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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的文明發展呈現出紛紜復雜的現象，如何從總體上把握文明的進程，引發了思想家對于世界文明的哲學反思。繼斯賓格勒、湯因比用文化形態學的方法將人類歷史分別概括為8個文化、21種文明之后，雅斯貝斯也沿著同樣的文化形態學思路，對人類的文明進程作出了新的獨特的解釋，提出了以軸心期文明理論為特色的文明形態發展論。這一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而有價值的思想，我們對此做一探討。
　　　　　　一
　　雅斯貝斯對于人類文明的歷史把握是以這一信念為基礎的，即“人類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標”〔1〕。正是在這一信念指引下，他在文明進程中劃定了一個軸心期。這個軸心位于人性形成的“最卓有成效的歷史之點”〔2〕，在那里存在著“某種深刻的共同因素， 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現”〔3〕，“自它以后， 歷史產生了人類所能達到的一切。”〔4〕從這個軸心出發， 雅斯貝斯建立了世界歷史理解的共同框架，提出了人類文明演進的四種形態。
　　1.史前文明　這是人性開始孕育、文明開始形成的時期。這時，構成人類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出現了：語言的產生、工具的制造、火的應用、人群共同體的形成、神話和宗教意識的出現。正是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人第一次超出了生物學的規定，開始走向真正的人。同時，各種各樣的文明現象也得以在某些地區發展起來。不過，一切都顯得非常粗陋幼稚，而我們對它的了解也只是一幅模糊的圖像。但盡管如此，史前時代的文明塑造了人性的基本特征，“預先決定了此后的整個歷史進程”〔5〕。
　　2.古代文明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間，人類文明進入了第二種文明形態——古代文明。巴比倫、埃及和愛琴海文明、雅利安印度河文明、中國黃河文明這三個最早的古代文明形態相繼在三個地區出現。國家的誕生，世界帝國的出現，馬的應用，文字的發明，民族的形成，還有建筑和藝術品的出現，這一切都使得古代文明呈現出完全不同于史前文明的面貌，它再也“不是一個沉寂的世界”〔6〕， 人發生了內在的轉化，由非歷史走向了歷史。正是“隨著歷史的開始，人才真正成為人”〔7〕。不過， 古代文明仍然“缺乏奠立我們新人性基礎的精神革命”〔8〕。所以，它雖然為之后的軸心期文明奠定了基礎， 卻又隨著軸心期文明的出現而被淹沒了。
　　3.軸心期文明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以公元前500 年為中心，地球上各地區發生了精神運動，標志著軸心期文明的到來。人類的精神基礎正是在這一時期同時并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定，直到今天，人類文明仍然附著在這個基礎上，靠其“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9〕。 軸心期文明既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關鍵之點，也是衡量過去、現在和未來文明的標準。所以，它成為雅斯貝斯文明形態論的核心。
　　4.科技文明　科技文明形態發端于15世紀的歐洲，經過17至18世紀的準備和發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面展開，成為軸心期文明以來人類文明在精神領域和物質領域的第一次全新發展。科技文明以歐洲為中心，科學技術是歐洲文明區別于其它文明的根本標志。科技文明時代使歷史處于轉折點，開辟了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的起點。同時，它又造成了深刻的危機和災難。揭示科技文明的危機，探求未來文明的方向，正是雅斯貝斯文明形態理論的指歸。
　　在前后相繼的四種文明形態中，軸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義。雅斯貝斯將之稱為“突破期”，而之前與之后的三種文明則被稱為“間歇期”。前一個間歇期為軸心期文明的突破集聚了必要的能量，軸心期文明則為以后的文明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標準，而后一個間歇期既是軸心期文明的進一步展開，又為新的軸心期文明的突破進行準備。雅斯貝斯認為，我們可能面臨新的軸心期，它將在新的基礎上獲得更加卓越的文明成就。在此我們看到，雅斯貝斯與斯賓格勒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他一方面繼承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方法，另一方面又糾正了斯賓格勒把世界文明割裂為一個個獨立無關的形態的錯誤，堅持從統一立場出發把握世界文明史的整體，同時，也克服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宿命論和悲觀主義。
　　　　　　二
　　在雅斯貝斯的文明形態論中，軸心期文明具有核心意義。它既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關鍵之點，也是用以認識和評價各種文明形態的基本尺度。
