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難

簡體傳統

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對于辛亥革命的評價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如果有人問，你對辛亥革命有何評價？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早就實現憲政了。
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比如，當時制定了許多法律，甚至新聞法都有了，而且構成了比較完備的新聞法律體系。這些法律明確賦予國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相當不錯。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議局，議會已經成型，而且很像個樣子了。各地立憲派已經大體長成，許多新的制度、機構、規則也在不斷建立、籌劃和實行。
清朝準備立憲，原來設為九年，大家覺得太長了，后來改成五年，革命黨還是認為太長。遺憾的是，就在這期間，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
為什么呢？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義后，清廷派袁世凱去鎮壓起義軍。北洋軍隊把漢口、漢陽打下來后，袁世凱就按兵不動，開始和清廷討價還價。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凱根本就不敢這樣做。慈禧有權謀，能夠統帥、控制比袁世凱的權勢大得多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凱是非常畏懼的，根本不敢心存異想。所以，如果慈禧活著，即使發生辛亥革命，很快就會被慈禧壓下去的。
可是到了辛亥年，慈禧已死，清王朝的人心也已經完全喪失了。不管哪個黨派，不管哪個利益集團，都覺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蔣介石、包括他的高級軍官都感覺不行了，軍心已經渙散了。辛亥時更是如此，所以，一場武昌起義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贊成“歷史超穩定結構”學說，它認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對，沒有那么多歷史必然。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一定，世界上也沒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歷史就是這樣的，有時候一兩個人就可以決定歷史。特別是在軍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在我看來，只有經濟是必然的，發展也是必然的。當然，經濟也有倒退的時候。有種觀點認為，瑪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為它的宗教信仰或者經濟原因而滅亡的。也有這個可能性。經濟倒退，不如幾十年前，歷史上有這個情況。
整體來說，還是思想的變化更大一些，政治、軍事的變化應該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國歷史、一部中國政治史就是帝王將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張應該是平民老百姓的歷史。其實不對，為什么？因為在政治史上，就是這些政治人物對歷史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對于那種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說法，我極不贊成。文化人人有責，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責任，搞出一個壞政府，甚至導致天下大亂，政治家有最大的責任。

在改革中要保證政府的穩定

1908年慈禧死掉了，然后清廷搞皇室內閣，這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會干這種蠢事，她在世時重用漢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鴻章，重用張之洞，談判都是讓李鴻章出馬。慈禧太后也不會推出“鐵路國有化”，引起保路風潮。
所謂“鐵路國有化”，其實就是“國進民退”。它導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湖北兵力被調進四川，武昌起義時湖北兵力空虛，這是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一個最高領導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中國完全有可能走上憲政道路。因為只要給予充足時間，變化就會發生。慈禧廢科舉是不得了的事情，誰也不敢做，她做了。廢科舉，斬斷了一切士大夫的傳統道路，等于斬斷了皇權制度的基礎。她能夠做出這等大事，還有什么不可設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齊啊。
只要保證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來，她搞開明專制也可以。在和革命黨論戰時，梁啟超提出“開明專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證政府的穩定。慈禧死后，一幫子蠢材搞“皇族內閣”，馬上讓革命黨鉆了空子，搞壞了。如果慈禧在世，不會推出“皇族內閣”，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間，機會很容易就錯失掉了。
如果慈禧搞開明專制，即使她死了，她的繼任者權威遞減，慢慢地權力就可以讓出來。事實上，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證我們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給你們。根本沒有動什么武器，一個王朝就瓦解了。
為什么我寧愿支持“開明專制”？因為一個要垮的政府也比沒有政府強。無政府是最可怕的，因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最高權威，任何地方軍閥、任何個體都可以為所欲為，社會就會重新陷入野蠻殺戮的“叢林狀態”。
進一步說，一個惡政府也比無政府要好，最壞的是無政府。無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殺任何人。清政府垮臺以后，尤其是袁世凱去世后，中國不就是陷入了長期的軍閥混戰了嗎？
辛亥革命開啟了以后的幾十年革命，不斷地革命。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一個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強的歷史慣性。不要以為清政府是一個力量非常小的體制，它在人們心中還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觀念差異之大，各種利益的沖突、各種情況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種統一的公認的權威、體制，談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們就無所適從了。辛亥革命開始不久，就開始濫殺人了，誰軍權在握，想殺人就殺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內大革命，然后是毛澤東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資料證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并沒有加速現代化，而是相反。
辛亥革命延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它從反面證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我對一生堅持維新改良的康有為評價很高。革命黨當時罵康有為保守，連他的學生梁啟超都開始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為依舊堅持改良思想。誰也沒有想到，光緒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這樣，慈禧死后，光緒親政，康有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緒之死，是對康有為的最大打擊。
現在對梁啟超、嚴復、章太炎都評價很高，對康有為的評價很不夠，很不公平。歷史會越來越清楚。幾十年以后，對康有為這樣的歷史人物還會有新的評價。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

