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反思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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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我今天講的問題是“反思經濟學”。也就是說，我要對教科書當中的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提出一些批評。我們知道對于經濟學的批評并不新鮮。過去的一個批評是，認為主流經濟學美化了市場，因為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主流經濟學家做了很多假設，而這些假設都不現實，不成立。我的批評則剛好相反，我認為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不是美化了市場，而是丑化了市場。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用了這些假設，人們就會用假設的現實性評價市場，這就敗壞了市場的名聲。

打個比方，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子，一個畫家給她畫畫，這個畫家是憑著自己的想象畫，畫出來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說這就是那個女子。人們就開始針對這幅畫像紛紛議論。有一些人認為，盡管不完全像，但大體上是對的，畢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斷為這幅畫像辯解，同時不斷修改這幅畫，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實相貌。這是誰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學派做的，像米爾頓·弗里德曼這些人，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則完全相反。他們根本不知道女子長成什么模樣，只是根據畫像就說這個女子長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整容方案，根據這些方案對女子進行整容手術，結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斷提出新的整容方案。這就是市場干預學派（包括凱恩斯主義學派）做的事情。他們認為，市場并不滿足經濟學的假設，所以市場不可能像經濟學證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須干預。

我現在提出另外一種思路：既然這幅畫很不像，我們能不能畫一幅新的畫呢？這就是經濟學范式的轉變。

經濟學的本來面目

幾年前，世界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蔓延至整個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席卷全球。危機發生后，有人認為自由市場又失敗了，甚至說，2009年以后將是社會主義拯救資本主義，盡管是開玩笑，還是反映了重要問題。政府干預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其政策依據來自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

回顧歷史，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發生一場大爭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沒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一方，即所謂的奧地利學派，認為不可行，因為它沒有辦法解決經濟核算問題；但是以蘭格為代表的另一方，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可行的，而且運用新古典經濟學模型證明了它能夠解決計算問題。許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爭論中站在蘭格一邊，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這一邊。包括像薩繆爾森這樣的經濟學家，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里，也認為，從理論上講，蘭格是對的。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教科書里的主流經濟學，本來是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而發展出來，為什么變成了反市場的理論？

在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著作中，經濟學是研究發展和變化的。但是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框架里面，不研究經濟發展和變化，而是研究市場怎么通過價格機制達到均衡。問題或許就出在這里。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一個國家怎么能變得富裕，人們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過去兩百年的人類發展和未來發展，亞當·斯密的增長模型是最有用的。

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賴于技術進步和創新，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勞動熟練程度會提高；人們轉移工序的時間減少；每個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進技術，發明新機器。分工受到什么影響呢？亞當·斯密特別強調了市場和市場規模。沒有市場，每個人只能自給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進一步，勞動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場規模的制約。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技術進步越快，財富的增長越快；增加的財富反過來又擴大市場規模。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

這就是亞當·斯密的基本理論框架，它能夠解釋為什么全球化導致過去兩百多年的經濟大發展，為什么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場，中國企業可以做更細的分工，每一件產品都可以大規模生產。比如可樂吸管，義烏一家企業供應世界的70%，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亞當·斯密的理論總結起來有兩個，一個是分工理論，一個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但是非常遺憾，自《國富論》發表100多年后，經濟學就開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從1870年代開始，主流理論放棄了亞當·斯密研究的發展、分工、技術進步，轉而關注市場均衡和財富的分配。這樣一種模式，簡單地定義為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現在主流經濟學的模板。這個模板出了問題，則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經濟學的謬誤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也叫新古典經濟學，按數學語言講，核心內容就是求解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即證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市場交易能夠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使社會福利最大化。但是，這個結論依賴于很多假設，這些假設主要包括：

首先，每個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亞當·斯密那里是沒有的，亞當·斯密只認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沒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計算能力。到馬歇爾開始，認為人會深思熟慮。最后發展到現在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普通人的計算能力相當于計算機。

其次，經濟活動沒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響他人。

第三，技術、資源、偏好是已知的。這個社會有什么可用的技術大家都知道，企業在可用的、可知的技術中作選擇。

第四，規模報酬是遞減的，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這和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是沖突的，因為分工專業化會帶來技術進步，帶來規模報酬遞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競爭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個行業都有無數個小企業生產相同的產品，每個人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在給定的價格下決定賣多少、買多少，而不能影響市場價格。

