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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12.1；F1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67(2000)06-0073-07
　　一般認為，經濟發展的主題是公平與效率。實際上，這只是發達的一元經濟的發展主題；對于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發展本身。所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有三個主題：發展、公平和效率，由此可以建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框架。本文以中國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為例，闡述經濟發展主題的轉換。
　　一、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
　　在西方經濟學中，效率是生產問題，對應于一定資源、市場經濟機制條件下的最大產出，政府在市場失靈時進行“矯正”，保證市場穩定運作；公平是分配問題，而且是在市場上與生產過程同時完成的，政府出于分配平等的考慮，通過干預影響分配或進行再分配。但是，也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就是效率和公平的目標有時是矛盾的，強調平等的公平分配，會降低效率和產出。經驗表明，對貧窮階層收入轉移的再分配方案將使國民收入總值在低水平上分配，這就是奧肯定律[1](pp.1256～1261)。為促進這兩個方面目標的實現，建立了很多的調整機制和政府干預工具，這成為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和政府管理經濟的指導。公平和效率基本涵蓋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題，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進行選擇構成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基本框架。
　　但是，這個分析框架不能簡單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僅生活水平和生產效率低下，而且勞動力嚴重不得其用，在國際關系中處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2](pp.2～7)。加之發展中國家一般是新獨立的、革命勝利后的或者戰爭之后的國家，不僅迫切要求提高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迫切要求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正象中國經濟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所說：“發展是硬道理”。在這種條件下，發展的議題應運而生。這里的所謂發展，是指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發展，從低收入階段向中高收入階段的發展。這個發展任務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同于發達國家。忽略發展中國家面臨發展的迫切課題，只在公平和效率的框架內評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本身就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則。
　　發展是迫切的和前提性的：為了發展，不僅暫時會放棄公平的考慮，有時還要犧牲效率。經濟發展的目標可能放在對發展帶來最直接效果的增長速度上，而忽略另外兩個方面。“首先，政府推動經濟增長，并不僅僅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福利，有時甚至主要是為了增加和炫耀國力，以及為了它的統治。”“第二，資源可能主要用于投資，以獲得進一步增長，這樣大部分的消費利益被向后推遲了。”“第三，收入和消費可能增長，但其全部或大部分利益卻被那些已經相對富裕起來的人獲得了”[3](pp.64～65)。例如，教育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是重要的，也最能體現公平原則。但是，在低收入水平上，國家財力有限，投資于國計民生重要產品的生產更加迫切，不得不擠掉教育投資，只有等到這些經濟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才能向教育投資傾斜。由于強調甚至過度強調通過快速經濟增長實現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產生了收入差距擴大等社會矛盾。也有的國家產出雖然快速增長，但有相當一部分無補與國計民生，而是國民經濟的虛耗，社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發展經濟學家對此持批評意見，認為這是“沒有發展的增長”[2](p.10)。但是，簡單的批評與事無補，考慮到發展中國家面臨發展迫切性的現實，建立一個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良好框架，用于指導和評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可能更有意義。處于不同文化傳統、發展階段和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其經濟發展任務和發展道路不同，在選擇發展戰略時，往往表現為發展、公平、效率及其組合的不同選擇。
　　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空間
　　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及其不同組合，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空間，包括3種單一戰略和3種組合戰略（見表1）。根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體制、發展需要、收入分配狀況等，可進行不同的選擇。如果說經濟學是一門關于選擇的科學，那么這個框架應該是對發展經濟學的一個貢獻。政府的職能首先是選擇經濟發展戰略，并在條件變化時，對經濟發展戰略進行相應調整，而沒有必要將任何發展戰略上升為意識形態而頑固地遵循。下面擇要闡述每種戰略的意義。
　　表1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空間

經濟發展的主題　　　　　發展　　　　　　　　　　　　　效率　　　　　　　　公平發展　　　　　　　“增長第一”戰略　　　　　行業或地區優先發展戰略　　落后地區的開發戰略效率　　　　　　　行業或地區優先發展戰略　　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　　　　市場體制和宏觀調控　　　　　　　　　　　　　　　　　　　　　　（矯正效率）戰略　　　　　（協調發展）戰略公平　　　　　　　落后地區開發戰略　　　　　市場體制和宏觀調控　　　　縮小差別（強調公平　　　　　　　　　　　　　　　　　　　　　　（協調發展）戰略　　　　　目標）戰略

