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吳思:從官家主義看中國社會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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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官家”,在古漢語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說趙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條條塊塊的各級衙門。第三重意思是官僚個人。“官家”這個詞有多重涵義,因而特別準確貼切。這些涵義可以把“官本位”的內部結構拆解開來,讓我們看到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看到最高決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門利益,還能看到官僚個人作為代理人的私利。今天的文章選自230期講座“吳思談社會轉型”,以下為部分實錄:


吳思(作家、歷史學者):在讀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我摸索拼湊了一種歷史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很粗略,很不成熟,但我仍然想介紹一下,得到大家的關注和批評。


我們知道,不同的歷史會產生不同的歷史理論。反過來,不同的歷史理論,也可以讓人看到不同的歷史景象。近百年流行的歷史理論基本是外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東西,外來的概念體系中卻不一定有。因此,用外來的理論看歷史,就可能忽略一些很要緊的東西。我們要準確認識自己,難免要創造自己的概念,并在這些概念之間建立關系,建構更符合中國史實的理論體系。


我講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暴力集團的收益及其分配


1、廣漢土匪的故事


我從一個案例開始,分析暴力集團的收入來源和他們的分配方式。四川省廣漢縣位于川陜大道上。1913年,縣里有五幫土匪,他們在大道上攔路搶劫,幾乎沒有人能夠平安走過這段路,即使小股的武裝部隊都可能被土匪包圍繳械。結果大道沒有人走了,土匪也沒得搶了。


這五幫土匪開了一個會,達成一個協議,五幫土匪,比如說那一段路有一百里,每一幫土匪負責20里,在入口處立一個收費站,收費之后,這20里之內的安全由你負責,保證不重復收費。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五個收費站都如此辦理。收費多少呢?空手客收5毛錢,包袱客,就是小商小販,帶貨物的,收一塊錢。當時的一塊大洋的購買力相當于現在的35塊錢人民幣,空手客收七八塊錢,跟現在高速公路的收費標準差不多。很快這些政策就見了成效,川陜大道漸漸有人走了,土匪也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


土匪們又把這個政策推廣到廣漢全縣。廣漢縣境內由于連年軍閥混戰和土匪搶劫,沒有什么人煙了。如果農民種的莊稼會被搶走,甚至連人一塊被人綁票,那就沒人再種地了。于是土匪們推出一個政策,請農民們回來種地,保證一畝地只收一斗谷。當時的產量,在成都平原上大概每畝可以有兩石。一斗谷意味著只收5%的稅。制止亂收費是很難做到的,但是土匪大體做到了,就收5%。


收費之后,土匪負責這一帶的治安,如果有外來的土匪,他們負責把他們打走。如果土匪內部有人敲詐勒索,土匪頭子承諾嚴肅處理。果然,有的土匪敲詐勒索,村長就找土匪頭子告狀,土匪頭子果然把這個小嘍羅斃了。于是,四川廣漢縣建立起一種安定的秩序,土匪們也有了穩定的收入。


2、血酬定律


現在我們討論這個故事。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土匪們吃的是什么?地主吃的是地租,資本家吃的是利潤,勞動者吃的是工資,土匪吃的是什么?


土匪自己怎么說的呢?山東土匪說,我們吃的這個錢叫紅錢。江湖黑話“春典”中,把錢稱為血。錢多就叫血旺。每天給警察好處費叫上日血、每個月給好處費叫上月血。他們用紅錢和血來描述他們的收入。我借用這種思路,杜撰了一個詞“血酬”。


血酬的價值是由什么決定呢?比如說搶銀行,被抓住就會被槍斃,甚至可能被當場擊斃,這是玩命。命值多少錢?銀行里如果有一百萬,血酬就是一百萬,如果銀行里只有五塊錢,血酬就是五塊錢。不會因為你冒了生命危險就價值高。當然,要是知道銀行里只有五塊錢,他們也不會去玩這個命。不管怎么說,血酬的價值,最終由搶劫對象的價值決定,不由你冒多大險決定。


3、血酬定律的推論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但是我們順著這個邏輯可以推出很多有意思的結論。


比如說,民國時期河南綁票的贖金是二百現大洋,相當于現在的七千塊錢。后來土匪遍地,見人就綁,贖金的價格急劇下降,最后是一百個雞蛋就可以贖一條命。一百個雞蛋不過四五十塊錢的人民幣吧。搶劫對象的價值越來越低,血酬越來越低,低到一定的程度,土匪這個行業就會消失,還不如結伙找塊地種,或者是打打野兔子。這就是大亂走向大治的一個轉折點,即搶劫收入不如種地的那一點。


同樣這個道理推出來,如果農民的日子過不下去了,糧食被政府大量征走,剩下的不夠吃,他就會考慮改行了。比如說民國期間東三省當土匪的死亡率是38%,如果饑民的死亡率是50%,那他是忍饑挨餓還是當土匪?


