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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學要有新的突破
　　經濟學或經濟科學，作為一門基礎理論和實用科學，在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承担著重要使命。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近20年來，我國經濟科學得到很大發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作出了應有貢獻。當代中國的經濟科學，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不少領域有所創新。
　　近20年來，我國經濟科學的發展和貢獻，從大處看，至少在三大領域有明顯成績：一是改革，從對計劃經濟的再認識到對市場經濟的重新評價；二是開放，從不斷擴大開放程度到著重提高開放水平；三是發展，從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到逐步轉變為集約型的經濟增長。這些方面，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的邁進，經濟科學作出了大量的論述，有突破也有創新，有觀點也有對策建議，應當肯定其功不可沒。
　　面對跨世紀，邁向現代化，哲學社會科學應當進一步開拓新境界。十五大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有新的論述，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有新的部署，特別是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都是對經濟科學及其研究者的呼喚和囑咐。我們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總結近20年來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面對正在蓬勃發展的經濟現實，分析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探索新規律，尋找新對策，為領導層提供咨詢，為社會和企業提供建議，進而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開辟道路，構筑框架。
　　經濟科學要有新的突破，因為我們正在從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史無前例的。經典作家為我們論述了基本原理，但是不可能有現成的實踐方案；我們必須運用他們示范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當代中國，從中得出新的理念和對策。開展中外學術交流有很大好處，西方經濟學積累了近現代人類文明的很多成果，可供我們借鑒，但是決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拿來就用；我們必須吸收其成功處，結合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道路。
　　經濟科學要有新的突破，因為我們正在從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演進發展的。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固然是一件新事，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同樣是一件創舉，或許更加復雜更加艱辛。按照鄧小平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部署，我們先是解決了幾千年來從未真正解決的溫飽問題，繼而將在本世紀末達到前幾代人夢寐以求的小康，接著再向現代化邁進，都有一系列層出不窮的嶄新課題等待著突破。
　　展望未來到下世紀中葉，撲面而來的將有更多的難題亟待在實踐中試驗，在理論上突破，并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例如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兼容，有什么特色；國有經濟與公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公有制經濟與其他多種經濟成分怎樣共同發展，怎樣處理好關系；從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到走向共同富裕，怎樣求得其順利轉換；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標準、步驟和途徑等。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都要花很多心血去探求，并且不可能沒有艱難曲折。
　　　　　　一切為了人　一切依靠人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學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關系的科學，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經濟利益關系的科學。共同的特征都是以人為主體，以人為對象，一切為了人，一切服從人，一切依靠人。但是令人遺憾，多年來“關于人”的問題并未在學者中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足夠的重視，難怪有人驚乎：“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不見了，是現代人的最大悲劇”（見《文匯報》1997年12月9日）。
　　新中國成立后，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一度時期曾出現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條化的傾向，脫離生產力實際搞所有制“升級”和“窮過渡”，試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事實上是把所有制等同于生產關系。其實，所有制并不等于生產關系，脫離了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通過平調擴大所有制規模，提高公有化程度，反而損害了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后來，“文革”十年動亂，又把人們之間的關系夸大為階級關系，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將按勞分配視為資產階級權利，商品貨幣當作資本主義“痕跡”，個體經濟要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方面“左”的教條主義觀念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另一方面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處于十分緊張的對立狀態，整天“抓革命”，不僅促不了生產，還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
