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艾吉特·辛格　著　彭本榮　譯）
　　（原載英國《對政治經濟學的貢獻》第１１卷、１９９２年）
　　　　Ⅰ．緒言
　　　　Ⅰ．１第三世界當代的城市和有疑問的政策
　　不久前，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總干事在給（經濟學家）的一封信中寫到：“……當今大多數第三世界的大城市中，至少有２５％的居民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政策的判定者有著忽視這些成百萬的城市〔貧困人口〕窮人的傾向。投資忽略了他們，把支出偏向于高收入的群體。新的公路、醫院、和其它基礎設施繞過貧民區，對這些窮人所需要的水、衛生以及健康設施相對地較少給予關心。這些窮人在建造他們暫時蔽風雨的窩棚的努力還時常受到規劃條例的阻礙。”
　　最近，印度重要的雜志（今日印度）生動地描述了這個國家最大的三個城市（加爾各答、孟買和德里，前兩個現在的人口剛過１，０００萬，但預計到２０００年會達到１，５００萬，德里目前的人口是８００萬，預計到本世紀末可超過１，３００萬）。本文對這三個大城市的狀況的描述是：
　　城市沒有成為“發展的發動機”，而正走向總的衰敗。無窮無盡的移民人流涌入不象人類住巴斯蒂斯、約呼柏迪和卻爾斯這些以簡陋的小屋形成的市鎮，使大都市變成巨大的貧民窯。城市人口的１／３居住在以粗麻布作門、以人行道作廁所的搖搖欲倒的簡陋小屋里。城市人口的另一半擠在一間房的廉價出租屋內，或住在一排排多層公寓中。
　　市政服務近于癱煥。過于擁擠的公共汽車、雜亂無章的道路、排長隊等水的隊伍、溢出污物的堵塞的排水管和未清除的垃圾堆都是無聲的更具啟示的將來不詳預兆。城市這個巨大的文化熔爐正被激怒。可怕的少數窮人赤裸裸地顯露財富則加劇了緊張，最輕微的刺激就會引致騷亂爆發、犯罪成螺旋上升，為了忘記痛苦，年青人沉溺于吸毒。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迅速城市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城市弊病、貧困、失業以及未充分就業問題已經出現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并帶有潛在地爆發政治問題的可能。到２，０００年，５０％的世界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地區，并且從現在開始在不到４０年的時間里，發展中國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將是工業化國家城市人口的一倍。并且發展中國家將近有５０個城市的人口會超過４００萬。
　　企圖減緩發展中國家農村－城市人口移動率而設計的人口布局政策大多數似乎只有極有限的影響。即使這些政策在將來取得成功，第三世界的城市也可因為城市地區的高人口自然增長率而變得更大。１９８５年，世界最大的２０個城市中有１０個在欠發達地區，到２０００年，世界最大的２０個城市中將有１６個在欠發達地區。
　　這些變化的規模和速度給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并且將繼續帶來城市貧困人口的巨大增長這一事實。正象上面ILO的總干事說的那樣，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大城市，估計至少有１／４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在南亞國家，城市貧困人口比例比農村要高。這種貧困的顯示是由于生產率和未被保證的就業而產生的低而不穩的收入，差的健康狀況以及有限的對基本社會服務如醫療、教育設施的獲得。任何減少全球貧困、改善工作和就業條件的嚴肅努力都必須面對這個不斷增長的城市貧困問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大城市中的。盡管存在這些巨大的問題，但如果認為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完全起著負作用也是錯誤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后果。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更全面討論都證明：一般說來，直到一個國家達到很高的人均收入以前，一個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因此我們發現，即便是今天的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包括許多低收入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部分是城市地區創造的。這些國家的特大城市對GDP有著不成比例的貢獻。例如：據估計１９７０年在巴西，有８％的人口居住在大圣保羅，但這個城市聚集區創造了巴西GDP的３６％。墨西哥城１９７０年居住了１４．２％的全墨西哥人口卻占３３．６％的該國家的個人收入。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在印度，城市地區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的２０％，但卻生產了４０％的GDP。雖然這里只居住了全國人口的１／１００多一點。在肯尼亞，５．２％的人口居住在內羅華，但這個城市生產了２０％的GDP。
　　下面將討論的是第三世界前城市面臨的巨大問題，由于８０年代的經濟危機而更加惡化了。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根據現有的關于發展中國家城市化、貧困和就業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對關于第三世界的主要分析和經濟政策作一個總的評論。文章按下面的方式組織：第Ⅰ部分，在Ⅰ．２提供了一些第三世界城市化、大城市的增長，本文要特別討論的大都市的基本信息。Ⅰ．３敘述了這些大都市城市貧困人口的影響。文章的第二部分討論了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結構特征，這里具體包括下面的分析：（ａ）長期經濟增長、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就業之間的關系。（ｂ）農村－城市移民的結構特征。（ｃ）第三世界和先進國家間城市化差異。（ｄ）城市勞動的市場：分割性及非正式部門。（ｅ）城鄉相互作用及在發展政策中的城市偏向問題。（ｆ）大都市和空間的分布不均衡，經濟增長以及公平之間的關系。最后，文章第Ⅲ部分簡單考察了有關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城市化和貧困的政策問題。
