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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四天后，崔小萌（化名）決定退學。她要離開的不是學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歲，她在私塾中背誦四書五經。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給父母打了電話，要求接她回去，

語氣果斷，但聽著又有些失落：“我是來學國學，不是來背經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腳有著全國規模最大的“讀經村”。在深圳這個以創新為標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間改革也最先發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間游走，冷不丁“某某學堂”、“某某書院”的匾額就出現在門首。而孩子們整齊的誦讀聲，也從窗戶里跳了出來。

鼎盛時，近千名孩子放棄了體制內的學校教育，在梧桐山讀經誦典。《論語》、《大學》、《中庸》、佛道老莊……學生們朗朗而讀，喁喁而誦，在一遍遍的記誦中，將圣賢之言裝進腦子。

自2004年第一間私塾開辦，這場投注無數人心血的教育實驗，已經持續十年。在京、滬、浙，乃至全國各地，私塾、學堂、讀經聯誼會等已超過3000所，影響了上千上萬的家長和孩子。

如今，這場體制外的實驗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盡，動蕩來了

2004年，畫家張中和辦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學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來，在他的拉動下，小學教師，餐館老板，也在梧桐山開辦了自己的私塾。數年間，越來越多的國學愛好者匯聚這里，租民房，掛上學堂的匾額。梧桐山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山村，一躍成為民間國學教育的重鎮。

張中和喜歡南懷瑾描繪的讀書畫面——“一群烏鴉噪晚風，諸生喊破好喉嚨。”培養這個時代的圣賢之人，才是張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來都沒改變。”

梧桐山最輝煌的時候，一所所學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紛紛生長，堂主們互相鼓勵，“以后梧桐山的圣賢，得一卡車一卡車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張中和的學生只有最多時的一半。出現同樣狀況的私塾不在少數。

“原本期望的教學效果沒有出現。”2009年，劉海峰在梧桐山開辦了己謙學堂，“我們像古人一樣付出了那么多，但沒有效果。”

危機發軔于2013年。

這一年，梧桐山讀經時間最長的孩子讀經已近十年，許多則已讀了兩三年不等，按照規劃，他們已經讀完乃至背完了四書、五經。

從小讀經的孩子，可以將經典讀得爛熟，但五六年后，家長卻發現他們中的一部分認字都有問題。而那些曾經引以為傲、將整本《大學》、《詩經》、《易經》一口氣吐出唇邊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凈，若想重溫，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難堪。

這是因為，學生從小只是跟著老師一遍遍復讀，就和唱歌一樣，聽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認識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難說之前沒有人察覺，這更像是一個終于耗盡耐心的故事。

“當時家長就‘反’了。”在某一家學堂，十幾個家長，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對私塾的失望，迅速演變成一場金融危機。失去了每個學生5萬到10萬不等的學費，這一年倒閉的私塾就有十來所。

對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難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創。因為私塾的第一個學生，讀得最久的那一個，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劉海峰的第一個學生就是5歲的女兒。

曾經每一天，他帶著女兒誦讀古書，將“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讀得口干舌燥。他想讓女兒逃離體制教育的深淵，想讓她變得不一樣，換來的結果，卻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讀經了。”疲憊的父親語氣累極了。

2013年9月，劉海峰關掉了自己的學堂，離開了梧桐山。

風雨飄搖，堂主們說，這是梧桐山最動蕩的時候。

十年烏托邦

現代意義的兒童讀經運動，在中國大陸興起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主要推動者是臺灣學者王財貴。隨后二十年，他成為大陸民間讀經運動的精神領袖。

在一千余場講座中，王財貴的理論一以貫之：中國的孩子需要學習中國的經典，學習的方法則簡單明了——大量讀經，大量背誦。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對經典的推崇。“讀童蒙不如讀唐詩，讀唐詩不如讀古文，讀古文不如讀四書五經”。讀了四書五經，其他的也就無需花時間，這被譽為“教育的經濟學”。

而讀的過程，也無需講解和認字，不認字的跟著老師讀就好了，學會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內容小孩子本就無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經典也自有妙用。

“讀一遍有一遍的好處，讀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處。”

在王財貴流傳最廣的一次演講中，他舉了一個例子，闡釋了經典的魔力。因為懷孕的母親堅持讀了十個月《論語》，出生的孩子不僅相貌不凡，而且知禮懂事，晚上從不哭鬧。

“第一批推廣讀經的人，許多是佛教徒，讀四書五經和讀佛經的感覺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說了自己的理解。

這還是一種推廣的“不二法門”，由于不講解，讀經教育中，對老師的要求簡化到了極點，只要是對私塾教育感興趣者，都可以組織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師們背景各異，輟學學生、茶藝服務員、IT工程師、餐館老板、報社編輯、健身教練……熱愛國學的人們匯集到梧桐山，他們一邊自學一邊授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財貴編寫的一套注音版的《國學經典誦讀系列》。

憑了經典本身的價值，“老師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給學生一條河”。

私塾老師吳太雪在高二時接觸到了讀經，那時她的學習不上不下。聽了王財貴的講座光碟，才恍覺原來經典的價值那么永恒，立誓將《論語》讀完一百遍，說不定對數學也有幫助。還沒讀完，她就退了學，輾轉來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時循環播放著一位法師對《弟子規》的講解，無論學生是在上課、玩耍還是吃飯，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電視里的諄諄教導都永不停休。