　　粉碎四人幫以后，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我們把整個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明顯緩和，不再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尤其是改革開放在相當大程度上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不過，在如何發展經濟及其經濟學理論方面，經濟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們往往就經濟談經濟，就生產力談生產力，特別是錯誤地吸取“文革”期間政治經濟學把生產關系歸結為階級關系的教訓，輕視和排斥生產關系研究。在理論上，經濟學成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部門經濟等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在改革問題上，盡管我們也提出要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但基本上都沒有具體到人、落實到人，主體虛置；開放問題上，競爭攀比優惠政策，滿足于創匯指標，對利益關系和行為約束則比較漠視；在發展問題上，談得多的是結構調整，但究竟“誰”是調整的主體，“誰”來承担調整的責任？整個經濟理論和實踐似乎都沒有深入涉及人這個主體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事實上，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即生產關系在現實生活中幾乎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并且時刻都在發生作用，不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為經濟活動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否平等合理，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勞動者勞動的情緒和行為。對“人”這個主體和人們之間的關系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重物輕人，見物不見人，脫離生產關系，只會葬送經濟學這門科學。
　　西方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已經有了二三百年的歷史，法制相對完善，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也相對比較穩定。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西方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在既定的生產關系前提下，研究生產力發展或經濟增長本身的許多技術性細節問題，如“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問題。而中國經濟學所面臨的，首當其沖更多的、帶根本性的則是要解決“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按照社會主義作為一種人類歷史性進步的制度，就是首先要確立“人”在經濟活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要從“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發，揭示平等互利是人們之間經濟關系的最高準則；再次要研究探索實現平等互利經濟關系的方法和途徑。只有以這樣一種經濟理論為基礎和前提，才有可能為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的技術性運用鋪平道路。在中國經濟學方面，就是要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為對象，以人為動力，以人為目的。由此，從改革的經濟學的角度，必然要求對現行的中國經濟學進行深刻的變革。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無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政治學研究展望
　　從世界范圍看，政治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本世紀30年代政治學被介紹到中國，中國的學者籌建了政治學會。但在當時，政治學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解放后政治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被當成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受到批判和取締。盡管人們也關心政治，特別是“文革”當中人們空前關心政治，但這是一種變態的政治，更不是對政治學的關心。政治學科的恢復和重建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80年代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提出中國的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已經落后了，要盡快恢復。從此以后政治學才得以恢復。80年年底，建立了中國政治學會，82年和84年以中國政治學會的名義開過兩次較大的全國性會議，推動了政治學在全國的發展。但是，政治學并沒有取得像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那樣的繁榮。從政治學在各國的發展看，政治學的繁榮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程度成正比。在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學是社會科學中最發達的學科之一，因為存在著政治學研究的迫切需要。在中國，政治學也開始受到重視。十五大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這就需要政治學工作者提供政策依據。可以預期，政治學的繁榮和發展將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學術事件。
　　在下個世紀，政治學研究將涉及到許多重要問題。譬如，按照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研究中國的代議制，也就是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研究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研究國家的權力結構以及權力的合理配置，研究權力的平衡和對權力的制約等。盡管這些研究有的已經在進行，但是要取得研究的深入還有待于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和時機的成熟，有待于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更好的背景，有待于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研究隊伍的壯大。可以相信，政治學的繁榮將是指日可待的。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與方法創新