最后，所有的變化都是外生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根據最優化方法，證明了市場在帕累托意義上有效。也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下，除非有人受損，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處。在這個過程中，亞當·斯密最關心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問題被拋棄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實現均衡的條件。

因為市場的有效性是在這些假設上證明的，而在現實中，幾乎所有這些假設條件都不滿足，所以，一個自然的推論是市場會失靈，只有通過政府干預，才能恢復市場的有效性。這樣，本來要證明“看不見的手”有效性的理論，變成了反市場的理論。

具體來講，經濟學家主張政府干預經濟，主要有幾個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場理論假設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產品是也可以歸結為外部性的一種），市場就失靈了。第二，壟斷。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競爭達不到——而且現實中確實不可能達到，市場就會失靈，需要反壟斷政策來矯正。第三，信息不對稱。新古典經濟學假定信息是對稱的，實際上信息是不對稱的，所以市場會失靈，需要政府干預。

每一個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問題：政府要給靚女補貼？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來的，他想協調一個問題，即技術進步和“看不見的手”之間的分裂。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專業化導致技術進步，因此有規模經濟；另一方面是市場的自我調節。馬歇爾認為，市場競爭和技術進步可以同時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來協調。

馬歇爾的接班人叫庇古，在這個概念基礎上提出政府干預的理論。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經濟活動中，如果某廠商給其他廠商或整個社會造成不需付出代價的損失，就是外部不經濟。這時，廠商的邊際私人成本小于邊際社會成本，依靠市場不能解決這種扭曲，必須通過政府干預解決。類似地，如果廠家不能獲得自己產品的所有邊際價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經濟，市場競爭也不能達到社會最優。這樣，一個產業如果存在負的外部經濟，政府應該征稅；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經濟，政府應該補貼。通過稅收或補貼，政府可以矯正市場失靈，幫助實現帕累托效率。

技術進步具有顯著的正部性，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根據外部性理論，如果沒有政府補助，聽任人們在市場上自由競爭，技術進步就會太慢。

但這一推論與現實不符。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點是什么？是技術進步。十九世紀前，人類技術進步的速度不超過0.05%，意味著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過去200年，技術進步率達到1.5%，是過去的30倍，意味著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技術進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沒有理由說，由于技術進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沒有政府補貼，技術進步就不會出現。外部性理論把市場經濟最重要的貢獻說成是市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預？不一定。打個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點，有正外部性，因為旁人也可以從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悅。按新古典理論，經濟學家會告訴你，由于有外部性，這個人選擇的化妝水平一定低于社會最優水平，所以政府應該該補貼她。這很荒唐。現實中可以看到，沒有政府補貼化妝品，女孩子們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過度。不能因為理論上認定個人邊際收益不等于社會邊際收益，就導出政府應該干預市場的結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和張五常認為，外部性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問題，本質是由于產權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產權。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我們只能用市場的辦法才能解決它。經驗也表明，世界上搞計劃經濟的國家環境破壞都比較嚴重，搞市場經濟的國家污染相對比較少一些。氣候交易未來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場。

所以說，外部性不一定構成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

壟斷問題：反壟斷法反對的，恰恰是競爭本身

壟斷這個概念在英文里出現，最初特指政府賦予某些個人或企業的特權，例如國王特許東印度公司經營東印度的貿易航線，其他企業不準與其競爭，這就叫壟斷。所以說，一開始壟斷的名聲就不太好。

后來，經濟學家把壟斷沿用到市場結構分析中。比如，因為有規模經濟，先進入的企業可以占很大的市場，就會形成完全壟斷或者寡頭壟斷，而如果每個企業的市場份額很小，對價格沒有影響力，就叫完全競爭。按主流經濟學理論，市場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競爭基礎上的。現實中，完全競爭難以達到，所以需要政府反壟斷。美國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國2007年也通過了自己的反壟斷法。

