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養育出來的許君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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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聽說錢理群先生在一個會上批評“民國神話”,大意是現在有人把民國大大美化了。大約半年以前,我在網上看到一文,題目好像就叫《懷念民國是一種病》。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正好,許君遠先生的女兒許乃玲來信說她父親1949年出版的《美游心影》要出新版,希望我寫篇小文。許君遠是《大公報》人,曾是上海版編輯主任,一個在新聞史上留下過痕跡的人,他1928年畢業于北大,先后在先后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上海《大公報》、《文匯報》等報紙任編輯,1945年他在美國見證了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他大半生事業的成就都在民國時代,可以說是典型的民國人。我想到“民國神話”說,我想說,民國不是神話,也沒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話,清華不是神話,燕京不是神話,西南聯大不是神話,南開、春暉也不是神話,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國立、私立到教會辦的學校,那個時代的教育不是神話,教育出來的人更不是神話。那個時代的媒體不是神話,《大公報》不是神話,《獨立評論》、《觀察》周刊不是神話,那些挺立在動蕩亂世中的報人更不是神話,他們認真地生活過、工作過,他們是那個時代具體的活的見證。許君遠就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葉公超等人的學生,他投身新聞界,尤其多年在《大公報》工作,在胡政之、張季鸞他們的身邊,親身體會過做報人的喜與憂。他沒有顯赫的名聲,今天的許多讀者也許連名字都沒聽過,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國時代本土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

他曾寫過一個北大系列,回憶北大的師長、同學,北大的生活,真實感人。那時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蔣夢麟在苦苦支撐,老師中有許多學術界的精英,但,“老一輩的同學都在嘆息于拖小辮子的辜鴻銘輩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學術精神之逐漸消逝”。他說自己只趕上北大全盛時期的尾巴,“雖然是一個尾巴,北大卻始終維持著一貫的寬宏大量的校風,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個專門,你可以選擇你的導師,圖書館陳列著你所應當參考的書籍。在表面看來是雜亂無章,實際上很早就了許多專家學者。”他的興趣在文藝方面,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理解,雖未出洋留學,他實際上已窺見西方文化的真諦,他翻譯的文字也清新耐讀。他的文字貫通中西,舒緩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風格,是那個激蕩時代中保持著內心寧靜的一種類型。

他進入《大公報》,在這家人才濟濟的報館,能脫穎而出,做到編輯主任,一度主持編輯事務,并主編內刊《大公園地》,與他的務實、認真、負責的態度有關,也與他筆下獨有個性有關。胡政之他們畢竟能識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張季鸞、胡政之的那些文章都可以感受到他對他們的深情和敬意。他回憶自己的新聞生涯,認為《大公報》也有缺點,但它的優點卻比別的報紙多,造成了報業領軍的地位,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大公報》能培養人才,這是一個報紙成功的資本。他說,“一個全才的新聞記者,實在應該具備文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條件,頭腦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鋒利,交際手腕要靈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報》得到成長,很多方面,他都堅守著張季鸞留下的傳統,特別是不站在某個黨派、集團的立場上,而是保持報紙自身的獨立性。1947年,國民黨制造了一個“北塔山事件”,全國報紙都登在要聞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報》竟然只當作普通消息來處理。第二天,國民黨特務包圍了編輯部,辱罵了半天,還在墻上寫下大字:“大義何在,公理何在,報格何在!”王蕓生把他叫去,痛責他失職。王蕓生出走香港前,把整個報紙的編輯事務交給他。等王蕓生們重返上海接管《大公報》時,又把“為國民黨服務的罪惡”加在他一個人的頭上,他只能去資料室。

在許君遠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養育出來的知識者是一種什么狀態,他們的眼光、心態、氣度,他們對世界和社會人生的看法,處處都能令我們感受到民國的氣息。那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在沒有走上激進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們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許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也能依稀感受到。血與火的廝殺、你死我活的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動蕩,都沒有改變他們,讓他們隨波逐流,變得浮躁不安。在亂世外象之下,掩蓋不住民國骨子里的那種安靜,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他們身上有一種確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讀他的文字,我們處處能聞見一種平靜、冷靜而富有人味的氣息,這本《美游心影》同樣處處可以聞見這樣的氣息。


傅國涌 2011-05-10 20: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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