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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增長的根源是什么？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增加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固化在其他生產力要素之中，成為最活潑的革命力量。
　　馬克思曾指提出“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越來越充分地證明著這一科學論斷。蒸汽機的出現，促使社會生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成為從根本上動搖舊世界的強大杠桿。電的發明以及麥克斯威爾電磁理論的建立，開辟了新的經濟時代，把人類文明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二十世紀下半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中的第一要素，日益顯示其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驅動能力。引人矚目的是，世界爆發了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僅經過１０余年時間，就引發了以高科技產業崛起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浪潮，對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這場革命的特點是：
　　１．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周期明顯縮短
　　十八世紀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大約需要５０年時間，從技術發明到商品生產則要經過１００年時間，而今天，在轉化較快的電子計算機領域，每隔６個月就有新產品問世，標志科研、試制與生產更加緊密結合，科學與經濟發展日益同步。
　　２．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速
　　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為核心的技術革命，與傳統產業結合，使農業、輕紡、機電、運輸等產業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形成了新興的高技術產業及其拳頭產品，如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高性能型計算機、高溫超導材料、光纖通信等。從總體上看，勞動成本在總成本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科技技術等“知識”型因素上升到主要位置，明顯表現出科技、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所謂科技經濟一體化，不是指在組織管理、投資與收益分配等方面形而上學的混淆和“統一”，而是指科技和經濟的內在的有機融合，這種“一體化”是由科技與經濟互相促進、互為決定的基礎關系所決定的。當今表現在產品、價格上的經濟競爭實則為科技進步的競爭。
　　３．科技發展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
　　糧食、環境、能源等許多國際性的重大科技項目僅靠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的科技力量或資金很難解決問題。只有實現國際間的合作，才能推動發展。如美、日和德三國公司攜手共同開發２５６兆位的動態隨機存儲芯片，以共担費用、共担風險，成為世界強手既聯合又競爭的范例。
　　另一方面，許多現代高技術產業受資源、地理、運輸、環境的限制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一個國家的創造發明，既可在本國較快地轉化為生產力，也可以迅速地在其他國家得到推廣和應用。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為英國發明，由美國開發，在日本形成了產業。科技開發與應用已經打破國界，促進著國際經濟的一體化。
　　這場技術革命揭示出，科技與經濟相互依存的關系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緊密，經濟發展對科學技術的渴求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十五年前，我們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選擇，使整個國家的物質基礎和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變化。今后十五年，中國經濟要在人口、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下，繼續保持較高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要提前實現由溫飽向小康的跨越，國家工業競爭力要在世界經濟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及時進行戰略上的調整，即“把全黨全國工作重心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軌道上來”。
　　　　一、形勢與任務
　　無論從國外發展經驗和趨勢上看，還是從國內發展需要上看，科技進步都是振興國家經濟的必由之路。
　　（一）調整戰略，贏得競爭——部分國家科技政策調整動向分析
　　二十世紀末頁，國際經濟市場上的白熱化競爭，逐漸升級到整個產業鯨吞式的市場占領。其中的輸贏高低，不僅取決于資本、管理制度、地理環境、社會人文背景，更倚重于科學技術、特別是高科技的發展，這點在一些國家科技政策調整動向中可以清楚看到。
　　１．美國
　　美國政府歷來把科學技術，看做是實現、保持美國經濟增長和未來經濟繁榮的關鍵因素。其研究開發（Ｒ＆Ｄ）經費占聯邦政府年度預算比例長期保持在６％左右。
　　八十年代，其科技政策特點是：將大量Ｒ＆Ｄ經費投入到大學、國家實驗室及聯邦政府相關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而用于提高工業開發能力的比重不到１０％；３０％以上的Ｒ＆Ｄ經費支出用于發展軍事技術，但“軍轉民”速度緩慢、缺乏計劃。進入九十年代，美國政府在提高工業競爭力思想主導下，對其科技政策進行了調整、變革。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了第一個美國技術政策聲明，一改以往政府在產業技術發展上采取的放任自由、不介入態度。其具體措施是：
　　①組建國家重大技術委員會，每兩年向總統提交一份重大技術清單，并說明這些技術在美國的研究發展水平；
　　②改變只重視高技術軍用開發的一慣作法，在商務部設技術局，負責民用高技術開發；
　　③在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加大軍民兩用技術研究比重。
　　１９９３年初，上臺不久的克林頓政府，先后頒布《為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加強經濟實力的新方針》和《美國變革設想》兩份全面闡述科技政策和一攬子科技計劃的文件。主要觀點有：
　　①政府積極指導并參與技術開發。
　　②重點項目安排遵循四大原則：在科學與技術關系上突出商用技術；在科學研究上加強應用研究；在科研規模上側重中小項目；在政府Ｒ＆Ｄ經費分配上逐步調低軍用比例。
　　③通過實施基礎設施計劃、職工培訓、改革稅務和外貿政策，促進科技發展。
　　導致美國對科技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主要可歸結為兩方面：一是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受到日本、德國的強烈沖擊；二是長期實行政府不介入工業自由競爭的政策，使美國經濟實力下降，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外貿逆差，人民生活水準增長緩慢。