政府為了追求短期血酬的最大化,也會殺雞取蛋。四川軍閥預征稅費數十年,竟然預征到2011年。他不這么搜刮,下個月可能就被別的軍閥打走了,這只雞就可能讓別人吃了。這時候,軍閥政府還不如土匪。反過來,土匪為了追求長期血酬最大化,寧可養雞生蛋,降低收費,每年只收5%。血酬定律可以推算出來,什么時候老百姓變成土匪、什么時候土匪變成老百姓、什么時候政府變成土匪、什么時候土匪變成政府。


4、“法酬”是一個好概念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土匪建起了收費站,建立了制度,不再刀刀見血了,靠制度和法規吃飯了,這時他們吃的還是血酬嗎?這時候我杜撰了一個新詞:“法酬”。


“法酬”這個詞,我覺得是解釋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詞匯,它仍然是血酬,但轉化為一種高級形式。這個概念在很多理論體系里都沒有,歷史唯物論里沒有,現代西方的經濟學和財政理論里也沒有。但現實社會中有這個東西。比如說,從老百姓那兒征來了一百萬,按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扣除必要的工資和管理成本,一百萬都應該花在老百姓的身上,即公共稅收等于公共開支,這兩個應該相等。但是,如果公共稅收來了一百萬,對老百姓的公共服務只花了十萬,中間我扣下九十萬自肥,這九十萬叫什么?怎么稱呼這么大的一筆剩余?


我甚至連十萬都不必花在老百姓身上。我什么都不管,只管收費征稅。你到我這兒來告狀,說有強盜,我說你們自己搞聯防去吧。我用收來的稅費蓋我們家房子、包二奶、包三奶。這些錢,從算術角度看,就是公共稅收減去公共開支的剩余,這筆被統治者侵吞的剩余就是法酬,它是血酬的轉化形式,就好比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一樣。


5、暴力集團內部如何分配利益


現在我來分析一下暴力集團內部的關系,從內部關系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法酬”是什么,“血酬”又是怎么分配的。


在人們的印象中,梁山好漢的分配好像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實際上不是這樣。《水滸》上講,宋江上了梁山,下面有人來報,有一百多輛車從山下經過,問搶不搶?宋江說搶,注意別傷人。過一會兒說搶來了,怎么分呢?梁山好漢將這些財物分為均等的兩部分,一部分入公庫,另外一部分當場就分。所有的頭領,梁山好漢的一百單八將分一半,剩下的,所有的嘍羅分另外一半,并不是平均分配。


我原來以為這是中國特色。去年我看到一本《魔鬼經濟學》,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得到了黑手黨的賬本,詳細記錄了美國黑幫是怎么分配的。這個黑幫是個販毒團伙,團伙老大每個月是8500美元,老二、老三、老四,三位助手合起來,一個月才2100美元,人均700美元。還有50多個嘍羅,合起來分7400美元,人均148美元。這就是美國黑幫的分配方式。


一個黑幫老大的收入幾乎頂他的副手和嘍羅合起來的總收入,可見其內部貧富差距極大。這種收入方式對整個大區都是適用的。這個黑幫團伙有分區經理120個,120個頂級黑幫,分得所有的黑色收入的一半,5300個嘍羅分另一半,收入差距是1:44。


6、暴力集團與工商集團的類比


我們用中、美黑幫的內部分配方式來類比一下我們熟悉的工商業。工商業有老板和工人,暴力集團內部也有老板和工人,就是軍閥和士兵,匪首和嘍羅。


暴力集團的老板怎么賺錢呢?掏一筆錢招兵買馬,買一些武器,我們可以把這筆錢看作血本。叫血本不叫資本,因為它買的是人命和武器,不是勞動和機器。組織起隊伍之后,打下一塊地盤,搜刮所得就是血酬,暴力要素換取的收入。這筆收入減去血本,就是支付軍餉和購買武器彈藥的那些錢,剩下就是純收入,這在商業上叫利潤,在暴力集團內部應該叫血利。血酬扣除血本之后就是血利。更準確地說,法酬便等于血利。


暴力集團內部的分配方式和工商集團內部的分配方式是一樣的。流血流汗最多的人,未必是賺錢最多的。在暴力集團內部處于高級位置的人,比如說皇帝、大軍閥,他們的確是在玩命,但是玩的是士兵和低級軍官的命,而不是自己的命。他們自己反而很安全。血本家和資本家都是吃剩余的。


7、從暴力角度看歷史


從暴力的角度觀察歷史,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有兩種社會形態,一是封建主義形態,一是官家主義形態。這兩種形態是暴力集團統治的不同形式,但暴力分布的格局不同,這兩種形式有重大差別。


我想請大家注意,按照我們最熟悉的方式——歷史唯物主義方式——分析中國歷史,就要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可我強調的是破壞力或者叫暴力。中國兩千年來雖然有很多生產力方面的進步,但進步有限,不足以解釋中國歷史的紛紜變化。歷史唯物主義很了不起,但加入新的解釋要素之后,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中國歷史。


