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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2)01-0091-08
　　對孫中山的民生史觀，歷來有許多評議。大體上說來，先前的論者較多地從認定其“相類”或“近于甚至等于”唯物論方面給予評價。（注：參見曾紀憲《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新黨編《中山先生思想概要》，愛知社1926年出版，第33頁；葉青《三民主義底哲學基礎》，時代思潮社1942年出版，第59頁。）后來則長期傳衍一種意見，即主要是從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681頁。）上去立論，并逐步形成一種“一些合理因素和唯物主義成分＋歷史唯心主義本質”的總體評價模式。（注：參見蕭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82-191頁；馮契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18-522頁。）時至今日，重新審視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似宜走出以往的一般純哲理性的爭議，而更多地重視和注力于對其真實本義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本文謹就此談一些意見，祈識者不吝賜正。
　　 一、“民生”是一個“社會經濟”性質的詞語
　　識者對民生史觀之所以有唯心論或類、近唯物論等種種議論，除各自所依據的理論規范和評價模式有別所致外，也由于往往是從一種單一的視角去衡定“民生”一語的內涵，未能把握孫中山對民生和民生史觀的表述具有一種龐雜性的特點。
　　要正確把握“民生”一詞的含義，應首先了解孫中山正式提出民生主義和形成民生史觀的歷史過程。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一生都十分關切民生問題。早在1896年倫敦蒙難后考察歐美社會現狀時，他洞察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極端貧富不均，社會革命思想由此發萌。1903年他提出“平均地權”的社會革命綱領，1905年將其正式規定于同盟會章程中。同年11月，在討論撰著《民報》發刊詞時，為將平日所提倡之革命“以一民字貫之”，鑒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定名為“民族”、“民權”，經過商議，“遂以社會革命定名民生”，（注：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2頁。）貫徹“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的精神。（注：孫中山《〈民報〉發刊詞》，《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5、75、76頁。）于是，“民生主義”一語首先在《民報》發刊詞中出現。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中最富特色、最具創意的部分，他歷來為之宣傳和解說也特別多。孫中山認為，按近代“歐美進化”的歷史來看，隨著18、19世紀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潮流先后興起，“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20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擅揚之時代”。他主張革命黨人應以前瞻性的眼光，“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注：孫中山《〈民報〉發刊詞》，《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5、75、76頁。）1912年民國建立之初，孫中山在各地演說中一再作實行民生主義的鼓吹，強調“統一以后，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注：孫中山《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第335頁。）同年10月，他《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中說：“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為其主動力。……生計完備，始可以存，生計斷絕，終歸于淘汰。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當先謀人類生存，既欲謀人類之生存，當研究社會之經濟。故社會主義者，亦人類之經濟主義也。”（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頁。）顯然，孫中山所說的“生計”是屬于“社會之經濟”范疇的一個術語。他所表達的“生計”關系人類“生活”、“生存”，實為“人類之社會”的“主動力”的思想，是他日后民生史觀的萌芽。
　　1924年，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正式提出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原因和動力的理論，并成為他社會歷史觀的核心。民生是什么？對這一詞語的本義和本質屬性如何理解，確是評定孫中山民生史觀的一個前提性問題。孫中山在演講中開宗明義地說：“‘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什么‘國計民生’……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但是今日科學大發明，在科學范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于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顯然，孫中山對“民生”一詞的釋義是很清楚的，他是將舊詞新用，在“科學范圍內”“用于社會經濟上”。因此，他所說的“民生”及其具體解釋全當屬于“社會經濟”的范疇。