　　　　Ⅰ．２、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增長
　　（１）首先，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地城市化。在１９７０年第三世界還只有１／４多一點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見表１）。１５年后，這個比例幾乎增長到１／３。據最近聯合國的一項預測，到２０００年發展中國家將有６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附圖　　）
　　表１、居住在城市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采用聯合國（１９８７）
　　（２）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這些空間的重新分布，可能會提醒我們，城市化在人類歷史過程中只是一個最近才有的現象。１８００年，世界只有不到３％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１９００年只有大不列顛的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現在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城市化的廣度還是城市人口的絕對增長，都比發達國家在他們迅速工業化時期所經歷的要快得多。貝洛克（１９８３）估計從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２５年期間，第三世界國家城市人口幾乎將增長１６倍，從不到２億人增加到３１．５億，這與工業化國家在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長時期垢１８４０－１９１４年（城市人口）只增加了５倍的經歷相比有很大的差別。世界銀行（１９７９）年觀察到：“城市化在工業國家花了幾十年，這允許逐漸出現經濟、社會和政治機構去應付這種轉變所出現的問題。但這個過程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得要迅速得多；而且這個過程進行的背景是較高的人口增長，較低的收入和較少的國際人口流動機會。”
　　（３）在第三世界內部城市化水平有顯著的差異。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大約有３１％的居民居住在城市地區。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幾乎有７０％的人是城市人口，這反映了這個地區的發展階段及其城市結構和歷史的特殊性。早在１９３０年，拉丁美洲就達到了目前亞洲、非洲城市化的水平。那時拉美１億人口有３０％的居住在城鎮。５０年后，城市化的比例增加到占人４億的２／３，到２０００年，拉美國家城市化水平預計可達與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相似。
　　（４）表２提供了關于不同地區城市人口增長率的數字，此表顯示，雖然在接下去的３０年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增長率將從它目前很高的水平有所下降，但即使到２０２５年，第三世界城市人口仍然將以每年幾乎３％的速度增長。非洲國家城市人口增長將異常地快，因為這些國家有較低的初始城市化水平，并且這些國家仍將是有很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５）與流行的印象相反，今天在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增長的根源是已經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而非從農村來的移民，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正象奧貝拉伊（１９８７）所論述的：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且農村和城市自然增長的出生率適中的地方，凈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總的說來比自然增長的貢獻大得多；在城市化的中間階段，自然增長（在城市人口增長中）占主導地位；在后期階段，在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較低的自然增長率下，它們之間的關系有可能轉變到對凈人口遷移更有利。
　　目前大量發展中國家處于中間階段，一個最近的研究表明（ＵＮ１９８５）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間，２０個發展中國家的２５個大城市，３７％的人口增長是由于移民引起的，而６３％的增長是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產生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發展中國家高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一個早期的以１９６０年數據為基礎的聯合國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出生率只比它們的農村人口出生率低１５％，當然，其城市和農村人口出生率比工業化國家相應的人口出生率要高得多。但是接下來的人口統計數據指出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世界銀行（１９７９Ａ）。很明顯，發展中國家減少生育的政策將對它們人口的重新分布有重要影響。
　　（附圖　　）
　　表２．主要地區城市人口增長率１９７０－２０２５
　　資料來源：來源于表４ＵＮ（１９８７）
