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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肇光：近幾年，西方產權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內地再次出版，并時常到國內高校和電視臺演講，學術界評價反差巨大，從而形成了一股“張五常熱”。作為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您是國內最早系統地對張五常教授進行學術反思的學者，請問為何要開展理論批評？
　　程恩富：西方產權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較大，其合理性在于繼承和發揮了人類經濟學說史上的科學視角，把產權制度視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內生變量，探討經濟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對經濟發展和運行效率的作用，同時又注重物與物交換背后人與人之間經濟和法律關系的研究，這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純數量分析的不足，也與我國主流經濟思想有某些相通之處。但正如該學派的不少論點已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批評一樣，我對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的若干產權觀點本來就存有疑問。
　　1994年春節前夕，我在香港大學參加“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區域化”國際學術會議，看到久聞大名的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的四本論著。讀后感到：無論是《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還是《再論中國》、《中國的經濟革命》（本文除非特指，張五常的引言均出自這些書），都是以產權為基點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的，不愧為產權經濟學派的“高手”，但又覺得其基本觀點使人費解，不敢茍同，有必要一一請教，交流思想。好在張五常先生說過：“希望能夠引起有建設性的辯論”，“我對辯論視作家常便飯——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從不介于懷”。這與我的學術個性倒完全一致。君子和而不同。況且，有的書就是指明寫“給中國的青年”看的。作為中青年學者，我自然應當認真閱讀和思索。
　　在近年發表與張五常先生系列商榷作品的過程中，學術界同行頗感興趣，不斷地問起：為什么要去評論在香港大學任教授的張五常的幾本書呢？我用張先生的話答道：“批評是例行公事”。不過，這里可以先談其中的緣由。有興趣詳細探究的讀者，可以閱讀我著《西方產權理論評析》（1997年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一書的具體商榷內容。他這幾年在內地高校頻頻講演和發表文章的基調大體是重復這些文集的內容，并無新意。
　　周：張五常先生研究的“產權”和“私有產權”這一主題對中國改革是至關重要的。
　　程：對。張先生文集和演講的主題都是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中的產權問題，并涉及中外歷史、政治和文化。他認為，“在中國發展的問題上，很多經濟學的理論是無關宏旨的。中國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也就是產權的問題，其他的經濟理論對中國都不重要；那是說，無論在金融、市場、管制規例等問題上，中國應重視的是這些問題對制度（產權制度）的影響或決定性。甚么宏觀與微觀之別，甚么生產函數，甚么數量經濟，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都無足輕重。”這話很有道理，涵義寬泛的產權制度這一主題是我國經濟輕型時期的“主旋律”。
　　遺憾的是，他“推斷了中國會走近乎私產制度（或所謂‘資本主義’）那方面發展”；“斷言，一日不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準則”；“要搞現代化，經濟制度就要現代化。私產政制是我所知的唯一解決辦法”。諸如此類的分析，使人難以理解和贊同。
　　又如，今年4月24日他在中央黨校演講時說：“中國改革的20多年時光，雖然還有很多貧困的人，但比起明朝初期，我肯定現在人們的生活比那時好的多。”反貧困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張先生的這類評說莫名其妙：僅比明朝初期好？！他的信口開河評論不少，確實令正常的學者吃驚，有好幾位中青年學者都寫文章指出過，如曉津文章的題目就是《張五常的“盲點”和“墮落”》。
　　周：張先生被公認為國際經濟學界產權學派的幾位權威人士之一，對科斯理論有深刻的領悟和獨特的闡發，受弗里德曼的新保守主義思想影響很大，我們理應予以高度重視。
　　程：是的。張先生演出的“西方產權理論的中國化”這一經典性的精彩劇目，經我的質疑式評論和他的自我宣傳而引來了許多觀眾。人們可以透過產權學派以中國為案例的經驗分析，完全搞清楚西方私有產權理論的內涵和學術水準。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中西融通的著名經濟學家不斷發出告誡：1995年陳岱孫教授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傾向變得空前嚴重起來；1996年陶大鏞教授強調“不應用西方經濟學誤導經濟改革，誤導年青一代”；1996年張薰華教授提出“既不要對馬克思經濟學搞教條主義，也不要對西方經濟學搞教條主義”；1999年吳易風教授告誡“不要忘記西方經濟學的資產階級屬性和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2002年于祖堯教授提醒“中國經濟學界不要妄自菲薄，沒有必要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崇拜得五體投地”。我以為，后學者應當對前人的一切思想重新審視，不迷信任何權威；既要超越馬克思經濟學，又要超越西方經濟學，在超越中重建中國主流經濟學。
　　周：自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國外大多數學者不贊成，國內部分學者不理解，他們仍然固守奧地利米瑟斯等半個世紀前的傳統思維定式：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市場經濟。