這是一種混雜著教育觀和文化情懷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們將對體制教育的不滿投射其中，又將對傳統文化的熱忱附著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也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是在為國家和民族，培養真正的人才。”

讀經的雄心還不止于此。

“我們要培養的人物，能夠引領人類前進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說。

在這家私塾的教學規劃表上，學生除了要讀背四書五經外，還要在六年的時間內，用同樣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語的情況下，跟著錄音機，朗讀背誦英文的十四行詩、德文《圣經》、法文《圣經》以及日文的《論語》。

與體制內教育的強烈對比，吸引了許多熱忱的家長：學校沉重的課業負担，白熱化的考試競爭，甚至復雜的人際關系，都推著家長將孩子送入另一種聽起來遠為純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現在大學讀出來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讓孩子了解一些傳統文化，變得知禮”這是家長頻繁給出的理由。

“這是一種烏托邦。”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發現，許多讀經教育的推動者，熱衷于培養圣賢，而傳統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來，應該是培養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傳統文化成了社會產生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劉海峰會告訴家長讀經的好處，在古文方面，讀經一年有高中語文程度，讀經二年有大學語文程度，讀經三年有中文系語文程度，大家都這么說，“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學校

崔小萌退學的鹿鳴學堂，是梧桐山規模最大的私塾，學生人數常年超過百人。

六歲那年，她就在鹿鳴學堂待過一年。那時學堂還沒有搬來梧桐山，在深圳市內的一個小區里。學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兒。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兒從早讀經到晚，但讀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時堂主的女兒好像得了厭食癥，每天背完經吃完飯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來到鹿鳴學堂時，已經十五歲，作為問題少女被送了進來。

“老師面前我很乖，但在學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著一頭長發，語音平實，只有當對方表示難以置信，才習慣性地皺皺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來私塾的學生——問題少年。

“家長將孩子送來私塾的動機有兩種，一種是真的有傳統文化的情懷，另一種就是孩子太頑劣，在學校混不下去了，想用傳統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說，現實是，后一種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問題少年學堂。”堂主們都認為，這影響了讀經教學的效果，他們抱怨道，管理問題少年，吃力不討好，耗費了大量精力。

“我感覺是那一年的私塾產生的陰影，太壓抑了，長大了才要發泄出來。”2014年，當崔小萌再次來到鹿鳴學堂，她感到這種壓抑的氛圍依然存在，她的同學們，那些13歲以上的大孩子，顯得都有些沉郁。

學堂實行封閉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電視，不能用電腦，不能用手機，也不準隨便出入。目的是為了將學生隔離于社會的“污染”之外，好讓他們“一心只讀圣賢書”。

但崔小萌說，每天讀完七八個小時的經書后，那些大孩子，也會偷偷地抽煙，跑出去上網吧，或者打架談戀愛。每天讀誦圣人的教誨，并沒將他們變成謙謙君子。“有的比我在學校認識的壞學生還要壞。”她想了想，接著補充，“是那種陰陰的壞。”

崔小萌來到學堂的時候，堂主的女兒在讀經十年后，已經被送到了北京，進入王財貴開辦的文禮書院。

“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王財貴為讀經的孩子構想了一個超過二十年的學業過程，先用十年時間記誦中外經典，再用十年時間加以意義的理解。

“這也是為私塾的孩子找了條出路。”一位堂主說。

2012年9月28日，書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所私塾路上的清華北大，面向全國招生，標準可謂嚴苛，“能背誦經典三十萬字（中文二十萬，外文十萬）以上”。

“我的女兒背完了二十萬字，”孟丹梅說，“是作為陪讀生進去學習的。”

但一位同學告訴崔小萌，孟老師的女兒曾經說過，她其實想當明星。

一直到今年，書院才有兩個學生真正達到了背誦三十萬字的要求，一位還來自臺灣。

“我覺得這顯然不合理，現在我們國內最有學問的學者，是古典學者，也沒有人能背誦三十萬字。”徐梓對此不以為然。

但這個標準卻實實在在改變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學們的生活。

原先，對于背誦，學堂并沒有嚴格的要求，現在則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學生，都要求將某本經典讀誦百遍后，進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誦，同時錄像，作為以后進入文禮書院的證據。那些原本幾年前就背完了的學生，由于沒錄像，背了也不作數，重背時，又早忘得一干二凈，狼狽不堪。

這成了一種變相的考核，學生和老師，圍繞著“進書院”開始緊張地運轉，一堂讀經課的時間也從六十分鐘增加到了一百分鐘。

“讀經的學生，不上書院是沒前途的。”老師們這么動員他們。

“多一個上書院，學堂的名氣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賺錢。”崔小萌說，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是五萬塊。

“我不想上書院。”崔小萌的同學劉靈（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學了，“但我一說完，老師臉就沉了下來。”劉靈想學中醫，老師告訴她，中醫是聰明人學的。

“這不成了另外一種應試教育嗎？”崔小萌本想離開體制學校，沒想到又進了另一所——“讀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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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