　　在雅斯貝斯看來，軸心期文明是人類精神的第一次大覺醒，“正是在那里，我們同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相遇。”〔10〕同古代文明相比，它充滿了種種不尋常的歷史事件，形成了一系列哲學爭鳴的精神運動。在中國誕生了孔子、老子、墨子、莊子等諸子百家；在印度出現了佛陀和《奧義書》；在伊朗瑣羅亞斯德創建了襖教；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以賽亞、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涌現；在希臘賢者如云，有荷馬、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這一切都標志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精神境界，具有一系列嶄新的精神特點。
　　第一，軸心期文明第一次“出現了后來所謂的理智和個性”〔11〕，人類開始確立起反思和自我意識，思想成為自身的對象。于是，“以前無意識接受的思想、習慣和環境，都遭到審查、探究和清理”〔12〕，“截然相反的事物間的平靜變成了對立和矛盾的不寧”〔13〕。人類開始敢于依靠自身，從精神上將自己和整個宇宙進行對比，他在自身內部發現了超越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根據。第二，精神交流和精神傳播運動發展起來，人的精神潛力得到了空前的釋放。第三，神話時代結束了，軸心期文明創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14〕。理性的確立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經驗也使人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于是，理性和經驗向神話發起了斗爭，結果導致對一種超然存在、普天歸一的上帝的信仰。第四，與精神世界的繁榮相一致，社會領域也呈現出風起云涌的景象，它賦予軸心期社會劇烈的震蕩與生機。
　　總之，軸心期文明體現著人性的根本飛躍，標志著人類精神達到空前的歷史高度。不過，雅斯貝斯認為，軸心期文明并未達到盡善盡美，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直線上升運動。相反，“它是一個既創造又毀滅的時代”〔15〕。一方面，軸心期文明獲得的精神和人性飛躍的成就，只體現在個別賢哲身上，大多數人還跟不上他們的步伐。同時，軸心期文明也并不為全人類所占據，它只涉及少數區域。另一方面，軸心期文明因自由意向開始的運動，最后變成無政府狀態，結果導致為重新克服混亂而建立起龐大的專制帝國，以及伴隨這一過程出現的教條僵化和水平下降。
　　然而，雅斯貝斯又指出：“雖然軸心期局限于中國、印度和西方，雖然這三個世界開始并沒有聯系，然而，軸心期奠定了普遍的歷史，并從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進來。”〔16〕它對以后整個文明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并不在于空間上的普遍性，而是在于普遍的精神作用。軸心期文明作為一種精神酵素，作為人性的起源和內在的精神規定，作為對無限交流的精神要求，通過把人性引進世界歷史，通過奠定人類存在的精神基礎，而把統一性的內涵賦予了文明，由此導致文明結構的深刻變化。
　　首先，在所有地方，軸心期文明結束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古代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只被融化吸收，成為軸心期文明的組成部分，才得以保存下來。其次，“軸心期雖然在一定的空間限度里開始，但它在歷史上卻逐漸包羅萬象”〔17〕。自從中國、印度和西方進入軸心期文明以后，生活在三個軸心區以外的民族，要么和這三個精神輻射中心保持隔絕，依然過著非歷史的生活；要么與其接觸，整個民族和人性被拖進歷史。“所有民族被劃分為在突破世界中有其基礎的民族和與突破世界保持距離的民族。前者是歷史的民族，后者是原始的民族。”〔18〕再次，軸心期文明使人類文明具有了一種統一的意義。雅斯貝斯認為，從三個軸心區相遇之際，“它們之間就可能存在一種深刻的互相理解，”雖然相隔遙遠，卻“關切同樣的問題，”一旦發生接觸，就互相影響，“互相融合在一起”〔19〕，這賦予人類文明一種內在的精神統一性。因此在雅斯貝斯看來，斯賓格勒堅持各個文化的靈魂互不相干，不能溝通的觀點是錯誤的。最后，軸心期文明構成了直至今日人們生活的精神基礎，成為此后一切的標尺。雅斯貝斯說：“這個時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疇，創建了人們至今仍賴以生活的世界宗教。”〔20〕為我們“提供了借以探討其前后全部發展的問題和標準。”〔21〕自此以后，人類一直靠其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存活。“每一次新的飛躍和精神創造，都要回顧或導向這一時期。”〔22〕“對我們來說，軸心期成了一種尺度。在它的幫助下，我們衡量各種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23〕因此，雅斯貝斯指出：“理解這個時期對于世界歷史的整體觀念是極其重要的。”〔24〕