　　２．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政府采取“吸收型”追趕戰略，建立起“官、產、學”三位一體，融產業技術引進、研究、開發、推廣于一身，逐漸形成有序的產業技術引進、研究、開發、推廣生產體系。八十年代初，日本工業品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甚至對那些曾向日本輸出過大量技術的發達國家也構成巨大威脅。于是隨著貿易摩擦加劇，類似“白坐車”之類的指責便紛至沓來。一方面，作為經濟大國和技術強國的日本，為了改變國際形象，不得不收斂“拿來主義”的作法。另一方面，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距離不斷縮小，科學轉化為技術所需的時間不斷縮短，從維持技術優勢，不斷提高工業競爭力考慮，日本也要調整科技發展的策略。
　　在此背景下，１９８１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國”的口號，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和國家科技政策指要，使日本從借用別國技術，轉為創新技術。１９８６年日本內閣有史以來第一次就科技政策作出決議，規定今后科技發展的基本方針是：“以加強基礎研究為中心，振興富于創造性的科學技術研究”。進入九十年代，日本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提出新的科技政策大綱，調整后的日本科技政策呈現如下特點：
　　①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加強基礎研究。積極籌措研究設施和設備費用，著力改善研究環境。
　　②高度重視環境，能源綜合技術開發及材料、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開發。
　　③在研究開發中不斷擴大國際合作，彌補自身基礎研究之不足。
　　３．歐洲共同體
　　為在高科技領域中與美、日抗衡，不斷保持和提高市場競爭能力，歐共體及其成員國在科技政策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
　　①擴大了整體科研計劃覆蓋面，強調在更廣泛的科技領域中進行規劃、合作。歐共體成立前十年，科研計劃主要是針對煤炭、鋼鐵及核能等關鍵領域來制定的。八十年代初，當科學研究領域及規模逐年擴大，成為舉足輕重的問題后，歐共體開始著手在大結構上協調科研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制定歐共體的第一個科研發展總體規劃（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當第二個總體規劃開始實施時，科技開發政策已被賦予與歐共體其它政策（如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為政治大戰略的一部分。從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通過的第四個總體規劃看，歐共體所有科技活動都已納入其中。
　　②把發展在工業競爭中有優勢的技術領域，作為科技工作重點。德國新科技政策，一反過去力求在所有科技領域問鼎的做法，配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將科技投入重點放到環保、能源、衛生、交通、生物、微電子等領域，推動上述產業迅速吸收、利用先進技術。英國九十年代及世紀之交的科技發展總體戰略是：繼續保持和發展英國杰出的科技能力，同時建立更好的科學、工程和企業間的伙伴關系，最大限度發掘英國科技潛力，為經濟服務，充實改善國家生活質量。１９９４年，法國換屆后的政府把加強工業研究，包括中小企業的技術開發，促進工業企業與公共實驗室合作，列在科技發展之首位。此外，這種戰略調整，從歐共體科研發展總體規劃的工作重心轉移中，也可清楚看到：
　　第一個總體規劃側重基礎性研究；
　　第二個總體規劃強調發展實用技術；
　　第三個總體規劃重視發展在工業競爭中有優勢地位的技術領域。為實施歐洲統一大市場計劃進行技術基礎工作；
　　第四個總體規劃，大幅度增加科研經費，１９８９年為６４２億德國馬克，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２．９％。這一比例超過了當年美國和日本的水平，為世界第一。在保持前面規劃繼承基礎上，加強技術推廣、人才培養、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的政策。
　　４．亞洲工業化國家
　　過去三十年中韓國經濟突飛猛進，主要應歸功于政府所采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為了實現技術立國和跨進發達國家的宿愿，目前其科技發展戰略正在從單純引進、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轉向消化、吸收，開發自己先進技術。主要措施有：
　　①增加科技投入。擬在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將研究開發投資占ＧＮＰ的比重從現在的２％提高到３－４％。
　　②重視生產技術研究開發。八十年代后期，曾以價廉取勝的南韓制成品，競爭力明顯下降。為了擺脫困境，政府采取開發新品、降低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等一系列的辦法。１９８９年新設生產技術研究院，旨在開發同生產密切相關的生產技術和改良制品。１９９１年商工部擬在１９９５年前，以種子基金的形式投入約２０億美元，進行９１９項關鍵生產技術研究。
　　③振興基礎科學，加緊進行與高技術密切結合的大型研究開發項目。
　　九十年代新加坡逐步從新興工業化國家晉升為發達國家，推動其前行的主要動力，來自于高技術制造和優質服務兩臺“發動機”，新加坡的科技發展政策體現以下兩個特點：
　　①著力發展微電子、電信設備、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藥、光學及相關領域。把重點放在資本、知識密集的高技術產業發展上，一方面可給本國產業帶來更多的附加值，并避開新加坡在勞動密集產業中呈現的弱勢（相對東南亞其它地區）。另一方面為建造高質的服務體系奠定技術基礎。
　　②密切國際合作，深入科學研究和創新領域。未來的新加坡不僅是該地區的制造業中心，也要成為研究、開發、創新的中心。
　　分析有關國家科技政策調整動向，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第一、科技政策正在成為主流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越來越多國家的政府把制定正確的科技政策看做是保持（或獲取）市場競爭力，提高國民收入，改善貿易逆差，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克林頓政府兩份闡述科技政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文件，日本新制定的科技政策大綱等都體現了這種思想。因而，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部門的“領地”，必然受到重要的相關經濟部門的密切關注。科技政策與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變得愈來愈重要。
　　第二、提高工業競爭力和發展高技術奪取未來經濟制高點，是世界各國進行政策調整的主要動因。美國、西歐由注重科學突破，轉向關心有競爭力的實用技術開發，日本、“亞洲四小龍”為增強發展后勁而加強基礎性研究，均出自同一目的。完全可以預見，隨著非正當貿易壁壘的瓦解和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增強，以爭奪市場為目的的科技，特別是高科技之戰將變得異常激烈。我國科技政策若不對此做出迅速反應，科技體制不及時進行順應潮流的根本性變革，將貽誤歷史帶給我們的又一次發展機會。
　　第三、結合國家發展需求，選擇關鍵技術重點突破，是各國進行科技政策調整所采取的共同策略。在科技發展領域日漸廣闊，科技投入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有選擇的發展，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明智之舉。關鍵在于，要通過一套信息反饋迅速、靈敏，覆蓋面廣的科學決策系統，提出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清單。在這個問題上，政府部門必須得到經濟與科技界的通力配合。
