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

毛澤東穿著睡衣急忙趕到八寶山，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周恩來在會上致悼詞，這種最高規格的追悼儀式，暗示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的老干部是應該平反的。無疑，這對“文革”中遭受錯誤打擊的老干部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來還感慨地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干部、使我們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周恩來并沒有停留在感動上，他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在各種場合擴大其影響，抓緊解決干部問題。1月下旬，他在一次會上提到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歷史功績，說：這是毛主席對我們講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說：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在葉副主席已經主持軍委工作，為什么不批駁？1不久，周恩來得知因“楊、余、傅事件”受到株連的楊成武大女兒楊毅在河南關押處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兩支小部隊分赴河南開封和滑縣，悄悄地將楊成武全家人實行保護性轉移。

同年4月，陳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繼病逝。周恩來不失時機地指示有關部門，要對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干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查，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同時指示政協機關也應對上層愛國人士的醫療、生活狀況進行調查，掌握情況，改進工作。

為了推動全國的落實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周恩來審定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干部、新干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采取以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于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這以后，全國各地報刊相繼發表論述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問題的文章，有力地推動了干部工作的進展。

70歲高齡的周恩來一樁樁一件件地落實著黨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關心和保護著每一個在“文革”中受到錯誤打擊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卻在1972年5月，確診為患有膀胱癌。醫生建議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減輕工作負担。毛澤東在醫生的檢查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然而，周恩來并沒有顧及這些，依然担負著連健康的人都難以承受的極端繁重的工作，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繼續工作著。

糾正農業和工業中的極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頭政治，全面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農村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在周恩來心中，一直把農業和農村問題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后，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的精神，國務院先后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在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征購一定五年不變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號，總是加以糾正。他指出：在農村中，平調勞動力不給報酬，社員負担很重。所以，農業政策要討論。他在許多場合說過：學習大寨的經驗有三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還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無私”，因為“發展生產的結果是要對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都有好處”；如果只講“公”，不講“私”就不符合實際，也不科學。“我們希望每個省、縣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認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還針對“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的口號指出：“這樣提不好。現在我們是搞社會主義，應當提‘社會主義大協作’。講‘共產主義風格’還可以，共產主義什么樣子我們還都未經過嘛！”。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要全面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樣，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農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間，工業生產遭到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由于“停產鬧革命”，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工業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嚴重下降，工傷事故卻大幅度增加。

周恩來首先做的是抓企業管理，要求恢復和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強調全面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批判長期以來林彪一伙散布的空頭政治，要理直氣壯地抓生產、學業務、鉆技術。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是聯系經濟工作實際、揭批林彪一伙對經濟工作干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提出“整頓”的主張。會后，國務院有關部門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明確規定企業應該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提出必須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貫徹了周恩來提出的整頓企業的方針，強調恢復和發展生產、反對經濟工作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成為工礦企業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

其次，周恩來十分注意提高產品的質量，他多次對飛機和汽車生產質量問題作出批示，一再告誡對產品質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1972年春天，周恩來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對國內企業屢次出現不合格產品，他感到極為不安。他認為“產品質量不穩定，就是規章制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制度，好的工藝流程”。

周恩來認為，現在主要是領導機關不敢講話，不敢管，致使無政府主義泛濫。所以，他特別強調各單位的主要領導人要親自抓產品質量，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極左思潮，把生產搞上去。

排除科教領域的極左干擾強調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提出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

1972年下半年，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他敢于碰硬，從“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極左思潮的干擾，爭取盡快恢復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第二次回國探親。7月2日凌晨，周恩來會見楊振寧。一見面，周恩來就開門見山地說，楊先生說我們基礎科學理論太貧乏了，而且也不同國外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是看到我們的毛病了。他還說，你有好的意見我們應該聽取，不要還是自高自大，聽不進你提的意見，或者聽了當耳邊風更危險。7月14日，周恩來叮囑北京大學負責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么障礙要掃除，有什么釘子要拔掉。”2請他提倡一下理論。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來，說在北大傳達周總理的講話后，廣大教師心情激動，深切感謝黨中央的關懷。信里也反映了許多教師仍然存在顧慮，主要是覺得搞“科研工作反復性很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來一次運動首先受到沖擊的是基礎理論研究”，“怕挨‘理論脫離實際’的批評。”7月23日，周恩來就周培源來信事批告國務院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要求他們以這封信“作依據”，將這個問題“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并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云一樣，過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來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科學顧問薩拉姆時，再次談到加強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他說：在理論方面我們做得很差。一句話，許多經驗，沒有理論，忽視理論，這是我最不滿意的。9月11日，他寫信給張文裕、朱光亞，強調：“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制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來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進行挑戰。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學者李政道表示：“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后，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可以邊學習，邊勞動。”李政道后來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來長談。看得出，周恩來當時對基礎科學(包括基礎理論和基礎實驗)非常重視，并且十分注意國內外這方面的動態和進展，對我所提的有關建議也很關心。”

