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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世界上自殺率很高的國家之一，日本青少年的自殺率在現代國家中也是很高的，戰后日本青少年的自殺率呈遞增之勢。除戰爭時期外，日本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數遠遠超過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數。近10年來，日本平均每20分鐘自殺身亡一人〔1〕。更真實的情況是，日本自殺事件的實際數字大大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據美國社會學家E·斯登格爾分析推算，自殺事件實際為官方公布的3——5倍。由于人身保險、人壽保險、死者及家屬的名譽以及車禍自殺等原因，大量的自殺無法統計在案。
　　據日本總理府青少年對策本部1984年抽樣調查，日本18——24歲的青年中，認為“人生中的痛苦和煩惱大于希望和幸福”的占14.7%，認為“人生是絕望的、毫無意義的，有自殺想法”的占1.1%〔2〕。又據調查，日本中小學生中有28%的人說，他們曾經想過自殺；另一項民意測驗發現有25%的青年曾經醞釀過或正在醞釀自殺之念〔3〕。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千石保主持的一項國際少年兒童調查卻更驚人地顯示，“曾經有過自殺想法”的日本小學生竟占了87%，“沒有想過”的僅占12%，而在同一時期，英國卻沒有小學生自殺的記錄〔4〕。日本青少年自殺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在1979年10月，日本總理府就青少年自殺問題召開過緊急會議，制定了相關的防范措施與對策，可自殺現象仍有增無減。
　　　　　　一、年齡階段上的“日本型”
　　按一般規律，自殺率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的，在老年層則呈現出急劇增長的趨勢。當代社會學、自殺學的奠基人埃米爾·迪爾凱姆認為自殺率與年齡成正比是普遍的原則〔5〕。而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卻發現，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地區則頗為特殊，被冠之為“日本型”，即自殺率呈現出青少年（25歲以下）與老年（60歲以上）兩個高峰。日本青少年自殺者還呈現出低齡化的特點。1972年、1973年，日本自殺死亡總人數的20%是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1979年平均每天有3個19歲以下的孩子自殺身亡〔6〕。日本學者望月一宏認為：“日本中小學生自殺的激增、自殺者的日趨低齡化，引起了西方傳媒的廣泛關注，這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日本青少年及兒童的自殺與瑞典的老年自殺（瑞典老年人自殺率居世界之首）相比，更遭世人的非難”〔7〕。
　　　　　　二、自殺者的男女比例
　　世界各國青少年自殺者的男女比例一般是男性大大高于女性，比如美國平均是三男一女。迪爾凱姆的自殺死亡者“男性比女性多”“自殺主要是男性現象”的論斷，被認為是自殺學的鐵則〔8〕。日本卻基本上是男女持平，甚至有時女性還略高于男性。日本女性的自殺率在現代國家中也是很高的。日本20—24歲女青年自殺率相當于美國同類型的6倍多。日本15—29歲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殺占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二位，而女性同類項目方面則居第一位〔9〕。據世界衛生組織（WHO）1972年的人口報告，每100名男性自殺者所對應的女性自殺者數為：日本77.4，意大利43.3，加拿大40.0，瑞士38.7，法國36.2〔10〕。日本青少年女性的集體自殺現象也尤為突出，如1978年夏天，25名“耶穌方舟”年輕女信徒集體失蹤（警方確認為自殺）；1986年11月1日，7名“真理之友”教的年輕女信徒因教主宮本清治病死而集體自焚，做了“神的新娘”。戰后日本女性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但在現實生活中，日本還遠遠不是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據日本總理府婦人問題担當室1984年《婦女的生活和意識報告書》統計，日本婦女被調查者中無業人員竟占49.5％；在家庭生活中感到“丈夫地位高于自己”的占66.8％；感到“夫婦平等”的僅占27.1％（菲律賓為59.1％）；在家庭中“妻子有決定權”的僅為15.7％；在社會生活中，在就業問題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0.5％；政治地位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8％，在受教育方面感到“不平等”的占59.4％；婦女對余暇生活不滿的占27％；對整個人生不滿的占7.9％〔11〕。