　　孫中山不僅在釋義上強調他所說的“民生”是“社會經濟”性質的詞語，而且他在解釋“民生問題”之所以發生時，也是從近代經濟發展和經濟變遷方面予以說明。他指出：“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因為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商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于發明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這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孫中山并未停留在這種比較直樸、粗獷的解說上，他又進一步說：“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達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從而從近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較為完整地說明了近代“民生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顯示他所說的“民生”和“民生問題”是“社會經濟”性的詞語。
　　孫中山對自己的民生主義如同對他整個的三民主義一樣，是非常自信的。他說：“‘民生’二字，為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于政治經濟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聞，即在外國亦屬罕見”。（注：孫中山《關于民生主義之說明》，《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第112頁。）觀照孫中山的有關論述，應該認為，他的自我評價大體上是切實的。有的論者忽視孫中山用一種大歷史的眼光使中國“民生”這個舊詞煥發科學新義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價值，他們從中國古書中征引“民生在勤”、“唯民生厚”和“民生國用”等舊有表述，證明使用“民生”一詞古來有之，便責備孫中山“這句話未免言過其實”。（注：蕭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第170-171頁。）事實上，前已言及，孫中山再三強調自己是在“科學范圍內”將舊詞新用，并歷史地從近社會經濟大變動上論述近代“民生問題”的產生。我們可以認為，孫中山首以遠大的歷史眼光撰寫近代中國“民生”科學的大文章，確是前無古人。我們應該重視這種歷史的原創精神。
　　 二、一種力圖“在經濟學中去尋找”“終極原因”的歷史觀
　　孫中山出于對民生主義學說的高度自信，有時在某些表述上存有不很嚴謹之處，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對“民生”作多義性的發揮。他在講述民生主義時，往往把“民生”同“民生問題”、“民生不遂”、“民生主義”、“社會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問題”、“生活問題”、“生存問題”、“吃飯問題”……等術語混同使用，從而使他所用的“民生”一詞的概念在外延上作了很大的展伸。但我們如果對之作全面而客觀地評析，當可認定，孫中山所講的“民生”一詞是一個以“社會經濟”為本義的概念，其內涵的經濟性、物質性是確定的，但又有很大的包容性，我們應區別其經濟性、物質性的基本內核和由于其包含性所展現的種種不很衡定的外延。有的論者不察，說“孫中山的‘民生’的概念，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只是‘用之于社會經濟上’，或‘用之于政治經濟上’，它本身不就是‘社會經濟’或‘政治經濟’，而是一種‘學理’。”（注：蕭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第171頁。）在這種邏輯推斷下，將“民生”一詞內核的經濟性質一筆勾去，使之成了一種如同“民生主義”那樣的學理式的概念，以為“民生史觀就是唯心史觀”的立論建構前提。再之，孫中山在闡述作為“社會經濟”問題的“民生問題”的重要性時，多次說及，“人類求生存”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于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應該承認，這種極言“民生”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地位重要的言論帶有一種泛經濟色彩。盡管其有不很嚴謹、不夠確切之處，但孫中山痛切地感到“中國今日是患貧”，“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飯吃”，并主張：“統一之后，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因此，如果我們全面考查孫中山的“民生”論，當會在其泛經濟色彩的背后，看到如同現今我們把“脫貧”（溫飽）、“小康”和“發達”規定為社會發展目標的同一的本意。有的論者未著力對這種關切民生和重視經濟發展的本意的揭示，又用“民生”一詞某些不很衡定的外延削奪其基本內核的“社會經濟”性質，鎖定“民生”是一個精神性的概念，斷言孫中山“在事實上就把作為意識形態的‘民生’，說成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從而否定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注：蕭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第173頁。）進而把民生史觀、所謂“民生”決定論判定為“歷史唯心主義”。顯然，這種判斷和推斷同孫中山的“民生”論和“民生史觀”的本義和真實性質差之甚遠。
　　孫中山是20世紀初期中國變革潮流的最偉大的代表，他的三民主義思想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注：劉學照《“從同”和“超越”：孫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張磊、王杰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02頁。）歷史變革潮流需要適應和推動其發展的變革思想。但近代中國是一個走后發型近代化道路的國家，民族屈辱、社會患貧、政治衰敗的狀況，使近代中國歷史變革具有一種急迫性的特點，幾乎是要用幾十年的時間去走完人家幾百年的路程。因而近代中國變革思想難以從容不迫地經過長期的書齋里的縝密思辨而產生，往往是跟隨歷史變革潮流的實踐需要而急速顯現。孫中山如同近代中國許多變革思想家一樣，是變革運動領導者兼思想家的一身二任的人物。這種情況就使得他的言論每多帶有宣傳的性質，采取的亦是使中國民眾喜聞樂見、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為了“貫徹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的精神”，使人們易于了解他的社會經濟主張，他從中國歷史上拿來了“向來用慣的‘民生’這兩個字”，說明必須進行“社會革命”和社會發展的大道理。