　　在世紀之交研究人類自身的社會科學向何處去？西方有人認為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有人認為要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我認為：1.無論是用人文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或者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名稱概括所有的學科，都要看到各個學科的不同點，它們的研究對像、方法、途徑都有其自身的特點；2.所有的學科都要堅持科學的理性分析，因為科學的理性分析可以使我們保持一個清醒的科學的頭腦，所有的學科都應當堅持符合人文精神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分析。在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著忽視價值判斷和價值分析的傾向，應當引起注意。
　　政治學研究從總體看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困難也存在，最大的困難是容易受到干擾，特別是受臨時性政策的干擾。如果中國社會的發展像目前狀況繼續下去，政治學研究將會獲得更為寬松的環境，取得更大的發展。
　　下世紀初中國政治學研究會有新的變化：1.研究領域將大大擴大。目前的研究仍沒有擺脫舊有的范圍，研究還局限于一般理論分析。今后政治學研究領域要擴展到各種政治關系、（國家以外的各種關系）、各種政治行為、各種政治團體（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發展等多方面的研究。2.政治學和其它社會學科互相交流滲透的趨勢將更為明顯。政治學界已經提出了政治社會學、政治地理學、政治法學的概念，以后還會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研究是從最初的整體研究發展到分門別類的學科研究，還要回到整體研究，這是一個規律。3.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會集中到對于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和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此還會引發到對其他問題的研究，因為人的政治利益是同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因素分不開的，對人的政治利益的研究會引發對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經過一定發展階段，政治學最終會成為一種符合科學精神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體系。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分為三個層次：1.研究問題的哲學原則和思維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哲學原則和思維方式就是堅持唯物辯證法。2.研究問題的基本角度和出發點，比如政治問題可以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出發，也可以從經濟的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角度加以研究。3.研究問題的具體技術手段，政治學應當廣采百家之長，吸收其他學科包括自然科學的好的研究方法，比如政治行為研究就可以運用科學實驗的手段。希望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者在廣采百家之長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真正科學的研究方法。
　　　　　　關于政治學科研究中的科學化走向
　　要對政治學科跨世紀發展作出預測，實非易事，最切近的路口是對這一學科的發展現狀作出觀察。80年代以來，我國政治學科的發展，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即把政治學科作為一門科學來看待，逐步引入實證科學的方法論以代替規范主義方法論的走向日益明顯。從一般方法論角度看，這種走向與本世紀初發生在美國政治學界的“現實主義”運動和“新政治學”運動有相類似之處，即強調放棄“哲學家的方法論”，強調科學主義的、實證的方法論。這一學理走向是西方政治學從倫理學、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分支學科的重要因素。我國政治學科80年代以來新出現的走向，當然和美國學界當年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但就科學因素成長這一點來說，新的走向使政治學科原先僅僅被認作規范主義的、純意識形態的狀況有了改變。科學因素的成長，使學科發展獲得新的活力來源。但是，也應當指出，上述學理走向也可能帶來新的狹隘性，即對實證化的、自然科學化的方法論的過度依賴，也可以造成政治學科中的“價值失落”，有如高度成熟的工業化社會中的“人的失落”。西方主流派政治學在60年代末以來所遇到的困境即是明證。政治學科中的過度的“浮士德主義”對于學科發展是一種阻滯。所以，不能輕易地把政治學科的發展寄托于對純科學主義、技術合理主義的完全仰賴，尤其不能放棄政治哲學的批判的思維力度。
　　　　　　經濟法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新中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可以說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才開始起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國家陸續頒布若干重要的經濟法律的同時，法學界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對各個重要的部門經濟法基本理論的研究，也由淺入深而逐步走向全面化和系統化。在目前，不僅經濟法基礎理論已形成體系且具有特色，若干部門經濟法學如企業法學、公司法學、破產法學、銀行法學、票據法學、合同法學、專利法學、商標法學、海商法學、保險法學、稅法學、房地產法學、勞動法學、自然資源法學與環境保護法學等等，亦已經形成。相應經濟法律的存在，使這些部門經濟法學有了法律依據；而關于這些部門經濟法學的理論研究的進展與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的出現，則又促使相應經濟法律走向完善、趨于成熟和科學。