　　（６）第三世界城市化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城市人口越來越集中在大城市特別是少數大都市。聯合國人口署的最近數據顯示，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間，發展中國家居住在特大城市（人口超過４００萬）的城市人口比例從１２．５％增加到１７．３％，到２０００年，這個比例估計會更進一步增加到２３％。相反，在發達國家居住在特大城市的人口比例要么保持不變，要么下降了。到２０２５年，發展中國家幾乎有３０％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超過４００萬的大城市里。這個數字是發達國家的一倍還多。在非洲，現在只有小比例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但到２０２５年，這個比例可能會是所有大陸中最高的。
　　今天在第三世界發現有世界最大的城市，估計將來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城市會更多，象表３所顯示的，１９８５年，世界有１２個城市有１０００萬居民，其中有８個在欠發達地區，聯合國（１９８７）估計到２０１０年世界將有２３個這樣的大城市其中發展中國家占１７個，發達國家只有６個。墨西哥城和圣保羅的人口到本世紀末會增加到２５００萬左右。
　　（附圖　　）
　　 表３．１９８５年城市超過１０００萬的城市聚集區
　　２０００年估計規模及１９７０－８５、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增長率
　　資料來源；來自表６ＵＮ（１９８７）
　　　　Ⅰ．３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困及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
　　Ⅰ．３（ａ）第三世界的城市貧困和剝奪
　　世界銀行在７０年代初根據一個嚴格的貧困定義，估計大約有９億人口是絕對貧困的，其中有７億居住在農業地區（主要在南亞）；２億在城鎮。如果把絕對貧困定義為：“收入在不能夠負担營養上適當的飲食及非食品的必須項目之下”，聯合國最近關于發展中國家貧困的估計指出，１９８５年，（不包括中國在內的）這些國家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字也達到１１．５億，其中８．５億在農業區，３億多一點是城市貧困人口（ＵＮ（１９８９））在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拉丁美洲，據“拉美人口統計中心”（Celado）１９８３年的研究，大都市有４０％的人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之下，到本世紀末，這個數字估計可達２／３。
　　印度城市化國家委員會把城市地區貧民窯和公地占住者數量增多當做城市貧困和衰退的最明顯的標志。它注意到從１９６１－１９８１年，印度總人口增加了５０％，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在孟買，公地占住人口增加了１０倍－從４０萬增加到４００萬。委員會估計，印度當今城市的公地占住人口達到３千萬，在未來的１５年，預計可以增加到８千萬。這個委員會的中期報告承認：“這些悲慘居民出現可能是我們處理我們面臨的城市問題失敗的單個最生動的象征”。在印度三個最大的城市，直到１９９０年，公地占住家庭的居民占加爾各答人口的４％，孟買的４２％，德里的幾乎１／３。
　　較不明顯的剝奪可由下面的數字看出。加爾各答，３７％的家庭沒有電力照明，６６．９％的家庭沒有自來水，５０％的家庭沒有自己的衛生間；德里無法得到這三種基本設施的家庭的比例分別是２４．９％、４８．６％、３１．８％，這些設施的缺乏引起了包括霍亂、胃腸炎、傳染性肝炎在內的疾病。城市化國家委員會承認這些疾病已使人的生命，生產率及工作小時數遭到本可避免的損失。
　　悲慘的生活狀況決不只限于象印度這樣的窮國，相對富裕得多的巴西（人均收入幾乎是印度的４倍），“新國家發展計劃”也承認甚至經過４５年的進步和加速發展后，幾乎還有５，５００萬巴西人因為饑餓、營養不良、缺少體面的住房，次于正常情況的健康狀況而生活極端困難。圣保羅的“社會赤字”－這個人均收入是全國平均數２倍的國家最富的城市最近有如下的報告：“４９％的住房無下水道，５％的家庭沒有自來水；４３．３％的道路未鋪設路面，１９．９％的無路燈，圣保羅有２５０萬人住在貧民窯，在里約熱內盧，１９８０年貧民窯人口占其人口的３２％。
　　Ⅰ．３（ｂ）世界經濟發展與發展中國家城市貧困
　　在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中國家農村和城市貧困之間有非常復雜的因果關系鏈。但為了本文的目的，關于這個問題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已經出現的觀點可以作如下概括：
　　（１）經合組織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延長的經濟衰退－它開始于第二次石油價格沖擊和美國采取高度限制性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所謂的“沃爾克沖擊”）。英國及其它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具有破壞性效果并大大增加了貧困。世界經濟衰退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所經過的渠道是：（ａ）對第三世界產品需求減少，特別是農礦產品的出口減少。（ｂ）由于（ａ）的結果，農礦產品的價格下降并且因此使貿易條件惡化，（ｃ）部分由于（ａ）和（ｂ），還有部分由于利率的大幅度增加而產生的實際利息和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負担增加。（ｄ）援助及其它資本流入量的減少。研究表明以上四個因素應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８０年代后半期的國際收支危機負幾乎全部的責任。并且許多這種因素如貿易條件惡化，高的實際利率繼續在整個８０年代發生作用。
　　（２）國際收支約束轉過來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大幅度縮減；特別是受這種約束最嚴重的拉丁美洲與非洲。在這兩個發展中的大陸，８０年代經常被稱為“失去的１０年”，兩個大陸的國家在上一個１０年（８０年代）都經歷了平均負的人均GDP增長率，拉美和加勒比海，８０年代人均GDP以每年１％的速度下降，非洲國家則每年以２．５％的速度下降。當這些人均數字因貿易條件和凈要素支出的變化調整后，我們發現１９８９年拉美的人均收入比１９８０年低１５％，非洲國家則低３０％（ＵＮ（１９８０））。
