管觀察者運動多快， 他們應該測量到一樣的光速。這簡單的觀念有一些非凡的結論。可能最著名的莫過于質 量和能量的等價，這可用愛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①來表達，以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運 動得比光快的定律。”①(注：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許明賢、吳忠超譯，湖 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29頁。)從理論方法看，科學理論都是采用演繹邏輯的 方法來構造體系，這種方法能夠從超驗的前提推出符合經驗事實的具有必然性的結論。 這就是科學理論的價值。在這個體系中，超驗的前提是為解釋某一范圍的經驗事實而提 出的假說。這樣，一個科學理論被推翻，除非在它的理論體系中推出與事實不符的結論 ，或者其理論前提直接被推翻。愛因斯坦由于對“絕對時間坐標”的懷疑和否定而推翻 牛頓的經典力學，當今科學家已經得到“光速可變”的觀察事實，僅此一端，相對論的 改寫已經為期不遠。理論之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能夠被證偽。有趣的是，人類理性 總是試圖超越經驗，正是這種超越形成了新的科學理論；而在挑戰舊理論的新的經驗事 實面前，人類理性的再次超越又形成更新的科學理論。如此循環，以至無窮，這就是歷 史。因此，歷史應該定義為在人類理性活動參與下，無數可能世界中惟一被實現了的那 個可能世界。
　　由此可見，科學理論就其前提與方法而言是一種純粹的理性活動，它來源于經驗，而 又必須超越經驗。因此，它具有三重品質：一是理性的品質。科學原理是對經驗的超越 ，它必須而且只能服從理性。二是自然的品質。科學原理是對自然現象本質聯系的描述 ，它必須符合自然迄今為止的發展規律，體現和尊重自然法則。三是歷史的品質。科學 原理是過去理論的變革和發展，它根源于歷史，而且自身也將成為歷史，它服從并體現 了歷史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原理與個人的良知、人類的倫理、社會的義務、歷 史的責任，都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由于科學原理具有以上這些品質，因此，它具有至 上性的規定。
　　2.技術方法的現實性和非至上性
　　哈貝馬斯以“技術科學”和“技術的科學化”為基本概念，賦予現代技術以至上性的 規定。在哈貝馬斯那里，技術至上性的取得有兩個根據，一是現實的根據，即工業社會 對生產力發展無止境的追求造成科學技術的至上性：現代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的發展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社會制度框架，社會制度影響社會意識形態，最終 ，意識形態又鞏固和強化了現代技術的至上性。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使現代技術至上性 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在哈貝馬斯那里，技術至上性的取得還有一個邏輯的根據，即他 從科學至上性和技術的科學化這樣兩個前提得出技術至上性。但是作為前提之一的“技 術的科學化”這一命題是有問題的，應該對它進行深入地分析和批判。
　　技術是科學理論的應用，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之一，其本質是一種行為。技術的 行為特征可以從技術專利上得到說明。所謂技術專利，實質上是一種嚴格規定的行為路 線，按照這樣的行為路線去做，技術便可以直接實現為某一產品。科學理論則只有首創 權而無專利之說。從這方面看，科學理論與技術行為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正是在此意 義上，我們說科學原理的創立是超驗的、至上的，具有決定的意義，而技術則具有直接 現實性，是非至上的。技術的直接現實性還表現在它直接成為生產力。在現代社會中， 正是技術而不是科學直接作用于勞動者、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等生產力要素，形成現實 的生產力。正如哈貝馬斯所說，技術能夠產生剩余價值。此外，技術的現實性還在于它 自身成為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 動生產率持續增長，新的技術和新的戰略的實行就制度化了，并且“本身就是意識形態 ”①(注：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第39頁。)。在工業化社會 中，技術不僅成為生產方式的主宰，也取得對人和自然的絕對統治權，并使人和自然成 為奴隸。馬爾庫塞說：“技術作為工具的宇宙，它既可以增加人的弱點，又可以增加人 的力量。在現階段，人在他自己的機器設備面前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軟弱無力。 ”②(注：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第46頁。)最后，技術的現 實性還在于它是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關于技術的言語行為特征及其行為規則、方式等 ，我們將在后面詳加分析。