　　可以預料，在自新世紀開始之時起的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制發展的呼喚和推動下，在法學界廣大同仁的努力下，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的研究，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一，經濟法理論方法將趨于多樣化，一些流行于其他法學學科的研究方法，如近年來流行于民法學科的學說與判例研究方法等，將被運用于經濟法理論研究；一些屬于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研究方法，如屬于經濟學與社會學領域內的研究方法等，將被借鑒、甚至被運用于經濟法理論研究領域內，這將使經濟法理論研究呈現出新的面貌。第二，外國經濟法制的有益經驗和外國學者關于部門經濟法的若干研究成果將進一步被介紹到我國，這些經驗和成果已不像過去那樣基本上僅限于來自西方發達國家，還較多地來自發展中國家；它們不僅會啟發我國法學界同仁的理論思維，還將使我國現在的經濟法基礎理論和部門經濟法學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豐富。第三，對屬于經濟法基礎理論和已經形成的各部門經濟法學的研究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走向深入，屬于這些學科范圍內的各種專題研究將全面開展，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論價值的研究成果將陸續產生，從而使這些學科的理論水平在現有基礎上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第四，一些屬于經濟法學領域內的新的研究項目，如財產信托關系法律調整研究、證券關系法律調整研究、投資基金關系法律調整研究與期貨交易關系法律調整研究等，將成為研究熱點，對這些新的研究項目的理論探索，將導致新的部門經濟法的產生。
　　　　　　改革開放二十年歷史學發展回顧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歷史科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取得以下幾個方面的成就：1.在這二十年中，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最初十年中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不僅對我們民族，而且對歷史學科同樣具有巨大的意義，它使歷史科學恢復了歷史科學應當具備的科學基礎。我們過去用一種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對待歷史科學，我不是講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歷史學科沒有成績，我們幾代的學者作了很多的努力，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這點我們要肯定。但是，四九年以后，歷史科學受到的左傾干擾是相當嚴重的，我們一窩蜂去歌頌農民戰爭，把農民戰爭說成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我認為說到底這是受階級斗爭的影響。階級斗爭理論從21年—49年是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成功的理論基礎，這是對的。49年以后，在舊的生產關系、舊的社會關系改變了的情況下，在我們的歷史任務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下，我們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為綱，就變成了左傾機會主義的根據，它使我們歷史科學走了許多彎路。2.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史學方法。中國傳統史學文化有一個經世致用的傳統，經世致用就是有的放矢、實事求是，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解放思想，重新恢復實事求是的史學研究方法，這是它的一個意義。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二十年來，我們大規模地進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的交流，我們的看法比過去全面多了，方法和手段要先進的多了，很多的優秀成果是同多種學科交叉、滲透的先進的方法研究出來的，使學術水平有很大提高。3.破除了許多學術禁區，解決了很多的歷史問題。八十年代有一個很好的口號“科學無禁區”，科學是沒有禁區的，科學是不能設置禁區的，有禁區就不是科學。通過解放思想，沖破學術禁區，這對于把歷史科學作為一門政治科學是有很大意義的。4.二十年中，歷史學開辟了過去不曾有過的學術領域。如：對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近現代社會生活的歷史，是過去認為不需要討論的；近現代科技文化歷史，過去是不重視的，現在這些都得到了很大發展。
　　我認為這二十年來，歷史科學有很大的發展，是值得回顧的，我們處在世紀之交，有許多問題還需要努力：1.歷史學界還存在一個知識更新的問題，我們還應當在更大規模、更高層次方面來促進和加強中外文化交流，更多吸收外界的理論和方法。保守主義傾向對科學的發展是不利的，我們不應簡單地提倡民族主義。我們處在全球化的時代，就要更多地促進交流，而不是自我封閉，封閉是沒有出路的。要遵循學術發展的規律來管理學術，不要違反學術發展的規律。2.學術界學風問題還是應強調的。學風問題很多跟管理的方法有關系，用數量化的東西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違背學術規律的。同時我們也要反對學術研究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惡習，學術研究應當有一個寬松的環境，讓他們去探討一個重大理論與學術問題，鼓勵他們不介入或不直接介入現實社會中去，但要與現實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系，同時給他們相對寬松的環境。
　　　　　　哲學：傳統與變革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理應包括建設適應新時代的哲學。
　　十五大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一項重要任務提出來，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內在地包含社會文化的發展與進步，而社會文化既體現為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更體現為作為道德和文化素質之基礎的世界觀和思維方法，即哲學思想，因此創建一種與時代相適應的新的哲學，乃是時代的需要。
　　　　二、新時代哲學應是傳統哲學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飛躍”。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分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產生過如孔孟老莊、程朱陸王這樣的大思想家，出現過如佛教哲學這樣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但長期以來，我們的哲學界沒有出現過較象樣的大家，更不曾產生過較完整的哲學體系，究其緣由，不在“流”，而在“源”。換句話說，中華民族并不缺乏哲學傳統，而是哲學思想借以產生的那個社會落伍了——正如黑格爾所說的：“每個哲學都屬于它的時代”，“一個人不管怎樣飛揚伸張，也不能超越它的時代”。