　　（一）實行計劃化的“增長第一”戰略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的起點和道路不同，如果政府不做計劃、不干預，很可能永遠維持與發達國家的邊陲—中心關系，發展不起來；而政府的干預，首先是將發展的目標放在第一位，為了促進發展，寧可犧牲公平，忽視效率。“增長第一”戰略的實施，往往與計劃體制相表里，追求增長的效果而忽視效率，在微觀經濟層次上造成“計劃體制下的管理目標謬誤”[4]，在宏觀經濟層次上導致粗放型經濟增長。
　　強調“增長第一”戰略，可能導致忽視效率和產生分配不公平的結果，給以后的經濟發展留下新的問題。但是在這一階段，有效率的發展并不能夠成為發展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所以“增長第一”的戰略就成為一定時期和條件下的客觀需要。過去，人們批評這種戰略時，或者指出對效率的忽略，或者指出造成的不公平分配結果。從我們的分析框架看，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可能都是存在的。在經濟發展條件改變后，要適時地實施新的和能夠對“公平”或“效率”進行矯正的戰略。發展中國家大都實行過“增長第一”戰略，但是經濟發展效果好的國家的特點在于能夠及時調整，不長時間地單一推行這種戰略。
　　（二）矯正效率戰略 是指通過經濟改革和建立市場體制，依靠市場機制配置經濟資源以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戰略。強調“增長第一”戰略，往往與實行指令性計劃相聯系。一般地講，發展中國家往往認為基于過去的文化傳統，強調發展或者公平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但實際不是這樣，發展中國家早晚要走上市場化改革的道路。因為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粗放增長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時，強調經濟計劃化，在“增長第一”戰略下，曾對經濟發展比如建立國民經濟基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或者效率機制，經濟發展普遍遇到困難。前蘇聯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經濟由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變，90年代推行經濟自由和市場體制。新中國建立不久，就將缺乏效率的問題歸因于經濟發展速度與效益、數量和質量的不協調，并從70年代末開始進行經濟改革，但是直到1994年才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到1996年才提出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明確了依靠市場機制對經濟發展進行效率方面的矯正。
　　改變重視增長而忽視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進入有效率的經濟增長時期，可能會加劇公平問題。因為在計劃化增長時期發展較好的人群、行業、地區，可能又在市場條件下受益。原有的差距沒有解決，新的差距又形成和擴大了。
　　（三）以縮小差距為主、強調公平的戰略 是指以分配平等為目標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它很可能對效率和發展產生消極影響。根據國家賴以建立的政治經濟原則，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發展中國家在某些時期往往需要實行這一戰略。例如在革命成功之后，為實現“革命”的承諾，這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戰略；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在總體上是重視經濟增長目標的，但是在一些時期強調地區差距的縮小和地區之間的平衡，忽視了而且實際上影響了整體國民經濟發展，實際上也是推行一種公平戰略；在城鎮職工中實行統一的工資制度，目的是縮小差距，也是一種公平戰略。但這種戰略缺乏激勵作用，很可能對效率和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四）行業或地區優先發展戰略 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遵循經濟效率原則，利用計劃的手段選擇經濟基礎好的地區或者帶頭的產業部門重點投資，以實現經濟發展，是強調發展和效率主題的優先發展戰略。韓國在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根據克拉克定律（注：克拉克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他認為：經濟發展了，那么GNP中制造業（第二產業）所占份額將首先持續提高，之后逐漸降低；農業（第一產業）份額持續降低；而服務業（第三產業）的份額將持續提高。這被稱為“克拉克定律”。其政策意義在于：貧窮國家要發展經濟，首先必須依靠工業化，特別是發展制造業。），制定了以制造業為中心，并配合電力、石油化學、鋼鐵、水泥、化肥等五大國家基本原料生產的發展計劃。這種戰略的推行和成功，甚至使韓國堅信“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導人能夠正確地選擇投資項目，那么徹底鏟除貧困的戰斗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5]（序言；前言p.9）。中國在進行“七五計劃”時，劃分了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帶，將東部作為經濟改革和開放的前沿，國家投資、吸引外資等經濟政策向東部傾斜，試圖加快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發展，從而帶動全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也是一種地區優先發展戰略。
　　（五）開發落后地區戰略和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戰略 在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無論是在市場體制之下發展和形成的地區經濟發展格局，還是實行地區優先發展戰略之下的地區經濟格局，不僅地區差距產生明顯的公平問題，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形成消極制約。在國家財力許可的條件下，為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從而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快速、協調發展，需要推行落后地區開發戰略。當經濟發展明顯受制于低收入階層的有效需求時，國家實行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政策，也能夠同時達到既解決公平問題又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目標。需要指出的是，開發落后地區和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戰略與公平戰略有所不同：前者是一種組合的戰略，既有利于公平目標的實現，也有利于經濟發展；后者是單一的戰略，其目標只有解決公平問題而可能忽略發展問題。