　　雅斯貝斯的軸心期文明論包含了兩條合理而富于啟示的思想：第一，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平等的，傳統的歐洲中心論是沒有地盤的，必須從人類文明的總體角度去把握各種文明的意義。在雅斯貝斯看來，世界文明進步的腳印并不是由東方邁向西方，無論從時間上還是意義上，都不存在黑格爾所說的從中國到希臘這種序列。“真實狀況倒是它們是同時代的，毫無聯系地并列存在著的一個整體。”〔25〕所以，那種根據18世紀以來中國和印度落后于西方的情形而斷言“與西方相比，中國和印度沒有正史”的陳舊觀點，是“完全沒有從總的意義上了解中國和印度。”〔26〕在此，雅斯貝斯對傳統歐洲中心論的批判，肯定了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價值，體現了他無偏見地把握歷史的科學態度，其思想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關于各種文化或文明是等價的觀點，也有某種相通之處。
　　第二，軸心期文明的實質在于精神創造，以此為衡量一切文明的價值和意義的標準，意味著精神文明對于文明進步的根本意義。在雅斯貝斯看來，如果文明的發展缺乏精神建樹和人性內涵，那么，即使獲得了巨大的物質技術上的成就，這樣的文明也是空虛的，它不能為人提供真實可靠的內在支撐，不能為人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正是從這一觀念出發，雅斯貝斯對現代科技文明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思想。
　　　　　　三
　　雅斯貝斯指出，科技文明就本質而言是西方文明。它包含了一種全新的因素，即科學技術，這使得西方文明區別于所有其它文明。科技文明時代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
　　雅斯貝斯認為，以中國、印度和希臘為代表的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直至進入16世紀時還是極為相似的，但在以后的發展中卻產生了極大的差異。“至公元1500年，當歐洲邁出前所未有的步伐時，中國和印度都準確地進入了文化衰退。”〔27〕在他看來，東方的中國在最近數百年中的文化一元傾向，使精神生活變成了靜止干癟的木乃伊。而在西方，則不斷地發生決裂、跳躍和突破，“在突破中，各種各樣的民族輪換地擁有其創造的時代。然后，從突破中，歐洲整體獲得了它的生命。”〔28〕而科學技術的出現，更把歐洲推上了歷史的前臺。
　　那么，為什么科學技術興起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兩大文化區域？為什么歐洲有持續不斷的突破，而中國和印度卻總是在延續它們自己的過去時存活？雅斯貝斯認為，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精神文化特點決定的。一是西方自古希臘始就懂得政治自由的思想。二是西方對理性的追求產生了開放、無限反省和精神的標準。三是西方獲得了完全的個人自我中心的意識本質，這種自主個性充滿了無限的自我啟發力。四是西方不斷去面臨無法回避的現實世界，始終在世界之內尋找立足點。五是西方永遠趨向一種普遍原則，但又不為之所封閉，由此獲得無限的推動力。六是西方對宗教真理的追求，造成了追根究底的不懈探尋。由此雅斯貝斯斷定，科學技術的根源很早以前就與日爾曼—羅馬民族一起奠定了。借助科學技術，這些民族完成了歷史突破，“開始了真正世界性的、全球的人類歷史。只有這些民族，才仍然能在決定人類命運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29〕因而，假如每種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那么，“似乎只有歐洲通過實際成就證實了它的卓越”，因為只有“歐洲的發展路線單獨地通到技術時代，這給予整個世界以一種歐洲的面貌。”〔30〕至此，雅斯貝斯不免有歐洲文化優越論的偏見之嫌。
　　我們認為，從東西方民族不同的精神特質、文化個性、思維方式等精神因素中尋求問題的解答，是一條重要的探索途徑。但是，經濟和政治、生產和生活的現實動力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事實上，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和政治體制以及各種現實利益的驅動，與西方的精神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科學技術的興起與進步。雅斯貝斯過分看重精神文化原因，不能不歸之于一種唯心史觀的思維模式。同時也必須指出，雖然科技文明興起于西方，領先于東方，但這并不能證明西方文明優于東方文明，只能說明某個歷史階段上的輝煌。
　　在雅斯貝斯看來，科技文明的興起意義深遠，“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決定命運的偉大時刻。”〔31〕“自從有記載的歷史開始以來，沒有一個事件像它那樣里里外外地徹底改變了世界。”〔32〕“它似乎將人類過去幾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掃而空。”〔33〕這使“我們全都意識到人類正處于歷史的轉折點。”〔34〕“現在，整體存在的新基礎不可避免的奠定了。”〔35〕“歷史第一次正在變成世界范圍的，以現代交流賦予地球的統一性來衡量，全部先前的歷史都只是局部歷史的一種單純的集合體。”〔36〕正是以此為新根據，雅斯貝斯把人類文明演進由四形態調整為三形態。首先是史前文明，然后是古代文明和軸心期文明構成的歷史性文明，最后是科技文明開辟的世界歷史性文明。