第二部分封建主義:暴力集團打天下


1、環境中的暴力濃度


我曾看過一個電視片,講黑猩猩之間的戰爭。一個黑猩猩團伙在這塊地盤,另一個黑猩猩團伙在另外一塊地盤。這幫黑猩猩的食物不多了,就想搶另外一幫黑猩猩的。它們組織入侵,黑猩猩這里一隊,那邊一隊,悄悄向對方的地盤包抄過去,突然大喊起來,沖向另外一幫黑猩猩。那幫黑猩猩正在樹上抓虱子呢。結果它們四散逃亡,一兩個沒逃掉的黑猩猩被打死了,撕碎吃掉了。它們的地盤自然也被強者占領了。


我們祖先生活的環境就是這種充滿暴力的環境。在生產行為出現之前,已經出現了暴力搶劫。暴力行為不需要建立在生產行為的基礎上,這是非常原始的生存策略,比生產勞動更加原始。作為任何理論的起點,在設定初始的自然狀態的時候,都應該包含暴力要素。


2、適應高濃度暴力環境的社會組織


在高濃度的暴力環境中,人們怎么適應、怎么生活、怎么能夠不被對方殺掉,反過來還能戰勝對方?適應這種高濃度的暴力環境的社會組織形式,就是親屬集團——家族和宗族,或者叫族群。


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諺語,“上陣親兄弟、打仗父子兵”,你的父兄不退,打仗時你敢先逃嗎?即使你逃回家了,還會有好日子過嗎?為了獲得強大的戰斗力,就要依賴親屬關系。如果真實的親屬關系不夠用,人們還會發明虛擬的親屬關系。《三國演義》里的結拜兄弟就是虛擬的血緣關系。有了這種關系,就會有更強的戰斗力。從朱元璋到蔣介石,他們都利用這種虛擬的血緣關系,建立起遠遠超出一般社會關系的穩固而密切的社會聯系。憑著這樣的關系,建立堅強的團結,密切合作,誰也不敢臨陣脫逃。


總之,在暴力高濃度的環境里,親屬和模擬親屬組織是適應環境的一種很好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作為暴力集團統治形式之一的封建主義,具有鮮明的親屬色彩,這種親屬色彩的濃度與環境中的暴力濃度是成正比的。


3、作為暴力激勵機制的封建主義


不管是虛擬的血緣組織,還是真的血緣組織,內部都要建立一種機制,激勵人們勇敢地沖鋒陷陣,激勵人們賣命。即使在沒有血緣關系的暴力組織之中,也有必要建立這樣的激勵機制。


古代中國有軍功封侯制度,例如商鞅在秦國建立的制度,他把爵位分成二十級,每個人都可以一級一級往上升,條件是要有戰功,斬敵方一個首級就可以升一級,為公士,獎給你一百畝土地,五畝宅基地。如此類推,斬首五個,就是五百畝,外加二十五畝宅基地。再往上就開始食稅。砍了九個腦袋,可以吃三百家的稅,一直到第二十級封侯。這就是商鞅建立的暴力激勵機制,一種軍功封侯制度。


這種制度發揮了什么作用?當時的人描繪秦國進入戰爭的情景。突然聽說要打仗了,大街上小伙子蹦著、跳著,像過節一樣,嚷嚷著要打仗了,為什么?因為他們有機會發達了。只要砍下一個敵人的腦袋,就可以從貧民變成小地主,再砍一個就變成中地主,再砍一個就是大地主了。壯漢和小伙子們像期待節日一樣期待著戰爭。這些士兵上了陣,脫光了膀子,蹦著、跳著向敵人沖過去,秦國的士兵腰帶上掛著腦袋,胳膊下夾著一個,還在瘋狂追殺敵人。這種暴力激勵機制,使秦國具有了統一中國、滅六國的制度基礎。


軍功封侯制度發展下去就是封建制度。你有戰功就給你土地,功勞越大給得越多,論功行賞,最后建立的就是根據暴力進行資源分配的制度。


歐洲的封建制度也是這樣建立的。查理大帝死后,九世紀之后的歐洲,四面都是敵人。東面是匈牙利人,南面是阿拉伯人,北面和東邊的大海有維京人,四面強敵,內部還自相殘殺。暴力濃度如此之高,人們如何生活?弱者就要投靠強者,強者也要拉拢追隨者和附庸,結成一個團伙,這就是歐洲封建制度的由來。


在法語中,封建主義的詞根是采邑,領主接納一位附庸,一位騎士,贈給他一塊地,就叫采邑,這塊地就是騎士向領主提供暴力服務的報酬。


歐洲的封建制度,跟中國的封建制度一樣,都是一種對暴力的激勵制度,都是根據暴力服務分配資源的制度。


4、封建制度的第一大弊病


封建主義有很多弊病。第一個弊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老子打仗很英勇,兒子差一點,孫子整個就是紈绔子弟。不僅才能越來越差,與領主的關系也越來越疏遠,忠誠度越來越差。


那些有權封侯的人,在沒有戰爭的時候把財富分給誰呢?墨子當時責備說,“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親戚則使之”,沒有功勞也讓你富貴起來,像這樣任人唯親,這個國家的管理者盡是一些無能的人,不是競爭篩選出來有才干的人,就會逐步衰落。