　　第四、尋求國際合作，共同研究，開發大型科技項目是各國科技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實踐許多國家意識到，在大科學和環境治理等領域中，如欲有所成則必需進行合作。于是，積極推出了各種國際間科技合作計劃。我國有很好的技術積累和人才隊伍，有廣闊的市場，加強合作可以取它之長補己之短，達到技術、人才、資金的優化使用。要充分利用各國廣泛開展科技合作的形勢，以合作求發展，縮短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二）依靠科技發展經濟——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國經濟發展有其有利的一面：第一，改革開放形勢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第二，四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形成了產業與技術大門類齊全的國民生產體系和比較牢固的工農業基礎，能維持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對來自內外的沖擊（政治與經濟上的），以及自然災害有相當承受能力；第三，幾十年的科學積累與技術設備引進結合，使我們能夠在較高的技術平臺上，保持經濟、技術的自主發展；第四，極具潛力的國內市場為經濟發展帶來希望和機會。
　　但是，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現狀和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對建設的保證程度，還不能滿足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需要。
　　——我國農業經過十四年改革和發展，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最輝煌的成就就是基本解決了占世界人口總量２２％的居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業作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基礎，要在新的平臺上，不斷滿足人口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確實還存在著許多制約性因素：
　　①農業持續發展所必需的土地資源有限，根據預測：目前我國耕地面積銳減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而且有限耕地中脊薄土地約占１／３。人口、土地間的矛盾，在今后十幾年中，對整個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②現階段投入農業的資金和技術，同進一步發展農業的需要比較，嚴重不足；③規模狹小的農戶經營，還很不適應市場經濟中競爭的需求；④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下降，而生產資料供應價格卻在不斷上漲，增產不增收，影響農民的積極性；⑤濫墾山林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濫用化肥、農藥、地膜等帶來的污染，以及工業對附近農業環境的損害日益嚴重。這些問題如不妥善解決，不僅制約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也必然要拖住整個國民經濟的后腿。進一步發展農村經濟要靠政策，靠投入，同時也要在發展農業科技，努力提高農業生產力上下大力氣。只有在培育高產、優質新品種，綜合防治病蟲害，保護、更新土壤肥力，治理農業環境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把有利于增產、增收的現代農業技術推廣到農民手中，才有可能在資源、人口，經濟發展需求重壓之下，完成農業發展的又一次騰飛。只有積極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從電子計算機、遙感等高新技術的應用，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我國農業才能最終走出困境，實現健康持續發展。
　　——我國工業經濟遠沒有完成從外延式增長向內涵式發展的轉變。規模相當可觀的傳統產業，大部分仍在使用五、六十年代的落后技術裝備，生產效率低，能耗高，產品質量差，缺乏市場競爭力；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技術、裝備引進，提高了工業發展起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自主開發、創新的能力，許多引進技術沒有被及時消化吸收，技術覆蓋面小，效果不盡人意，有些生產線甚至要靠不斷的外匯投入維持開工，工業內部結構中，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緩慢，高科技產業發展處在“稚嫩期”，尚未形成能左右經濟發展的能力；保持我國工業增長速度的重任，絕大部分要靠傳統工業完成，而傳統工業又受到微電子工業發展制約，仍停留在較低的發展水準；化工、汽車等一些對國民經濟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行業，受到“復關”和知識產權保護浪潮的沖擊，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繼續靠拼投入、拼資源來維持短暫的高速發展，無異于“飲鳩止渴”，只有依靠科學技術走集約型發展道路才是唯一出路。
　　——主要礦產資源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保證程度下降。
　　據有關專家推算，九十年代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要保持年均增長９％的發展速度，至２０００年，相應的一次能源需要量為１４．８億噸標準煤，其中石油年產量需達到１．６５～２億噸，天然氣為２５０～３００億立方米，原煤為１４億噸～１５．７億噸。我國油氣資源盡管比較豐富，且分布廣泛，但勘探程度低，地質、地面條件復雜，低滲透、稠油資源占有一定比例，給油氣資源的勘探、開采、利用帶來很大難度。煤碳資源已探明儲量９７２４億噸，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量的７０％，而且開采手段落后，資源利用率低，存在很大的浪費。由此可見，世紀之交時的資源供需矛盾是相當嚴重的。而且，這種供需矛盾，將隨著時間推移和經濟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前進愈演愈烈，制約著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改變資源供應緊張的狀況，要從“開源”、“節流”入手。加大投入、提高產量、理順價格、放開市場均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一定程度上緩解矛盾。尋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則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沒有先進的勘探、采選技術和鉆采設備，所謂“開源”只能是一句空話。不解決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不改變目前工業技術裝備低效率、高耗能的落后狀況，就無法進行“節流”。
　　——重要基礎設施對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持能力不足。通信與交通運輸緊張狀況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大“瓶頸”，主要問題有：通信、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且發展失衡；缺乏科學的統籌規劃，沒有形成網絡通道，無法發揮整體效益；技術裝備落后，交通運輸方面只相當于發達國家五、六十年代水平，通信靠大規模引進有較高技術起點，但與國際先進水平比還相差一大截。加快交通、通訊發展，使之能與快速發展的國民經濟相適應，除了要加大投入，實行政策傾斜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學進步。例如，沒有“六五”“七五”在機車牽引力、重載技術方面的突破，我國鐵路運輸就不可能在運營增加１．０２％、客貨周轉量卻增加４７．５２％的極度困難條件下，完成運輸大通道的任務。又如“七五”，我們在突破光纜、激光器等關鍵技術后，及時進行“三次群、四次群、五次群”光纖通訊系統的示范工程建設，時至今天，我國建成光纜線路已達三萬六千公里，貫穿全國省會城市（除拉薩）的２２條光纜已完成１１條，從技術平臺上講，我們已接近發達國家，在通訊設施建設上，為下一步建設國家信息基礎設施重大工程打下了基礎。
　　　　二、機遇和挑戰