　　雖然從歸根結蒂的意義上說，任何哲學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但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說，一種新的哲學思想又是并且只能是從傳統哲學發展過來的——此又如黑格爾所說的：“哲學只有在本質上與前此的哲學有了聯系，才能夠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從前此的哲學產生出來。”“所以每一世代對科學和對精神方面的創造所產生的成績，都是全部過去的世代所積累的遺產。”
　　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所謂傳統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域、民族或國家，而應該包括整個人類文明史；而所謂“發展”，也不是所有思想、知識的相加或堆砌。只有把前此以往的人類哲學思想（其中既包括中國傳統哲學，也包括馬列主義和其它西方哲學）澆鑄成一個作為整體的“思維模型”或“知識板塊”，然后借助于現代社會實踐所提供的某種機緣的撞擊，由此而產生的一種具有“質的飛躍”的思想體系，才能稱得上是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新的哲學。
　　　　三、變革的時代必將導致哲學的變革。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時代發展了，哲學應該跟著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哲學不應該也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如果說，鄧小平理論已經打開了中國社會迅猛發展的大門，那么，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必將撕破幾十年來一成不變的哲學體系。
　　　　　　回顧與展望
　　人類在即將跨入21世紀的時候，對于過去這個發生了如此眾多事件和變革的天翻地覆的世紀，定然懷有無限的感慨。而中國人則更會心潮難平。僅就哲學思想而言，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引進西方思想的革命運動，陳獨秀、胡適之等巨匠試圖以西方的新文化改造日顯陳腐的傳統舊文化，引進了科學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等思潮，以通俗的方式向國民介紹和傳播西學，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
　　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達到的一個高潮。但過于激烈和極端地對待傳統文化，理想化地看待西方思想，必然產生反作用。于是民國的新領導人在暫時統一中國以后，開始提倡新生活運動，重新評價和確立孔孟之道的地位。而中國共產黨人則從北方大國取得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那里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且與奪取政權的革命實踐相結合，開始了將這一特殊的西方思想中國化的艱難嘗試。
　　一個民族對一種新思想的接受和改造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一民族本身現有的社會條件和傳統。中國社會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而漸漸發生著變化，但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絕跡，人們不可能真的如一些人所設想的那樣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于是，與新的變革一起產生并延續的還有極“左”思潮，這一思潮打著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盲目排斥一切西方和外來思想，排擠知識分子、現代科技和先進的管理，以某些小農的空想和狹隘心態看待一切，因而在經濟高度集中和計劃化的同時，醞釀了文化專制主義的惡果，導致中華民族空前的浩劫和災難。
　　烈火煉真金。改革開放的烈焰終于燒垮了極“左”思潮的堤壩，迎來了中華民族的新生。國人重新認識文化排外主義、反智主義和蒙味主義的禍害，恢復了中斷數十年的介紹和吸取西方思想的進程。西學再度東漸的結果是各種主義再度紛至沓來：諸如證偽主義、存在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激進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批判學派、現象學與解釋學，等等，令人應接不暇。但國人食洋不化的一個副產品是急于將外來新思想付諸實踐，超出了中國現實能夠接受的程度，于是只能再作調整和審慎的選擇。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批判地介紹、研究和消化西方思想的過程將變得更加明智、清醒。因此，新世紀的哲學研究將以更成熟的方式面對西方的各種流派、思潮和主義，既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簡單的全盤否定，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認真的鑒別、吸收和有秩序的整理。必須看到，西方社會隨著后現代化的進展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思想也沒有停滯，因此，借鑒西方思想同樣需要真實地了解西方社會的現狀。這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我國西學研究的人才不是過剩，而是嚴重不足，能夠利用外文工具嫻熟地如實研究西方哲學思想，對于一些研究者來說已經是個奢望，而翻譯者水平的差別也使得不少精彩的原著被譯得面目全非。許多研究停留在口號和原則之爭的抽象水平，重復著類似“一個針尖上站幾個天使”的荒唐論題，眼界不開闊，新名詞的堆砌掩蓋不了思想的貧乏和嚴重脫離實際。可見，我們仍然需要作出艱巨的努力，培養一流的研究人才，致力于換腦筋，開拓視野，創造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新哲學。
　　　　　　建立第三種批評立場與方法
　　　　　　——跨世紀學術方位之我見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顛沛流離，至少有一點已經初步明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國學與西學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應該打破，“第三種批評”的立場與方法應該被正式提出。
　　“第三種批評”首先是在文明建設（包括政治經濟體制建設、價值重建）的立場和方位意義上提出的，其次才是社會科學一種新型研究方法的探討。因此她的意義可以在多方面理解為是對“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的研究和實踐。不僅如此，她也暗合了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特殊性、復雜性，必須建立一種區別中西方既定體制、思想的理論才能夠解決。
