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思想檢查書

簡體傳統

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在反思自己犯罪原因時說——

“對一次一次舉報，我都存在嚴重的僥幸心理”

懺悔人：許邁永
原任職務：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長
觸犯罪名：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
罪判決結果：5月12日，寧波市中級法院判處許邁永死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判決后，許邁永不服，提出上訴。浙江省高級法院經審理后，駁回許邁永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犯罪事實：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許邁永利用職務之便，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權、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安排工作等事項上謀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共計1.45億余元；侵吞國有資產5300萬余元；徇私舞弊濫用職權，違規退還有關公司土地出讓金7100萬余元。
新聞背景：7月1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許邁永被依法執行死刑。本文系許邁永在2009年10月接受紀委調查時寫下的思想檢查。

1984年6月，蕭山縣(現杭州市蕭山區)進行機構改革，我從一個普通教師被組織上選拔担任城廂鎮副鎮長，從此走上領導崗位。在組織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養下，我努力工作，崗位不斷變化，職位不斷提升，先后担任過蕭山市(現蕭山區)委組織部部長、副市長，杭州市西湖區區長、區委書記，杭州市副市長等職。
我的每一次進步，都是組織關懷、培養的結果。我本應更加努力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報答組織的培養恩情，卻犯下了嚴重的違紀違法錯誤和罪行。

從小窮怕了，工作后考慮經濟問題比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雙目失明，以算命為生，母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72年，母親得了氣管炎，之后身體一直不好，不能堅持正常的生產勞動。我有兩個雙目失明的弟弟，當時父親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較困難。
記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時，家里還欠下300多元債，父母天天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夠還清債務。我16歲高中畢業后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深切體會到做農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曬雨淋，螞蟥蚊子叮咬，勞動一天也只有幾角錢。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鎮中心學校担任民辦教師，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庭經濟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專，全家人都很開心。伴隨著改革開放，農村經濟的發展，父親的生意越來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條件極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經濟基礎的重要。
自從我走上工作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國家工資，醫藥費可以報銷，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對安逸的生活很滿意。但由于我從小家里的經濟條件就差，生活比較苦，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也沒人幫忙，所以我時常担憂，不知今后家里還會不會再次出現困境。再加上兩個弟弟均雙目失明，特別是侄女出生后也是雙目失明，我的担憂與日俱增，經常考慮經濟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決后輩的生存問題，不讓后輩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經濟基礎的問題上考慮得比較多，有著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

看著老板們的財富迅速增長，心態變得不平衡了

在組織的不斷培養下，我的工作崗位越來越重要，級別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華，更好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貢獻，報答組織的關懷和培養、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隨著我到外地出差、出國的機會越來越多，對外面精彩的世界沒有正確的認識態度，使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偏離了正確的軌道，改變了初衷。
記得1989年，我在蕭山市委担任辦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時，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隨幾個搞經濟工作的領導一起去的。我們當時住的是四星級以上的賓館，吃的都是飯店里最好的，一頓飯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們瀟灑自如，我感到做黨務工作與搞經濟工作大不一樣，我一年的工資還抵不上一頓飯錢，感覺搞經濟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國，有個企業老板高某送給我1000元美金，說是給我的出國花費。我感慨到，就憑自己掙的這點工資，想到國外買東西，那只能是望洋興嘆。當時，我感覺搞企業真好。
思想觀念的變化，逐步反映在行動上。本來，領導干部的工作崗位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崗位，職位的提升，意味著更有條件、更有空間施展才華，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擾，我逐步認同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觀點，把私利和金錢看重了。與此同時，我看到與我打交道的老板，一個個都很富有，他們每年的利潤有幾千萬元、上億元，甚至更多。看著他們的財富迅速增長，我也存在著心態不平衡和紅眼病，認為他們的能力也不比我強多少，憑什么有那么多財富？看看他們賺錢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僅要起早摸黑，還承担很大的責任風險，得到的工資又是那么少。我對經濟上總不滿足于現狀，心態不平衡，時常有一種攀比思想，與老板比，與高收入階層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態越不平衡。
由于比較的方法不正確，比較的參照物、對象找錯了，比較的內容、標準搞錯了，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發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認為，人生不僅要為自己考慮，也要為后人考慮，雖然地位、職務、榮譽不能傳承，但金錢、資產、物品可以繼承，應該多積蓄點財富給后人。因而，金錢第一的思想在我的頭腦里越來越深。
我雖然身處黨政領導工作崗位，但是經常考慮經營上的事，實屬“身在曹營心在漢”。同時，還想嘗試自己的經營才能，要讓財富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增大，致使自己離組織的要求越來越遠。

法制觀念不強，法律意識淡薄

平時，我注重對業務知識的學習，不注重對法律知識的學習，反映在實際工作中就是法制觀念不強，法律意識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與浙江坤和集團董事長聯系商定購買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開氏集團董事長項某借錢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時炒5套房子被人發現，因而請項某直接操作。因為之前我幫了項某許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資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歸我。2004年，我又委托項某在杭州“云棲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計有500萬元左右。
原來我一直以為是我向項某借錢，請他幫助我炒房，收益歸我。通過深刻檢討，我認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錯了。雖說我向項某借錢，但我沒有出具過借條，借錢從事實上看不成立，買賣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棲蝶谷”一套排屋，我沒有參與買賣，都是項某在操作。從本質上看，我沒有炒房，因為我既不出錢，也不出力或參與經營活動，這500萬元實質上是項某送給我的。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這些都是我法律意識不強，法制觀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造成的。作為一個領導干部，學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們的一切行為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我沒有學好法，法律意識淡薄，是我釀成大錯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重的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長達十多年的違紀違法過程中，群眾不時有舉報，組織上也給我敲過警鐘，但我沒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蓋，繼續去犯錯誤。我總以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僥幸地認為，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會有問題，即使出了事，組織上查，也會有人替我擋一下。
而且，我還錯誤地認為，群眾的舉報涉及不到核心問題，他們掌握的只是一點皮毛，掌握不了實質，他們舉報的只是道聽途說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馬腳，不主動向組織反映問題，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聽說有人向紀委舉報我，懷疑我拿了通策集團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與該公司董事長呂某一起做了手腳。這10%的干股，總價是1000萬元。我相信他們不會說10%的股權是我的，只要呂某不說，就無從可查。而且我認為，說出來對呂某也沒好處。見事后沒什么動靜，我以為自己又一次騙過了組織。
所以，對一次一次的舉報，我都存在嚴重的僥幸心理，沒有正確認識，沒有舉一反三，深思反省，沒有認識到自己違紀違法問題的嚴重性，總以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過關的。
嚴重的僥幸心理，使我沒有懸崖勒馬及時去改正錯誤，而是去掩蓋錯誤，企圖蒙混過關，致使自己的膽子越來越大，錯誤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