近10年來，日本婦女地位雖又有所提高，但1992年的日本內閣《女性白皮書》仍反映出有50％以上的日本婦女認為日本社會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男女不平等現象〔12〕。日本男女之間的界限及其差別影響著社會的組織形式，有時森嚴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日本女性的自我意識、自我實現受到限制。再者，日本很重視家庭關系和人際關系，由于日本女性在家庭、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女性在這些關系中受挫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因而自殺的可能性也就大。
　　　　　　三、自殺行為的“傳染性”
　　近代以來，自殺現象有時就象原因不明的瘟疫一樣在日本青少年中蔓延。1933年初，伊豆半島觀光圣地三原山死火山噴口，一個少女跳下自殺身亡，日本國內新聞媒介大肆渲染，馬上引起了一股自殺風潮，青少年們紛紛視死如歸地從三原山噴口跳下。警方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可到同年12月止，從三原山噴口跳下自殺身亡的人已超過500人，到1936年，已超過1000人〔13〕。1944年7月9日，在日美兩軍激戰下的塞班島，4000多名日本平民扶老攜幼、趨之若鶩地從北馬比爾海角的懸崖上跳下投海自殺，創下了人類歷史上集體自殺的悲慘記錄。又如1986年，日本國鐵平均每周有一名員工自殺，國鐵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自殺風氣，迫使當時的中曾根首相下令內閣從速調查。再如1986年4月9日，18歲的女歌星岡田有希子從住宅七層樓上跳下身亡，于是便有眾多的青少年在她喋血的地上擺滿鮮花，還有人五體投地用臉擦著地面。隨之而來，日本又掀起了青少年的自殺風潮，兩周之內，就引起青少年自殺死亡事件，其中19起是跳樓，甚至有的就從有希子自殺的那幢樓上跳下身亡的。在當月，日本19歲以下青少年自殺死亡事件就達83起之多。當年，19歲以下青少年自殺人數比前一年增加了44%。日本社會學家稱之為“有希子綜合癥”。日本警方認為1986年青少年自殺激增的主要誘因就是紅歌星岡田有希子自殺案，在日本青少年尤其是女性中引起了自殺風〔14〕。迪爾凱姆認為，榜樣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殺。日本國民意識中有強烈的集團意識和依賴心理，這是造成自殺具有“傳染性”的重要原因。
　　　　　　四、“心中”——集體自殺
　　“心中”是日語中的一個詞匯。江戶時代專寫情死悲劇的大文豪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年）分解了漢字“忠”字，把其上下部首調換一下成了“心中”。其原意是“相愛的男女向對方表露心跡的證據”，有切指甲、紋身、斷發、斷指、情死等。后來“情死”就成為真正的“心中”，進而“心中”成了專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集體自殺〔15〕。日本集體自殺發生率驚人地高，在青少年中更為突出。日本警視廳對東京二十三區的統計，集體自殺有兩個高峰，第一個是1949年，總自殺率為人口的十萬分之十三，“心中”占了自殺總數的65%；第二個高峰在1957年，總自殺率為人口的十萬分之三十，“心中”自殺率為人口的十萬分之十一，占自殺總數的37%〔16〕。在日本，家庭集體自殺——“一家心中”尤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家人一同自殺的，80%以上是母子脅迫性自殺。“心中”一詞在日本被浪漫化，但在“一家心中”背后卻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現實，多是孩子不愿自殺而被強迫之或被先殺之，然后母親才“一同自殺”。布施豐正指出，這種“母子心中”應被稱為“母殺子而自殺”。母子一同自殺大多發生在丈夫不在家的白天。據統計，在日本以每天一人的比率，13歲以下孩子被親人所殺，成為親人自殺的犧牲品。在日本，危害13歲以下孩子占殺人總數的25%。據調查，殺子自殺的母親大多為25——34歲的年輕母親〔17〕。1988年，日本有據可查的“一家心中”自殺案件達400多起，奪去了1000多名父母和兒女的生命。戰爭中，日本軍民的大規模集體自殺——“玉碎”則更令全世界為之震驚。在現代日本強迫性集體自殺——“無理心中”現象仍大量存在。集團意識和依賴心理勢必造成自殺在行為方式上的集體一致行為。