　　（３）雖然經濟增長既不是減少貧困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但經驗研究表明，總的來說這兩個變量呈負相關，而國際收支危機不僅減低了經濟增長，而且通過其它重要方式對貧困產生不利影響：首先，國際收支約束和低經濟增長一起，很可能導致通貨膨脹，這常常會對社會的生活條件差的群體具有不利效果。第二，同樣重要的是所有國家，一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會通過改變財政、貨幣及商業政策來對經濟危機作出反應，這些調節措施不可避免地對收入分配和貧困產生重要影響。
　　（４）經驗研究表明城市地區經常是最先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產生新的重要原因是國際收支逆差迫使很多國家壓縮工業原料、備用另部件等的進口，這就轉過來導致了工業生產水平下降及生產能力利用不足。雖然這種“進口窒息”對農業和工業生產都具有逆的作用，但由于后者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更多的來自國外的投入物，所以它常常是更直接而且更迅速地受到影響。因而墨西哥在石油繁榮的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制造業曾以每年６％的速度增長。到這期間的末尾，在制造業及其產業幾乎創造出１００萬個工作機會，主要是在大城市地區。但是從１９８２年的國際收支危機開始，工業生產當年就降低了４％，１９８３年下降了８％，在這樣一個勞動力每年以３％的速度增長的國家，不僅沒有創造出現的就業職位反而是大規模解雇工人，因而勞動力存在大量過剩。１９８３年實際工資下降了２５％，到１９８７年，實際工資估計只是１９８１年的一半。同樣在另一個窮國坦桑尼亞，初級制造業由于８０年代的國際收支危機而遭到破壞；這個國家的工業設備利用率在８０年代中期只有可利用的２０％。
　　（５）辛格和特巴特拜（１９９４）通過對非洲和拉美（在這里由于８０年代經濟衰退整個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比較的部分業績詳細分析出結論：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農業部門比其它部門的處境要好得多，他們同時也證明：因而在過去的１０年，農村的貧困比城市貧困的增加要少得多。在從整體看來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不大的地區－亞洲，８０年代無論是農村貧困還是城市貧困都明顯減少了。
　　　　Ⅱ．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結構特征
　　　　Ⅱ．１長期經濟增長、工業發展就業和城市化
　　長期經濟發展常常伴隨著生產、就業、需求、外貿及其它變量的結構的意義深遠的變化。據當今國家的歷史經驗，庫茲涅茨（１９７１）在他的古典研究中作出了如下總結：
　　（１）長期經濟發展與制造業在國民生產中所占份額上升以及農業所占份額下降相聯系。
　　（２）農業就業人數在整個勞動力中所占比例下降而制造業所占比例上升，直到這個國家達到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３）、（１）和（２）都帶來工業品市場的擴大。
　　庫滋涅茨的假設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到證明。這個研究指出；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說來，１％的GDP增長在正常條件下與指出一個國家人均收入越低，其制造業增長彈性越大。表４報告了以近１００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年數字為基礎的UNIDO（１９７９）研究的全面結果，這個表給出了以國家規模及其它特征區分各種國家群的制造業增長彈性的交叉截面及時間數列的統計法。這些估計表明，在第三世界國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下，這個彈性值為１．５。
　　當我們從統計的關系轉向經濟分析時，我們發現有一個系統的經濟思想主體，它不僅解釋為什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制造業會比整頓經濟擴張更快，而且在提高整個經濟生產的增長率時把政策因素的重點放在制造業。簡言之，在最簡單的勢均力敵下，當制造業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遠比食品及農業產品的大時，制造業就可能相對地增長得快一些。第二，道循阿林揚的古典研究（當然在他之前還有亞當斯密及其它古典經濟學家），從結構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們認為制造業是屬于收益遞增的，不僅僅是靜態的，而更重要的是從卡文多的動態意義上說都如此。因為這些有利的需求彈性和動態的規模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增加相聯系，在另一方面，農業由于存在巨大的潛在失業，生產率與產業的提高常與勞動力就業減少相關聯，這樣，制造業的發展有利于從兩方面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率：（１）通過吸收多余的勞動力和（２）通過提供現代工業投入。這些投入可以提高土地和勞動力兩者的生產率。第三，也有人認為制造業的擴張還可以增加技術變化的步伐，也有助于提高除農業外的其它行業的生產率。
　　（附圖　　）
　　表４．六個國家群與GDP相關的制造業增值彈性分析
　　以１９６０－１９７５集中的交叉截面和時間數列為基礎
　　資料來源：UNIDO　１９７９
　　ａ．估計值是據下面的回歸方程OnVit=αi+βi lnyit+β[,2]ln(Yit)+Uit在這里：Ｕ：人均制造業附加值　Ｙ：人均GDP
　　ｉ國家下標　ｔ時間年　ｕ代表擾動項目
　　ｂ．Ｉｈ－大的高收入國家　Ｌ１－大的低收入國家
　　Ｓ［，２］－小的低收入國家　Ｓ［，２ｐ］－具有初級產品生產取向的小國家
　　Ｓ［，２２］－具有工業產品生產取向的小國
　　ＣＰ－中央計劃國家
