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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是一個各國學者都在“緊急”討論的課題。冷戰結束并沒有把世界帶到“歷史的終結”，人們不僅看到了民族戰爭的重演，而且也看到各種極端團體紛紛祭起民族主義的旗幟在很多國家里向現代國家的世俗文官政府挑戰；在發達國家里，自稱少數人集團（minority）而爭取自我權益的社會運動更加方興未艾。而中國則由于90年代國學復興，自然也表達了對華夏文明現代化的熱忱關懷。本文擬對海外關于民族主義的學術做一綜述，希望為其他中國學者提供一些參考。
　　現實生活中的民族主義版本繁多，民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更是五花八門。不論多邊合作、集團政治、國際組織如何發展，民族國家，包括多民族國家的存在為任何世界的秩序的可能提供著唯一現實的框架；希望以國際聯合取代民族國家仍是一種烏托邦。即使國家消亡也并不可能意味著抹煞各民族的文化特性。現代社會中大量的生產和交換活動也無法由超國家的政治機構來監督管理。〔1〕問題在于如何反對走極端， 也就是反對旨在對外進行武力擴張、對內取消少數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主義。這就要求對現代民族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做一個批判的回顧。沒有人可以禁止民族主義，但是人們有責任為民族主義設計一個和平的和開明的理論方向。
　　海外文獻將現代世界民族主義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即自 1760 至1780年代以來的西方民族主義和自1918年一戰結束和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的東方民族主義。〔2〕在此之前人們不是不知道愛國， 也不是愛國愛得不深厚、不強烈。中國人還經歷過長期抵御外來入侵的戰爭。但是作為一個大范圍內自發興起的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只能是借助現代政治理念以及現代的社會動員手段方有可能實現的。所以說民族主義并不簡單是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進社會生活的一體化，并通過群眾動員來決定現代國家政治發展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3〕同樣道理， 把民族主義僅僅當做一個心理現象理解是片面的。民族的定義可以是一個文化的和感情的范疇；但是民族主義不是愛國主義，作為一個人數眾多的集體對自我身份的共同定義，不論具有多大程度上的心理特征，必然需要一個社會運動才能夠得以普及。何況任何時期的社會集體行為必定具有其特定政治訴求；現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但具有鮮明的對國際關系的判斷，而且通常也包含著公眾對國內政治發生相應變化的期望。
　　　　　　一．現代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原型
　　作為一種現代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首先在西方的興起并不是出自于歐洲人對祖先留給他們的文化傳統懷有更加絕對化的崇拜；它一開始就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急風暴雨的產物，是作為一種支持代表民族利益的、統一的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而被提倡起來的。同那個時代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各種變革一樣，它的思想基礎是追求個性自由的世俗哲學的和與之相關聯的自然法權觀念。〔4〕
　　現代國家制度的誕生一般追溯到西歐封建制度在14至16世紀的演變。隨著中世紀制度逐漸式微，出現了一種在本民族居住區域內行使獨立權力的專制主義君主制國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當時的法蘭西、西班牙和英格蘭。導致這種君主制國家出現的主要社會人文條件是封建農奴制生產關系的松馳衰落，各種徭役、貢賦普遍轉由現金支付。與此同時，商業和貿易廣泛發展。特別是在以新的職業化正規軍代替舊的封建義務兵役制之后，國家政府開始進行統一的和經常性的稅收，并引起了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利益沖突。〔5 〕歐洲專制主義的主要特征是領土治權的統一；強大國家對弱小國家的兼并；王國內部法律、秩序和防衛的強化；以及在一元化的君主專權之下，國家對社會統一、持續、常規化和有效的統治。〔6〕這就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脫胎創造了一個母體模式。