他把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看作社會基礎和歷史動力，從歷史觀的高度闡述民生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把高深玄奧的歷史哲學變為一種生動淺顯的大眾哲學，這不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可忽視的革命意義，而且隨著歷史步伐向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猛進，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注：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32頁。）在人類歷史從20世紀向21世紀前進的時代，“人類的生存”、“社會的生存”這種一般而永恒的問題愈益顯得突出，人們不僅要一般地發展和變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僅要改進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筑，還要急切地考慮和改善人類整個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這樣，曾被譏諷為“抽象的所謂‘民生’和‘人類求生存’的問題”反而變得具體和細致起來。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恩格斯又曾經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注：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425頁。）孫中山深知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頂弱頂貧的國家”，應在實現政治變革后大力進行“實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為此，他不僅借用“民生”這個中國人所習見的用語論述社會經濟問題，力圖使自己的“民生主義”“包括一切經濟主義”，而且還淺顯地用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問題去解釋歷史進化，提出一種切實生動的歷史動因論。雖然，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在一些學理的說明和表述上仍不夠嚴謹細密，如當年“戴季陶曾說過：‘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然處非常人所及，然有時發起議論來竟無常識’。”陳獨秀也曾指出過“中山先生在經濟學上的缺乏常識處”。（注：《孫中山集外集補編》補編補語。）但孫中山的“民生”論和民生史觀，卻能表現出一種自覺地“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終極原因”的真誠努力。
　　 三、應具體評析民生史觀的哲理性層面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學說是一個包涵“民生”論、“民生主義”綱領和民生史觀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孫中山在《民生主義》演講中自稱“民生主義這個問題”有“學理”和“辦法”兩個方面。他明確地說，其“辦法”是指民生主義“綱領”，而“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恐怕演講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顯然，孫中山自稱“難明白”的“理論”，是指“民生”論，特別是其哲學部分，即民生史觀。因此，可以說，民生主義“辦法”和民生主義“學理”互為表里，民生史觀是民生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民生主義綱領是民生史觀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層面。我們論析民生史觀時，應分辨它的哲理性層面和政策性層面，并將兩方面結合起來加以評析。
　　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雖然形成得很遲，但仍顯得比較粗獷。加之論者的理論規范和評價模式有異，因而對它有著種種不同的評析。一般說來，如果側重從“民生”是一個經濟性、物質性的詞語去立論，可能會得出民生史觀近于或類于唯物史觀的評價；反之，如認定“民生”及其“生存”、“求生存”等衍義是一種精神性的概念，則會將民生史觀斷定為歷史唯心主義。筆者對這些意見缺乏深究，無意深入辨析，只是在再讀原著以后，覺得對抱定“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歷史唯心主義”看法的論者所持的論據和所作的一些論析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其一，筆者前已論及，孫中山所說的“民生”及其包涵衣、食、住、行和“人類生存”、“社會問題”在內的種種衍義，都是經濟性、物質性的詞語，民生史觀實是一種“從經濟學中去尋找”社會變遷“終極原因”的嘗試，不再累述。這里要補充說明的是，有的論者征引孫中山在1918年所說的“心”為“萬事之本源”的話，作為“民生史觀是歷史唯心主義”這個論斷的旁證，筆者以為這是曲解了孫中山的原意。如所周知，孫中山像中外歷史上許多革命家一樣，非常重視革命思想的宣傳。（注：孫中山《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第283、430頁。）事實上，孫中山鑒于辛亥革命后屢遭挫敗，實與革命黨員“信仰不篤、奉行不力”，“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有關，遂深感加強“心理建設”的重要，乃于1918年力撰《孫文主義學說——知難行易（心理建設）》一書，在序中慨言：“夫心也者，萬事之本原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注：《孫中山選集》，第116、117頁。）顯然，我們仔細觀照前后文，當知這里所說的“心”是“人心”、“黨心”、“民心”的意思。實際上，孫中山重視“宣傳”，強調“用人民心力”，“心力與兵力”并行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主張對無產階級進行思想“灌輸”（使之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和用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等原理有某種相同的用意。我們對孫中山這番檢討革命策略思想的言論和努力，原宜從工具理性的視角去評析，以顯現其重視“心理建設”，以革命思想“改造人心”（注：孫中山《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頁。）的本意。似不宜將不同范疇和不同場合的言論均上升到哲理性層面作為“唯心主義”說的佐證。但有的論者卻將孫中山1918年強調“心理建設”所說的這幾句重視革命思想宣傳的話與他1924年形成的民生史觀聯系起來，作出這樣的論斷：“‘心也者，萬事之本原’這個觀點，是孫中山社會歷史觀的‘綱’”，“他認為抓住了‘心’一切社會問題都得到說明和解決。這是典型的社會意識決定存在的歷史唯心主義”。（注：蕭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第153頁。）筆者以為，這種論析和上“綱”表面上似可言之成理，細究起來實相當牽強。