　　“依靠科技、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解決兩個重要問題，其一，要解放和發展科技生產力；其二，要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對此，我們面臨著機遇和挑戰。
　　（一）機遇
　　１．經濟發展對科技提出廣泛需求
　　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經過四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國已具備一定的工農業基礎，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在向“小康”跨進的過程中，提高生產效率、生活質量，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消除環境污染等問題都將被納入議事日程。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今后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物質生產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目前我國國有企業設備中，屬于七十年代水平的僅占２０％，陳舊仍可使用的占２０～２５％，應淘汰的占到５５～６０％，達到國際水平的僅有１２．７％；企業設備中，自動化作業的只有２．６％，機械化的為２４．８５％，半機械化和手工作業的分別為３３．７％和２８．８５％。過去，我們一直走的是依靠外延擴大再生產發展經濟的路子，今天，如果仍然依靠大量的財力、物力投入來支持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國力難以為繼，而且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大。改變我國經濟落后狀況的迫切任務，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巨大舞臺。例如，如果用微電子技術改造舊機床和工業窯爐、電力電子技術、汽車電子化這三大項機電一體化目標得以實現，全國每年將節電１／１５、節煤１／６０，并大量節省油、水、材料和資金，提高產品質量和勞動效率。如果我國現有的６７００多條造紙生產線有２／３實現計算機過程控制，每年就可造創３０億元的直接經濟效益。我國經濟發展就象成長的禾苗急需科技的雨露滋潤。這種對科技的強烈渴求極有力地拉動著科技發展。
　　還應該指出，世界范圍內的新技術革命，將使我國勞動力低廉的初級產品優勢逐漸喪失。例如，美國、日本采用先進的汽車生產線以后不但職工人數減少幾十倍，而且每輛車的生產時間僅為原來的十分之一。這樣就可以使發達國家在本國用比使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更低的成本，生產出質量優異的產品。新材料的出現和新能源的應用，降低了許多領域對傳統材料、傳統能源的依賴，這意味著我們很難再靠出口價格低廉的初級產品，去換取發展經濟所必需的資金、技術。為了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為了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這種壓力越來越強烈地呼喚著科技的發展。
　　２．科技成就為經濟騰飛奠定基礎
　　建國四十五年來，我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形成一只力量雄厚，能打硬仗，門類比較齊全的科技隊伍。截止１９９２年，我國縣以上獨立的自然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機構數達５４４０個，職工１０７．５萬人，其中科學家與工程師約４７．４萬人。這數以百萬計的科技大軍在各條戰線上，在面向經濟建設，推動高科技發展，加強基礎研究三個層次上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其研究開發的內容幾乎覆蓋了全部科學技術領域，一個比較完整的科研與開發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我國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１４萬多項，其中獲國家獎勵的４３７３項。在航天、計算機、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中我們也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就。這標志著我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許多重大科技問題，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科研基礎設施方面，我們已完成電子對撞機、高能加速器等大型科研工程建設，并形成了７５個以“開放、流動、聯合”為宗旨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為了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在推動工業試驗的同時，正在著手建立若干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能力建設上的成就，使我們可以源源不斷的為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提供優秀人才和技術支撐。
　　３．改革開放為促進“結合”創造了條件
　　①在“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方針的指引下，舊有的“科技經濟兩張皮”計劃模式已經打破。國家管理體制上的改革，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在經濟綜合部門和各產業部門設立科技管理機構，作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接口”；二是加強國家宏觀管理和調控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對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進行攻關，并逐步完善國家重點科技計劃。事實證明，這兩條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②科技撥款制度改革和技術市場建立，把大批科技人員引向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使人們的思想觀念上發生巨大變化。科技成果已不再是實驗室中的禮品、樣品。她走出“科學家”的象牙之塔，開始為創造者、使用者帶來經濟效益。
　　③技術交流、技術貿易、技術引進，迅速提高了我國產業技術水平和科研開發能力。
　　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為解決企業缺乏科研開發能力、壓力、動力問題提供了機會，促進形成產、學、研有機結合的新型科研生產關系。
　　⑤財稅、投資體制改革，風險機制建立，有利于解決長期存在的科技投入不足問題。
　　４．技術革命變化規律為我們贏得發展時間
　　科技進步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波浪式的漸進過程。量變并非停滯，只不過是新能量集聚形成的過程，一旦爆發，將會以排山倒海之勢，推動科學技術迅猛發展。
　　同科技進步類似，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其大的波峰也就是所謂的產業革命。翻開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重要結論：現代經濟發展是科學技術進步及其推廣應用的結果，每次產業革命都與技術革命相互對應。例如，自文藝復興以來，１８世紀６０年代爆發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端于紡織技術的革命；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發生的第二次產業革命得益于能源技術的革命；而本世紀６０年代左右開始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則主要依賴于電子信息技術的革命。世界經濟中心是隨著科技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英國首先主導技術革命，而成為“日不落”的帝國；美國以科技革命領袖地位而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由此可見，科學技術進步本身規律影響著世界經濟潮漲潮落。