　　技術行為的直接現實性使它有可能因為政治、軍事、商業的目的而成為一種非理性的 行為。美國的NMD計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NMD計劃在技術上并不成熟，但美國政府和 軍方卻要強行推行，政治和軍事的目的使它成為一種非理智的行為。在商業上，非理智 的技術行為的例子也很多，其中最為令人担憂的是有損人類道德和尊嚴、被世界各國禁 止的克隆人的技術可能被某些商業集團用來謀利。
　　3.科學理性和技術行為
　　由上分析可見，“技術的科學化”這個概念所指稱的對象并不存在，它只是一個人為 規定其意義的語詞。一旦我們把作為一種方法和行為的技術等同于具有至上性的科學， 不僅會在理論上混淆了科學與技術這兩個基本概念，而且會在實踐中帶來實實在在的危 害。
　　應該承認科學和技術在現代社會中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正是有了現代科學技術，才 會有現代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也才會有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無比豐富的現代社會。我們 還應該承認現代科學技術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深刻影響。正是因為現代科學技術對 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影響，才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但承認以上兩點 絕不意味著我們同意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恰恰相反，我們要通過批判哈貝馬斯的 意識形態理論，重構關于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新理論。這一理論的出發點，是科學理性 與技術行為這兩個基本的概念。科學理性：其本質規定是先驗性和至上性，表明科學理 論代表著人類理性，是人類精神的創造，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技術行為：它表明技術 是一種用來做事的行為，即通過“說事”來“做事”并實現某種目的行為。
　　 二、科學技術的語言基礎與文化內涵
　　哈貝馬斯理論的第二個缺陷在該理論的語言學基礎方面。因此，在明確技術與科學的 區別，并對科學理性和技術行為這兩個基本概念加以界定之后，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科 學技術的語言學基礎及其文化內涵，指出科學技術滲透并體現著深刻的人文精神，而技 術行為則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1.哈貝馬斯理論的語言學背景
　　哈貝馬斯的理論大廈中，有一塊重要的基石，這就是交往行為理論。哈貝馬斯用這一 理論來支撐其他理論，如經濟學理論、哲學理論、語言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社會學理 論、倫理學理論、法學理論，當然還有意識形態理論。
　　20世紀人類理念和精神世界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也許是數理邏輯的建立以及它所引 起的語言學革命，包括哲學的語言轉向。在語言學和哲學的變革中，喬姆斯基轉換生成 語法、蒙太格的內涵語義學、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分別代表了現代語言學和語 言哲學在語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領域中迄今為止取得的最高成就。當代德國哲學家施 太格繆勒在其三大卷的著作《當代哲學主流》中，專辟《語言哲學》一章介紹這三個方 向的發展。施太格繆勒這樣評價奧斯汀和他建立的言語行為理論：“說起來這真是荒唐 。而且對于過去2500年間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種方式研究語言的人來說這也是一件令他們 感到羞恥的荒唐事，即他們竟然沒有遠在奧斯汀之前就做出這樣一種其本質可以用一句 很簡短的話來表示的發現：我們借助于語言表達可以完成各種各樣的行為。”①(注：W .施太格繆勒：《當代哲學主流》(下卷)，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66頁。)(著重號為 原文所有——引者注)
　　無論怎樣評價這場語言學革命的意義都不會過分，因為人的本質就是使用表意的符號 語言。因此，從語言哲學的觀點看，人所創立的一切學說和理論，不過是一些有不同規 定的語言系統。例如，經濟學、哲學、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等科學 理論可以看作語法、語義、語用特征各自不同的語言系統：它們的出發點(基本概念和 基本命題)各不相同，語義解釋和推理方法也不一樣，從而作為不同的具體學科，能夠 得出不同的結論，實現不同的用途。但是，當它們都被當作一個言語系統來看待時，它 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學、邏輯學的基礎和特征，它們也就成為語言哲學的研究對象。