　　（六）協調公平和效率的戰略（市場體制和宏觀調控相協調）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進入發達的“一元經濟”之后，開放的市場體制基本建立，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地區間經濟資源流動和配置基本完成，收入差距表現為市場條件下的公平問題，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解決經濟發展中市場失靈帶來的效率和公平問題，戰略目標是二者的協調。嚴格說來，這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發展中國家不同于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不存在“二元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效率是同一的，效率是經濟發展。因此，發達國家的經濟問題只有兩個，政府的基本職能是保證二者協調下的經濟運行，解決市場失靈帶來的效率和公平問題。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遠比發達國家政府面臨更復雜的問題和承担更多的職能。(1)在實施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時，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是不同的。當強調效率目標時，往往與市場取向的改革相聯系，縮減計劃的范圍，建立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強調發展和公平的主題時，都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而且，戰略之間的轉換也需要政府積極主動作出選擇和轉變自身的職能。(2)發展中國家即使實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自然發生的市場化過程，而是政府推進的市場化過程。在計劃與市場兩種機制的選擇上，計劃具有更大的空間。(3)發展中國家政府缺乏管理經濟的知識和經驗，卻面臨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和遠比發達國家大的經濟發展戰略空間。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規模可能比發達國家的大一些；而且，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調整中的不確定性更強一些，風險及失誤也可能多一些，對此應該給予客觀地認識和評價。
　　三、中國地區發展戰略的評析和展望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各地區的自然條件、經濟、社會、人文條件差異較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銀行曾在一份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就象一個世界[6](p.5)。因此，制定適宜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顯得非常重要，其中發展、效率和公平的主題尤其明顯和突出。根據上文提出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和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框架，下面對中國50年來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做一分析和評價。
　　（一）改革開放以前，從總體上看，我國實行的是以地區間平衡（公平）為目標的內陸地區重點發展戰略，這雖然對改變過去地區嚴重不平衡的格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脫離了發展和效率的主題，片面強調了公平目標下地區之間的平衡，并且促成了國家整體上“增長第一”戰略下重復建設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
　　解放以前，我國經濟的區域布局很不合理，70%以上的工業集中于占國土12%的東部沿海地區，其中重工業主要集中于東北，輕工業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廣州等少數大城市，廣大內地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幾乎沒有近代工業。解放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為改變舊中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格局，國家注意發展內地經濟，對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予以扶持，將一半的建設資金投向內地。同時，沿海發達地區上交較高比例的財政收入，而對中西部財政入不敷出的省市給予財政補貼。國家計劃部門將全國劃分為6個經濟協作區，設想建設“不同水平各具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經濟體系”[7]。基于戰備和國防的考慮，1965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確定了建設“三線”（注：所謂“三線”是相對于東北和東南沿海地區而言的，主要包括西南、西北和中南的省區。）的戰略目標，一方面是資金投向三線地區，使內地的投資繼續高于東部沿海；另一方面是內遷沿海的企業和高等學校。這一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側重于發展落后地區，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從總體上可以稱之為以地區間平衡為目標的內陸地區重點發展戰略（以下簡稱內陸地區重點發展戰略）。
　　內陸地區重點發展戰略的思想出發點是正確的，其實施對拓展中國生產力發展空間，改變舊中國地區經濟嚴重不平衡的格局，起到了積極作用，落后的西部地區出現了現代經濟的綠洲。但是，這一戰略的實施是過度的，盲目追求地區之間的平衡和公平目標，脫離了發展的主題，違反經濟效率原則。加之區域經濟思想還不成熟，受非經濟影響過大，實際工作也還存在一些問題。(1)它是一種忽視效率和發展的戰略。在處理沿海和內地即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關系方面，缺乏科學的認識，對沿海的地區工業投資重視不夠，沒有能夠充分利用沿海地區工業基礎好的優勢加快發展，并從而帶動內地的發展。而且有研究表明，這一時期地區差距并沒有明顯縮小[8](p.146)。(2)區域產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促進了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形式。為減小地區差距，片面強調了建立地方工業體系，沒有更好地發揮地區優勢和對地區經濟發展進行合理布局。1958年提出建立地方獨立的工業體系后，各地區工業建設遍地開花，星羅棋布；1970年又提出要建立工業省，要求各省糧食、油料、輕紡工業、鋼鐵、民用機械等都要自給，而且層層下套，從省到縣都建立了小而全的工業體系，這表現出對經濟發展的區域觀念和區域發展的經濟觀念是缺乏的。實際上中國經濟總體上在這一時期實行的是計劃化的“增長第一”戰略，本來就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地區平衡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更使之強化了。(3)經濟效益差。加強“三線”和內地建設符合國家的整體需要，但是建設規模安排過大，進度要求過急，項目面向備戰，重工、軍工畸重，脫離現實條件，實施中又嚴重違反基本建設的施工程序，加之貫徹“山、散、洞”方針，工廠鉆溝進洞，投產后留有很多后遺癥，沒有很好的經濟效益。