　　　　　　五、“切腹”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廣為人知的日語詞匯有三個：“切腹”、“神風”、“柔道”，其被鄭重其事地載人了多國的辭典。而三個日本詞匯中竟有兩個與日本的自殺有關，很耐人尋味。以“切腹”——剖腹為手段的自殺，是僅存在于日本的獨特現象，有其深沉的歷史文化背景〔18〕。日本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也潛移默化地內化吸收了先輩的一些思維習慣、情感模式和行為規范。80年代以來，以切腹為手段的自殺已不多見了，但許多青少年自殺案中還有著切腹自殺的那種思想因素，如迪爾凱姆按自殺的社會根源分類中的“利他型”自殺和“動亂型”自殺，把自殺當做一種追求近乎信仰的行為，以昭示某種思想、情感以及勇氣和意志。而西方國家青少年自殺大部分是“利己型”自殺。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亂”首開日本武士切腹的記錄。這種“光榮的”自殺方式逐漸演化成了血腥的固定格式，按體位區別分為“立腹”、“坐腹”；按方法區別，分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級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錯人”“幫忙”從旁邊用武士刀斬下自殺者的頭顱以實現死亡。日本歷史上切腹而死的人不勝枚舉。從赤穗四十七浪士到干利休，從乃木希典大將夫婦到阿南惟幾陸軍大臣均是“十字型”切腹；1970年11月25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三島由紀夫和同道森田必勝在東京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軍總司令部內，面對1000多名官兵慷慨陳辭之后當眾切腹，并由其助手斬下了頭顱，體現了他的“武士之魂”和美學觀點；幾個月后，東京一大學生在金澤博物館展櫥內偷出了一把被視為國寶的日本刀，并在那里當場切腹。切腹在日本歷史上與“武士道”有著密切關系，一直是武士和近代軍人最崇尚的自殺方式。而腹部并非自殺的理想部位，切腹并不能很快致死，相反是異常痛苦的。據日本有關記載，沒有“介錯人”幫忙，最快斃命也需6小時以上，長的則達72小時才能血盡而亡。因此，切腹并非是單純以實現死亡的目的而自殺，而是一種儀式行為。切腹除了顯示自殺者的勇敢和留下確鑿的自殺證據（因在戰斗中或平時以自刎或其他方式自殺，事后旁人難于判斷是否是他殺），更主要是源于日本人對“腹”的信仰〔19〕。在古代日本，男性以大腹便便為美，時至今日的大相撲，其體態除具有角力的實用性之外，也反映了日本一種傳統的審美傾向。“腹?在日語中除有“腹部”之意外，還有豐富的含義，組成的詞組達數十個之多，表示心、思想、情感、勇氣、豪志等。切腹，既表明忠誠與勇敢，昭示生者、震懾敵人，另一方面釋放出自己的精神以求永生。當代日本青少年的自殺事件中，上述潛在動因仍然存在。切腹自殺事件至今仍是最令日本人激動和津津樂道的事情。
　　　　　　六、與教育制度密切相關
　　日本《青少年白皮書》統計，1986年日本青少年自殺案件中，在校學生自殺死亡人數占當年青少年自殺死亡總數的53.69%。在當年青少年自殺案件中，其原因與學校問題有關的占24.2%；到1987年則上升為25.8%〔20〕。是年，19歲以下青少年自殺人數占全國自殺總人數的22.9%。據總理府青少年對策本部調查，31.5%的學生對學校生活不滿〔21〕。日本自殺問題專家湛吉野敷說：“在我們的青年人中，日本的入學考試制度是自殺的最大原因之一”。從幼稚園的入學面試到大學的考試，日本的升學競爭十分激烈，“在日本這樣一個大國社會里，個人只有通過受教育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而學習成績、包括所在學校的校史，都是確定他們日后職業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實際上，大學入學考試成了雇主挑選新雇員的第一階段考試，整個教育制度成了一種分揀學生未來潛力的選擇機器”〔22〕。升學競爭使學生負担極為沉重，為升入高中和大學，所有學生都要進行額外的學習，離開學校課堂之后還必須馬不停蹄地奔向各自的私人補習校。日本學生到校時間平均每年比美國多60余天。學生被剝奪了娛樂，加之輿論又大造考試的恐怖，學生承受著來自家庭、學校及社會的壓力，落榜自殺者比比皆是。即使是金榜題名的幸運者，一些人入學后卻患上了“四月病”（日本的大學新生四月入學），即由于考試前殫精竭慮，入學后便精神萎靡頹廢。日本的教育體制中，還存在著大量的“塾”作為正規學校的補充，許多學生受雙重教育。在“塾”中，學生更無自由可言，受著教師的嚴酷管制，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體罚現象。就是在正規學校中，“欺小凌弱”的虐待事件也層出不窮，據文部省1985年調查，該年僅上半年就發生了15萬起學校內虐待事件，一些不堪忍受卻又無法反抗的孩子只好把暴力施向自己。日本社會學家把厭惡學校、恐懼學校進而拒絕到學校讀書的現象稱之為“登校拒否癥”，其中病入膏肓者大有以自殺來抗拒學校的。