　　這場語言學革命對哈貝馬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對哈 貝馬斯的影響可以說是處處可見。奧斯維特評價說：“哈貝馬斯一開始就相信他可以用 奧斯汀對話語的(locutionary)、非話語的(illocutionary)、前話語的(perlocutionar y)言語行為的區分來表明這些區別。”②(注：參見威廉姆·奧斯維特《哈貝馬斯》(沈 亞生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頁。locutionary、illocutionary、perlocu tionary這三個核心概念，沈譯疑有誤。許國璋先生譯為以言表意的、以言行事的、以 言取效的，周禮全先生和筆者譯為語謂的、語用的、語效的。參見蔡曙山《言語行為和 語用邏輯》周禮全先生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可以認為，哈貝馬斯的交 往行為理論就是對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的推廣和應用。
　　在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中，言語行為是指“通過說事來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的行為，包括語謂行為(locutionary acts)、語用行為(illocutio nary acts)、語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s)。一個言語行為是否能夠“做成”，與 語言的使用者、話語語境、語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等條件密切相關，這些條 件被稱為“成功條件”(conditions of success)。以上這些是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 基本概念，下面我們分析技術行為的言語行為特征，并了解哈貝馬斯是如何應用奧斯汀 理論的。
　　2.科學的理性原則與技術的行為規則
　　從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視角分析，科學與技術的區分也是顯而易見的。
　　如前所述，科學是人類理性的創造，它是一種用語言符號來表達的理論體系，從而是 一個語言體系。科學理論作為一個語言體系，它是以某種假設為前提的、可以推演的邏 輯系統。科學理論的理性規定和人文特征表現在它是人類所特有的語言系統，而人類所 特有的符號語言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規定。語言學家認為，人類的語言有四個特點 ：可分離性、可組織性、理智性、可繼承性。③(注：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 字卷》“語言”辭條(許國璋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可分離性是指人 類的符號語言與動物的肢體語言或聲音語言不同，可以和語言的主體相分離，這使得它 具有更廣泛的傳播范圍。可組織性是指人類的符號語言僅以少數基本符號按一定的規則 組合起來，卻能夠表達無窮的語句和意義。理智性指人類的符號語言是人類理智的產物 并服從理性的規則。可繼承性指人類的符號語言可以為他人繼承，可以代代相傳。科學 理論的理性規定和人文特征還體現在科學理論這種特定的符號語言系統促進了人類文明 進步，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它使得人類個體的經驗可以積累下來，并形成整 體的知識體系。第二，它使得人類個體知識的形成不必從經驗開始積累，而是從學習中 獲得。第三，它使得人類的理性思維成為可能。因為如果沒有以符號語言為載體的概念 、判斷、推理的理性思維形式，即使是有心智的動物也只能永遠處于感性認識的初級階 段。第四，它使得人類的理性思維具有“超越性”，即思維可以指向自身，后起的思維 可以對前行的思維進行批判。上述特征說明，科學理論體現了人類理性和人文精神。
　　技術是科學理論的應用，是通過這種應用取得某種實際效用的行為。由于科學理論是 一個語言系統，我們可以把技術行為看作是將科學語言體系付諸實施的言語行為。技術 的言語行為特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技術行為與說話人、聽話人及其他語境因素密切相關。根據奧斯汀的理論，言 語行為涉及說話人、聽話人、時間、地點、話語世界(world of the utterance)等語境 因素。其中，話語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部分，它包括與做出該言語行為有關的心理狀態 等種種特征，如說話人和聽話人的意向、愿望、信念等等。一個技術行為的做出和是否 獲得成功，同樣涉及這些因素。