　　（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二大”以后，中國制定和實施了促進東部地區經濟重點發展的地區發展戰略，它包含了發展和效率兩個主題。這一時期的戰略可以稱為以效益為目標的東部沿海地區重點發展戰略（以下簡稱東部沿海地區重點發展戰略）（注：我國經濟學界也稱之為梯度推進戰略、非均衡發展戰略、東部沿海重點優先發展戰略、以效益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此戰略的實施，促進了東部地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了國家積累，取得了預期的成效，是一種成功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中國現代經濟發軔于東部沿海地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在總結過去“輕效益，重速度”、“輕沿海，重內地”的經驗教訓和借鑒世界各國區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轉向了以效率和發展為目標，以東部沿海為建設和發展重點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思路是：中國經濟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為順序的梯度態勢，即發達的東部、欠發達的中部、不發達的西部三個地帶。這三個梯度的形成是由我國區域發展的歷史、自然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等多種因素決定的，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體現，應該因勢利導，充分發揮梯度差的經濟功能，首先發展東部地帶，再帶動中西部地帶的開發。中國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提出，要積極利用沿海地區的基礎，“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帶動內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要“努力發展內地經濟”，“繼續積極支持和切實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第七個五年計劃(1985～1990)提出了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概念，劃分了東部、中部、西部三大戰略地域。通過這個劃分，明確了按照東部—中部—西部的順序進行建設：沿海要“加速發展”，中部要“有重點地發展”，西部要“做好進一步開發的準備”。顯然，這一戰略強調了發展的主題，并且重視了經濟發展效率，表明經濟發展戰略的主題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實施這一戰略，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1)改變了重點建設中西部的格局，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向沿海地區傾斜。從1980年起，從投資的地區結構來看，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投資的比重逐步增大。1953～1980年間，東部沿海地區所占全國基建投資額的比例僅為4.6%，“六五”期間則達到了50.9%，“七五”期間達到56.0%。(2)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推進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優先發展。興辦經濟特區(1979)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同時也是區域經濟發展上的新的戰略措施。特區依靠吸引和利用外資，實行不同于內地的管理體制，以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此后，我國又陸續開放了東部沿海城市，設置經濟開發區（1984年），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1990年），最后形成了從東北門戶大連到廣東湛江，由16座沿海開放城市組成的扇形區域，構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這是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的充分體現。(3)國家的市場體制改革和財稅政策改革有利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1994年以前，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是以“讓權放利”為主的，相比之下東部受益較大。例如1986年實行的財政承包體制，上交中央財政基數不變，由于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快，留在地方的資金增長就快。同時，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流向了東部沿海地區，也有利于東部沿海地區發展。
　　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在此期間取得了高速發展。1990年沿海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由1980年的52.75%提高到1995年的58.27%[9]，上海、東部沿海新興城市、珠江三角洲崛起，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重心。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全國GDP年均增長率將近10%，國家經濟積累顯著增強，生產率有了很大提高，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這些成就與實施東部沿海地區重點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因此說這一戰略是比較成功的。
　　（三）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中國面向未來的關于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但是在對這一戰略目標以及計劃與市場作用等問題的認識上，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和提高。