　　“第三種批評”是相對于“第一種批評”和“第二種批評”而言的。第一種批評主要指百年來我們以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和思想為參照系，用以把握、闡釋、批判和解決中國傳統文明暴露的問題，探索文化振興和國富民強之路。百年來的實踐已經表明，市場、資本的全球化只能表明一個普遍性的現代生存結構的來臨，但什么樣的市場體制，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卻反而日益顯露出差異。這種差異，正是人類世界相同和不相同的平衡欲求的一種顯示。物質文明蔓延之際，國人的精神空虛和茫然問題的出現，也已表明西方的精神文化，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均很難成為我們的一種心靈依托。諸如中西方倫理觀，對“物欲”的貶抑態度，就已不能解釋和引導當代中國人一種新型義利觀念的建立。因此，對五四以降我們引進的各種西方思想，以當下現實的特殊性為價值座標的反思和清理就勢在必然。第二種批評是90年代興起的一種以國學、儒學等文化復歸和修復主義態度來抵抗西方的批評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我們是銜接傳統的文化精神還是古代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像新儒學那樣“換湯不換藥”，走牽強的“內圣外王”之路，還是另辟新徑，賦予儒道釋思想以新的闡釋，已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而市場經濟的出現，又使得當代社會比陳寅恪所處的時代更為復雜，守住傳統文化的任何一種思想，雖然比接受西方思想更容易安身立命，但總會與當下現實產生這樣那樣的沖突，所以佛學的寧靜，遮不住當下生命欲望的躁動；儒學的倫理，管束不住市場社會人的內在沖突與緊張關系。第三種批評，正是在這種不中即西的二元對立思維中，主張將價值座標放在既定的理論之外，以當下現實的感受和問題為潛在的參照系；同時對中西方既定理論和思想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態度，并在這種批判中積累新的知識體系的萌芽，探索社會科學各種理論的新的生長點、原生點，為建立適應當下中國現實的新文明提供各種理論成果。“第三種批評”尤其想強調一點的是：當下社會和人文學科價值座標失落、解體的現象，已不同于歷史上任何一種價值解體的時期，諸如漢末儒學崩潰，玄學可資依靠，明末理學崩潰，實學可資依靠，五四中學危機，西學可資依靠。而當下社會，卻失去了任何可資依靠的整體價值系統。言下之意，我們只有靠建立一種新的價值系統（不斷積累），才能使我們獲得當代性的心靈充實。
　　“第三種批評”的基本方法可以表述為：以現有理論回答不了的問題為我們的問題（如我們今天需要建立什么道德），襯托出現有的理論是有局限的（如中西方義利理論，均很難解釋當代的新型義利關系），然后用這種有局限的理論，知識性地剝離出我們對當下現實的感知性內容（如“利”是重要的，但不是輕利，也不是唯利，只不過僅有“利”還不夠，但“義”由于傳統價值的解體，成為一個不在場的事物，所以當下的義需要我們每人籌劃，義的普遍性由此成了一個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就可以說出傳統的義利理論，其局限在哪里？如果重義輕利和重利輕義均有問題，義利并舉又成為空話，那么，義利之間的相克思維就應該反襯出分立的思維，“義”的現成性就應該反襯出義的個體籌劃性。由此，新的義利關系的萌芽就開始出現。
　　　　　　21世紀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
　　很顯然，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文化滯差”的時代，文化落后于科技和工業的發展已經成為眾所周知而又不易覺察的社會現象。舊的“體制”文化意識形態顯然不能適用和不能夠負載超重的社會意識；“后現代”的文化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又是有毒的鴉片；“新國學”和“新儒學”也不可能拯救面臨的文化危機；而徒有一腔熱血和道義情感也不能拯救文化。唯有在不斷的文化批判中尋覓出文化的新途徑，才能完成“道德的理想”的重建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的舉措。
　　在這個物欲橫流、文化呻吟的時代，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都在這轉型期里不斷修正著自己的文化觀，他們究竟選擇什么樣的文化路徑？這恐怕也不是任何理論思想可以作向導的。但是，作為具有文化批判功能和職責的知識分子，絕不要擯棄二十世紀經由幾代知識分子用血肉和脊梁構建起來的“五四”文化新傳統。面對極左和形右意識形態的壓迫，面對技術文化的擠壓，面對用科學理性來壓制剔除民主感性的思潮，面對“后現代”解構一切“意義”的叫囂，面對“新儒學”、“新國學”否定“五四”文化新傳統的攻訐，知識分子要保持“自由之意志，獨立之精神”則實在是不容易的。但無論如何，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操守是衡量“藝術家和‘人民’是否真的能夠共存”的唯一標準。用美國文化學者威爾遜的觀點來看，要克服人類的文化危機，“‘有效的鼓動’不應依賴于社會運動或任何政黨，而應依賴于受‘道義態度’支配的‘個人行動’本身。目睹現代資本主義的使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和美國生活的放肆的庸俗行為，一個人只能‘按自己的良心’行事。”這樣才能保持住一個“人道主義者的觀點”。問題就在于如今在中國一提人道主義的“道義”，馬上就會被指責為“教師爺”或“傳道士”，好像堅持人道主義的道德批判觀點就跟吸毒者一樣受到鄙視，群起而攻之，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刪除作為人的基本特征的思想活動，人類的文化前景將是多么可怕。我想，在這個世界上，任何知識分子，他的職責和功能都是一樣的。他必須恪守道義，在任何狀況下都保持文化批判的姿態，為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展作出個人的貢獻。
　　路在何方？始于足下。只要知識分子不進行思想的自刎，不喪失其自身生命力的源泉——不斷的文化批判是知識分子的造血攻能——準此中國文化是有希望的。問題的癥結是：在這個各種力量和因素組成的社會肌體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及至于后資本主義的文化犬牙交錯、盤根錯節地扭結在一起，使我們很難找到醫治的準確切口。也許通過這一場場辯論和文化撕殺，通過知識分子的一次次分化和蛻變，就逐漸能夠削減“文化的滯差”，使其走上一條較為平坦的文化道路。說實話，所謂“多元格局”是一個文化虛假繁榮的表征，其內里已經開始分崩離析。沒有哪個時代、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希望永遠走進一個無序而無望的文化“多元”的困境之中的。因此，完成“蛻變”的文化才能走向新生和有序。我們希冀的卻是在文化蛻變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重新聚合。
　　　　　　21世紀古典文學應重視對文獻的研究