　　其二，孫中山在《民生主義》演講里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民生’包括社會問題”，“歸根到底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這段論述曾被說成是民生史觀應定性為“歷史唯心主義”的主要論據。筆者也覺得孫中山這個論斷并不很準確，他對馬克思學說的理解和他所作的批評亦有欠妥之處。盡管如此，即據以作“唯心”的定性，似亦可商榷。
　　首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但馬克思未直接說過“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的話，而歷史唯心主義也未直接將“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作為基本原理。分辨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其理自有另在，似不應單以在不同場合運用的某一個字眼作為主要評判標準。
　　其次，在哲學上與“物質”相對應的概念是“精神”，但對物質與精神關系這個哲學基本問題，與同輩的中國人相比，孫中山所持的觀點最為正確和鮮明。他《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中》指出，“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二者“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為用？即精神。”（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第12頁。）可見，孫中山明確哲學上的“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但是，他在批評浯中為何將“物質”與“社會問題”相對應呢？在筆者看來，孫中山在這里主要不是談哲學問題，而是談政治經濟學問題，我們不應從他不同意“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的一句話，便用一種“是是、非非”的邏輯推斷此見解是“唯心史觀”。
　　事實上，孫中山說，“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無［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因此，“馬克思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孫中山不同意馬克思的這種研究思路和論斷，他堅持社會經濟發展上的社會改良主義觀點。他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沖突”，所以他批評“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是倒果為因”。（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
　　從上述引文并結合前引孫中山從近代發生“實業革命”說明近代民生問題產生的有關論述，可知孫中山對馬克思的批評是出于這樣的邏輯，即他認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專注重研究物質生產，而近代歐洲正是有“過量的生產”才有“實業革命”，才有工人和資本家的沖突，便發生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戰爭”，馬克思遂更加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乃主張“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主張不與資本家調和”。孫中山則強調，“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
　　由上述可知，孫中山批評語中的“物質”實即“物質生產”之謂，而不是與“精神”相對應的“物質”之義。他所說的“社會問題”實為“社會民生問題”，是“社會經濟性質”的術語，不是與“物質”相對應的“精神”性的概念。孫中山這段言論表現出一種自負，他認為他重視社會民生問題比馬克思“專注物質（生產）”含義深廣。因此強調“社會問題才是歷史重心”、“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究其批評的大旨，則歸論于主張用社會改良方法（特別是他所說到的“四種方法”）改進資本主義生產，“反對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認為，“對于資本制度只可逐漸改良，不能馬上推翻”。（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因此其本義不在從哲理性層面闡發“唯心史觀”，而實際上是從政治和政策層面宣釋作為一種社會改良主義的“民生”論和民生主義。
　　其三，孫中山一般地否定“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實際上有悖于“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這條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這當是民生史觀與歷史唯物主義有別的一個根本性標志。對一個革命黨、主要是無產階級革命黨來說，一概地“反對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顯然是不足取的。但是，當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后，“經濟問題”最終還要靠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來解決。這當是我們今日重新審視孫中山這番論述所應得到的啟示。