　　歐洲語言中“民族”一詞來源于拉丁語的natio， 本意大致為一個有親緣關系、定居某處的一個社區團體，無多政治含義。〔7 〕但是法國革命一下子把它用起來了。雖然此時美國革命已經發生，首開從舊帝國的體制內另行創立新國家的先例，法國革命卻無疑對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從理論上到動員方式上都產生了更直接的影響。全民主權的觀點就是由被譽為法國大革命之父的盧梭首先倡導的。是法國革命者最先提出建立“國民大會”，并且于1789年推翻封建專制王朝之后，在國民大會上首先宣告國家主權“屬于全體民族”。也是法國的“大眾皇帝”拿破侖首先帶兵對外輸出革命，為現代歐洲各民族國家的建立鋪平了道路。拿破侖在出征路上還不斷呼吁其他民族要“對得起自己的的祖宗”，要說自己的語言，要建立自己的國家。〔8〕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歐洲各國知識分子紛紛以極大熱情宣揚本民族的民族自治、民族團結和民族身份。〔9〕與他的同胞費希特和施萊馬赫那樣狂熱的民族主義言辭相比，黑格爾的話平淡得就象是陳述一樁簡單事實。他聲稱“各民族可能需要經歷很長的歷史行程方可抵達它們最終目的地，那就是建立它們自己的國家”，同時斷然指出沒有國家的民族等于沒有歷史。〔10〕拿破侖雖然失敗，歐洲卻再也無法倒退回封建時代了。1815年維也納和會重劃歐洲版圖之后，各國民族主義運動此起彼伏，還出現了象青年意大利黨人馬志尼那樣崇尚暴力手段的激進民族主義者。〔11〕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創立的民族國家最終完成了如下三個并行的社會變革過程：一，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二，通過發展市場經濟促進國內經濟一體化，從而將市場經濟從最初少數幾個國家推廣到整個西歐、北美，最終乃至整個世界；三，推廣包括科學和人文學術在內的世俗教育和世俗文化，以求加強社會成員對新國家的認同。〔12〕西方學者認為普及教育是實現全民公民身份、對現代社會事務進行“道德參與”的基本條件。〔13〕這應當說是積極的一面。
　　海外學者傾向把民族國家當做是一個政治的和法理的概念，而把民族主要當做是一個文化的和心理的范疇。當然，既然是民族國家，也包括有“民族”這一概念所代表的一個文化的層面。現代民族的“理想類型”至少具有如下特征：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社會集體而享有共同的集體名稱，共同長期居住的地域，共同的歷史記憶、傳說和大眾文化，共同的經濟，以及適用于全體成員的、由法律所規范的普遍的權利和義務。〔14〕有人論證過為什么古代埃及、希臘和以色列民族都沒有能夠具備足夠的現代性。〔15〕不過似乎還沒有人對古代中國的民族性做專門研究，即便將來有，也不會有什么新意。說古代人不是現代人是大白話，但其含義不啻是宣稱一個民族不進入市民社會就不成其為現代民族，也不能夠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民族國家。所以除了全民主權的概念之外，現代民族國家的其他定義也就與以上的定義是基本上重疊的。〔16〕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被認為有如下三類功能：一，加強對民族起源和民族家園的認同；二，表達民族的集體身份并以此為基礎證明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三，為本民族提供、維系和豐富全民的價值觀體系。這將要求對民間的傳說向往、符號象征和人倫情理加以利用：而這些信息因素通常又包括文化、傳統、歷史、語言，尤其是宗教。〔17〕但是這是不具有歷史性的抽象。民族主義說教所提倡的往往還有具有特定內容的英雄主義以及相應的榮譽感和犧牲精神。〔18〕作為社會運動，特別是政治運動的民族主義必然有其具體的行動綱領，運動的各式各樣的領導者也總是要企圖利用民族主義達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實踐的民族主義又可能有三個不同的取向，即一，民族國家的創立，如美國革命；二，民族國家的聲望，如戰后東亞各國隨著經濟發展成功而贏得的國際尊重；以及三，對外擴張。〔19〕但是直到不久以前，一個時髦的觀念仍然是強權等于聲望。故而在指出民族主義締造國家的同時，西方學者也坦率承認這一過程的實際效果就是“戰爭締造國家”。〔20〕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等都是極端分子利用社會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憑空杜撰的人群等級制的說教煽動起來的。〔21〕很多西方國家都有人利用本民族是“上帝獨選之子民”的迷信做種族優越論的宣傳，大到美國、俄國，小到英格蘭、瑞士。〔22〕
　　　　　　二．向“文化主義”轉向：當代現實的教訓