　　經濟發展的主題是需要轉換的。東部沿海地區重點發展戰略從90年代中期開始面臨新的問題，主要包括：(1)東部、西部、中部發展的差距和不平衡加大。從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看，沿海地區占全國的比重上升，1984～1994年間上升了5.3個百分點；而中部和西部則下降，1984～1994年間分別下降了4.6和0.7個百分點。從人均GDP來看，1984年東部為中部和西部的14.5和9.7倍，1994年上升為18.7和22.7倍，差距擴大了29%和15.2%[10]。(2)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類型和產業結構與東部地區也有很大差異，這顯然與東部地區優先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有關，而這又是造成地區經濟差距的重要因素。從經濟類型看，中西部地區國有工業的比重較高，而東部地區鄉鎮企業和“三資”工業的比重較高。從產業結構看，東部地區加工工業比重較高，中西部地區基礎工業比重較高。1995年，基礎工業占地區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東部地區為25.2%，中西部地區為36.4%[11]。(3)地方經濟保護主義抬頭。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地方權益的擴大，中西部地區競相開發加工項目，東部地區也不得不上一些不經濟的資源項目，結果加工工業優勢省區的資源項目比重上升，內地資源優勢省區的加工項目比重上升，東部和中西部產業結構出現趨同化現象，地區之間互設壁壘、搞封鎖，保護本地企業和產品的現象嚴重，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4)80年代以來，三大地帶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也處于擴大的態勢，強化了改變地區差距的迫切性。例如，1995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5個省份均在東部地區，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2%～174%，而最低的5個省份4個位于西部，1個位于中部，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7%～77%；農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5個省份也全部位于東部，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6%～259%，而最低的5個省份集中于西部，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5%～65%[12](p.46)。以省為基本地區單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組（即三大地帶），分解分析表明，1985～1995年間，三大地帶之間的差距對省際居民收入總體差距的貢獻從27.4%上升為46.6%[13](p.77)。這表明，地區間公平問題的日益突出，已對總需求和國民經濟發展形成制約。
　　綜上所述，隨著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東部沿海地區重點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面臨轉變，需要以地區間經濟的協調發展為指導思想，通過實施新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逐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
　　實際上，我國199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以及1996年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就提出了區域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開始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調整。國家實行了一列扶持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1991年開始設立沿江沿邊和內陸開放城市、開放地區，享有與沿海開放城市相似的優惠待遇，以促進中西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1994年國務院實施《關于加快中西部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從1993年起每年為中西部的鄉鎮企業提供50億元的專項貸款；《中國21世紀議程》（1994年）的第一批優先計劃在資金和技術上向中西部地區傾斜；1994年國家制定“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提出從1994年到2000年，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全國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為此國家相應增加了扶貧貸款；國家設立了民族經濟實驗區，以發展民族地區的外向型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等。199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西部大開發列為經濟工作重點，這標志著我國的地區發展戰略正式轉變。
　　但是，關于西部大開發戰略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根據本文的分析框架，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看法：
　　(1)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以發展和公平為目標的落后地區發展戰略 迄今為止，盡管人們并沒有直接在關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目標定位上發表更多的意見，但隱含的觀點是：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地區協調發展戰略，其目標是地區之間差距的縮小（即公平目標）和地區間資源的優化配置（即效率目標），也就是相當于本文表1中市場體制和宏觀調控相結合的位置上，這顯然忽視了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我國的地區差距是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差距，發展西部、縮小地區差距顯然不是簡單的宏觀調控所能實現的，因為西部的落后不是簡單的市場失靈問題。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西部大開發作為一種地區發展戰略，其主題應該是發展和公平，即以發展和公平為目標的地區發展戰略，其重點是通過西部的開發和建設，提高落后地區的發展水平，縮小地區差距，最終有利于我國向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