　　 四、應將民生主義作為民生史觀的政策性層面加以研究
　　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歷史變革的最初倡導者，他用三民主義思想引導人們為“建立民國”和“捍衛民國”而斗爭，希望在中國實現“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注：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31頁。）這種民族國家、國民國家、社會國家的思想，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近代國家思想。民生主義作為實現“社會的國家”的社會革命綱領，是民生主義學說的主體部分和政策性層面，以往學術界論析很多，隨著歷史步伐的推移，我們對之研究亦宜改善理論思維和轉換研究思路。
　　其一，民生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學說的政策和“辦法”，實包括發展近代生產力和“預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弊端”的兩方面含義。孫中山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初即表示，“最近時期中國的革命運動具有單純的政治性質，而不是經濟的性質。但是它將為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打下基礎”。后又說，“共和成立之后，當將中國內地全行開放”，自行管理海關，“以保其本國實業之發達”。（注：孫中山《復魯賽爾函》、《在歐洲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第323、560頁。）民國初創的1912年，他在多次演說中提及“振興實業”問題，（注：孫中山《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的演說》、《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321；《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頁；《在上海社會黨的演說》，《在上海報界公會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6、499頁。）他在1918年撰著的《實業計劃》中，更構繪了欲充分利用戰后國際市場迅速發展中國經濟的宏偉藍圖。另外，孫中山在1905年正式揭橥民生主義后，即明確提出了“預防”資本主義弊端”的思想，欲“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注：孫中山《在上海中華實業聯合會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76頁。）后來，一再表達這樣的看法：“我國將來實業發達，資本專制亦當不免，欲求幸免社會革命，莫如思患預防”。（注：孫中山《在北京共和黨本部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集外集補編》，第96頁。）“宜以歐美為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注：《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第3頁。）這樣，“振興實業”和“防于未然”作為一種歷史悖論被包容于民生主義思想中。以往學術界對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研究，存在一種“唯生產關系”論的傾向，重視于“預防”“資本主義弊端”思想的研究，偏好討論“平均地權”問題，造成一種“平均地權即民生主義”的錯覺。（注：“平均地權即民生主義”這種認識偏誤看來產生已久，早在1929年，當年以積極宣傳民生主義著稱的馮自由即曾作過辨正：“故以同盟會章程而言，則平均地權四字，只是民生主義之一部，不得謂平均地權即民生主義也“。（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第132頁））相對來說，忽視對孫中山開展產業革命、振興實業、拓展市場經濟思想的研究。這種情況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變。顯然，只有改變這種比較單一的研究思路，克服“唯生產關系”論、特別是“唯生產資料所有制”論的影響，加強對孫中山“振興實業”、發展近代生產力和富國富民思想的研究，才能完整顯現民生主義作為民生史觀政治和政策層面的意義，從而全面煥發民生史觀作為一種“從經濟學中去尋找”“終極原因”的歷史哲學的真實本義。
　　其二，孫中山把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為主要綱領的民生主義稱作是社會主義。他在民國成立前后，又多次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以往我們在研究中，對既要“發達資本”又要“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是“主觀社會主義”這種簡單結論上，未能洞悉這是孫中山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一種思考。
　　近代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走上了一條屈辱依附的后發型近代化道路，也就是所通稱的半殖民地道路。進入20世紀后，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工業時代”和所謂“后工業時代”，而“未經產業革命”的中國還處于一種“半工業”、甚至可以說是“前工業時代”。中外在社會發展上出現的“時代差”，使“企強以比歐美”的中國，在社會發展道路上產生了兩難的抉擇。孫中山是一位富有時代意識和前瞻性眼光的思想家，他對近代中國發展“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注：孫中山《與馬君武等的談話》，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7頁。）有明確的認識，但又深知“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注：孫中山《實業計劃》，《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50頁。）“不能由過代之文明變而為近世的文明”，（注：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頁。）表現出對中外發展上的“時代差”的深層思考。