　　　　　　七、時間、地點及城鄉差別
　　西方國家絕大部分自殺案發生在喧囂的白天，而日本大部分發生在靜謐的深夜。在日本，一年中自殺率最高的季節一般是春季，而這卻正是萬物復蘇、生機勃勃的季節，被喻為生命和希望的象征。最低的自殺率在冬季。而歐洲國家最高的自殺率，迪爾凱姆認為是在夏季。
　　就自殺的地點而言，很惹人注目的是，日本的自殺者對風光名勝情有獨鐘，多選風光綺麗的名山大川作為自己最后的歸宿之地。伊豆半島觀光勝地三原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殺勝地”，三年內就有1000余人在此跳崖自盡（絕大部分為青年）；被喻為日本象征的富士山也是自殺的“天堂”，從古至今，在此自殺的人更是難以勝數。時至今日，警察和自衛隊組成的搜索隊仍常在富土山麓發現身著結婚禮服、殉情而死的青年男女的尸體。景色雄奇壯麗的華嚴瀑布也是投水自盡者的首選之地。回歸大自然，將靈山圣水當作自己生命的最后歸宿，顯然是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注重人與自然融合統一的思想的影響，孔子“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的精神仍為現代日本人所推祟。而美國的自殺者卻迷戀大橋，如金門大橋（千人以上）、圣弗蘭西斯科海灣大橋（數百人）、阿洛約·賽科大橋等地。法國人卻愛選埃菲爾鐵塔。
　　就城鄉差別而言，其他國家，城市自殺率總比農村高得多，而日本卻城鄉差別甚微，尤其是東京，自殺數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指數。
　　自殺，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古老現象，但在現代社會，自殺率居高不下也就意味著社會組織形式本身存在著缺陷。
　　注釋：
　　〔1〕 具體數字參見[日]警察廳“自殺白書”：《平凡社百科年鑒》平凡社1986——1996年版
　　〔2〕〔21〕 [日]總理府青少年對策本部編：《日本の青年——世界の青年ヒの比較力らみな》大藏省印刷局　昭和59年 P85，P33
　　〔3〕〔9〕 〔美〕柏忠言：《西方社會病》三聯書店1983　年中文版
　　〔4〕[日]千古保、飯長喜一郎：《日本の小學生——國際比較こみゐ》NHK出版協會P46
　　〔5〕〔8〕 [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自殺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中文版P216，P18
　　〔6〕〔10〕〔17〕 〔日〕布施豐正：《自殺與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P122，P81，P126
　　〔7〕 〔日〕筑殼新聞社編：（中學生——現場からの報告》學陽書房昭和53年1刷P141
　　〔11〕 [日]總理府婦人問題担當室修：《婦人の生活と意識》株式會社きふっ昭和59年
　　〔12〕 〔日]　日本婦人團體連合會編：“婦人の現狀と要求”《婦人白書1992》草土文化1992年版
　　〔13〕[日] スチェヮ—トヒッタソ：《日本人の自殺》サィスル出版會1979年初刷P95
　　〔14〕新華社電：“日本青少年自殺激增”《人民日報》　1987年2月13日第七版
　　〔15〕[日]＠①口清之：《日本人の可能性》講談社學術文庫1981年版
　　〔16〕《日本人の自殺》P176圖表推算
　　〔18〕 參見拙文“日本人自殺　行為的歷史文化因素”《社會學研究》1995年6期
　　〔19〕參見王秀文：“談剖腹的文化根源”《日本問題研究》1989年7期
　　〔20〕 《青年參考》1989年8月25日第二版
　　〔22〕栗木和夫：“日本嚴格的教育制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 》，1988 年2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木右加通
　　
　　
　　
青年研究京41～45D421中國青少年研究李建軍19981998貴州大學社科部 作者：青年研究京41～45D421中國青少年研究李建軍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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