總之，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低。但是，我也要強調一下，也不是說革命沒有帶來一點好處。革命至少帶來了平等的觀念，帶來了社會正義的觀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澤東的革命也好，至少強化了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壞的事情，主要是代價太大了。
如果不革命，社會本身也許更好。法國大革命多少年，結果讓英國跑到前面去了，因為英國政權穩定，建立了比法國更穩定、鞏固和適應性強的政治體系和制度，發展更平穩。但是因為沒有經過革命，英國人的等級觀念很強。
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中國現在還是貫徹得比日本要好。這是拜革命之賜。在中國，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比較廣泛地被大家接受，認為這是對的。從前，梅蘭芳等戲劇名流，即使名聲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們的社會地位改變了，成為人民藝術家。你看在印度，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人生來就應該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來就是賤民，低人一等。所以說，革命也是有好處的，不可一筆抹殺。
我反對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對完全否定革命。現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很多人都是由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不管是對現實問題，還是歷史問題，都帶有情緒，尤其是以對現實的情緒來研究歷史問題，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觀真理的。我們要理智地、冷靜地、客觀地對待歷史和現實。不能因為今天的問題而否定歷史，也不能因為歷史而無視現實的問題。對具體歷史事件要具體認識，整體來看。非常明顯，現在一些人對現實的情緒左右了他們對歷史的看法。
革命不是孫中山一個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動起來的。所以我講，有革命黨、有革命思想是必然，因為清末政治腐敗是非常嚴重的。所以連梁啟超也講革命，梁啟超是為了推動改良而講革命。革命成功是偶然的，但有革命黨是必然，孫中山就是革命黨先驅。
臺灣說孫中山是“國父”，大陸稱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要過200年以后才能做到。孫中山作為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還是很了不起的。他說過，第一是愛革命，第二就是愛女人，第三是愛書。他的確為革命奔走奮斗，愈挫愈奮。
辛亥革命時也有救亡和啟蒙的問題。當時，革命黨認為清政府出賣漢人，已經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了，要救中國必須把清政府推翻。這就是救亡。陳天華的《猛回頭》呼喚的就是救亡，壓倒了鄒容《革命軍》的啟蒙。結果，名義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并無意義，各方面比過去還糟。袁世凱不也想做皇帝嗎？因此“五四”才大講啟蒙，但后來又被救亡所壓倒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義。遺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終沒有落實下去，沒有成為政治制度。如果能夠落實成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憲政了。為什么沒有落實成為制度呢？因為沒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礎。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勢力的基礎。所以張謇說過，革命成功了，革命黨就沒有了。思想是留下了，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花朵。
革命思想有它的倫理學價值。就是說，壞的東西一定要推翻。社會總是需要一種批判的力量。任何一個好的社會，激進的批判力量作為思想表達，都是應該允許的。

要告別辛亥革命

20世紀里，中國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在革命，而且革命成為一個神圣的口號，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壞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實，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們現在反對革命，就是反對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
我本身是革命的參加者，我有資格“告別革命”。上世紀40年代我在湖南參加學生運動，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在軍警林立戒備森嚴中，我曾經把鞋底納起來里面夾著的是油印的毛澤東的文告。萬一被人懷疑抓起來，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經對學生說，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當年我參加革命是發自內心的，是自己選擇的。我的基本理論都是自覺選定，不是別人灌輸的。我是比較頑固的。我有很多觀點，現在還是認為不需要改變。
盡管被人罵，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經濟是前提，但不是經濟決定一切。我提出社會發展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這被一些人罵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國和一些大學者爭論，他們批評我是“經濟決定論”。因為我把政治民主擺在最后面，把經濟發展擺在第一條。我認為，其他是軟道理，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馬克思的影響，誰也改變不了我。
當然，對革命的認識，我的確改變了。當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著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新中國的信念。真正對革命的動搖是在“文革”期間，“文革”時候我對革命的信念徹底動搖了。我發現，“文革”不就是法國大革命嗎？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確的呢？于是開始了對革命的懷疑。
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在廣州說過：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變法不一定失敗。當時有報紙登出來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別革命”，并不是偶然出來的，不是隨便講這么一句。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銳的斗爭

梁啟超是為了改良而講革命，我講告別革命是為了能夠慢慢改良，中國太難改變了，就像魯迅講的，“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你聲稱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開個窗戶。
我是承認有階級斗爭的，而且主張一定的階級斗爭，但是不主張推翻政權，不主張什么階級革命。我講過，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銳的斗爭。當然，改革也很難。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下，許多方面在倒退。當然，退到一定的時候，又會繼續向前走。
有好多朋友反對我的“告別革命”的觀點。關鍵在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夠取代執政黨。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這么快的發展，和現行體制很有關系。不管怎么樣評論改革開放這30年，再抱怨，整個社會都得到好處，這是不能否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能夠取得這樣成績，可不簡單，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
有些學者呼吁進行新的啟蒙。現在我不贊成再搞一次啟蒙運動，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有些人就怕不穩定。担心改革早晚要改到自己頭上。其實，要看時間，也不會馬上革到他們頭上來。現在還能管得住，沒有必要控制得那么死，少量地開一點口子總是可以的吧。我想，即使放開，也不是說一下子放開，完全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比如在一定范圍之內放開某幾個刊物或者報紙，慢慢做。
有人說，革命容易，改良卻難。革命其實并不容易，而改良則的確更難。現在革命已經沒有什么意義，關鍵就是怎么樣改變執政者，讓他們做一些具體的事情。現在就應該大聲疾呼落實“非公經濟三十六條”，讓民營經濟有一個大發展。我還是注重經濟力量的影響和推動，使得官員不得不改革。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制度逐步地改變，比較可靠。同時，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也盡力而為。如果這樣，還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