事實上，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世界近代歷史進程中一個經常性規律。落后的國家和地區的近代化，必然要講速度，要考慮迎頭趕上和避免重蹈覆轍。孫中山在表述取法西方謀求中國發展時，常用“并駕”、“突駕”、“迎頭趕上”、“后來居上”等詞語，含有一種“超越”的思想。早年，他在創立興中會后，曾有過“使中國越過殖民地化的危機”的表述。（注：孫中山《與梅屋莊吉的談話》，《孫中山集外集》，第121頁。）1905年，又曾向第二國際書記處表示：“中國社會主義者要求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社會”；“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注：《附：訪問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的談話報道》，《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頁。）這更是用明確的語言表達“超越”資本主義階段的愿望。以后，他在提出“統一之后，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主張的同時，又一直抱有一種“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的“思患預防”（注：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98頁。）思想。顯然，我們對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研究，如能突破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種單純定性分析的局限，將一種單一的、單向的思維定式改換成一種辯證綜合的復合性思維，當不難發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包容“振興實業”（“發達資本”）和“防于未然”這種歷史悖論式的內涵，正是孫中山正視中外發展的“時代差”，為“振興中華”探求一條既“循常”（“從同”），又“超越”的社會發展模式的設計。循此研究思路，當有助于全面洞悉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真諦和民生史觀的現實意義。
　　其三，孫中山是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教民真理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始終站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向西方學習潮流的前列，我們研究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時，還應加強對其外國思想淵源的辨析。一般論者在分析孫中山民生主義、特別是其平均地權主張時，都著眼于其受到美國亨利·喬治思想的影響，這一點孫中山自己也承認。但據筆者看來，問題不盡于此，“實際上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思想淵源是多源的，特別是與他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馬克思經濟理論和認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質有關。而這一點過去往往被論者所忽視。
　　眾所周知，孫中山是進化論的信奉者。但他反對把物種進化規律機械地運用于人類社會發展。他早在1906年就強調“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注：《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85頁。）1908年他批評嚴復所譯《天演論》一書的書名“應譯為‘進化’乃合，譯為‘天演’則不合；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注：孫中山《復鄧澤如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85頁。）辛亥革命后他又多次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到20世紀，歐洲諸國先前發明的“生存競爭之新學說”已成為“一種野蠻之學問……蓋共和之國，首重平權，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是社會之蠹，非共和國之所宜用”，而“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為，社會主義實為之關鍵”。“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注：孫中山《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507、508頁。）由此可見，對進化論認識的深化，尤其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惡痛絕，使孫中山對社會主義寄于同情。
　　孫中山固然批評過馬克思，但他對馬克思也作過許多稱譽和贊揚。早在1912年，他講到社會主義源流時，稱贊馬克思“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余力”。他批評“其主腦以自由競爭為前提”的亞當·斯密派是“舊經濟學派”，而稱贊馬克思派是“新經濟學派”。并指出，舊經濟學派之“分配法，縱資本家之壟斷而壓抑工人”，已“不適用于現社會”，而亨利·喬治和馬克思“二氏之學說”，“一則土地歸為公有，一則資本歸為公有……而資本不得壟斷，以奪平民之利。斯即社會主義經濟分配法之原理，而從根本上以解決也。”（注：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15、516頁。）他在1924年《民生主義》演講中，于稱引亨利·喬治的同時，又盛贊“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中的圣人”，他“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但他強調，“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孫中山談論民生主義時始終懷有馬克思和亨利·喬治“二氏”的情結，他多次將馬克思與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者亨利·喬治并提，且說后者是“馬克思的信徒”，“深究馬克思的主義”，（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說明他對馬克思主義還缺乏真正了解。