在雅斯貝斯看來，軸心期文明建立的“統一性”只是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存在。只有在科技文明通過技術手段，使地球聯為一體，實現了世界交往的前提下，統一的世界文明才獲得了真正的現實可能性。這一思想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時代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科技文明雖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但也包含著種種局限，造成了嚴重的危機和后果。雅斯貝斯說：“客觀的歷史分析雖然揭示了西方在世界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首要作用，但也發現了西方的不完善和不足。”〔37〕對此，他以一種清醒的理智態度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首先，科技文明對科學缺乏真正的科學態度，這一點已成為“我們時代意識中的缺陷”〔38〕。他指出，三個世紀以來，雖然科學已“被普遍地傳播和承認”，但實際上“大多數現代人根本不知科學為何物。”〔39〕一方面迷信科學，毫無批判地接受科學成果，把科學作為最終完成的知識，“希冀科學做力所不及之事。”〔40〕另一方面否定科學，“當對科學的迷信變為失望時，其反應便是否定科學，轉而訴諸感情、本能和沖動。那時，一切禍患又都歸咎于現代科學的發展。”〔41〕針對這種科學困境，雅斯貝斯指出：我們時代的緊迫的巨大任務，就是“純潔對現代科學的意義及局限的理解”〔42〕。“只有這樣才能巧妙地避開迷信科學和憎恨科學這一對謬誤。”〔43〕這些見解顯然觸及到現代西方非理性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認識根源，同時，也是對其反科學、反理性錯誤以及科學主義錯誤的批判。作為一個存在主義者，雅斯貝斯的思想較之其他人本主義者確有某種過人之處。
　　其次，科技文明缺乏精神價值和人性內涵，科學“在精神上依然無能為力，因為大多數人只是占有技術發現”，這是“現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44〕。在這種情況下，一切都變成機械操作，每個人生存的目的似乎就是去完成一個個機械的任務。人變得越來越片面，缺乏靈性和創造。“精神已被貶低到只是為實用功能而認識事實和訓練”〔45〕。“精神本身被技術過程吞噬了”〔46〕。這正是世界和生活日益變得非人性，越來越缺乏意義和幸福的秘密。同軸心期文明的精神創造和人性飛躍相比，科技文明呈現為一個空虛的技術世界或實用世界，它正處于“精神貧乏、人性論喪、愛與創造力衰退的下降時期”〔47〕。雅斯貝斯的批判揭示了一個真諦：如果文明缺乏精神意蘊，則必然使人類生活陷于困境，這一點在今天看來，尤其具有啟發力。
　　第三，科技文明由控制自然變為喪失自然和依附自然，造成了雙重的生存異化。一方面，人類在技術上造成了“第二自然”，它把人從純粹天然的自然環境中撕裂出來，使人喪失了根基，“成為在地球上無家可歸的人”〔48〕，另一方面，這又導致人更加依賴“第二自然”，以至于人離開自己的技術創造物便無法生存下去。這使得處于技術環境中的人，比面對不馴服的自然進行生存斗爭的農民還要更不自由。雅斯貝斯在這里揭示的科技文明的異化圖景，在當代世界更具深刻性和嚴重性。生態平衡、環境污染、地球危機等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已成為重大的時代課題。究竟應該怎樣確立人與自然的合理關系，是人類必須做出的抉擇。
　　第四，科技文明由以人為目的到人以技術為目的，造成了技術異化和勞動異化。雅斯貝斯指出，在以機器為軸心的勞動生產方式中，人日益喪失主體地位，轉變成技術工作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處于再也不能想象其工作意義和工作目的的境地。”〔49〕“以前人本身是全部的主旨，現在變成了手段”〔50〕，“服務于經濟和技術的目的”〔51〕。因此，現代技術與勞動方式便“成為對人性的挑戰”〔52〕。那么，異化的根源何在呢？雅斯貝斯認為，根源不在技術本身，而在人對技術的運用。因為技術只是一種手段，它是“為人的目標所規定，通過人的勞動而實現”〔53〕的，因此，“一切取決于人從中造出些什么，它為什么目的而服務于人，人將其置于什么條件下。”〔54〕人“為自己的生存而控制技術后果的方式”〔55〕將決定著人類的命運。雅斯貝斯的批判與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批判具有某種相通之處，但囿于資產階級學者的局限，他還不可能像馬克思那樣，得出用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論，但其思想無疑具有啟發意義。
　　第五，科技文明使整個地球變為一個大工廠，將所有人塑成一個模樣，導致人的普遍平庸化和群眾上升為決定性因素，結果許多思想家變成為迎合群眾口味而降低思想水平的人，這都意味著歷史的下降。雅斯貝斯否定群眾積極作用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但也從某個側面反映了西方功利性文明的媚俗傾向和人普遍的沉淪狀態，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六，科技文明帶來了傳統價值的解體，造成了深刻的價值危機。雅斯貝斯指出，作為西方傳統價值觀支柱的基督教在現代已變得站不住腳，對人道主義和科學的信任也已出現裂縫，偉大的精神力量已不再能支撐生活，虛無主義已成為現代主要的思想傾向。他認為，科技時代很可能使軸心期以來的全部文化傳統失落，成為“精神災難的物質基礎和加速原因”〔56〕。應該說，雅斯貝斯的犀利批判確實揭示了西方陷入價值困境的事實。科學技術的巨大成就雖然帶來了物質福利，但并未給人生世界帶來普遍的光明。精神危機，價值失落，人的異化，傳統的遺失，這一切后果都是極其嚴重的。