　　我根據切納里和賽爾奎園（１９７５）的研究畫出的圖１的前兩個部分，概括了觀察到的人均收入與制造業、農業、服務業在產出和就業中所占份額之間的關系。第三部分則描述了人均收入與城市化之間的相應關系。曲線反映了中等人口規模國家的歷史經歷，當然也只反映了變量間的平均關系。它們不一定代表對將來的預測，因為觀察到的關系可能因為新的變量的介入、特別是今天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快速人口增長而調節得大一些或小一些。從圖１前兩個部分所觀察到的結果非常有趣：制造業和農業在產業中的份額在相當低的人均收入水平（７００美元左右）就達到相等；但在就業中的份額直到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才達到相等。就業結構的改變滯后于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是兩方面的：（１）工業相對于農業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和（２）最近的超過工業吸收額外勞動力的能力快速的勞動力增長。
　　（附圖　　）
　　（附圖　　）
　　圖１　結構轉化的外貌ａ、生產結構轉化，ｂ、勞動力結構轉化，ｃ、城市化。資料來源：以霍利斯·切納里和伊丙斯·賽爾奎因的《發展的型式１９５０－１９７０》（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銀行出版社１９７５）為基礎能畫的曲線可運用于中等人口規模的國家。
　　人均收入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制造業的上升有關。制造業和許多服務業得益于建立在城市周圍集聚的節約（見下節）同樣重要的是象阿瑟·劉易斯教授指出的那樣，在農業地區自然增長的人口必次在城市找到就業。否則，除非付出巨大的代價世界農業土地不能增加的地區，家庭農場將進一步變小。劉易斯觀察到在１９世紀末的德國，人口每年以１．２％的速度增長，那時大約有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的人口每年以２．５％的速度增長，這樣吸收了來自農村和城市兩者自然增長的人口。同樣，最近幾十年的拉美，人口每年的自然增長率是３％，城市化率是５０％，城市人口每年以６％的速度增長，吸收了全部自然增長的人口都住進城市地區。但這種情況在亞洲并沒有發生。因為雖然亞洲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比拉美的低（大約為２．５％），但城市化率也較低（２５％），因而如果亞洲的城鎮吸收全部自然增長的人口，城市人口每年必須以１０％速度增長，劉易斯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一個復雜的工業體系內，如果生產要獲利，它們相互依賴的各個部門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平衡增長，制造業和采礦業的增長每年不可能超過４％的速度。
　　劉易斯同時也指出了一個簡單但卻是從政策和分析兩個方面的觀點看極其重要的關于城市化成本的論點。這些成本，特別是基礎設施支出是巨大的。他認為城市化需要一個象１９世紀世界資本從歐洲流向新世界那樣的決定性因素。他指出：“那些城市人口每年以低于３％的速度增長的國家（法國１．０％、英國１．８％、德國２．５％）輸出資本，而那些城市人口每年以快于３％的速度增長的國家（澳大利亞３．５％、美國３．７％、加拿大３．９％、阿根廷５．３％）借入資本。”
　　盡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期間結構轉化的大體特點相似，但下面的事實我們可以區分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過程與發達國家過去經歷的過程的不同：
　　（１）象上面注意到的，迅速的人口增長
　　（２）第三世界許多地方農業縮減（特別是在亞洲）與發達國家迅速城市化時期相比，如今第三世界的土地、人的比率要低得多。農業中低勞動生產率和無地勞動力的增加將可能是增強城市地區移民壓力的因素。
　　（３）便宜的交通和便利的大眾通訊工具。電視、收音機和其它大眾傳媒提供了關于城市生活機會的信息，因而鼓勵了移民。同時，與１９世紀的歐洲相比，今天發展中國家相對地較高水平的現代通訊工具也減少了移民成本。
　　（４）大大減少的國際移民的范圍，在１９世紀后半期，大約有５０００萬人離開歐洲到南、北美洲、澳洲、新西蘭和南非。同時，幾乎是同樣數量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出國去謀生，主要是作為契約在熱帶國家的種植園工作（劉易斯１９８７）。隨著過去的１５年中石油繁榮之后，盡管有大規模移民工人到中東國家，但這種國際移民的相對規模比１９世紀要小得多。當今的移民主要發生在固定的民族國家疆界內。第三世界國家多余的農業人口很少有機會移民到國外，更不用說在外國土地上從事非城市的職業了。
　　　　Ⅱ．２、集聚的經濟和最優城市規模
　　制造業群集在城市地區的主要原因是集聚的經濟。這種經濟無論是從分析還是從政策的觀點看都很重要，因為它使發展中國家在實施人口空間分布更平衡的任何措施時所面臨的困難更加顯著。集聚經濟、特別是在第世界的大都市，呈現好幾種形式，我們把最顯著的幾種形式列在下面：
　　（１）有可供現代工業企業所需的基礎設施：電、水、下水道、通訊、飛機場等。所有這些設施都是極端昂貴的，在發展中國家有限的人均收入條件下，除在少數地方外是很難提供得起的。
　　（２）具有專業化的工商業服務，例如：金融的機構、律師事務所、銀行、貿易協會、咨詢服務、設備出租的機構、實驗室和專業學校等，這些活動對現代工商業非常重要。它們若要經營獲利需要一個最小的人口規模。
　　（３）即使大城市的失業率可能比小城市低，但前者具有巨大的熟練勞動力的“蓄水池”，這讓企業不需要為了應付意外事件而積蓄這種勞動力。
　　（４）外在之物的作用十分重要。廠商大規模經營可以帶來更低成本和更好的服務，這轉過來改進了購買這些投入和服務的其它廠商的經營。這個過程形成了擴展市場和加快技術變化的有機的良性循環。
　　（５）除工商業經營外，大都市的吸引力還在于它提供了一個知識界、工商界、文化、政治及宗教精英相互交流的中心點這個事實。這些人在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相互交錯。
　　鑒于這些規模與集聚經濟、自然會提出當城市大到超過某一規模時是否會產生不經濟的問題。存在最優的城市規模嗎？很清楚在第三世界的任何大都市都存在由于擁擠，巨大的交通堵塞，環境污染引起的很明顯的不經濟。但研究者們一致同意不存在唯一的城市規模。當今第三世界的城市，墨西哥城、圣保羅、漢城已經達到了東京除外的發展國家以前沒有達到過的人口規模。指出下面的事實作為參考可能是有用的：１９７０年大東京地區（東京加上齊川、神奈川、和知里縣），在半徑為５０英里的范圍內有２，４１０萬人。