關于反壟斷的理論基礎，微觀經濟學是這么說的：一個壟斷者，價格需求曲線不是水平的，而是傾斜的。那意味著你有市場影響力，不是價格接受者，而是價格制定者。根據企業最優決策法則，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現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線向下傾斜，邊際收益小于價格，導致價格高于邊際成本，由此產生了效率損失，所以要反壟斷措施糾正。例如美國政府曾起訴微軟壟斷，要拆分它；對一些大企業如美鋁、IBM等等，美國政府都做過反壟斷制裁。

對照現實，這是很奇怪的邏輯。因為真正的市場，面臨的是有沒有這種產品的區別，而不是假定已經有這種產品的情況下，怎么定價的問題。比方說，微軟作為軟件企業，它的產品價格不可能等于邊際成本。在微軟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你要他按照邊際成本定價，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論里，價格是外部給企業的一個參數，必須接受它，這樣才叫完全競爭。但在現實中，價格是企業競爭的基本手段。好比企業做廣告，就是培養消費者對產品的忠誠度或傳遞有關產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線更傾斜一點；還有價格歧視，同一產品對不同的人要價不同，也是為了吸引更多的顧客。按照反壟斷的邏輯，這也是不允許的。但這些都是企業競爭的基本手段。可以說，反壟斷法反對的，恰恰是市場競爭本身。

對反壟斷法的實際效果，經濟學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沒有案例能夠支持它。簡單地說，企業合并之后，價格普遍降低了；反過來，政府強令拆分的，價格普遍提高了。這是什么原因？因為企業合并后，提高了效率，節約了成本，這個節約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讓利給消費者。所以反壟斷法對消費者不一定有好處。

新古典理論的“完全競爭”，其實是沒有競爭。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說得很清楚，如果每個企業都是“完全競爭者”，沒有利潤，沒有資金從事研發，是不可能有技術進步的。企業之所以搞研發，就是希望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產品或專利，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企業開發新產品，申請專利，采取特殊的定價策略，廣告策略，并購投資等等，都是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

壟斷要反，但應該反的是政府用強力施加的壟斷，即政府只允許一部分人經營、不允許其他人進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場上自發形成的高占有率。歷史上看，沒有一個企業能夠持續統治市場。不管是微軟，還是英特爾，如果不能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或者定價太高，早晚會垮臺。IBM原來很牛氣，后來被戴爾、惠普打倒了。微軟占軟件平臺70%、80%的份額，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爾·蓋茨講的，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這就是競爭的壓力。競爭程度不能按市場上有多少個企業衡量，而要看有沒有自由準入。

如果有企業采取侵犯別人權利的辦法去競爭，政府一定要管。但這是產權的保護問題，與反壟斷無關，采取這種不正當競爭的可能是很小的企業。在這個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業的規模，也不要認為企業數量越多，競爭越激烈。衡量壟斷的唯一標準是有沒有政府的政策保護，與企業大小無關。

回頭看反壟斷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變成落后企業反對先進企業的工具。有些企業競爭不過別人了，就起訴別人。像現在，任何兩個企業并購都要由商務部批準——例如生產電飯煲企業并購還要商務部批準，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對稱問題：市場是一雙隱性的眼睛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信息是對稱的、完全的。一個推論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對稱，就需要政府去監管企業。“非對稱信息將導致市場失靈甚至消失”，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羅夫的“舊車市場”理論，食品安全檢查，藥監局，饅頭辦公室等等，都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

聽起來蠻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費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政府不管，我們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嗎？

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低估了市場的力量。新古典經濟學只知道市場是只看不見的手，沒有看到市場還是一雙隱性的眼睛——聲譽機制。長期看，市場競爭生存下來的企業，都是聲譽良好的企業，欺騙無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競爭策略。企業有積極性提供信息，消費者也有積極性獲取信息。從這個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據反壟斷理論，企業做廣告會增強市場支配力量，屬于壟斷行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費者介紹產品，樹立品牌，恰恰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況下，是政府干預導致了市場信譽機制的失靈。簡單地說，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審批，企業不會在乎自己的聲譽好壞。在市場競爭中，企業要討好消費者，但是，如果能不能進入這個行業、能不能賣這個產品由政府說了算的話，企業就會去討好政府官員。討好政府官員比討好消費者更容易，因為消費者很多，政府官員是少數人。