　　進入９０年代，從世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回落的趨勢上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勢能正在逐步降低，經濟發展處于徘徊。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尚在醞釀。落在兩次技術革命的交接部，給我們利用“后發效應”，實現科技和經濟發展，甚至在某些領域中超過發達國家，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對此，我們已有良好的開端。如：“華光”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使人們告別了“鉛與火”的原始時代，一下越過國外第一、二、三代計算機排版系統，直接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又如，我國電子通訊在落后美國近７０年的情況下，大力發展光纖通信，超越以同軸電纜為主的通信發展階段，縮短了我國同發達國家在通訊手段上的差距等等。
　　（二）挑戰
　　在中國科技經濟一體化發展道路上，還存在許多制約性因素。
　　１．人們在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一方面，依靠外延擴大再生產維持經濟增長的發展慣性，使人們動輒要投入、要政策傾斜，而不愿在依靠科技使經濟走內涵發展道路上做文章。另一方面，由于對科技向現實生產力轉化過程認識的不足，使人們又過份強調科技的研究開發，而忽略形成生產力諸多重要的經濟條件。
　　２．長期以來，在單一、封閉的計劃管理模式下形成了我國各自獨立于經濟系統之外的科技組織系統。改革過程中，這種狀態雖被打破，但仍沒有革命性的變革。目前為止。雖然生產企業占據了幾乎全部的物質生產手段和技改、基建投資；雖然科研機構集中了６０％以上的科技人員，８０％的科研裝備，以及科研經費，但卻各自為政，在封閉系統內部循環。造成資源、經費、人力的極大浪費，阻礙了科技第一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３．科技計劃與技術改造、基本建設、技術引進計劃安排上相互脫節，科技政策與相關經濟政策間缺乏協調，以及科技計劃自身安排上的重疊、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家對科技、經濟管理的宏觀失控。
　　在計劃管理上，習慣用產值、產量考核企業，忽視效益的提高和后勁的增強；而科技系統則以學術水平、成果數量來論成就，以成果鑒定為活動的終點，忽視了對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考核和機制的健全和推動。
　　４．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帶有強烈科技性質的經濟行為。所謂科技性質就是指科技成果向商品化生產轉移，需要通過大量復雜的研究試驗，把它們變成成套設備、工藝流程、質量控制體系等生產要素。而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終目標是要產生效益，它除了取決于一項成果能否轉化的技術因素以外，更主要地取決于市場需求、技術成本、性能價格比和生產配套條件等諸多經濟因素。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工藝設計、批量生產和經營銷售組成的轉化鏈條上，科研機構僅僅處于其中某一環節，難以完成整個轉化過程。企業占據著從技術開發到經營銷售的大部分環節，這些環節恰恰又是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投入最集中、最具風險的部份。因此，轉化目標的實現，最終取決于企業的行為，現代化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在這種條件下，作為科技行政管理部門，如果仍把科研機構看成是自己的世襲領地，是自己地位的依托，熱衷于搞科研機構內部的產業化；如果一味把科研機構作為轉化的主體，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導科研機構搞“小而全”，走所謂“自我完善”的道路。其結果勢必違背科技成果轉化的內在規律。當然，這里不能否認一些有條件、有實力的科研機構，可以脫穎而出形成一定規模的高技術企業，但大部分科研機構將會受投資、空間、設備條件、經營人才等多方面的局限，不可能形成經濟規模。
　　５．現代企業應是國家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的主體。但是，我國的許多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目前還缺乏科技進步的壓力、動力和實力，主要原因是：
　　①缺乏競爭，企業沒有狠抓科技進步的壓力。
　　世界幾大汽車公司的爭奪，幾大名牌電腦公司的競賽，幾大石化公司的抗衡，無不給這些公司以巨大的壓力。微電子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等等無不成為他們爭奪的重要領域。在這樣充滿競爭的經濟環境中，科學技術，不用提什么口號，卻可以實實在在地成為企業至勝的法寶。因為誰不積極應用先進的科技成果，不在技術上領先一步，誰就有可能招至滅頂之災。而我們的國有企業基本上負盈不負虧，缺乏必要的抗衡、競爭與淘汰。
　　②缺乏追求更高效益的機制，企業難以產生科技進步的動力。
　　科技進步的動力來源于企業對發展競爭力和高效益（即科技進步的價值觀）的追求。科技成果一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可以獲得巨大經濟效益，世界上的哪個大企業不為之怦然心動，趨之若鶩。而目前，我國的許多企業短期行為嚴重，只求企業近斯生存，不求企業長期發展，指望推銷老產品創效益的現象還相當普遍。
　　③缺乏積累，企業無法形成科技進步的實力。
　　企業科技進步的實力，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資金的積累，用于研究與開發資金的多寡，象征一個企業的經濟實力。美國電報電話公司１９８９年的研究開發經費為３０億美元，日本豐田公司１９９０年研究開發的經費為３２．７億美元，我國鞍鋼這樣的大企業，１９９１年留利僅為８００萬元，根本沒有資金投入技術開發。二是人才的積聚，美國、日本的企業中的科技人員均占全國總數的６０％以上，我國企業僅占３６％。由于國家缺少對企業科技人員在職稱評定、工資晉升、進修學習等方面政策傾斜，企業科技人員流失嚴重。
　　　　三、全局和重點
　　（一）把握全局
　　影響國家科技進步全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兩個：一是科技進步的體制；二是科技進步的模式。“體制建立”和“模式選擇”的正確與否，決定著一個國家科技進步步伐的大小和速度快慢。
　　１．深化改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科技新體制
　　當前我國科技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舊體制桎梏造成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結果是嚴重阻礙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符合科技、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規律，能夠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作用的科技新體制，形成科技資源按照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合理配置的新格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科技體制改革在擴大科研單位自主權、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促進科技為經濟建設服務，加速了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步伐，推動了我國高新技術的發展。但是，在解決科技資源合理配置問題上的改革時至今日并未取得實質性突破，如前所述，科技資源仍按行政體系分布，研究開發機構仍依附于行政管理部門，科技資源流動仍受到原有體制的強硬約束等等。