　　我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從歷史上看學術的發展是一個往復消長的過程。漢代經學、注疏之學非常發達，往往一經就注數百萬言，可到了魏晉，玄學就替代了它，講究得意忘言，不搞繁瑣考證。但這樣一來，又從吃得太多的消化不良癥轉為營養不良的毛病，于是印度的佛學思想進來了，出現了一大批翻譯大師，做了大量的學術積累工作。積累多了，又帶來了消化不良的問題，于是禪宗出來了，把不利文字統統掃除，這一直影響到宋儒，專講心性，但講多了又空疏，于是又出現了考據學，清代乾嘉學派強調實事求是，白首皓經。但光講白首皓經也不行，要改革現實，于是近代康有為等人提出要思想改革，強調學術的經世致用，這就一直到了“五四”，進入了本世紀。
　　從我們目前的學術研究看，主要不是消化不良的問題而是營養不良的問題。真正的學問不可能速成，而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結果，我們現在對學術大師王國維、陳寅恪推崇備至，實際上他們的許多觀點和思想，他們所顯示的人文關懷，是在對大量史料研究的基礎上體現出來的。有鑒于此，我覺得21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應該重視對文獻的研究。
　　文獻中有些是常見之書，有些是不大常見之書，由此也就有了發現之學和發明之學的說法。發現之學是指一些過去不為人知的材料被發現了，可以講，可以寫文章，比如甲骨文、敦煌的卷子，這主要是從那些不常見的書中發揮出來的；從常見的書中看出別人看不出的問題來，這是發明之學。可以說，發現之學是非常重要的，本世紀學術上的重大成果的獲得，都和敦煌卷子的發現、甲骨文的發現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有些年青學者認為文獻的工作老一輩學者已經做好了，現在主要是理論上的闡發，這是不對的。做傳統學問的一個基本路子應從目錄學入手。如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過這個了解學問的門徑，知道每一門學問上有哪些有價值的學術積累。而且，已經有的一些材料有好多時代、作者、書名都有文獻上甄偽的問題，比如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最近有學者提出這是明朝人的偽作。在韓國、越南，發現了大量用漢文書寫的歷史、哲學、文學著作和文獻資料。這是一個新的資料來源。在這方面進行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漢文化在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的影響、變化。這樣的課題我正在做，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或許它在下個世紀可以形成一個研究熱點。
　　強調對文獻的重視和研究，是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方法不是萬能的，關鍵是對史料的熟悉和理解，然后運用最符合研究對象內部構造的方法，這就是最好的方法。
　　　　　　形而上的回歸
　　M·韋伯曾經似乎很深刻地指出，現代化進程可以從精神、 觀念層面上理解為理性化。據說，以此開創了現代化學說中有別于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決定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現代化進程的一派。韋伯所言的理性化包括科學世界觀（截然區分主客體的、認知理性可以達到外在的傳統西方理性精神在技術層面上的自然拓展）的興起，表現為科層化結構的理性組織的興起、世俗化的擴展等。顯然，這樣的“理性化”是不能涵指人類全部理性的。因為此種理性的內涵凸顯無誤——人類謀求自身物質利益的精度心智與能力，并且還表現為法理合法性的制度化結構中的行為。如果人類僅僅具有滿足自身物欲（并且還是不斷發展的）的理性，盡管他們能夠設計并安排出相應的制度，大約也不比其他生命物種高明多少，其地位也不會在生物群中顯得如此顯赫，僅僅是一種更機巧的動物而已。還好，M·韋伯畢竟是一位智者， 他將人類的理性原創性地區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他對現代化進程的概括實指工具理性的伸張與彌漫。此況下，價值理性于是被遮蔽了。韋伯悲觀地宣稱，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工具理性的時代。也就是說：人類正處于一個技術理性主導的時代，正變得日益機巧。
　　無獨有偶，持現代化理論的學者們，如沃勒斯坦等人，則直言不諱地宣稱，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初期階段，就是一個世俗化的階段。現代化初期階段的社會圖景，真可謂天下人群熙熙攘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想想也有道理，既然現代化的內涵首先是物質層面的，而現代化的結果也主要體現于物質層面上（一系列經濟統計數據與指標），那么，世俗化——物欲化當然構成現代化的社會內容，甚至構成現代化的基本動力。沒有裹挾幾乎全部人口的物欲大潮及實現物欲的努力，作為現代化表征的物質成果從何而來。
　　遠在現代化學者們之前的維也納學派的學者們，就提出了清除形而上學。他們將一切不能從邏輯構造角度最終實證（確證）的命題（認識對象），統統名之以形而上，將其從哲學對象中剔除、摒棄。如此，一切命題將最終都是可證實的，學術的科學性似乎空前起來，人們有理由信心十足。本體的、存在的問題理所當然地消失了，更加寬泛的形而上論域也因此被消滅，諸如歷史發展的規律、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人類的終極關懷等等。隱患由此產生。晚清學者葉瑛說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之影不離形。造學之途有百，而其要期于明道。”消除了形而上，道、器徹底分離。徹底實現了M ·韋伯所言的工具理性時代，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類真的會墮落到僅由工具理性來涵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形而上頑強地存在，“原罪”般地本質化存在。人，就是形而上的動物。人的本質，就是形而上。形而上，體現并實現著人的本質。康德先哲早已斷言：人類具有永恒追求的意向。他們身在此岸，但不僅追求此岸，而且追求彼岸。盡管達不到，但追求本身構建了追求的意義。
　　形而上的追索自然誘發并引伸出價值理性的探究與確立，奠基了人類的進步。面對形而上諸命題，人的定位及行為在哪里、當如何，價值理性由此產生。形而上關懷繁衍、派生出價值理性的邏輯，除老生常談的世界觀、方法論套路外，形成于兩個層面：意義派生與話語派生。形而上關懷在意義層面上，從三個維度指向價值理性。首先，形而上乃一種境界，只能追而求之。即使追而求之，除了自洽性解釋外，也許永遠達不到。但對于此境界的追求，就意味著對此在的不滿、離棄，在理念上總企盼“更”、“徹底”、“終極”等等，于是導向完美。其次，形而上乃終極關懷，對之追索，內蘊最高原則與標準的確立及不斷更新，據此反觀塵世的種種不足，批判意識和精神由此產生。最高準則和派生準則的設定，還為種種現實的批判提供學理上的支持。再次，形而上的追求如前所述既是永恒的，此種追求精神本身，就不斷提升著人類的精神，使人的存在本性日益凸顯，人這一物種的生命意義于此得以昭示。形而上求索在話語層面上，則通過話語的社會功能和福柯所言的話語權力指向價值理性。