　　第二，技術行為與語用力量密切相關。一個言語行為語句的效果，取決于該語句的語 用動詞(illocutionary verb)所具有的語用力量。一個技術行為可以看作是由一個技術 行為語句產生的行為，該語句的語用動詞所具有的語用力量決定了該語句的行為方式。 例如，“應該進行這項試驗”和“必須進行這項試驗”會導致兩種不同的技術行為，因 為“必須”比“應該”具有更強的語用力量。
　　第三，技術行為的“做成”與否與成功條件密切相關。一個言語行為是否能夠取得預 期的效果，取決于該行為的成功條件，這些條件可以通過對基本的言語行為和由之構成 的復合的言語行為的分析而得知。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技術行為是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從本質上說，技術行為是一 種通過說事來做事，以取得預期效果的行為。
　　3.技術行為方式的文化、歷史、宗教內涵
　　在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中，語境因素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宗教內涵。奧斯汀 舉例說，離婚這種行為在伊斯蘭國家很容易做成，甚至只需丈夫對妻子說一聲“我要和 你離婚”就行了。而婚姻關系在基督教國家卻被認為是不可解除的，因此，離婚行為在 基督教國家是做不成的。
　　技術行為既然是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它就必然受到文化、歷史、宗教等語境因素的 影響和制約。制約技術行為的文化、歷史和宗教因素表現在：不同的語言體系及言語行 為方式，積淀為不同的文化，并演化為不同的文明。由于文明的基礎是語言系統和言語 行為，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文明沖突”看作是言語行為系統之間的沖突。
　　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使人們領悟到人類行為(在現代社會中它一定是某 種技術行為)中的文化因素和宗教因素是多么重要。從言語行為方式來看，恐怖行為和 突發事件往往表現為行為雙方不遵守某種言語行為規則。因此，恐怖行為和報復行為都 是不能實現成功交往的不同的言語行為系統之間的沖突，解決的辦法顯然只能是通過言 語行為的溝通和交往，建立共同的言語行為規則。遺憾的是，人們并不總是這樣做。哈 貝馬斯說：“文明社會的宗教的目的在于使統治的合法性產生效力”，恐怖襲擊事件告 訴我們的恰恰相反：以技術為主導的文明社會的宗教也可以使統治的合法性失去效力! 由此可見在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中，在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的時候，對與之相關 的社會、歷史、文化和宗教因素的理解還是不全面的。
　　 三、重建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意識形態
　　哈貝馬斯理論的第三個缺陷是在關于科學、技術與人文三者的關系的論述中存在混亂 與錯位。我們的分析已經表明，技術因其文化內涵和歷史因素而具有意識形態性。因此 ，我們首先要明確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行為、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一致性，還要正確 看待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重新確立人文精神在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把人文精神作為出發點，我們會看到人文精神、技術與科學的否定之否定的運動 圖景：古代蒙昧的人文精神——中世紀的技術發明——近代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現 代科技與工業化——現代人文思想的復興——當代失范的技術行為——重新彰顯科學理 性和人文精神。
　　在這個運動圖式中我們看到，迄今為止的三次技術革命完全符合托夫勒關于三次生產 力革命浪潮的描述：第一次技術革命帶來農業革命浪潮；第二次技術革命帶來工業革命 浪潮；第三次技術革命帶來信息革命浪潮。從20世紀開始的第三次科技與生產力革命來 勢更猛，影響更烈。相對論與核技術、量子論與信息技術、基因理論與生物技術，每一 項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發明都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極大地改變了世界—— 現代技術終于戴上了科學的王冠。然而，技術的發展正在逼近自然的極限。現在人類掌 握的，不僅僅是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某種技術，而且是能夠無數次毀滅自身的多種技 術(核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人類如果還尚存理智的話，在自我毀滅之前也許還 來得及想想：我們到底應該怎么辦?