　　計劃和市場是進行和調整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主要靠市場完成，政府只進行引導和必要的調節、干預。因此，合理配置資源的體制要求是：合理的政府職能、完善的市場功能。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目標看，技術要素市場的建立應成為今后科技新體制的主要框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技術要素市場不應只是科技成果買賣的場所，而應成為科技資源社會化流動的主渠道。作為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由技術商品市場、技術信息市場、技術勞務市場和技術融資市場等組成的分級市場體系，具有靈活反映和協調技術供求，按照價值規律配置國內外科技資源的功能。只有建立統一的技術要素市場體系，科研機構才能順利實現機制轉換，政府才能有效地運用經濟手段通過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實現科技資源有效配置。最終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能夠促進國家科技進步的科技新體制。
　　建立有序的技術要素市場體系，必須轉變政府職能，轉變職能要以“主體換位”為目標，即科技開發和科技進步活動的主體要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型”。這種“轉變”帶來如下效果：①企業應具備強烈的依靠科技提高市場競爭意識；②企業科技投入成為整個科技投入的主要組成部分；③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大受益者；④企業擁有絕大部分國家研究開發人才；⑤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多數科研機構發展成為科技企業或以各種方式與企業結合；⑥政府主要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靈活運用經濟手段，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咨詢，同時運用少量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對社會的科技進步活動進行指導與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要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干預只能嚴格控制在市場調節無效的范圍內。
　　一般地說，市場調節無效的領域首先是基礎研究、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領域的科技活動。雖然基礎研究是新知識產生和技術發明的源泉，但如果僅從見效周期來選擇，基礎研究就很難得到應有的資源。此外，交通運輸、國防、人口、環境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研究與開發，由于供給方的非競爭性和消費方的不可排斥性，企業很難從中獲得收益。因而盡管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對整個社會有重要意義，也難靠市場調節得到資源，所以必須由政府給予支持。
　　其次，有些技術特別是資本密集的高技術，由于通常研究開發投資規模和風險超出企業的承受能力，也需要政府担保、提供必要的支持。
　　２．引進與創新結合，探索科技進步的最佳模式
　　從各國發展經驗看，科技進步的模式大致分為兩種：自主創新型和引進模仿型。前者的優點是：有利于建立自我完善、相對獨立的研究開發體系。缺點是：容易形成自我封閉，不便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資源；容易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研究開發周期過長，見效速度慢等等，過去我們在這上面吃了不少苦頭。后者情況剛好與前者相反。我們認為，這兩種模式對于現階段我國的國情都是不相宜的。首先，我國是一個大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建立相對完整的科技開發體系、保持相當規模的科技力量，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方向，在高技術領域有一席之地都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國又是一個經濟和科技發展都相對落后的國家，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小康”，下世紀中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閉關自守更是萬萬不能取的。因此，模仿與創新相結合，互為補充，揚長避短，興利除弊，則構成科技進步模式的第三種類型——“開放發展”型。我國科技進步的取向應在于此。
　　“開放發展”型的科技進步模式并非妄自追求自我創新，也非盲目引進模仿。這里創新的過程不排除引進，引進的目的在于吸收和創新。既注重建立自我獨立的科技體系，提高自身科技開發能力，又不局限于此。在吸收消化世界先進的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也能夠帶動科研水平的提高，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為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突出重點
　　從推動國家科技進步的全局來看，有兩個問題應重點解決。
　　１．實現高技術產業化，發展傳統產業高技術化
　　近３０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比過去２０００年的總和還要多。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導致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了急劇變革。一組嶄新的產業群正在迅速成長，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上長；與此同時，許多傳統產業也獲得新生和發展。產業結構的新變化帶來了勞動就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生產組織與社會結構乃至國際經濟關系的連鎖反應和重大變化，這種能夠引起當代生產方式急劇變革的基礎技術就是高技術。可以預言：二十一世紀初葉，以發展現代高技術為特征，一次新的世界范圍的產業革命即將到來。如何把握機遇，積極發展高技術，將產業結構推向高度化，使我國在這場世界性經濟發展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要使命。
　　第一、有選擇、有重點地發展高技術產業。
　　高技術產業與基礎產業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一方面，高技術產業向基礎產業滲透，實現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另一方面，基礎產業為高技術發展提供孕育的溫床和廣闊的市場，高技術產業是不可能脫離基礎產業而獨立發展的。一個國家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根本動力，來自這個國家的基礎結構。在高技術產業化方面走在前列的國家，一般都是早期工業化的國家。基礎結構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在這個結構中孕育和推動高技術產業最為密切的因素有：經濟的集約化程度、產業結構的優化、科研群體結構及其與生產結合的機制、勞動者的素質、投資機制和投資能力、政策環境、國際行為、抗干擾能力等等。我國的基礎結構的現狀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下、產業結構不合理、人口多但整體素質較低、科研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小、投資環境還需大大改善……。這樣的基礎結構嚴重制約著高技術產業發展。因此，在發展策略上，必須“有所趕，有所不趕”。