5、封建制度的第二大弊病


封建主義的第二大弊病就是暴力失衡。


每個貴族都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騎士,都在自己的地盤上建立稅收和行政組織。如果大家勢均力敵,還能彼此相安。一旦我發現你的實力不如我,暴力的均勢一旦破壞,強者就可能吞并弱者,造成遍地戰爭。


我們看中國歷史,周天子的實力鎮不住了,就會有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比如說三家分晉,晉侯本來就已經很牛氣了,有自己的一套軍事行政和稅收體系,但是他下面有三個大夫,每個大夫也有自己的行政體系、軍事體系和稅收體系。


三家分晉就是《資治通鑒》第一頁的第一個紀事。周王認可了犯上做亂,封三個大夫為侯,整個規則體系就破壞了,進入了暴力競爭的時代。下層的暴力體系的實力,只要超過了上級的實力,就有可能推翻上面的暴力體系。就是說封建體系內部有一個暴力均衡,這個暴力均衡一旦破壞,天下就會大亂。春秋戰國就是暴力集團的均衡不斷破壞不斷重建的結果。漢朝那些姓劉的王強大起來,例如吳王劉濞,就忍不住要造反。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就帶著軍隊殺向南京,奪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一直到民國,袁世凱勢力一弱,馬上就是軍閥混戰,只要暴力均衡的格局稍有變動,就很容易出現戰爭。


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病,就是戰爭不斷。


第三部分官家主義:暴力集團坐江山


1、廢封建,立郡縣


為了解決封建主義造成的問題,我們的祖先前赴后繼,想了很多辦法。


一是收兵權,各地諸侯無權調動軍隊。


二是收行政權,雖然你是這個地盤的老大,但是皇帝給你派一個相,負責日常行政事務。皇帝派去的人當然聽皇帝的,這樣在行政上就把貴族架空了。


三是收立法權,各地必須奉行中央的法令,不能另搞一套。


四是限制繼承權,這一輩子你可以安享榮華富貴,下一代就要降一級,一般是五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出了五服就跟平民一樣了。


第五個辦法,收你的征稅權,你自己不能派人收各種稅,中央派人收,然后像發工資一樣發給你。


第六個辦法,人和封地隔離,就讓貴族在首都過日子,免得搞什么陰謀詭計。法國建凡爾賽宮也有這種作用,給每一個貴族一套房子,用上流社會生活吸引他們,讓他們離開自己的封地。


第七個辦法,就是壓縮你的地盤。只要你的地盤小了,你再想反,實力也不夠,你翻不了天。


為了實施這些辦法,真所謂前赴后繼,許多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商鞅變法就禁止無功繼承,沒有軍功不許繼承貴族爵位,結果商鞅得罪了太子黨,國王一死商鞅就被五馬分尸。在繼承權上打主意的人,第二個著名的犧牲者是吳起,他發現楚國的封建勢力非常強大,就出臺了一個新政策,說往下傳只能傳三代,于是又得罪了太子黨,國王一死就追殺吳起,將他亂箭射死。漢朝的晁錯提出削藩策,削減藩王的地盤,政策一出,各地馬上就反了,打出的旗號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結果皇帝將晁錯腰斬。


如何穩健和平地削減諸侯的地盤?我看到的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漢武帝的推恩令。皇帝下詔說,各諸侯可以把封地傳給每個兒子,不必搞嫡長子繼承。大家想,如果你的父親是王,皇帝說各兄弟可以平分,老大要想一個人獨吞,你會干嗎?如果你父親偏向老大,家庭內部肯定會掐成一團,自己互相殺起來。推恩令一出,強大的王國馬上支離破碎,形成了中央對地方諸侯的壓倒優勢。這是利用對手的內部矛盾解決問題好辦法。


總而言之,我們的祖先費盡心機,很多人流血犧牲,要解決封建制度的兩大問題,暴力失衡問題和一代不如一代問題。于是,一個新制度誕生了。這個制度叫什么?我稱之為官家主義。


2、官家主義是什么意思


官家主義是什么意思?官家這個詞在古漢語里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皇帝,大家看《水滸》,說趙官家,說的是誰?就是皇帝。從五代起,官家就有了皇帝的意思。


第二層意思,官家是指衙門,縣衙門、吏部衙門、戶部衙門等等,條條塊塊的各級衙門。這張桌子是誰的?官家的。這意思就跟現在說桌子是公家的、單位的一樣。


第三層意思,指的是官僚個人,對官僚個人尊稱的就是官家。


官家在古漢語里有三個意思,皇帝、衙門、個人,其中的每一個主體,都有自己立法定規說了算的空間。皇帝說了算的那套規矩就是王法。各衙門說了算的那套規矩是體現部門利益的各種立法。官僚個人說了算的那套規矩就是潛規則。比如你到我這兒來辦事,我刁難你,讓你下個月再來,我利用自己合法的傷害你的權力和空間,讓你的一筆大生意黃了,于是你明白了,掏出紅包放在這里,我就放你通過了,這就是潛規則。