　　200 年以前的歐洲民族主義運動曾經為民族國家提出過一個“經典模式”，民族家園與國家疆界的一致，即“一族一國”。〔23〕于是每次戰爭之后，一經重新劃定疆界就要有大量的“交換人口”的事發生。直到前蘇聯瓦解之后和波斯尼亞戰爭期間，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東方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從“一族一國”的概念出發，西方學者曾經有一個著名論斷，即民族主義運動在西方創造的是民族國家而在東方則是國家民族（state—nation）， 也就是先有國家政府而后再由所統轄的范圍內具有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組成一個新民族。對于西方學者來說這是一個荒誕的國家模式，因為他們的前輩學者早已證明多民族國家是一個落后的、不能現代化的制度。他們認為只有在種族單一的社會才有可能維持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因為不同民族的人不會有共同語言，不會關懷同樣的公共事務，不會認同同樣的集體利益，各自以本民族利益當先，不會服從一個共同的政府領導；在這樣一個國家里，軍隊不會有保衛不同民族老百姓的同樣血性，人民也不會有分享經濟資源和技術信息的同樣條件，總之，沒有人能夠有機會過充分自由的生活。〔24〕
　　這些說法在當代世界明顯都是不適用的。首先，經過無數戰爭和交換人口，世界上多數國家都不是種族單一的，即使英國、法國、西班牙這些西歐歷史最長久的現代民族國家，直到現在也存在著少數民族和民族糾紛。不論是在新近開發的北美，在古老的歐亞大陸，還是在占全球人口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在許多國家里都有著比例不一的少數民族，他們與社會其他部分都具有程度不一的在歷史身份、地理環境、文化特征和語言宗教方面的差別。而且，現代世界上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移民流動，他們在外國居住，取得公民權，并且與外國人通婚。在不發生種族戰爭、種族屠殺的情況下，每個國家內部的民族成分都只會增加，不會減少。〔25〕
　　況且在多民族國家發展共同的社會組織、統一的國防、普遍的現代經濟都是可以做到的。現代化不但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正在提供越來越多的技術手段，而且現代市場，包括文化市場的一體化使合作領域擴大，反倒可以促進生產和產品的多樣化；更何況每個國家為了發展民族利益都必須實行對外經濟合作。實際上，輔之以中央政府的開明政策，現代市場經濟所提供的越來越多的地區合作的機會甚至可以使生活在一國邊緣地區、在經濟上處于邊緣化狀態的少數民族成為一個新的地區經濟關系網的中心，或者是通商必經之路，從而成為相對最大獲益者。在一個傳統大國內，地區性市場的發展也會發揮類似的功能。市場經濟的原則與社會的和文化的多元化是并行不悖的。故而國內民族差別的存在對一國中央政府鞏固與否或各民族地位平等與否并無必然關聯。“一族一國”的“民族自決”主張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道義上，也就失去了其必然意義。傳統的民族自決的要求只有在民族關系全面不平等的情況下才會具有廣泛的社會感召力。最近，還有一種新的民族自決的形式出現了，那就是各國通過全民公決，達成國家聯合的協議，如歐洲聯盟。
　　因此，自由主義學者的最新著作都放棄了“一族一國”的狹隘主張。他們一方面承認民族主義的問題不可能隨著世界主義感召力的增長而消失，一方面希望為人們對民族利益的追求提供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引導。這標志著對一種主要是文化定義的、開明的民族主義的回歸。〔26〕這是在80年代民族主義研究一度相對消沉之后，西方學者在90年代提出的新方向。這本質上就是要將先前作為政治手段的民族文化轉變成為目的，而將先前作為目的的政治轉變為手段。〔27〕馬克斯·韋伯在近一個世紀以前就指出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在于對民族文化與民族聲望的關懷，但是他所處的仍然是人們相信武力權勢增進文化聲望的時代；韋伯也沒有能夠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28〕
　　當前西方學術界對文化主義的回歸不僅是自由主義學者的說教，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教訓，包括很多非西方的、歷史上曾經遭到壓迫的許多弱小民族的歷史經驗。既然民族主要是一個文化現象，人們對于民族命運的關懷也就本質上反映了對一個特定文化的和平延續、自主發展和自由繁榮的期望。一個民族對于政治權力和經濟機會的訴求都是服從于這個終極關懷的；作為政治手段的民族主義運動如果不能服務于這一終極關懷，也就從根本上說是無的放矢的非理性現象。任何提高民族聲望、爭取民族平等的努力，因而也必須包含對其他民族的同等權利的認同，即一個公正的世界秩序必須保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能夠和平延續、和諧發展和共同繁榮。文化主義的民族主義也不僅僅是當代學者們的道德醒悟，而且也是無可爭辯的歷史現實。