　　彰顯人文精神、尊崇科學理性、對非理性的技術行為進行約束——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也是保證科學技術(由于前文已闡明科學與技術的關系，這里在討論人文精神與科學 和技術的關系時，將后者統稱為科學技術)合理性的要求。21世紀人類應該建立起與此 相應的體制或制度。
　　1.彰顯人文精神，確立以人為本、尊重自然、尊重歷史的觀念
　　以人為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人類認識的早期，并綿延于整個人類認識過程。早在公元 前5世紀，古希臘“智者”的著名代表普羅泰戈拉就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著名命 題。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提出人是自然的產物，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他們贊美人的力量，頌揚人的理性和人的理想，提倡尊重人，發展人的事業。19世紀 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繼承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建立了“人本學唯物主 義”。他認為，人本學就是以人和自然為哲學惟一的最高對象，自然是人賴以生存的基 礎。20世紀西方哲學中，不論是持科學主義自然觀的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還是持人本主 義自然觀的柏格森和海德格爾，他們都從人和自然的關系來闡述其哲學理論。羅素相信 外界世界的存在，但他反對把自然界歸結為物體的總和，而主張把它看作邏輯事件的總 和。柏格森認為自然界是生命、主體即人的活動的產物。海德格爾提出，人的個體性是 優先于自然界的特殊實在，自然界通過人的意象才得以呈現在人的面前，人又把自身置 于自然界并影響和改造自然。可見在人類認識史上，以人為本的觀念是一條非常清晰的 線索。以上這些人本主義者或人文主義者，雖然他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看法不盡相同 ，但在將人與自然密切聯系、尊重人、尊重自然這一點上則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以人 為本的思想是人文精神的實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彰顯人文精神就是 要確立以人為本的觀念，同時也要確立尊重自然、尊重歷史的觀念。
　　為什么要特別提出尊重歷史的觀念?一方面，歷史是在人類活動參與下，無數可能世界 中惟一被實現了的那個可能世界。因此，歷史的范疇就是人類活動的范疇，確立以人為 本的觀念就是要確立尊重歷史的觀念。另一方面，在人類的歷史活動中，存在大量非理 性的因素。然而，人類的活動(主要是技術與生產活動)一旦成為歷史，它也就成為另一 種主體活動的對象，成為批判的對象。人類理性至上性的表現之一是他可以對自身的歷 史進行批判。人類的歷史觀特別是批判的歷史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觀念。因此，是否 尊重歷史就應該成為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果一個民族不乏以人為本的思想，也 不乏尊重自然的觀念，但缺少尊重歷史的觀念，那么，這個缺少批判精神的民族仍然不 配被稱為具有人文精神的民族。
　　確立人文精神在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和積極作用。
　　首先，人文精神是科學精神之源。愛因斯坦認為：“以文化價值為最高價值的人，不 可能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①(注：引自內森和諾登《愛因斯坦論和平》第55頁。)在 給美國化學家、和平主義者萊納斯的信中，他承認自己一生中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 是簽署了一封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主張研究原子彈，盡管他從未參與過原子彈方面的工 作。他認為人們可以原諒他，因為他只是向總統指明，德國人正在接近這個目標，并有 可能用原子彈來統治世界。他說：“對此負有責任的，是那些使用這些新工具的人，而 不是那些貢獻于知識進步的人。”②(注：對學生米爾頓·魯姆斯的訪談，1949年2月。 愛因斯坦檔案，58—014。)在他逝世前幾天，還簽署了當代反核戰爭和平運動的重要文 獻《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愛因斯坦一生以極大的熱忱關心社會、關心政治、關心人 類的命運。他說：“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又有風險的生命的 意義。”所以，體現對自然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關懷的人文精神較之科學理性和工 具理性(技術理性)有更本質的規定和更豐富的內涵。人文精神是科學精神之源。失去人 文精神的指引，科學是盲目的；而為科學的科學，必然失去科學自身的價值。