總之,圍繞著官員個人建立了潛規則體系,圍繞著衙門建立了部門法規,圍繞著皇帝建立了王法,這三個主體各有各的立法定規的空間,合起來形成的整體就叫官家主義。皇帝是官家集團的首領和總代表。


這個包含了三個主體的結構里,又有內部地盤的變化。皇帝強了,比如像朱元璋這樣,就可以壓縮部門的地盤,也可以壓縮官僚個人的地盤。如果皇帝弱了,各個部門就可能自行其是。每個部門里的官員也是如此,看皇帝或領導精明強干,就收斂一些,反之就放肆一些。于是,官家主義就呈現出一個動態的結構。但是要問天下究竟是誰的,誰是中國的主人,答案就是兩個字:官家。中國自秦朝廢封建、立郡縣以來,就是一個官家說了算的社會,封建貴族也能起點作用,但他們不能說了算。中國是官家主義社會,不是封建主義社會。


官家主義是可變的。如果各地各級衙門強大起來,就像唐朝的藩鎮割據一樣,或者像魏晉一樣,門閥世族壟斷了用人權,世代把持高官的位置,恨不得比皇帝還牛,一塊塊地盤形成了,私人武裝也出來了,封建主義的萌芽就抬頭了。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可能壓倒官家主義制度,變成一種封建色彩很濃的體系。中國史學界有一種觀點,叫魏晉封建論。魏晉時期到處是私人地盤,塢壁,部曲,豪門貴族,封建色彩比較濃,官家主義色彩很淡薄。這就是說,由于官家主義內部不同主體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官家主義確實有可能變成封建主義。


3、官家主義文化


官家主義體制形成了官家主義文化。我們可以類比一下:經典的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說了算的社會,利潤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大家都惦記著賺錢、賺錢、賺錢。在官家主義社會里,說了算的是官家集團,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是升官、升官、升官,大家都認升官,就好像資本只認賺錢一樣。只要能夠升官,什么壞事都可以干。


儒家教條本來可以看作統治集團與民眾的合同,對兩邊都有約束,盡管一頭硬一頭軟。但只要有利于升官,儒家的說法可以不理,道家和法家的說法也能為我所用。人們經常說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或者說中國文化是儒法互補,儒道互補,我看都沒有說到根子上。根子就是官家主義文化,官家看什么合適就用什么,不合適就封殺,就篡改,就拋棄,或者僅僅當作幌子騙人。仁義道德也好,無為而治也罷,關鍵要看是否有利于維持官家集團的統治,是否有利于保官和升官。這才是中國主流文化的核心。


4、官家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比較


官家主義和封建主義比較起來,到底哪一個好?


官家主義制度好比上市公司,有董事長,就是皇帝,還有幾個大股東,就是皇親國戚,還有一幫小貴族,也就是股民了。股民不能影響決策,影響重大決策的是董事長和大股東。他選拔總經理,也就是宰相,然后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代理人、當經理,就是各級官員。這就是官家主義。


什么是封建主義呢?一幫小老板,合伙弄一個商會或行會,推一個老大當召集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兒產業,雖然要聽老大的,但老大也要照顧下面的人,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盤,誰也不能越界干涉。這就是封建主義和官家主義的區別。


我們再換一個比方。官家主義像是一個牧人,帶著一群牧羊犬放羊。定時屠宰,按比例屠宰。


封建主義像什么呢?草原上有很多羊,獅子占了一片地,豹子也占一片地,狼群和野狗也有各自的地盤。誰的力量強大,就可以占比較大的地盤,彼此你爭我搶,誰也不聽誰的。這就是封建主義。


從羊的角度來說,官家主義好還是封建主義好?當然是官家主義好。中國古代的說法是:“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從生態角度看,官家主義也比封建主義好,人口密度比較大,即草原上承載的羊比較多,而亂世總會造成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口損失。封建主義呢,例如歐洲中世紀,互相殺來殺去,虎豹豺狼活不好,羊也活不好。從資源利用的角度看,官家主義有更高的產出率,有較低的成本。大體是一個可以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我對官家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比較。


5、官家主義的弊病


當然官家主義也有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地盤之中某一個部門、某一個地區,仍然可能造反,藩鎮割據,不聽指揮,把世界拉進虎豹豺狼平起平坐封建時代,封建主義有復辟的危險。


第二個問題,即使是太平盛世,每一個官員也會在上一級代理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情況下,建立起自己謀利的潛規則體系。皇帝固然可以派人監督,下邊的官員也可以收買他們,把他們拉下水。最后,皇帝派出了欲望最小的太監,結果這幫太監也被收買了。皇帝就是長著三頭六臂也看不過來。最后就是潛規則流行,名義上奉行仁義道德,實際上沒有王法,更沒道德,就是潛規則橫行的世界。


官家主義內部的這些問題很可能向封建主義發展,每個代理人都想把自己撈到的好處傳給兒子,一代一代往下傳,形成了恩蔭制度、門閥制度,最后可能世襲官職爵位。


第三個問題,官家主義大一統,不如封建主義那么多元多變,在各自的地盤上單搞一套。大一統容易扼殺各種歷史可能性,例如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如何對付潛規則和官家主義