歷史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和華人能夠歷經百劫，白手起家，為所在國的社會做出了獨特貢獻，首先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始終抱有堅定信念。現代世界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也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國人民對民族歷史和民族命運的不斷詮釋。盡管在一些地區民族文化仍然是從屬于傳統宗教，如伊斯蘭教和佛教，隨著人們把生命延續的理解逐漸從對后世神靈的依賴轉移到為子孫后代建立功德的現世追求上來，他們的政治選擇也必然轉變標準，而不再僅僅關心他是否從僅僅在儀式上繼承了由某種無法證實的神秘主義所定義的權力。文化主義的民族主義也可以促進人們將對民族命運的關懷轉化為現代國家里世俗文化和政治的一個超越性的層次，成為一種現代的社會倫理系統和“宗教替代”。〔29〕
　　現代國家內部民族關系惡化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的表現。一，民族歧視，特別是在公民權和經濟機會上的普遍歧視；二，中央政府強制推行的同化政策；三，現代商業的迅速發展對少數民族社區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威脅（所以在建立統一市場的過程中切實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就愈加重要）；四，國際政治關系對國內民族關系的影響。〔30〕但是，所有這些現象還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根源。在多民族國家里，以個別民族的信息因素占主導的民族主義絕不可能是像有的海外學者所說的那樣激發“最具包容性的”社會覺悟。〔31〕事實上，如果無視現代國家的社會現實，放棄了對傳統的“批判繼承”、豐富創新，即對一個社會的人文歷史經驗進行理性的再認識、再詮釋，任何個別民族的傳統都不足以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全體公民“共尊共信”的精神取向。按照黑格爾的認識，對傳統的盲目遵從只能表明一個社會的“民族理性”的不成熟。繼承傳統的目的僅僅在于使前輩人所開創的民族精神因為聚集了現代人的創造性而進一步豐富起來，像源遠流長的河流由于匯集百川而變得波濤澎湃。因而宣揚某些具有特定種族的歷史內涵，其實又沒有什么促進現代國家社會團結、政治發展意義的文化因素，反倒容易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造成增加噪音、制造混亂的效應。在美國公開宣揚“猶太—基督教文化”道統的共和黨保守人士，如帕特·布坎南，之所以不能得到選民的普遍認同也是有這方面的原因。稱華夏各民族“都是炎黃子孫”也是不對的。對于儒家傳統在戰后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應當有清醒的認識。首先，儒家傳統已經不再是文人的學術道統，而是已經成為了現代政治家和商人的應用文化。其次，東亞的經濟發展文化動力也包括諸多非儒家的因素，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尤其如此。再說，即使中國的現代化也必須依靠具有不同文化、宗教傳統的各民族的團結、努力；儒家傳統用于學術研究是一個有著明確定義的表達方式，但是一旦用作宣傳，卻不如“華夏文明”更能體現時代精神。
　　　　　　三．東方的民族主義及其文化主義的傾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10年前一些西方學者還是將東方的民族主義定義為文化主義或“傳統主義”而加以抨擊。他們認為文化主義的傾向是試圖以某個“非理性的、未經文明教化的群體（注意此處連“民族”的稱呼都不夠格）觀念為基礎建立的一個政治單位”，大多只會導致人們“想象膨脹和情緒沖動”而已。那種“未經文明教化的群體觀念”就是指東方各民族的傳統；而即便東方人真的在文化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國家，其功能大概也只能是維護封閉社會、崇尚權威主義、誘發仇外情緒。〔32〕同樣道理，直到19世紀末期西方學者還是不承認中國人是一個“民族”，而僅僅是一個種族而已。〔33〕他們認為東方民族主義最多不過是對法國大革命式民族主義的邯鄲學步，有人甚至直接了當說“農業文明無法滋生民族主義。工業文明，惟有工業文明，才有可能真正培育出民族主義來。”〔34〕東方人自然也用不著反駁說對民族文化命運的關懷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問題不是老一代的西方學者輕視自己文化傳統，他們只是認為東方的文化傳統是屬于前工業化時代的舊東西，已經不足以支撐得起現代國家的大廈。那時候的中國人自己不也是成天呼喊“徹底決裂”或“全盤西化”嗎？事實上只要有一個歷史形成的，可以被稱作民族文化的共同價值系統，只要有一個維護這個文化的命運的責任心，只要依靠廣泛的社會動員，一個社會的人總會不斷試圖以相應途徑和手段，包括創立現代國家并使之成長和發展的。