　　集聚經濟和最優城市規模問題的另一個相關方面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可能會相互取消。鑒于在任何地方（在少數幾個大城市以外）必需的基礎設施的發展都需要巨大的費用，第三世界必須以敏感的形式來承受平等與效率這個兩難問題。在第Ⅰ部分我們已經看到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怎樣對GDP作出了不成比例的大貢獻。為了公平，工業活動原則上應散布到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小城鎮和農業地區，但這種政策的效率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即使在中國，由于各種各樣的歷史，意識形態及政治原因，政府在過去的４０年作出了巨大努力去分散工業活動，但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仍然對整個工業生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毛澤東自己已經隱隱約約地發現了空虛矛盾，在他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他認為雖然必須采取措施把工業分散到中國的內陸地區，但沿海城市（如上海）的繼續發展不可忽視。同樣，世界銀行（１９７９Ａ）著重提出：很少有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下降在開始。所有這些國家的農村－城市移民不斷在繼續，使所有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在一定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和工商業分布在有限地區的約束下，在不久的將來人口集中狀況轉變的可能性不會太大。這就是為什么老在增進最大城市內部效率的政策要積極奉行而不能在分散化的借口下來逃避。
　　這并不是否認一些工業和現代服務業從大城市轉移到小城市甚至農村市場的鄉鎮不能盈利。但是由于（１）基礎設施成本和（２）集聚經濟，單從效率的角度看，這種分散的機會在發展中國家比在發達國家受到更多的限制。這個觀點在下面將要進一步討論。第三世界奉行有選擇的工業分散的措施，奧貝拉伊（１９８８）曾有討論。
　　　　Ⅱ．３農村的城市人口移動和城市偏向
　　農村－城市人口移動是一個有著大量論著的巨大課題。這些論著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有下面這些：移民的原因、移民的特征，移民對農村地區及城市地區的經濟的社會的影響以及公共政策對移民的影響（奧貝拉伊·１９８７）。新近對這些文獻作了精辟的綜合評述，為了本文的目的，將各種研究中所出現的最重要的論點概括如下：
　　（１）象第Ⅰ部分所提到的，雖然移民仍然是第三世界城市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平均看來，它已不如已經居住在這些城市的人口的自然增長重要。移民和自然增長對城市人口增長的相對的作用在第三世界不同的地區當然不同。最近的證據，象先前提到的那樣指出，從總體看，發展中國家大城市大約２／３的人口增加來自于人口自然增長。
　　（２）鑒于仍然存在大量的農業人口，特別是在亞洲和非洲，還由于在Ⅱ．１和Ⅱ．２所分析的結構因素，將仍然存在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潛力。在發展的較早階段，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可能會伴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例如在印度的旁遮普，農業中復種的引進（“綠色革命”使之成為可能）代替每年種一次就真正引起了農業就業人口的增加。但由于Ⅱ．１所討論的原因，在中期到長期階段，農業將由于生產率更進一步提高而釋放出勞動力。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農業最后雇傭了勞動力的很小比例。
　　（３）因此，農村－城市的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所討論到的結構性因素。但研究表明其它因素如大眾傳媒、教育制度和政府政策也可以影響移民。例如以泰國內部移民調查分析發現在移民來源地區，只有兩個社會經濟變量與向曼谷的移民的比率顯著地相關：有電視機家庭的百分比和每日到曼谷和火車的數量。在委內瑞拉，對高中生的調查表明：收音機和報紙對學生居住偏好的影響比無論是學生在其它城市的經歷還是家庭接觸的影響都要大（奧貝拉伊，１９８７）。
　　（４）政府政策可以以多種方式沖擊農村－城市移民。這個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所謂的“城市偏向”。這個領域的一個帶有感情色彩的問題。經濟學家們，常常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認為第三世界在太多的資源投入到了工業化（常常是進口替代型）及城市地區，而對農業發展投入的資源太少。這被認為對農村－城市移民及收入分配有許多不利的影響。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反對這種論點。他們認為因為工業化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關鍵部門，并且也是農業自身進步不可缺少的，所以必須優先發展工業。“城市傾向”的程度，即使有的話，是很難測量的，可以得到的經驗估計經常相互矛盾且仍然在爭論之中。不過，這里分析的中心問題是很清楚的，這是一個平衡發展的問題：在一個國家給定的發展階段、他面臨的機會與約束，政府政策引導了太少或太多的投資到農業或工業，以致使得整個經濟長期發展增長率比本該取得的增長率低。
　　（５）有大量的來自第三世界不同國家的證據顯示移民是相對少數的幾個群體。象奧貝拉伊（１９８７）從來自幾個不同國家的數據總結所揭示的，這些移民傾向于是年輕人，常常比農業地區的年長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有著更大沖勁的人。