　　高技術產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高風險。傳統產業的風險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技術開發與不斷創新中對未知的探索，即技術風險，二是開拓產品市場，占有市場的可能性，即市場風險。高技術產業除了上述兩層風險外，更主要的風險還在于本身更新快、不成熟因素多的特征。在高技術產業中，技術是凝聚資金、人才的核心，主導技術成敗決定著企業發展的興衰。高技術產業的高風險和高投入性，要求我們在財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有選擇、有重點的發展。其選擇的原則是：①技術力量比較雄厚，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②產業關聯度大，對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國家技術進步有重要影響；③能在短期內取得突破并盡快占領市場。
　　第二、把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即高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作為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推動國家技術進步的重中之重。
　　我國龐大的傳統產業群體及落后的狀況是高技術施展宏圖的舞臺。傳統產業高技術化能大大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層次，把它作為國家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重中之重，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
　　第三、充分發達“后起效應”。
　　所謂“后起效應”是指發展中國家利用高技術，超越某些科學技術上的發展階段，加速經濟發展后來居上。
　　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形成了固定的生產模式與消費習慣。我們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要利用高技術來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走出自己發展科技，振興經濟的路。例如，通訊技術我國落后美國７０～１００年。這么大的差距，用常規方法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彌補的，而現代高技術為我國跨越式前進提供了機會，加速光纖通信的發展。并輔以衛星通信和微波通信等現代手段，這樣我們就可以跨越以同軸電纜為主的階段，使通信產業技術水平產生一次飛躍，改變我國產業結構中某些基礎產業薄弱的狀況。
　　２．改革計劃管理方式逐步實行大項目式科技計劃
　　目前，我國科技計劃是按照研究發展、試驗生產、擴散推廣等階段分層設置的。這種管理模式有適應科技活動各階段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技活動和經濟發展的聯系的優點，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①對計劃的總體戰略目標研究不透，各項計劃間缺少聯系、資源分配比例也不盡合理；②各項科技計劃間宏觀協調困難，存在明顯的交叉；③項目分散、投資強度弱化；④很難對計劃實施效果做出明確評價，從而使計劃的反饋控制難以實現。另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計劃設置管理范圍過寬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
　　縱觀市場經濟國家，大多采用以綜合性重大項目為龍頭設置科技計劃的方式（以下簡稱大項目設置方式），例如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歐洲的尤里卡計劃等。這種計劃按大項目設置方式有以下優點：①由于計劃本身實質上是一項大型工程，計劃的戰略目標較為明確；②由于大目標明確，比較容易將大目標化解為若干個子目標。大項目化解為若干個子項目，計劃各項目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使得項目設置有比較明確的標準可依；③由于大目標單一和明確，實施過程中能夠隨時比較，當預期結果與實際狀況之間產生較大差距時，易于調整；④總體項目與各子項目間較強的關聯關系，能夠建立起比較嚴格的反饋調整系統等。
　　總之，我國的科技計劃應以促進科技與經濟一體化，推動國家科技進步為目標，逐步過渡到以關系到綜合國力、國計民生的大項目式計劃為主。科技計劃作為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有機組成部分，應當成為為國民經濟發展合理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手段。
　　　　四、啟示：關系和舉措
　　（一）關系
　　本世紀末的最后十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論斷的真理性已經為無數實踐所證實，并且已經逐步在社會各階層形成共識。為了使科學技術真正成為促進國民經濟加速發展的革命力量，成為一種促進經濟增長的偉大而且是現實的生產力，除了不斷解決認識上和體制上的問題外，還需要處理好以下三種關系。
　　１．處理好高技術產業化與傳統產業高技術化間的發展關系
　　高技術一詞大約出現于本世紀中葉。近年來，隨著其影響日益擴大，國際上才開始了較廣泛的使用。
　　國內，１９７９年版的《辭海》中尚未收入“高技術”辭條。１９８７年版《當代新術語》對“高技術”條目的解釋為“處于當代科學技術前沿的，具有知識密集型特點的新興技術。也稱尖端技術、先導技術等。”１９９２年版《現代漢語大詞典》則認為“高技術”的概念“嚴格說來，應該稱高技術產業。即指從投入的資金的勞動力和技術的比重看，技術所占比重大的產業，亦有稱‘技術密集型產業’者”。
　　由此可見，“高技術”一詞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和確切的范圍。不過，可以形成共識的是：高技術是一個相對的，發展中的概念。一般地說，高技術相對于傳統技術而存在；隨著科技跨學科、跨門類的交融進步，高技術和傳統技術又是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的。
　　一項高技術能否形成產業，并不完全取決于技術水平的高低，而主要取決于市場的需求規模以及該項技術能否商品化。技術水平的高低將只與該項高技術產業化，變成現實生產力之后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密切相關。這就是高技術成果轉化過程重要的經濟行為和意義。
　　高技術產業作為相對的，發展中的概念。它可以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由于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一些新興產業，比如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鋼鐵、汽車、化學工業就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高技術產業，八、九十年代，微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術以及新能源等構成了新的高技術產業群。另一方面，傳統產業通過更新改造，大幅度提高技術含量，重新躋身于現代高技術產業行列。例如，美國“超級汽車”項目中的“汽車再發明”，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技術與傳統汽車產業的有機融合，使之重新跨入高技術產業的典型事例。
　　昨天的高技術產業伴隨著新的高技術的產生，可能變成了今天的傳統產業，這是替代更新過程；今天的傳統產業有可能通過自身的高技術化，又重新跨入高技術的行業，這是更新循環過程，正是這兩類過程，完成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推進著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依靠科技進步，特別是依靠高技術振興經濟，要處理好高技術產業化和傳統產業高技術化間的發展關系。
　　高技術從開發到完成產業化，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有相關技術領域的“水平匹配”。因此，高技術產業化是一項依賴于綜合國力水平，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