用儒家的話說，要緊的是“立命”。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具有如下特征：一，如果說在革命時代的西歐，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訴求首先是以民眾立政代替君主專制，在第三世界，現代民族身份的確定，以及現代國家的創立，則一般是一個與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同一的歷史過程。也正是在這一現代政治過程中，第三世界的政治家證明了可以動員不同社區、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人民通過抵御共同外來勢力、改變共同命運而創立多民族的現代國家。
　　二，不同于歐洲在無外族統治的情況下形成的民族主義運動，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一般都是在社會公認的民族危亡關頭發動的，一開始就具有國際的和國內的雙重政治使命。由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扶植或認可的原有政府一般都被認為不能夠有效維護民族利益，因而喪失對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陷入合法性危機并最終被推翻。
　　三，民族主義運動在西歐興起的場所是教育普及的城市社會，而在第三世界任何社會運動則必須擴展到廣大的農村方可能形成聲勢。故而也不同于歐洲民族主義意識對個人理性的倚重，作為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代表的“優越種族”、“優越文化”、“優越階級”的回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依靠民族主義運動上臺的政府更加傾向于以傳統的、集體主義的文化觀念定義其現代的民族身份。但是高舉傳統的旗幟不是為了復古，而是旨在實現民族文化的復興和創立現代國家。〔35〕
　　四，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一般都有著更加明顯的階段性和延續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國家創立時期頻繁的政府更迭。一個依靠民族主義運動上臺的政府如果仍然不能有效建立平等的法治和繁榮的市場，提高本國在國際社會和國際市場中的地位，那么不論采取什么樣的統治方式，則必將喪失社會動員能力，陷入新的合法性危機。對于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政府來說，如果不能使國內每個民族都取得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平等發展機會，則會面臨國家分裂的威脅。在取得政治獨立以后的階段，第三世界國家內部蘊藏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只有在政府有效地提高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為一種社會穩定因素。在這里還有必要注意到民族主義口號在第三世界國家國內政治斗爭中的功利性。各個派別在國內政治中進行角逐時常濫用一些聽起來十分高尚的民族主義口號以達到謀取小集團利益的目的。這樣做的后果往往反倒會延誤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的發展。
　　五，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對發展提出的訴求實際上反映了人民對于本國國際地位的敏感。因此可以說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比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原型更加具有國際意識；其社會成員都對這一運動寄予了使國家不斷發展，直至取得國際平等地位的期望。西方學者沒有理由嘲笑說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實際上以發展為國家意識形態。
　　六，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雖然可能在初始階段并沒有直接提出民眾立政的訴求，或者也并沒有直接導致民眾立政的結局，它卻是這些國家在現代歷史條件下第一次全社會范圍內自發的、獨立于政府駕馭能力之外的跨階級、跨社區、跨亞文化系統的社會運動。對于這些社會來說，這一廣泛、持續的社會運動本身就是對過去不完全市民社會的傳統的極大豐富、更新和改造，特別是創立國家以后的經濟發展又必然提出創立市場的要求，這就需要煥發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有關個人創業精神的內容，這一整個歷史過程的社會遺產將是難以估量的。加以理性的引導，有可能不斷為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提供動力。