　　（６）就農村－城市移民的經濟效應來說，證據表明移民當然改善了他們自己的經濟狀況。在許多拉美城市，土著－移民相比較表明，移民傾向于更快地找到工作，常常具有更高的城市收入、并且更熱心是追求教育。但農村－城市移民對整個經濟影響的證據卻較混雜。在有些情況下，農村地區流出的移民由于大都是受過教育的人、年輕人及更高進取心的人，所以使農村遭到了損害，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移民匯回的匯款及更廣泛的與外界接觸導致了農村地區的發展。例如：國際勞工組織對印度旁遮普（奧貝拉伊和辛格，１９８３）的一項研究指出，移民對農業技術的發展有正的幫助：兩位作者發現具有較高比例的移民和移入者的家庭與沒有移民的家庭相比，更高地使用了拖拉機并改進了農業技術。同樣地，移民對城市的效應（對城市勞動力、住房等），有些例子是正的，另一些例子則是負的影響。但象奧貝拉伊（１９８７）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這種研究是以微觀經濟的家庭調查數據為基礎，而遺憾的是這些數據不適合研究移民的更寬廣的宏觀經濟效應。
　　（７）因為移民改變了城市地區的年齡和性別結構，很清楚它對城市地區有極其重要的人口統計學的影響和對城市中就業和社會服務的需求（包括計劃生育）政策意義。奧貝拉伊（１９８８）對這些問題曾作過全面的討論。
　　　　Ⅱ．４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性及非正式部門
　　從６０年代中期以來有大量關于第三世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這種勞動力市場如何運轉？客觀存在的運轉在什么范圍內對失業、低生產率和貧困有作用？大量的這種研究是在國際勞工組織及世界銀行的主持下完成的。把割裂的勞動力市場（從現代勞動經濟學的觀點看的）與發展經濟學論著中經濟的二元論的傳統概念結合在一起，很多研究者發現根據所謂的“非正式的”及“正式的”部門（的劃分）來討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是有用的，前者通常是指“未受保護”工作，也就是在最低工資、健康和安全以及福利的勞動立法保護之外的工作。很多這樣的工作是臨時的、不安全的、不固定的。非正式部門的就業也包括“邊際活動”如叫賣兜售、擦鞋和家庭服務。雖然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各不相同，并且不在統一的框架內進行，但可以從已經完成的研究中辨別出下面的結構：
　　（１）城市貧困不僅僅只是非正式部門所有，而且在正式部門的許多部分也發生。非正式部門的很多家庭可以比正式部門的人的收入要高。并且最近國際勞工組織的大型多國調查（羅杰斯、將出版）指出，從總體上看，非正式部門的貧困與就業呈正相關。１９８３年在巴西的大城市，與“未被保護”的工人中５２％的人貧困相比，“被保護”的工人只有１０％是窮人（也就是收入低于最低工資）。同樣只有１１％的“有工會組織的部門”的工人是窮人而“沒有工會組織的部門”的工人中有６６％是窮人。在哥斯達黎加的城市，７５％的貧困家庭的家長及其它５４％的貧困家庭的家長在非正式部門工作，只有３２％的非正式部門的家庭是不貧困的。在孟買（印度）４０％的臨時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與之相比在小企業中的固定工只有１０％、大企業中的固定工只有１２％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
　　（２）關于發展中國家可自由競爭的城市失業的作用存在大量的爭論。有人認為不斷增長的自由競爭的城市失業是第三世界城市的主要問題。其他人則認為它不是最重要的，而相對地較富裕的人如“受過教育的失業”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根據這種觀點，許多第三世界的失業是自愿的，并且主要的問題不是這種失業，而是低生產率和低收入（貝里和薩霍特，１９８４；辛克董，１９８７）。
　　兩種論點在經驗的研究中都沒有得到很高的支持。首先，有證據表明許多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它們獲得較快工業增長率的７０年代，被測量的自由競爭的失業雖然有相當的數量，但大為下降了。而在拉美的城市由于８０年代的經濟衰退，失業率則大幅度上升。其次，經驗研究也表明，失業率確實是與貧困相關而不只限于社會情況相對較好的部分。表５重述了國際勞工組織多國研究中關于失業貧困的數據，該調查表明，雖然貧困不是簡單地由于失業的原因，而且許多失業的人并不窮，但從總體上看，貧困與失業之間存在正相關。
　　（附圖　　）
　　（附圖　　）
　　表５．國際勞工組織各國研究中的失業和貧困
　　資料來源：羅杰斯（即將出版）
　　ａ．由于不同的貧困的定義，次群體在國家之間不是嚴格可比的，因此它們必須解釋成反映了一個相對地位，由于各種各樣的定義及參考期間，失業率在各國之間也不是嚴格可比的。
　　ｂ．１－就業率：１９７１年相似的數據幾乎沒有給出失業率－三個群體中每一個都是１％。
　　（３）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不完善，也有大量的證據。同一職業在同一城市內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工資差異，存在著由于性別、年齡、種族等不同而引起的歧視，并且進入正式的部門工作存在許多障礙。國際勞工組織的多國研究闡述了性別歧視。它發現在孟買，工廠的男性固定工人與臨時工人報酬相差１６０％，而女性則相差３３％。在巴拿馬，正式部門的男性與女性在收入低于最低工資的婦女的比例比男人要大得多。
　　也有證據顯示教育給人提供了更好的獲得工作的機會和更高的收入。這也是為什么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指出，在菲律賓和巴拿馬的城市，未受過中等教育是一個解釋貧困的關鍵變量。例如在巴拿馬，３５％的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與之相比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這樣的比例是１１％。在加爾各答的這種調查研究發現消費水平是與受過初等教育以上的所有變量密切地相關的。這些證據以其表面價值告訴我們，由于市場不完善產生的差異要小（人力資本方法）。但也有研究表明教育更多可能被雇主用來作為篩選工具而不是作為工人相對生產率水平的反映，它歧視窮人是由于窮人更少有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象羅杰斯（即將出版）觀察到的：“……貧窮與低的教育水平同過早綴學、如孩童的勞動市場準入限制了教育證書以及獲得培訓的可能性相聯系，這樣就使勞動力不熟練的低層次存在變成了永久性。”