1、如何消滅潛規則


我們知道,潛規則是官僚利用自己掌握的合法傷害權牟利形成的規矩。比如我可以批你這件事,也可以不批這個事,選擇空間越大,可以謀利的空間越大。怎么對付?是不是無解?有解,而且很好解。


中國歷代都采用從上到下層層監督的辦法,這個辦法也有用,但用了兩千年,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監督者同樣有謀取私利的動機。怎么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呢?辦法非常簡單,一是壓縮合法傷害權的空間,二是把受害者反抗的成本降下來。


比如說,你拿一個文來讓我批,我不批,或者下個月再批,耽誤你一個月,大公司的一個項目拖一個月就損失二十萬,那么你給我十幾萬好處費,我就放行了。


你如果打算反抗,可以去上訪,上訪一趟兩千塊錢總得花吧。信交上去了,又給轉下來了,照樣不給你辦,一百個人里也不見得給你辦一個,1%就是二千,10%就是二萬,按照概率也要花二十萬才能解決問題,而且白搭上這么多工夫,你想想是不是給我十萬好處費更合算?


當然你也可以找傳媒,傳媒搞批評報道也不容易,這條路照樣不通暢。你還可以上法院起訴,但法院和我們這些卡你的人同屬一個領導,并不是獨立實體,我可能請領導擺平法院。


總之,反抗的路不好走,反抗成本很高,最后你就會放棄反抗,掏十萬好處費算了。


如果反抗成本能降下來,打一個電話請記者吃頓飯,詳細介紹情況,最多二百塊錢,傳媒就撲上去了;如果法院法官的前途全憑案子的判決是否公正,與領導是否喜歡關系不大,那么,訴訟費加上律師費,最多兩萬塊錢就可以解決問題。我問過臺灣學者,臺灣警察敲詐勒索嗎?他們說當年很厲害,但現在好了。為什么?只要警察敲詐勒索,受害者給議員打個電話,我投你票了,我現在被警察敲了,議員就興高采烈打上政府的門,他把事鬧大了,明年就可以多得選票。


如果反抗成本可以低成這樣,這時候你自然不怕敲詐,官員也不敢敲詐了。至于你臉色難看,磨磨蹭蹭,我給你一條煙也沒什么大不了,比你敲我10萬強多了。潛規則仍然存在,但是隨著反抗成本的下降,潛規則的空間大大壓縮,壓縮了99%以上,剩下一個小零頭。這時候許多領域的潛規則基本上就被消滅了。


世界各國這些辦法都很成功,我們照搬過來,潛規則就可以失勢。看起來潛規則很可怕,看起來無解,那是采用中國歷史的老辦法才顯得可怕,才像癌癥一樣無可救藥。按照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收拾起潛規則來簡直是小菜一碟。


當然,如果從根本上取消這種審批,把審批改成備案,壓縮官員的合法傷害權,潛規則就更無處安身了。


2、官家主義的命運


官家主義怎么消亡?在中國歷史上不可能消亡,中國歷代都是農民社會,一個皇上,一群官吏,農民一盤散沙,抱不起團來,敲了就敲了。農民信息閉塞,一般都認賬。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官家主義是不會消亡的。但是工商業發展起來,老板們見多識廣,又出得起錢,網絡密布,這時官家就碰上對手了。


在西歐,星羅棋布的一個個城鎮,一塊塊地盤彼此獨立,勢均力敵,忽然有一塊地盤上發生制度突變,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錢建立聯防,維持內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并且成立一個董事會管理城市,管理軍隊,這時候,這塊地盤上誰說了算?資產階級說了算。他們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規,于是資本主義誕生,官家主義或封建主義消亡。西方歷史上資本主義就是在封建主義和官家主義地盤的暴力均衡的夾縫中出現的。


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很像中國的官家主義社會,屬于第三等級的商人,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推翻了國王和貴族,國民大會說了算,這是法國官家主義消亡的途徑。


我們還知道,臺灣工商業發展起來了,資本家強大了,人們的民主呼聲越來越高了,最后蔣經國意識到這股潮流擋不住了,臺灣的官家主義解體。這是我們華人世界的成功經驗。


第五部分理論綜合的嘗試


1、歷史理論與歷史事實的錯位


說到這里,我的歷史分析框架已經介紹完畢。我想順便談談我們最熟悉的歷史理論體系,看看它有什么問題,問題又出在哪里。


毛澤東在六十年代提出,中國有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晚年在批鄧的時候,他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框架無法容納的說法。黨是一個政治組織,屬于上層建筑領域,階級則是在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當中得到定義的概念,怎么可以從上層建筑角度定義階級呢?這顯然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


德熱拉斯(南斯拉夫的中央委員),寫過一本《新階級》,他說共產黨掌權之后實際成為一個新階級,說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但追究下去又出現同樣的問題:階級怎么能產生于上層建筑領域呢?這種說法在歷史唯物主義里站不住腳。那么,到底是毛澤東和德熱拉斯的說法站不住腳呢,還是不能為這種說法提供立足之地的理論框架有問題呢?