　　M·韋伯預言了工具理性時代， 但他沒想到的是以拋棄形而上的形式實現這一時代。本世紀初，當中華民族面臨蒙昧和亡國威脅的雙重噩運之際，王觀堂先生即穿透歷史的塵埃，極富洞見力地指出：“無論古今東西，其國民文化茍達一定之程度者，無不有一種哲學。”“光英吉利之歷史者，非威靈吞、納爾遜，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譽者，非俾斯麥、毛奇，而汗德（康德）、叔本華也。即在世界所號為最實際之國民如我中國者，于《易》之‘太極’、《洪范》之‘五行’、周子之‘無極’、伊川、晦庵之‘理氣’等，每為歷代學者研究之題目，足以見形而上學之需要之存在。而人類一日存此學，即不能一日亡也。”他疾呼：“提倡最高之學術，國家最大之名譽也。”在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路徑上，尤其需要傾聽形而上沉穩、自信的聲音。或者穿越種種表象，大踏步地、勇敢地走向微笑著的形而上，與其相視而笑。在此相視而笑中，我們將獲得無盡的思想資源，使存在與此在，價值與工具（功利），達到一種消解，一種融合，一種境界。
　　　　　　新聞學研究現狀與未來發展之我見
　　二十年來，新聞學研究的巨大成就，可以用下面幾句話來概括——
　　一是學科研究的科學性大大增強。在比較寬松的條件下，研究者對新聞學學科所涉及的對象、內容的認識，已經逐漸進到科學的層面。新聞學真正成了可以科學地解釋新聞現象和指導新聞實踐的名副其實的科學。
　　二是新聞學學科的內涵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傳播學的學科內容被新聞學的研究者們大量吸納，從而使新聞學的研究工作獲取了新的視角，使學科內涵更為豐富。
　　三是新聞觀念順應實踐的發展，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更新與轉變。幾年前，社會生活的巨大的、深刻的變動——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使在以往條件下形成的新聞觀念必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市場觀念、讀者觀念、競爭觀念等，自然而然成為新聞觀念所應包含的內容和新聞學理論所應研究的內容。
　　應該說，20年來新聞學研究的成果是豐碩的，令人欣慰的。但學科研究中似乎也存在著某些不足。是否可以這樣說，在學科研究中，所做的詮釋性工作占的成分比較多，而學術研究意義上的研究性工作相對較少；在學術性研究中，純理論的演繹、闡發比較多，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近距離的研究相對較少；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聞風而動的應和比較多，包含冷靜深刻的思考的研究相對較少；在對新聞業務的研究中，經驗性的描述比較多，理性的思考和升華相對較少；在借鑒鄰近學科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的過程中，直接移植、生硬套用的現象比較多，融通式的運用和創造性地發揮相對較少。
　　新聞學學科在未來發展中，必須解決好如下問題：首先，必須加強基本理論的研究。新聞基本理論，是新聞理論中的基本部分，起著支撐性的作用。人們以往在新聞基本理論的研究方面，已經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然而，新聞基本理論中的一系列重要課題，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例如，關于真實性問題。新聞、廣告、文學，各自都以真實性為自己的生命，那么，對于三者來說，真實性的內涵究竟有沒有不同呢？又如，新聞規律問題。以往就此所作的研究，顯得還不夠充分、不夠深入。在新聞規律這一課題下面，可以派生出一系列課題：黨報的特殊規律與新聞的普通規律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如何按照新聞規律實施新聞輿論引導？講政治與講新聞規律應當如何統一？能不能進行符合新聞規律的新聞策劃？
　　其次，必須加強新聞事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的研究。隨著社會的進步，新聞事業必然不斷地面對嚴峻的現實問題的挑戰。比如說，經濟體制的轉換，就引發了新聞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連串新課題——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如何尋找新聞規律與市場規律的契合點？比如說，如何堅持正確的新聞輿論導向？怎樣提高新聞輿論引導的水平？比如說，如何有效地實施輿論監督？比如說，如何面對高科技給新聞事業所帶來的沖擊？以上問題，不僅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必需研究的。換句話說，這些課題既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論意義，又有其顯而易見的實際價值。
　　再次，必須加強新聞業務問題研究。對新聞業務問題進行理性思索和研究，其意義并不只是局限于指導新聞實務，而且也是新聞學研究中的應有之義。比如，是不是只要輿論導向正確，“黨八股”就可以原諒？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81～190C1社會科學總論沈立人/葛守昆/張永桃/文曉明/周毅之/張淳/李良玉/賴永海/顧肅/吳炫/丁帆/張伯偉/龐紹堂/丁柏銓19981998沈立人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葛守昆　江蘇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干部　　張永桃　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　　文曉明　南京藝術學院黨委副書記　　周毅之　江蘇省委黨校《唯實》雜志社主編，教授　　張淳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李良玉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賴永海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顧肅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吳炫　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丁帆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伯偉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龐紹堂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丁柏銓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授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81～190C1社會科學總論沈立人/葛守昆/張永桃/文曉明/周毅之/張淳/李良玉/賴永海/顧肅/吳炫/丁帆/張伯偉/龐紹堂/丁柏銓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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