打個比方，賣房子時，如果要討好消費者，200套房子要討好200個家庭，平均每個家庭三到四個人，你要討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政府官員審批的話，一個處長，你只要保證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難理解：政府部門獲得審批的權力，并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往往是腐敗機會的滋生。事實上，許多政府審批名為規范市場，實為官員尋租。

市場與企業的關系：不要反感大企業

現實中，沒有完全競爭，信息也不對稱，市場如何運作？超市里賣的礦泉水，消費者不認識它的企業老板，更不認識它的員工，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標去掉，你還敢喝嗎？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業是一個聲譽機制，承載著一系列連帶責任。有了連帶責任，才能建立信任。簡單來說，某組織有一個名字，這個組織的人之間就存在連帶責任。沒有名字，就沒有連帶責任。

如果按主流經濟學的定義，完全競爭的市場由無數個原子式的小企業組成。但在這樣的市場上，信任是建立不起來的。每個人一個名字大家記不住，所有人都叫一個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數行業中，最后往往形成幾個大品牌，這樣消費者可以記住它們，相信它們。因此，我們不要反感大企業。沒有它們，市場經濟不可能有效運行。

在企業內部，承担連帶責任更精細。簡單地說，什么叫老板？就是對所有的員工承担連帶責任的人。假如你是一個餐館老板，你的員工菜沒洗干凈，客人吃了拉肚子，誰負責？是你。你不能說我不在場，我不負責。作為老板，你不僅要對所有員工的過錯承担責任，還要對上游供應鏈上的廠家承担連帶責任。譬如一個牛奶企業，奶源不是你生產，飼料不是你生產，但是牛奶中檢測出三聚氰氨，不論是誰加進去的，你都要承担責任。有能力承担這種連帶責任的，就是品牌企業。一個企業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責任，就有多大的利潤空間。如果你沒有能力為他人承担責任，就做個體戶，只對自己的行為承担責任，當然也不可能賺大錢。

從這個角度理解，一個行業只有幾家大企業不是壞事。亞當·斯密反感大企業，他曾提到，大企業老板們湊在一塊肯定是想坑害消費者。實際上，沒有大企業，就不可能有大范圍的市場。科斯把企業理解為市場的替代物，認為市場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業替代市場，這個觀點可能有問題。企業不是市場的替代物，而是市場本身的運行方式。正是企業的存在，降低了市場的交易成本。如果沒有企業，信任關系建立不起來，我們就不會買牛奶喝。自己養奶牛太貴，就不喝牛奶，喝稀飯——這就是自給自足，不存在市場了。

因為信息不對稱，要求政府干預，或者針對大企業制訂反壟斷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場中，由于存在聲譽機制，使我們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種各樣的產品。企業的品牌和市場的信任在此過程中建立起來。因為這個原因，人為地限制企業規模是不對的，那其實是在破壞市場秩序，破壞市場的有效性。

埋葬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理論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依據。人們接受它，首先是因為無知——就是說，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很膚淺。第二是利益問題，有了這個理論，一些人可以拿國家的錢去投資，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制造通貨膨脹。

現在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三架馬車”理論，顛覆了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常識。它認為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可以是私人企業投資，也可以是國有企業投資；凈出口就是出口減去進口。根據這個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費，或者靠增加投資，或者靠增加凈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資；投資不行了，就促進消費。宏觀經濟政策就是這么描述的。

“三架馬車”作為一個恒等式，沒錯。但用它來解釋經濟增長，就犯了大錯。

人們之所以創造GDP，是為了消費。但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我們不是為了消費去創造GDP，而是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費。我們制定8%、9%的增長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拼命刺激消費。消費本來是目的，現在變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機時，汽車銷售不好，就補貼汽車；家電銷售不好，就補貼家電……為了追求GDP而消費，目標和手段完全顛倒了。

再看投資。為什么要投資？因為投資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增加未來的消費。今天投資1塊錢，明天可以回報比1塊更多。如果不這樣，投資就是浪費，不值得進行。但看一看我們現在，投資是為什么？為了增加總需求（或者說為了增加就業），投資與效率毫無關系。如果不考慮創造價值，只是為了增加GDP，創造就業機會，辦法有很多。讓1000萬人當小偷，然后再讓1000萬人當警察抓小偷。這2000萬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義呢？