還有亞細亞生產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解釋東方國家社會發展的學說。亞細 亞生產方式的核心觀點是什么?是統治集團(組織)治水,直接介入生產,(這種需要促成了國家誕生)。屬于上層建筑的政府怎么攪入經濟基礎之中了?唯物史觀的基本概念和分類標準被亞細亞生產方式攪亂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大家一定贊同的原則是:讓事實修訂理論,不能讓理論扭曲事實。


我們看到,中國的官家集團大規模地介入生產,很早就壟斷了鹽鐵的生產和買賣。只有官家才能賣鹽,個人賣鹽就是販私鹽,就要治罪。鋼鐵業一旦有利,也由國家壟斷起來。到后來又有官田,還有皇莊,皇帝直接控制土地,讓太監替他收租。皇帝自己和官僚集團直接成了地主。一直到晚清,光緒末年,洋務運動的企業都是官府投資興辦的。這些都是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分類,容納不了上述歷史事實,也容納不了官家階級,或者是新階級,所以就沒法解釋中國史實。這不是中國史實有問題,而是理論框架有問題。你要跟皇帝說他是地主階級的代理人,跟官員說他是地主階級的代理人,尤其是平民地主,他肯定覺得你嚴重地貶低了皇帝。官與民之間的關系是牧和羊的關系,皇上是牧人,下面的牧羊犬是他的官員,現在你說他們是羊的代理人,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唯物史觀沒有處理好暴力問題,沒有在解釋歷史的基本框架中給暴力集團提供足夠大的安身之地。唯物史觀對階級的定義都是從生產要素角度定義的,馬克思在使用階級概念的時候,他頭腦中的概念,是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一路沿用下來的,即按照生產要素的不同擁有者來劃分階級。這種劃分方式當然不錯,說出了很要緊的問題,但有人是靠破壞要素吃飯的,憑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對他們的成本和收益又該如何分析?找到這方面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我們才能更透徹地解釋中國歷史。


那么,中國的暴力集團在哪里安身立命呢?他們在法酬的基礎上安身立命。法酬又如何確定?在暴力集團和生產集團的博弈中,暴力集團有能力制造讓生產者承受不了的最大損失,就是屠殺和摧毀。因此,暴力集團在規則制訂中擁有否決權,這是制訂規則的規則,我稱之為“元規則”。這個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所有法規的設立,都來自這個元規則。憑著這一條,暴力集團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吃血酬,吃法酬,憑著“元規則”立法定規,在社會中吃香的喝辣的,一代一代往下傳。當然生產集團也不是好對付的,他們可以偷懶,可以反抗,可以讓對手得不償失。雙方博弈的結果,就構成了具體法規的邊界。如果直接介入生產有油水,暴力集團就介入生產,壟斷市場。如果油水不大,他們就松綁開禁,給你一部分產權調動你的生產積極性,他們只管抽成收費。暴力集團可不管什么政治經濟分開,更沒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框框,他只認法酬的利益最大化。


歷史唯物主義不追究這套邏輯,因此就沒有地方安插暴力集團和官家集團,也無法解決中國歷史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類混亂的問題。


2、歷史唯物主義如何看待暴力


歷史唯物主義對暴力在歷史上的作用評價不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除了作惡之外,“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暴力是個助產婆,并不是孕婦。暴力能夠破壞舊秩序,卻不能創造新東西。這是恩格斯的觀點。


馬克思更深入一些,但是比較模糊。在《資本論》中,緊接著“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句話之后,他又補充了一句:“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這是什么意思?他沒有展開。在談論西歐封建制度的時候,歷史唯物。主義用了一個著名概念:超經濟強制。暴力屬于超經濟的手段,只能看作在經濟領域中發揮作用的一種外來力量。如果這就是作為“經濟力”的暴力,如果一個“超經濟強制”就把暴力在經濟史中的地位打發掉了,那么,歷史唯物主義未免太小看暴力了。


西歐的封建制度,其實就是以暴力為核心形成的生產方式。采邑就是對暴力服務的報酬,就是騎士的血酬——賣命錢。這種土地制度從根子上就來自對暴力服務的需求,正是在高濃度的暴力競爭環境中才會出現這樣的生產方式。這么關鍵的因素,恐怕不是輕飄飄的“超經濟強制”所能打發掉的。在封建社會生產方式誕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暴力因素本身就是創造新秩序的主導者,暴力創造出了新東西。只要我們放寬視野,承認暴力是環境中自然具有的組成部分,就好像農作物有病蟲害一樣,就好像草食動物吃草,肉食動物捕獵一樣,那么,暴力和對暴力的抵抗就好像孕婦而不是助產婆那樣,內在地而不是外來地創造出各種歷史秩序。


3、擴展兩個重要概念


以上說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沒有處理妥當的問題及其原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除了引進描述和分析暴力集團的概念之外,還可以調整或擴展一些重要概念。