　　傳統產業高技術化的優越性在于它可以利用傳統產業提供的現成廠房、設備、人力縮短開發周期，節約實現經濟規模所需要的生產性投資。市場的開拓也較容易，所推銷的是用戶們已經習慣使用或不能缺少，但賦予高技術內涵的產品。同時，一項傳統產業可以是不同高技術的綜合載體，比較容易完成整體的技術水平配套。可以使國家的整體產業技術迅速提高，綜合國力加強。
　　根據我國科技、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應該把依靠科技發展經濟的工作重點放在傳統產業高技術化上面。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排斥一切高技術產業化的可能，對于真正有可能實現的高技術產業化還是要在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原則下，選擇重點給于足夠強度的支持。
　　２．處理好長遠規劃與近期發展目標間的關系，在工作中各有側重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計）劃，可分為長期、中期和近期三種。對科技發展而言，長期規劃要從世界范圍的科技進步出發，以增強綜合國力為總體目標，著眼于科技進步條件下，使國家贏得經濟競爭的潛在能力，因此要以發現、挖掘未來經濟增長點的科技研究為主。近期計劃重點在于針對當前技術情況，強化國家以拳頭產品為手段的市經占有能力。以產生生產技術決竅（know how）的技術開發工作為主。中期規（計）劃介于兩者之間，側重于在當前科技進步的環境中，提高國家現階段的綜合經濟競爭能力；是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的關鍵環節，力度大、任務重、時間緊，應側重于以重大項目為中心的關鍵技術成果的轉化工作。正如目前歐洲共同體國家集中力量搞的所謂“預競爭性研究”，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歐洲改進工業技術基礎，開拓市場。
　　關于在不同階段規（計）劃中的科技工作的管理方式，我們認為，對國家經濟綜合部門而言，切實貫徹“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方針，主要應該采取“抓住中間，放開兩頭”的管理方式，將主要精力集中于通過各種經濟手段和信息服務對中期規（計）劃中科技工作進行調控和導向，使重要的科技成果盡快向生產實際轉化，推進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對長期規劃以及近期計劃中的科技工作要基本放開。
　　３．處理好科技推動經濟發展和經濟決定科技進步的關系
　　科學技術做為第一生產力能夠有效地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反過來，現實的經濟條件同樣強烈制約著科學技術能否實現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有效推動，尤其從根本上決定了一項科技技術成果能否真正轉化為實際經濟水平所能接受的生產力。這種決定關系首先表現在社會進步現狀決定了駕馭、使用科技成果的人材數量和素質；經濟條件決定了支持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投入強度和市場狀況；科技成果轉化行為載體（主要是現代企業）的配套技術水平與基礎設施狀況等都將取決于經濟條件及社會發達程度。
　　因此，只有充分注意到經濟環境決定科技進步的基本事實，才能從認識到運作上真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制定符合國家現實經濟條件的科技發展戰略和措施，才能自覺地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和能力，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實對國家經濟支柱產業中的重大科技項目給予必要的支持，從而獲得科技與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二）舉措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實踐是一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這是一場全新的振興國家的偉大事業。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全局的需要，在當前這樣全方位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刻，為加快科技技術的發展，使其不斷適應推動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主要就綜合經濟部門的科技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１．根據國家經濟實力、技術狀況，分析當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對到２１世紀初葉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總體需求以及國際科技發展的趨勢做出正確判斷。在此基礎上，盡快制定我國跨世紀的科技發展規劃，提出科技促進經濟發展重要的結合點并建立相應的評價體系。
　　２．據分析，科技、教育以及技術改造投資作用滯后期分別約為七年、八年和二年；對于一定強度投資的作用時效期分別約為九年、七年和六年。鑒此，在資金暫時短缺的條件下，建議將國家目前在各個領域實行的穩定連續投資，改為根據不同領域的投資作用規律的交叉脈動式投資，以加大相對投資強度。
　　３．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向下的政府職能轉變，解決政府如何確立在新的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實現自身的社會功能、價值的深層次問題。
　　龐大的包羅萬象的政府科技體系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需要。國家職能部門的管理活動是以經濟、法律為手段，以合同為約束的間接調控為主要特征的宏觀管理。經濟部門重要職能之一是大力促進重點支柱產業中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４．在只保留少量精干、現代化、高水平的工程技術研究院、所的前提下，配合科技成果的轉化主體向現代企業轉移的大趨勢，推動大多數以應用工程為主的研究院、所向企業機制轉軌，鼓勵科技人員到企業中進行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一方面精簡目前全國龐雜的研究機構，一方面提高企業開發能力，加強進行科技成果再開發的人才力度，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才的必要轉移。
　　５．改變目前按學科、技術領域以及部門劃分的科技管理體制，以市場經濟機制加速推動以實行關鍵技術為主導，綜合性重大項目為龍頭的科技運作和管理體制。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學科間的交叉日益突出，技術領域的突破更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及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的周期大大縮短，傳統觀念上的研究、應用開發及生產間的界限愈加模糊。為適應當今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新規律，國際上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將科技項目按基礎，應用和開發三個領域劃分，而是按國家的實際需要劃分為若干重大項目推動科技進步，更便于調動和發揮一個國家整體的綜合優勢。我們認為，這更應該適合于正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我國的國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此外，推動以綜合性重大項目為龍頭的科技管理體制，還有利于弱化部門分割，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
　　
　　
　　
中國技術經濟科學京001-015N1科技管理與成就國家計委科學技術司課題組19951995 作者：中國技術經濟科學京001-015N1科技管理與成就國家計委科學技術司課題組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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