撇開孫中山的社會改良主義立場不論，他強調可“師馬克思之意”，則說明他的“節制資本”主張受到了馬克思“資本公有”思想的影響。孫中山聲明“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他認為，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辦法”方面不同，但它們之間有相同的“目的”和“相同的目標”，這“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他指出：“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選集》，第802、802、805、828、819、825、835、842、846、841、826、812、813、814、816、819、819、827、812、861、841、807、811、842、812、861、837、843頁。）從這種比較和聯系中可看出孫中山“求同”的真誠態度，這正是他強調可“師馬克思之意”的思想動因。以往我們對民生主義研究中因見孫中山反對“用馬克思之法”即反對馬克思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從而忽略孫中山所受到的“馬克思之意”的影響。今日看來，只有將孫中山對馬克思主張“師”“之意”和反對“用”“之法”兩方面結合起來研究，才能全面揭示民生主義的性質并窺見其在改革、開放時代所仍有的現實意義。
　　 五、結語：民生史觀豐富了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思想的寶庫
　　綜上所述，孫中山所說的“民生”是一個以社會經濟為本義的詞語，其基本內涵是經濟的、物質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觀的重要特點是借“民生”這個習用的舊詞論述社會經濟問題，言近旨遠，較少書齋味。它力圖從群眾日常生活問題去解釋歷史的進化，提出了一種切實生動的歷史動因論，這是一種自覺地“從經濟學中去尋找”社會變遷“終極原因”的有意義的嘗試。
　　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孫中山的“民生”論和民生史觀從醞釀到形成至今已將近一個世紀。中國歷史早已走出動蕩，進入一個用“漸進方式”全力發展現代化的新時期。時過境遷，重新審視孫中山民生史觀，實感到有改善對其研究的理論思維和評價模式的必要。宜將一種單一、單向的思維定式改換為一種辯證綜合的復合性思維，將從概念出發改變為從現實生活出發，克服滿足于堆砌原理公式和以上“綱”、定“性”為指歸的唯“理”論和唯“性”論的傾向，使對民生史觀的評議走出一般純哲理性的討論，更多地重視對其真實本義和現實意義的考察。
　　對民生史觀的研究，固應看到它與“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異，更應切實地辨析其與“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顯其在現代中國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其一，民生史觀是一種深入淺出、扣人心弦的歷史觀，其“天才卓然處”與某些“缺乏常識處”斑駁雜陳，它把“社會之經濟”、“人民的生活”、“人類的生存”提到“歷史活動的中心”的高度，反映了孫中山對人類的摯愛和始終真誠“為多數之民眾”的偉大的民主主義精神。其二，從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歷史進程來看，孫中山這種力圖“從經濟學中去尋找”社會變遷“終極原因”的努力值得肯定，其高度重視民生的思想有助于克服曾長期流行的所謂“唯政治”思維以及“唯生產關系”論、特別是“唯生產資料所有制”論的消極影響。其三，民生史觀是民生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民生主義是民生史觀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層面。“平均地權，只是民生主義之一部”。民生主義思想包涵了一種“發達實業”和“防患未然”的歷史悖論，它體現子孫中山對進入20世紀后中外發展存在著“時代差”的一種感悟，是從世界發展總格局中對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深沉思考，從而開創了“循常”和“超越”的現代中國社會變革之路。
學術研究廣州91～98K3中國近代史劉學照20022002“民生”是一個以社會經濟為本義的詞語，其基本內核是經濟的、物質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觀的重要特點是借“民生”這個通俗常用的舊詞論述社會經濟問題，言近旨遠，較少書齋味。民生史觀是民生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民生主義是民生史觀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層面。時至今日，重議民生史觀，固應看到它與“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異，更應切實地辨析其與“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顯其在現代中國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孫中山/民生/民生史觀/民生主義劉學照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上海 200062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91～98K3中國近代史劉學照20022002“民生”是一個以社會經濟為本義的詞語，其基本內核是經濟的、物質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觀的重要特點是借“民生”這個通俗常用的舊詞論述社會經濟問題，言近旨遠，較少書齋味。民生史觀是民生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民生主義是民生史觀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層面。時至今日，重議民生史觀，固應看到它與“馬克思之法”的根本差異，更應切實地辨析其與“馬克思之意”的同一性，凸顯其在現代中國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孫中山/民生/民生史觀/民生主義

網載 2013-09-10 2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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