接著看凈出口。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200多年前就指出，貿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貿易創造財富。這才是我們需要貿易的原因。但現在的宏觀經濟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回到了重商主義時代，認為只有出口大于進口才能增加財富。比如，一個國家出口100萬，進口90萬，出口大于進口，貿易對GDP貢獻是正的。如果一個國家出口1000萬，進口1100萬，出口小于進口，貿易對GDP的貢獻就是負的。這不是很荒唐嗎？現在，每到金融危機之后，所有國家就想辦法限制進口增加出口，搞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兩敗俱傷。

還有儲蓄問題。我們常說，經濟要發展，要增加投資。投資哪兒來？靠儲蓄。但是凱恩斯主義理論說，儲蓄是壞事，花錢是好事，還把它表述為“合成謬誤”現象。個體的善不等于總體的善這個現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儲蓄上就不合適。凱恩斯理論其實是一個經濟波動理論，我們卻把它變成了經濟發展理論。

新古典理論的矛盾與缺陷

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人很多，包括凱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強，為什么？因為它形式上太完美，讓人著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認為是可以原諒的。

過去100多年，主流經濟學的各種創新都沒能擺脫新古典理論的范式。經濟學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經濟增長理論，無論是內生還是外生的，想把增長問題放進去，但就是放不進去。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技術進步，這顯而易見，但技術進步哪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不知道，所以生產率的提高被稱為“剩余”。新近出現的內生增長理論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資源投入和知識儲量的自我積累，但還不夠，因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發費用占GDP的3%，在發達國家里最高，但過去二十年經濟停滯不前。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論，解釋生產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經濟學應該是個統一體。過去的新古典經濟學不研究發展，所以出現了發展經濟學；又因為過去的經濟學主要研究均衡，沒辦法解釋經濟周期，所以又出現了宏觀經濟學。就這樣，經濟學出現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為新古典理論辯護，不斷修補它，例如芝加哥學派。但由于他們的觀點建立在新古典理論的范式上，難免愛屋及烏。比如弗里德曼認為，理論是否正確和假設沒有關系，不需要限制假設，甚至越不現實的假設，越是好理論。這有點強詞奪理了。應該說，如果理論的假設和現實偏差太大，即使預測對，也不一定是好理論，可能是因為“瞎貓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學派是在新古典主義的框架下為市場辯護，所以經常出現矛盾，比如他們對反壟斷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學派堅決支持《反壟斷法》，認為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們態度開始改變。這是因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論文中提出的問題沒法解決。最后他們提出政府失靈理論，對抗市場失靈理論。結果變成了一個經驗問題：政府會失靈，市場也會失靈，就看誰的失靈更多。這就是邏輯不一致，對市場支持不徹底，所以不能決定誰輸誰贏。

經濟學有這么多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數學應用的束縛。數學本來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但現在，經濟學幾乎變成了數學的奴隸。所有經濟問題都以數學上可處理來設定，如果數學上不能處理，就避而不談。亞當·斯密的分工交易、規模經濟等重要理論，經濟學家們放棄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為數學上沒辦法處理分工和技術進步。企業家這么重要，應該說是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推動力，但在主流經濟學中看不到企業家的身影，也是因為沒辦法用數學來模型化企業家的決策。

保羅·克魯格曼說“經濟學是沿著數學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這是一針見血。現在很多人寫經濟論文，你問他為什么那么假設，他說不這樣假設數學上沒法處理。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適履。用數學是為了研究經濟學，而不是讓經濟學去迎合數學。經濟學要真正進步，一定要放下數學這個包袱。

經濟學的曙光

經濟學是不是一塌糊涂，沒希望了？曙光還是有的。要理解市場，不得不說奧地利學派。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理解最透徹、最正確的經濟學說。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市場是個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均衡；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利用新信息，發現和獲得盈利的協調過程；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