　　其次，人文精神是技術行為之光。愛因斯坦說“關心人類自身及其命運，必須是一切 技術奮斗的主要目標。”③(注：愛因斯坦1931年2月16日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講話。 1931年2月17日《紐約時報》，第63頁。)歷史地看，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是以科學進步為 前提的，而科學理性體現著人文精神；邏輯地看，人文精神和科學理性是技術行為的燈 塔，只有在它的引導下，盲目的技術行為才不致迷失方向。從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可以看 出，原本從科學原理中派生出來的技術行為，卻有一種超越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約束的 本能的沖動。因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需要，技術行為的非理性沖動會受到強化，甚 至會成為脫離人的實際需要的盲目行動。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運動時指出，資本的本質 就是不斷地增殖自身，其途徑是不斷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在現代社會中，資本不斷增 殖自身的本質沒有變，其途徑卻主要地變為不斷榨取技術的剩余價值。這樣，資本的內 在沖動與技術的內在沖動就天然地結合在一起了。由于現代技術的本質就是要發展自身 ，如果沒有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約束，現代技術的原始沖動就有可能演變為脫離人的 合理需要的危險的行為。愛因斯坦曾對非人性化的科學技術發出這樣的譴責：“今天人 類的道德行為之所以淪喪到如此令人恐懼的地步，主要是因為我們生活的機械化和非人 性化。這是科學技術思想發展的一個災難性的副產品。真可以說是罪孽!”④(注：愛因 斯坦給奧托·尤利烏斯伯格的信，1946年4月11日。愛因斯坦檔案，38—228。)
　　2.尊崇科學理性，確立科學理性對技術行為的指導
　　應該說，愛因斯坦相對論最深刻地體現了科學理性的本質，是一種嶄新的世界觀。但 過去人們一直僅僅把它當作一種科學理論，而忽略了它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忽 略了它作為意識形態的意義，忽略了它對技術行為的指導作用。
　　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前提之一是坐標平權，它原來的意思是說，對運動物體而言，不存 在一個絕對的參照系。換句話說，從不同參照系所刻畫的物體的運動是彼此等價的。舉 例來說，在一列運動著的火車上的一個觀測者看來，火車不動，是站臺在向后運動；而 對于這同一列火車，站臺上的觀測者卻認為站臺不動，是火車在向前運動。這兩種說法 哪一種更正確呢?愛因斯坦認為，這兩種說法是同樣正確的，因為它們是彼此等價的。 這里蘊含著一種新的世界觀——我們從這里看到的是一個新的世界。例如，按照傳統的 觀點，人是萬物的尺度。而從相對論的觀點看，上述命題只有片面的合理性，還應該補 充它們的逆命題，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那就是：萬物皆是人的尺度。從這個新的世界 觀出發，我們對問題的態度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例，從“人是自 然的尺度”看，人可以隨心所欲、毫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好像人是自然的主宰；而從 “自然是人的尺度”看，自然也是人的主宰。在人類每一次攫取自然、破壞自然的同時 ，也受到自然的合理的報復，因為人類同時也破壞了自身生存的條件。結論當然是很清 楚的：只有這兩個命題的合題才是真正合理的命題；只有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才會有 人和自然的共同發展。回到人與科學技術這個主題也是一樣。從“人是科學技術的尺度 ”看，科學技術服從人的需要就應該是“天經地義”的。在這樣的觀念下，科學技術就 成為工具，只要人需要，就可以利用科學技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殊不知科學技術也是 人的尺度。從“科學技術是人的尺度”看，科學技術同樣構成對人的制約。科學技術不 僅可以促進，也可以阻礙甚至可能毀滅人的發展。事實上，從人類掌握原子能、發明原 子彈的那刻起，人類就已經具備毀滅自身的能力。如果人類不以理性來指導科學技術的 發展，總有一天人類會毀滅于自身的技術發明。
　　尊崇科學理性，在理論上應該對現代技術提出“現實需求論”和“發展階段論”這樣 兩個基本的要求。所謂“現實需求論”，就是要以人的現實發展需求為技術行為的本質 要求。與此相適應的“發展階段論”，要求技術行為的發展是分階段的。就是說，在人 類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只需要與此相當水平的技術與生產力。人類不能聽任技術與生產 力的盲目發展而失去可持續發展的依據，尤其不能容忍那種導致無可挽回損失的技術行 為。例如，用于戰爭的核技術、克隆人的技術、信息壟斷的技術，由于它們都違背了科 學理性和人文精神，因而都是不合理的和應該加以遏制的行為。
　　3.約束技術行為，確立技術行為規范，即以日常語言為中介的交往原則
　　如前所述，人類理性對技術行為進行約束的原則有兩個，一是人文精神，二是科學理 性。那么，作為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的技術行為，其行為規范又是什么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僅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理論 這個范圍內，提出成功交往的技術行為必須具備的兩種觀念。
　　其一，主體間相互平等的觀念。“坐標平權”是相對論的一個前提，也可以作為主體 際理論的前提。將這個前提納入哈貝馬斯的主體際理論，人以外的對象不再被看作被動 的客體，而是與人平等的參照系。在這樣的理論體系中，對自然的尊重、對歷史的尊重 、對他人的尊重以及對人自身的尊重，都是必然推出的命題和論斷。
　　主體間相互平等的觀念，是主體之間實現成功交往的根本原則。在這一觀念下，交往 雙方互相尊重是成功交往的前提。根據這一理論，很多現實的經濟、政治問題可以找到 合理的解釋，并建立成功行為的規范。例如，WTO就是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下經濟合作 的組織形式，其實現成功合作的行為規范是平等的協商，這正體現著主體平權的交往行 為原則。政治上的合作涉及更為復雜的因素和利益，成功交往常常更為困難。但主體平 權的交往行為原則也同樣起作用，不過更多地是從反面，從破壞這一原則而導致的失敗 中得到說明。例如，某些謀求政治上的霸權而導致政治沖突的事件，可以看作由于謀求 “絕對主體”地位，破壞主體平權的原則，從而導致交往行為的失敗。因此，成功交往 的行為規范是：只有當交往雙方都放棄對“絕對主體”地位的謀求，并自覺遵循主體平 權的交往行為原則，政治、經濟上的成功交往才有可能實現。很顯然，這一原則同樣適 用于技術行為的交往。