　　面對科技文明的種種危機，雅斯貝斯一方面保持理智的批判態度，另一方面也并未重復斯賓格勒的悲觀論調。他對人性抱著堅定的信念，對未來文明充滿希望。基于對人類文明形態發展史的考察，他認為，“正像第一個軸心期緊跟在一個漫長的間歇期之后”〔57〕，在經歷了第二個間歇期科技文明之后，也必將會出現又一個新的軸心期。事實上，由于科技文明造成的歷史巨變，我們可能“已面臨新的軸心期，它一定會建立統一的世界”〔58〕。
　　總之，雅斯貝斯的文明形態理論包含著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軸心期文明說是他的一個獨特的理論貢獻，成為研究文明史的一個重要概念。以軸心期文明為尺度的思想，意味著精神價值的創造對于判斷歷史進步的根本性意義。對科技文明的批判，則深刻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衰落和危機，闡明了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不一定帶來歷史進步的道理，必須完善人類的精神文化、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以及人性和信仰。只有人類自身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無疑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1〕〔2〕〔3〕〔4〕〔5〕〔6〕〔7〕〔8〕〔9〕〔10〕〔11 〕〔12〕〔13〕〔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0、7、42、55、59、55、14、8、10、9、9、9 、12、28、14、64—65、15、15、14、62、62、18、64、66、72、73、79、112、73、112、112、73、80、109、111、110、111、110、 111、109、114、112、112、114、127、140、121、121、142、142、142、159 、113、113頁。
　　〔20〕〔36〕雅斯貝斯：《智慧之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2頁。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42～47B6外國哲學田薇19981998繼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文明形態論之后，雅斯貝斯的軸心期文明理論已成為當代西方頗具影響的學說。雅斯貝斯認為，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從形態上可以劃分為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軸心期文明和科技文明四種形態。其中軸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義，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關鍵點，它為以后的文明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標準，也是認識和評價各種文明形態的標尺。這一思想確立了精神價值對于歷史進步的根本意義。他對西方科技文明的批判，則深刻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雅斯貝斯/文明/軸心期田薇，女，1960年生，1987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獲碩士學位，現為清華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42～47B6外國哲學田薇19981998繼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文明形態論之后，雅斯貝斯的軸心期文明理論已成為當代西方頗具影響的學說。雅斯貝斯認為，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從形態上可以劃分為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軸心期文明和科技文明四種形態。其中軸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義，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關鍵點，它為以后的文明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標準，也是認識和評價各種文明形態的標尺。這一思想確立了精神價值對于歷史進步的根本意義。他對西方科技文明的批判，則深刻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雅斯貝斯/文明/軸心期

網載 2013-09-10 21: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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