1929年大危機，只有兩個人預測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經濟周期，不讀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是不行的。他也因為經濟周期理論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預測到的也主要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如國際清算銀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奧地利學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對稱。相反，它認為正因為信息不對稱，我們才需要市場經濟。信息在企業家腦子里，在每個人腦子里，它是主觀的，任何中央計劃機關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蘋果公司決定生產i-Pad，如果你不讓他去做，這個信息就是沒有的。這個信息只有在市場過程當中才顯現，計劃經濟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在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中，“別針工廠”與“看不見的手”之間沒有矛盾，技術進步與競爭之間沒矛盾。競爭是技術進步的推動力量；反過來，技術進步也是企業競爭的手段。技術進步在市場經濟下是內生的，亞當·斯密200多年前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理論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個內生增長理論，重新發現了新大陸。企業為什么要創造新產品——例如，原來有很多種礦泉水，為什么還要出一個新品牌；原來已經有筆記本電腦，為什么要生產iPad？因為這是企業的競爭手段。有人說分工專業化、規模經濟與“看不見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經濟學里按數學證明的均衡理論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奧地利學派里沒有。

外部性、不完全競爭、非對稱信息，都不會成為破壞市場的力量。它們是市場運行的方式，也是市場存在的理由。說它們是市場的運行方式，是因為如果沒有市場，這些外部性和非對稱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沒有分工，就沒有產品信息的不對稱）；說它們是市場存在的理由，是因為許多市場機制（如品牌）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政府的干預——不讓企業家發揮作用，不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壞市場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礙企業家自發創新的政策，本質上都是計劃經濟。

市場真正的破壞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對市場沒有約束的干預。像柳傳志、張瑞敏這樣的企業家，成天在市場摸爬滾打，未來投資什么、生產什么，還需要一天生意都沒做過的發改委官員來指導，這不是很可笑嗎？政府制定的所謂“產業政策”，基本沒有成功的。如彩電行業，1990年代國家支持的“定點企業”都垮了，現在風光的品牌企業沒有一個是產業政策扶持起來的。聯想是政府扶持的嗎？騰訊公司是嗎？都不是。讓產業政策指導企業家投資就像讓瞎子引路，一個人也許視力不好，看東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讓一個瞎子領一個視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結果只會更糟糕。

研究范式的轉變

搞學術研究的人喜歡讀最新的文獻，隱含的假設是：科學總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論比昨天的理論更正確。其實這不對，科學也可能倒退。舉個例子，日心說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臘的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說，認為地球圍繞太陽作圓周運動，但他的理論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說長期統治人類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日心說才被接受。

經濟學也是這樣。凱恩斯理論出現在亞當·斯密理論160多年后，難道就比亞當·斯密理論正確嗎？不一定。

1930年代，經濟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爭論中，大部分新古典經濟學家站在支持計劃經濟的一邊，只有奧地利學派堅決反對計劃經濟。最后，到1990年蘇東計劃經濟徹底崩潰，才證明了他們的正確。不過，人類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并不是說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它的價值。像“地心說”，之前被認為是對的，它確實可以解釋很多人們日常觀察到的現象，對于指導農民種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導航海、指導宇宙空間旅行，就會發生誤導。同樣，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對我們理解供求如何影響價格、價格如何影響資源配置，以及對我們預測政府管制價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隊、走后門、腐敗），是有價值的，但它沒有辦法指導我們如何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做出取舍。

科學發展最大的阻礙可能是科學家本身。受過嚴格現代經濟學訓練的人，接受新的學術范式很難，所以理論體系變革不容易。不過，既然新古典理論的體系、模板有這么多問題，我們應該想一想，未來經濟學研究應該向何處去。

經濟學的走向非常重要，因為人的思想決定人的命運。有一種思想，就會有相應的行為。希特勒相信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性，所以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相信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好，所以有了蘇聯、朝鮮等國的計劃經濟體制。

我們必須認識到，人與人的沖突并非全是利益沖突，還有理念沖突。許多看似利益沖突的東西實際上是理念沖突。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全是利益沖突，雇主和雇員、農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過斗爭解決問題，這社會就真的沒希望了。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這樣，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于你死我活的利益沖突，結果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

米塞斯說，“社會問題是社會學術狀態的結果”，有什么樣的社會學說，就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僅僅從利益的角度理解社會是有偏頗的，很多問題是由于我們的無知引起的。如果我們相信，減少無知可以減少沖突，人類的明天就永遠有希望。

在經濟學過去200多年的發展中，中國經濟學家做的貢獻并不多。如果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未來發生大的轉型，中國經濟學家也許有機會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