　　　　　　四．中國人的“天下主義”和面對“天下”的態度
　　西方學者從來都認為中國革命有一個文化主義的層次。〔36〕一些中國學者稱中國傳統上對文明的關懷為“天下主義”。首先使用“天下主義”這個術語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慎之，后來這一觀點在研究經濟思想史的盛洪先生筆下得以發展。其中當然包含中國傳統文化里君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因為即使是為東方文化主義辯護的海外學者也一般只注意到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是在民族存亡關頭對外來壓迫勢力的反抗。他們還不能設想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在取得經濟發展初步成功之后會有什么樣的精神取向。外界不時有這樣的疑問，就是東方民族一旦強大之后還會不會像西方國家和日本當年那樣，去反過頭對其他民族巧取豪奪，甚至支持一個窮兵黷武的政府？我想盛洪的文章應該是代表中國知識分子對這些疑問的一個很及時的回應。〔37〕
　　儒家的天下觀是一個很大的命題。這里對盛洪只想做一點補充。即古代思想家在討論天下的時候也一直沒有忽略“知天下”的問題。對文明負責就必須學習。只有一個關懷本民族文明命運并擁有充分自信心的民族才會是一個和平的民族。而這樣一種自信心只能來自兩種“工夫”，確切說是兩個并行的文化過程，一個過程是對所有其他文明所能夠提供的一切創造性因素進行廣泛學習和吸收，另一個過程是對本民族的人文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和創造性更新，其中必不可少的也要包含嚴肅的、而不是嘩眾取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豐富。這兩個過程都必須是純粹的追求現世功德的過程，容不得對民族歷史和未來世界有任何神秘主義的理解。對于本民族來說，這兩個過程就是提高民族理性，即作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駕馭變遷、把握命運的能力；對于整個世界來說，這兩個過程也是文明間對話的必要條件。現代世界上恐怕沒有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為了回應“天下大勢”出現的新變化，對自己的國故進行著如此大規模的整理。我們中間有越來越多積極進取、引進西方學術、藝術的人，也有鍥而不舍、以現代哲學的語言表述國學精髓的人。
　　文明無沖突，“工夫”有深淺。當代世界，民族林立，就像是一個大集體，凡仗勢欺人者、損人利己者、落伍淘汰者都是不樂于學習或不善于學習的。一個民族只有具備了上面所說的這種理性的能力，才可能保證自己的文明永遠不會被外來勢力所消滅或消磨，永遠有自身的活力，同時永遠保持開明的精神，并且在擁有了有效的防衛手段之后也不需要非得靠武力擴張來增進福利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就是文化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價值和永遠光彩鮮明的魅力。
　　　　　　　　　　　　　　　（作者單位：《香港之窗》雜志社）
　　注釋：
　　〔1〕關于尚無民族國家消亡跡象的論述，見J.Hutchinson and A.D.Smith（eds.）Nationalism（OXford.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 10—12;E.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in　A.Giddens（ed.）,Human Societies : A　Reader （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1992）,pp.131—135;
　　〔2〕M.Rejai,Political Ldeology:A Comparative App—roach　（Armonk,NY:M.E.Sharpe,1991）,p.29.
　　〔3〕主要是指有綱領、有組織的民族主義， 見C.Tilly EuropeanRevolutions,1492—1992（Oxford,UK:Blackwell,1993）,p.47
　　〔4〕關于民族主義的哲學基礎，見 E. Kedourie,（　 fourth,　expanded edition）（Oxford,UK:Blackwell,1993）.pp.1—86.
　　〔5〕S.Hall.“The state in question,”in G.McLennan et al,（eds.）,The ldea of the Modern State（Milton Keyens, UK: OpenUniversity Press,1984）,pp.7—8.
　　〔6〕Tilly（op.cit.）,pp.29—35,46—49.