　　程：張先生的產權與市場理論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當前國內外的否定性思潮，因而他常說：“根深蒂固的‘主義’思想與政治斗爭，迫使中國的執政者要找一個適當的名稱。……他們仍然是堅決反對用上‘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這類名稱的。他們選上的新名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堅持共產的優越，另一方面支持自由市場，這其中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嗎？”他還進一步“認為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北京政權在今天支持共產只是為了共產，四個堅持只是為了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因為這個名目是大罪。人民生活的效果對他們是無關宏旨的”。今年4月24日，張先生在北京大學回答學生關于“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搞嗎”這一問題時說：“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先決條件，就這么簡單”。他再次否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目標。
　　作為改革開放后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我在仔細比較了古今中外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學說之后，覺得這種有代表性的思維定勢和經濟思潮存在明顯的缺陷，當前迫切需要通過爭鳴來取得共識，以便給中國改革大趨勢科學定位，并尋求人類社會的“經濟美”。
　　周：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味追求形式主義而忽視制度和歷史的分析相左，產權學派注重權利結構和制度安排，偏好于用事例和通俗的語言來表達。
　　程：這是有積極意義的。譬如，張先生在發揮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時寫道：“所謂‘自私’，是比較容易明白的通俗說法，而在學術上的用辭卻是：每個人都會在局部下‘極大化’”；“‘自私’在經濟學上是稱個人利益‘極大化’，及個人耗費‘極小化’。……既然我們要向淺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他今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也強調了這一觀點。這對于清楚地表露西方經濟學邏輯始點的價值判斷和經驗分析是有益的。他還在《賣桔者言》、《養蠔的經驗》、《會走動的資產》、《如詩如畫的例子》、《燈塔的故事》、《補鞋少女的故事》等類似題目下通俗地講解理論，產生引人入勝的效應，與其博士論文的風格恰好相反。
　　不過，通俗是否等于科學呢？這就要看被通俗化的經濟學原理本身是否科學，以及如何運用事例進行通俗化表述。近現代經濟學說史上不乏原理被極端化和庸俗化之先例。因此，當前有必要投入精力，對產權學派的通俗化理論進行一番梳理和驗證分析，目的在于分清是非曲直，求同存異。利用經濟散文來宣傳私有化及其觀念，確實是一大“創新與發明”，也迎合了一類人。
　　周：張教授行文的措辭極具挑戰性和“狂妄性”。
　　程：今年6月，張五常先生回答記者說他狂時，他自己也不否認。比如，張先生自己寫道：“我對共產政制的觀點，明顯不過；顯然書中這些觀點都是學術性的，但畢竟措辭尖銳，得理不饒人，而有感而發的牢騷又往往跟分析連在一起”。
　　又如，張先生十分自信地指出：“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了！”再如，他極其肯定地聲稱：“關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再如，他反問：“說社會或共產主義原本是優越的，那么例子何在？說要先走‘資本主義’才能成功地走‘社會主義’，歷史的經驗又如何？說什么不宜全盤西化，但私有產權的經驗，難道是西方所獨有？”
　　此外，在《馬克思奄奄一息》、《與鄧小平商榷》、《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共產主義為何失敗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里，他還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和商榷的挑戰性論點，如“所有權在經濟上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共產政制下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比健全私產制度的嚴重得多”、“貪污是與道德無關的”、“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一貫地，永遠不變地，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制度的經濟劣跡，史無前例”、“中國會逐漸改變而成為一個類似私產的體制”、“我們都不希望港英棄港而去”等等。
　　周：去年在暨南大學、前幾年在華中科技大學演講時，張先生都聲稱：“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幾個釘子而已”。
　　程：他經常如此，許多師生聽后十分反感，我就曾應邀在北京師范大學和暨南大學等處專門作過批評張五常教授的學術報告，《文匯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內參》等作過報道和轉載。今年他在北京大學又高傲地宣稱：“有關馬克思的基本問題，我看過他的書，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我與科斯有同樣的觀點，我們自己在學術上從事了這么多年，經濟學上研究了這么多年，假如我們看不懂的，應該是錯的。”
　　我本人翻閱過中外學術論著上萬篇，也從未看到哪位資產階級學者敢這么武斷地否定“千年思想家”馬克思及其理論。面對這一挑戰，我們應當進行理論應戰。人類經濟學理論與政策需要在挑戰與應戰、批評與反批評的自由循環中不斷發展。
　　最后，應當說明，在反對高通脹、主張大量精減干部、取締外資或特區的稅務優惠等問題上，我與張五常教授有較相似的意見。然而，經濟學的繁榮離不開百家爭鳴。張先生說得好：“強調不同或把不同的觀點擴大，是科學進步必備的條件。”這正是我批評張五常教授的學術宗旨，可能也是吳易風、丁冰、何新、楊帆、顧鈺民、馬濤、夏業良等教授和博士忍不住要批評張五常先生的動因。不過，張先生一反國際學術界的慣例，采用“沉默的方法”，至今未回答眾多學者的質疑，卻仍在各地自說自話地高頌“私有產權的神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話語）。
高校理論戰線京51～53F11理論經濟學程恩富/周肇光20032003程恩富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周肇光為上海大學教授 作者：高校理論戰線京51～53F11理論經濟學程恩富/周肇光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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