　　其二，以語言為中介的交往行為的觀念。哈貝馬斯說：“我把以符號為媒介的相互作 用理解為交往活動。”①(注：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第45 頁。)哈貝馬斯在這里所說的“符號”是指包括自然語言在內的交際符號。使用語言符 號進行交際是人的本質屬性，涉及人的交往活動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成功交往的規則 只能是建立在交往雙方所使用的語言基礎上的規則，也就是某種語言規則。這些規則， 在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有相當詳盡的闡述。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言語行為 理論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正是這一理論的應用和發展。他說 ：“制度框架層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語言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消除 對交往的限制才能實現。……適合人們愿望的、指明行為導向的原則和規范公開的、不 受限制和擺脫了統治的討論，才是‘合理化’賴以實現的惟一手段。一句話，在政治的 和重新從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過程的一切層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賴以實現的 唯一手段。”②(注：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第76頁。)既然 言語行為理論在意識形態理論體系中是如此重要，當然只有運用言語行為理論的觀點， 才能正確理解語言與政治、歷史、文化的本質。可以這樣說，在現代社會，任何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和文明的沖突，其最終的解決都離不開用于主體交往的言語行為。即 使是最激烈的軍事沖突，也只有依靠政治對話，才能最終解決。通過政治對話或談判， 雙方達成讓步和妥協，就是一種借助言語行為來實現的主體間的交往過程。在“9·11 ”事件業已改變人們對世界的認識的今天，我們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建立以日常語言為 中介的交往行為規范的重要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京77～86B6外國哲學蔡曙山20022002本文運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用學方法，分析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出其作為意 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理論的三個主要缺陷：對科學與技術不加區分，看不到技術的行為特 征，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與科學理性有本質區別；對科學技術的語言基礎和文化因素不 加分析，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應該服從理性的約束；對意識形態中現代技術作用的夸大 以及對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忽視，看不到人文精神、科學理性、技術行為三者的一致 性，因而找不到技術行為的合理化途徑。文章對哈氏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理論作了 認真清算，并提出科學理性原則和技術行為規范的新概念及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意識形 態理論新框架。意識形態/技術行為/科學理性/人文精神/言語行為理論作者蔡曙山，1950年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77～86B6外國哲學蔡曙山20022002本文運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用學方法，分析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出其作為意 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理論的三個主要缺陷：對科學與技術不加區分，看不到技術的行為特 征，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與科學理性有本質區別；對科學技術的語言基礎和文化因素不 加分析，因而看不到技術行為應該服從理性的約束；對意識形態中現代技術作用的夸大 以及對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忽視，看不到人文精神、科學理性、技術行為三者的一致 性，因而找不到技術行為的合理化途徑。文章對哈氏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理論作了 認真清算，并提出科學理性原則和技術行為規范的新概念及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意識形 態理論新框架。意識形態/技術行為/科學理性/人文精神/言語行為理論

網載 2013-09-10 21: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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