　　〔7〕Rejai（op.cit.）,p.25.
　　〔8〕Kedourie（op.cit.）,pp.87—91;A.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Oxford,UK:Blackwell,1987）,pp.26—27.
　　〔9〕Hutchinson and Smith（op.cit.）,p.5.
　　〔10〕G.W.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History （ trans. H. N. Nisbet ）（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5）,p.134.
　　〔11〕Tilly（op.cit.）,pp.47—49.
　　〔12〕Smith（1991）（op.cit.）,pp.59—61. 關于歐洲民族國家創立過程中“創造傳統”的文化現象。見E.Hobs bawn and T.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3）.
　　〔13〕 E. Gellner,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Hutchinson and Smith（op.cit.）,pp.55—56.
　　〔14〕A.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 Books,　1991）,p.43;D.Beetham,“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 ”,in McLennanet et al（op.citp.）,p.217.
　　〔15〕Smith（1991）（op.cit.）,pp.43—51.
　　〔16〕Smith（1991）（op.cit.）,p.69.
　　〔17〕Vincent（op.cit.）,pp.27—28.
　　〔18〕歷史上著名篇章之一就是E.Renan,“Qu‘est— cequ ’unenation?”in Hutchinson and Smith（op.cit.）,pp.17—18.
　　〔19〕Rejai（op.cit.）,p.25.
　　〔20〕Tilly（op.cit.）.
　　〔21〕M.Walzer , The　National　Question　Revised , TannerLectures .Oxford,UK,p.35.
　　〔22〕C.C.O'Brien,“Nationalists and Democrats,”TLS,Aug.15,1991,p.29;Smith（1991）（op.cit.）,pp.36—37.
　　〔23〕經常被引用的是密爾關于代議制政府的論述， 見J. S.Mill,Three Essays: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OnLiberty, The　Subjection　of　Wom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University Press,1975）.
　　〔24〕Mill（op.cit.）,pp.382 —383; E. Gellner,Nations andNationalism（Oxford:Blackwell,1983）,pp.140—141. 參見韋伯對歐洲軍隊的觀察.M.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ans. H.H.Gerth and W.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175.
　　〔25〕W.H.McNeill,Polyethic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WorldHistory（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86）,pp.70—78, 81—82.
　　〔26〕A.D.Smith,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GlobalEra（Cambridge,UK:Polity　Press, 1995 ）, pp. 147 —160; Tamir, LiberalNation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 pp.140—167;J.Hutchinson,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Allen and Unwin,1987）.pp.12—19;30—36; J. Hutchinson,Modern Nationalism（London:Fontana,1994）,pp.51—57.
　　〔27〕特拉維夫大學的女學者Tamir在1995 年為其著作寫的序言中特別討論了這個問題。見Tamir（op.cit.）.p.xiii.
　　〔28〕見韋伯著作的德文版注釋，轉引自Hutchinson and Smith（op.cit.）,p.326.
　　〔29〕Smith（1994）（op.cit.）p.;Tamir（op.cit.）,p.
　　〔30〕前三因素見Beetham,in McLennan（op.cit.）,頁218—219.
　　〔31〕D.Norbu,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Nationalism（London:Rourledge,1992）,pp.1—2.
　　〔32〕語出Hans　Kohn， 此人有兩部有關民族主義的主要著作：A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London,1929）與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New York,1995）;轉引自Norbu（op. cit.）,p.7;Y.Tamir（op.cit.）,p.83.
　　〔33〕韋伯曾經注意到他在世期間中國在一般西方人眼中的民族身份的變化，見Weber（op.cit.）,p.174.
　　〔34〕E.Gellner,Culture,Identity and Politic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8.
　　〔35〕Hutchinson（op.cit.）,p.50.
　　〔36〕F.Braudel,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R Mayne trans.）（London:Penguin Books,1995）,pp.212—213.
　　〔37〕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一期；“什么是文明？”《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五期。＊
　　
　　
　　
戰略與管理5京61-68D7國際政治張曉剛19961996 作者：戰略與管理5京61-68D7國際政治張曉剛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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