首先是擴展階級的定義。不把階級的定義落在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身上,而是落在生存策略上。在生態學的分類中,每一個物種都是自己那套生存策略的載體。不同的生存策略的載體形成不同的物種。同樣,在人類社會中,不同的生存策略載體形成不同的階級。生產要素的載體形成一些階級,比如資本家憑借資本獲得收入,工人階級憑借勞動力獲得收入;暴力要素或破壞要素的載體也形成一些階級,比如土匪就是玩命的,其中又分匪首和嘍羅,官僚集團是皇家和貴族集團——打天下坐江山的大小股東集團一一的經理人。以這種生存策略分類作為階級分類的依據,我覺得根基更深,因為它扎根于和生態學同等的深度上。


第二是擴展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在亞當·斯密那里就有了,他說勞動創造了價值,但是有一個條件:在產權形成之前,在土地和資本有主之前,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只適合土地瓜分完畢之前的那段歷史。李嘉圖又把勞動價值論往前推進一步,他說土地和資本也是一種勞動,可以看作物化的勞動,這就更加一元論了。他說,價值主要是勞動創造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李嘉圖沒有展開討論這些例外。到了馬克思那里,什么例外都沒有了,什么前后都沒有了,一切價值都是勞動創造的。地租、利潤都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他走到了勞動價值論的最極端。


按照中國古人的說法,“天地生財”,你可以在現實生活中發現大量的勞動價值論的例外。比如開發北大荒的時候“棒打狍子,瓢舀魚”,如果把狍子和魚看作是人類的食物,看作有價值的東西,那么,這些食物是能量轉化的結果,它是太陽照射到植物上,通過光合作用轉化為動物可以吸收的能量,然后又轉化為動物肉體的自然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于是我們可以說自然創造價值。當然人類也可以替代它,人自己種植牧草,放養動物。人類自己的播種和放牧可以說凝結了人類的勞動,但是播種和放牧之前,草和動物已經存在了,你說它凝結了什么?凝聚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就能創造價值。這就要看你怎么定義價值,如果你把價值定義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其他東西都不叫價值,這樣的定義已經排除了引進其他價值創造者的可能,我就沒法與你爭。如果你不這么專斷地定義價值,你說價值是對人類有用的東西,有使用價值,同時又有稀缺性的特點,不像空氣那樣可以隨便呼吸,人類必須拿東西去換,或者付出勞動去生產,或者付出生命危險去獲得——例如捕獵大型危險動物,爭奪物產豐富的地盤等等——如果你把價值定義為這樣一種必須付出才能換來的好東西,那我就要說,自然也創造價值。即使你不去生產,自然也會替你生產。中國古人就是這么說的。


那么,勞動價值論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自然價值論之后。人口密度越來越高,自然的生產量不足,采集和狩獵難以維持生活了,擴展地盤和搶劫又遭遇到強烈的抵抗,這時候,生產勞動就開始了。人類自己去種植養殖,代替并利用自然創造自己需要的東西。


再強調一遍:勞動創造價值是對自然創造價值的一種替代。比如說我們是一個族群,有一塊物產豐富的地盤,采集、狩獵、捕魚,活得很好,這時候,叫我們猴子也行,叫我們人類也好,兩者的生活方式相差不多。在生存的意義上,人類那時候的行為與牛羊也沒有多大差別,牛羊的采集不叫勞動生產,人類的采集也不能叫勞動生產。人類和牛羊一樣享受著自然創造的價值。后來人口慢慢增加了,地盤不夠大,養不活我們了。這時候就有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我們向外擴張,搶劫另一個族群,或者把他們趕走,占領他們的地盤。如果發現對方很強,打不過,或者打個平手,便出現了第二個方案:生產。用生產來替代自然價值的不足。勞動生產創造價值與暴力搶劫奪取價值都是對自然不足的替代。因此,暴力掠奪和生產在層級上都屬于第二級,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擴展勞動價值論之后,暴力集團和暴力掠奪就有了價值論方面的根基。一般認為暴力地位不高,先有生產才會有暴力搶劫,所以暴力掠奪是第二位的,生產才是第一位的。但從自然價值論的角度看,沒有生產仍然有暴力搶劫。


增加了分析暴力的概念和邏輯,擴展了階級論和勞動價值論,就可以形成更貼切地描述和分析中國歷史的新框架,而且,這個框架既尊重我們從小就學習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也尊重毛澤東的理論創造,還尊重了我們祖先的智慧。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


第一,官家主義和封建主義都是暴力集團的統治形式,要理解這兩種制度,就要理解暴力集團的激勵和分配機制,研究他們打天下坐江山的行為邏輯。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把目光局限在生產集團上,還要研究生產集團和暴力集團的關系問題。


第二,官家主義是對封建主義弊病的解決方案,但是又造成了新的弊病。這個弊病需要工商業發展和民主憲政來解決。潛規則和官家主義的前程并不光明,如果能采納歷史證明行之有效的辦法,或許能找到光明的前途。


第三,為了理解暴力集團的行為邏輯,為了描述中國歷史上的制度變化,我們需要借鑒前人的各種成就,創造新的概念和概念體系。我的創造未必妥當,妥當的概念體系的建立,依賴大家在各方面的探索和創新。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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