人們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謂“17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推行了一套“左”傾的教育政策。1971年發布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規定大學招生的對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的工農兵，年齡在20歲左右，身體健康，一般是未婚的，應有相當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干部入學，可以根據情況放寬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這種招生辦法，不僅嚴重堵塞了一大批優秀青年的升學之路，而且為“走后門”上大學敞開了方便之門。學員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

周恩來在這個被視為“文革”重要成果的“規定”剛剛公布一年之際，就提出“中學畢業后，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的論點，這不能說不是對“左”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戰。

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寫的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在學校中，基礎課的教學工作一定要做好，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的重視”。

周恩來指出“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要批透極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宣傳單位負責人作長篇報告，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系等問題的看法。這個報告，全篇滲透著“要批透極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導對內、對外的各項工作。他強調指出：“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稿，其中寫到應該繼續“批判極左思潮”。但是，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卻兩次勾去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樣。十月初，《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的一篇報道中，再次出現“肅清極左思潮影響”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來的”。

10月14日，根據周恩來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人民日報》發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尖銳地批駁“文化大革命”以來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和“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謬論。它提醒人們注意：盡管林彪一伙“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是他們煽起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還會‘采取稍微新一點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見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見的裝扮，重新表現出來’”。

文章發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緊張起來。他們馬上追查組織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不能說什么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江青指責說：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國轉移斗爭大方向”。經張春橋、姚文元授意，《文匯報》以及它的內參《文匯情況》連續登載批駁文章或相關報道。江青一伙的追隨者在《人民日報》社內也大搞“反右傾思潮”。

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寫給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中提出：鑒于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外事部門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和肅清，準備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徹底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以便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30日，周恩來批示同意這個報告。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對。12月1日，張春橋便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質問：“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江青也在報告上批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鑒于黨內高層對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主題存在著尖銳的意見分歧，12月3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件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外交部在修改時刪去了原來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詞句。但是，修改后的報告仍強調：會議“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于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見駐外使節的談話(紀要)”。12月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報告。

不久，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盡管避開使用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反對強加于人和大國主義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來在歸僑、僑眷、口岸、接待、宣傳工作中的種種錯誤認識和極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繼續清除極左影響的各項規定。

72至73年間以含蓄的方式繼續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間，周恩來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繼續反左，并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和經濟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們參加領導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特別是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對挽救黨和國家，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負責干部工作的紀登奎、汪東興，指出：當年“大鬧懷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譚震林曾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壓制和打擊。周恩來稱他為“好同志”，并安排他從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來還提出，“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表示了他對鄧的不同尋常的關注。

1973年2月，鄧小平根據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勞動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周恩來正式通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安排好鄧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的問題。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得以復出，恢復了領導工作。3月，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關于落實干部政策和干部處理問題。會后，根據周恩來的意圖，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會同有關部門提出一個“先易后難”的方案，經政治局討論并報毛澤東批準。1這是在解決干部問題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為少數爭議較大的“疑難”案件而把許多“查無實據”、仍遲遲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實際上是一次有步驟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干部的開始。

在經濟工作方面，周恩來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驟，清除林彪一伙對經濟的破壞性后果。2月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國家計委關于本年度計劃和《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起草情況的匯報。在匯報會上，周恩來歷數幾年來無政府主義在企業中的種種表現，尖銳地批評它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壞到‘九一三’，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平均主義傾向，實行必要的獎勵制度。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國家計委重新修改后的《關于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2，以糾正生產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明確地提出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管理的十條規定，重申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規定特別強調：要反對各行其是，要嚴格各項規章制度，加強勞動紀律，遵守黨紀國法，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等等。這個規定，在計劃會議上討論時，除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對外。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代表都贊成這個《規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來的“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運動，卻使周恩來陷入了更加困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