　　（４）指出下面的一點是很重要的：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從靜態觀點看是分割和不完善的，但動態地看，它可能運轉得相當好。有證據顯示，在拉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在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它們的失業率隨經濟活動水平而變動。
　　（５）最后應該指出，對第三世界城市非正式部門的認定引出了好些重要的分析和政策問題：非正式部門的適宜規模是什么？這個部門是對就業作出了真正的貢獻或者它僅僅只是代表了產生于不能經濟利用的低生產率的隱蔽性失業，或是由于衰退的結果，正式部門的破壞而去非正式部門尋找工作？政府能夠或者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如果有這種措施的話）去發展非正式部門？這些問題奧貝拉伊（１９８８）曾有詳細討論。
　　　　Ⅱ．５第三世界和先進國家大城市的結構差異
　　為了完整性及政策目的的緣故，我們愿簡單地指出發展中國家和先進國家大城市間和主要的結構差異。由于這些差異，一個對巴黎和倫敦合適的政策框架可能對解決加爾各答和圣保羅的問題毫無幫助。兩個國家集群城市的基本差異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屬于那種被稱為“成熟的城市化”的事實。在后一種情況下，大城市不想增大規模而經常是其原有人口的部門移至小城市。形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是先進國家的小城市與發展中國家不同，它們已經擁有了現代工商業活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因此當大城市由于擁擠，較高的房租或交通不方便而引起的不經濟太大的，就會有人或工商業轉移到小城市或郊區，因此在成熟的城市化，城市至城市的人口移動是影響城市體系的主要因素，城市－城市移民的決定因素與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農村－城市移民大不相同。
　　更進一步，在先進國家，有一些很不同的人口統計的、技術的及其它因素將影響大城市將來的形狀，可以這樣說，這些國家可以預見的將來的主要人口統計的趨勢是退休與老年人的增長。這些人－他們中間許多人可能是境況較好的人（以各種各樣的指數比的年齡為主），他們的愛好如偏愛對大城市將來的發展及整個城市體系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樣，人們在閑暇花用上的增長可能是影響發達國家／城市經濟活動形式并決定他們在城市層級中地位的主要因素。
　　　　Ⅲ．改革框架和政策研究議事日程
　　發展中國家大城市急待要求注意的問題在第Ⅰ部分已經略述過。在前面第二部分討論分析的問題以及在第Ⅱ部分的前幾節關于貧困和城市化趨勢的考查對需要討論的具體政策問題提供了政策框架的必要部分。但也有一些與這個框架相關的其他因素值得討論，我們把它們概括如下：
　　首先，在發展中國家政府中，許多政府對他們目前人口的空間分布狀況強烈不滿。這已被聯合國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３年對其成員國政府關于這一問題的調查所證實。在１９８３年調查中，在被調查的１２６個發展中國家中，有１２３個國家政府回復說他們的人口分布部分或者全部不夠理想（ＵＮ，１９８５Ａ）。
　　第二，很多政府多年來已經采取了許多措施試圖減緩流入大城市的人口或改變城市地區人口狀況。奧貝拉伊（１９８７）曾考察了世界不同地方政策為此目的所采取的政策及具體計劃。反對移民的政策包括對人口流動直接的行政和法律控制措施（如中國、波蘭、古巴、印尼、坦桑尼亞、扎伊爾等）。有證據表明，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這種政策除在短期外，從整體上看來是不很成功的，況且這些措施會產生嚴重的人權問題。
　　政府也嘗試了一些不太嚴厲的減少農村－城市移民的方法，如工地安置計劃、各種增強農村生活吸引力及阻止在城市生活的措施。這些措施同樣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且農村－城市移民仍然保持在相當顯著的規模。（在這里）重新指出前面所討論的人口統計趨勢是主要的：現在在第三世界，城市人口自然增長對人口增長的貢獻比農村－城市移民的貢獻大。另外在亞洲和非洲進一步的農村－城市移民的潛力是巨大的。因此，雖然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的生活和城市貧困問題不能再逃避而要直接面對。但另外一個必須記在心里的十分重要的政策框架因素是資源的約束。資源約束對所有的窮國來說當然是永久性的問題，但它在目前第三世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更為緊急。它意味著所有的努力必須首先是增加已投入到城市資源的利用效率，這就是說為了鑒別所有服務不佳的區域和更好地利用現存資本，就要在城市的微觀經濟水平上將其為生產的消費系統來看待下作全面的分析。這不是否認第三世界的城市需要追加的資源，但必須發現新的方法去培育這種資源。
　　有大量探討關于第三世界城市貧困和政策某一具體問題的文獻。但這些研究很分散，而且常常不是在系統的比較的基礎上作出的。要更好地理解問題，及幫助第三世界城市選擇可以奉行的政策，比較的研究是必要的。要知道這些城市在本世紀余下的這幾年到下一個世紀所面臨的巨大問題，現階段對第三世界不同地方的為數不多的大城市在同一框架內進行詳細研究是非常有用的。這些研究必須涉及到這些城市貧困的程度和性質；在各種人口的子群體中提供服務的差異；對增加就業的約束、現存的處理人口增長、貧困、就業、住房及提供社會服務的現有制度的結構能力與容量；動員資源及有關問題等。對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墨西哥城、圣保羅、布宜諾斯艾利斯、內羅華、拉各斯、北京、上海、加爾各答、雅加答、漢城、開羅的比較分析將特別有用，因為在它們中間，一些處于不同發展水平、一些城市具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經濟資料譯叢廈門009-021C4社會學艾吉特·辛格/彭本榮19951995 作者：經濟資料譯叢廈門009-021C4社會學艾吉特·辛格/彭本榮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6:4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