　　(2)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過程中應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計劃的作用 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當經濟發展戰略強調發展或（和）公平的主題時，政府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是西部開發的邏輯必然，也是西部開發的現實要求。但是，有人認為，西部大開發的“開發主體只能是市場主體，而不能是政府”[14]，“在這次西部開發中，市場的作用可能要強于政府的作用”[15]，“在西部開發中，要考慮政府的作用，但更要重視市場的作用”[15]。這種看法值得商榷。首先，這種過于強調市場導向、市場主體作用的觀點，違背了以發展和公平為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本身就是政府主導的基本現實和基本原則，忽略了西部開發首先是國家行為的事實；其次，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不能實現縮小地區差距的目標，根據生產要素收益率決定要素流向原則，“由于西部地區的收益水平低，總體上講，資金、技術、人才，特別是企業家等這些西部缺少的要素，越是市場經濟，越是凈流出，而不會凈流入”[16]，如果依靠市場導向，只能使西部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是縮小地區差距；再次，西部開發過程中要推行經濟改革，建立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但這不能與美國西部開發進行簡單對比，美國西部開發是原始開發，而中國的西部只能是再開發，是落后地區的開發，應在政府導向下發揮市場的作用。
　　(3)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形成一種以計劃為主導、以市場為基礎的新機制 西部大開發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有如下方面：西部開發的整體規劃；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投資；制定促進西部企業成長以及投資、技術、人才向西部流動的優惠政策；環境治理；生產力布局向西部傾斜；加大對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促進西部地區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等等。當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我國加入WTO的條件下，更是如此，但這不是這次西部開發戰略目標下的中心內容。總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要實行以政府計劃為主導，同時重視市場作用的新機制。
　　(4)西部大開發戰略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這不是我國地區發展戰略的終結 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有著較好的經濟基礎，但其重點發展戰略還實施了近20年時間，我國中西部地區占有全國2/3的省份和國土面積，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滯后，改變落后的面貌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因此，西部大開發戰略將需要較長一段時間。當然，當中國整體經濟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西部大開發戰略也必然面臨轉變，效率和公平的協調將成為主要的政策目標。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3～79,96F10國民經濟管理曹桂全20012001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同于發達國家，面臨著發展、公平和效率三個主題，其中發展是最重要的。圍繞這三個主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具有比發達國家更大的選擇空間。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經濟管理和計劃職能。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和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的概念，提供了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框架。中國改革開放前，以公平為目標的內陸地區發展戰略的過度實施，延誤了經濟發展機會，沒有取得應有的經濟效益，甚至公平的目標也沒有很好實現。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東部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強調了迫切需要解決的發展和效率問題，但地區差距明顯擴大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以發展和公平為目標的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的戰略，而不是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戰略，這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質和核心。實施這一戰略，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曹桂全 南開大學 經濟研究所，天津 300071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3～79,96F10國民經濟管理曹桂全20012001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同于發達國家，面臨著發展、公平和效率三個主題，其中發展是最重要的。圍繞這三個主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具有比發達國家更大的選擇空間。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經濟管理和計劃職能。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個主題和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的概念，提供了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框架。中國改革開放前，以公平為目標的內陸地區發展戰略的過度實施，延誤了經濟發展機會，沒有取得應有的經濟效益，甚至公平的目標也沒有很好實現。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東部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強調了迫切需要解決的發展和效率問題，但地區差距明顯擴大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以發展和公平為目標的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的戰略，而不是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戰略，這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質和核心。實施這一戰略，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

網載 2013-09-10 2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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