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第三部 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二)第1章“甲午戰爭”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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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甲午戰爭”百年祭

爆發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陽歷七月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這個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一百年。其間我們這個自稱為“人類”的“群居動物”竟然以他的所謂“聰明才智”所發明出來的殺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此以前,人類的戰爭全是“區域戰爭”,沒有把全體人類都卷入戰火也。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后,慘痛中的最慘痛者,可能就是我們這苦命的中華民族了。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之外,還要加上三次武裝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產黨席卷大陸的農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數不盡的內戰和外戰。根據國共兩黨的史家,和許多官私文件的統計,為內戰和外戰,百年之中我們總共打了數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干百次戰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嘆的莫過于本文所要闡述的“甲午戰爭”和我們老前輩華裔都親眼目睹的,二次大戰后的國共決戰了。這兩大戰役皆最具關鍵性。它們的勝敗都改寫了歷史。在這兩大戰役之中,也都是該敗者戰勝,而該勝者戰敗。勝敗本兵家常事。但是該勝者戰敗之時,竟敗得那樣慘,敗得“一敗涂地”,敗得“全軍盡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還是這兩次戰爭,雖然一個是外戰,一個是內戰,但是它們勝敗的方式,卻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說來,敗的一方難免都大而無當,顢頇松散,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幸災樂禍。結果天倒大家滅,悔之已晚。

而勝的一方則短小精悍,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處心積慮、不眠下休,非把對方吃掉,決不罷手。終于戰勝強敵,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發難收。最后飲鴆止渴,也沒落個好下場!

就說我們所親眼自見的國共之戰吧!二次大戰后的南京國府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庫存黃金白銀美鈔的價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飛機千架,艦艇如云。原是聯合國中,不折不扣的四強之一。為什么為時不過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鳥槍、鐵錘、土炮……”(抗戰歌詞),打得落花流水引!?等到華北失守時,長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無缺。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如還剩下幾把“掃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長江堵住,不讓共軍渡過。為什么后來湯恩伯將軍的四十萬大軍,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呢?!

撇開我們親眼看到的“怪哉”不談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個“甲午戰爭”,那也是個怪哉的怪哉呢?!

1.1世界第八位海軍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十四吋,配備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噸主力艦二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條。每次操演起來,擺出“蛇陣”,也是檣櫓如云,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如把這些船艦,擺在今日的臺灣海峽,也還是一支可觀的鋼鐵長城呢!何況當年。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家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強。此時日本亦雇有大批歐美專才,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炮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后;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附注】 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只是當年海軍年刊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作的比較之辭,并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十一與第十六位之間。

誰知海戰于七月二十五日爆發后,不出數周,我艦艇竟一敗涂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后為敵方所擄,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回憶一九四八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會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后,同學百余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軍。至于陸軍之一敗涂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捻匪”,鎮壓西北“回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余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炮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搴旗。不數月不但占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獲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之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或錦州之失,徐蚌之潰……時,在作業里,在試卷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如上述者,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了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慚愧的是,不只學生不知,作老師的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霧中也。愚者千慮,不能說一無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終嫌簡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訪臺,滯留逾月,適值“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復承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一百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閑居。因將此七百零四頁約六十萬言之巨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歷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作一綜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賢。

1.2也曾試撰“中國海軍史”

回憶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軍遺族之家庭,學未啟蒙,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及長受業于郭量宇(廷以)師,并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并擬分章發表之于當時后方的《海軍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閱王仲孚先生所贈之《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頁五〇,編號一〇〇七,唐德綱(筆者原名剛綱兩用)〈八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載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實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饑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發生抵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后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后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后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后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嫩,

千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才子,散文和劇曲作家,也相當有學問(文革時與老舍同一命運,被斗而死)。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污吏,征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心中不懌,實出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鈔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后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當時沒有急于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后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里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臺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于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于南京,也不愿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于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后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傭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后來赫德(Robert Hat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后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瑯威理(Williams M. Lang)。瑯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系“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admiral)也。瑯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瑯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終于鬧出所謂“升旗事件”。瑯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系,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五十年后,“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后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后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貽患至今未了。

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歷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筆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后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爭”過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發掘殆盡。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1.3“甲午戰爭”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 May 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后,來他個“再思”(second 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霉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一二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霉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恒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余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 - 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后,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么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后,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標志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掛齒也。

1.4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做“師夷之長技”;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于“望洋興嘆族”(且用一個新式臺灣語詞)。他們只搞“炮”,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斗,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兩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并裝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欽差并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于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作炮臺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后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四百三十噸,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輸來“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子”。后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復復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子”的一個水手。后來吳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子”太胖大。不夠靈活。在長江里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劃小舢板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子”。——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被退貨的基本原因。

總之早期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炮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拚命買大炮,筑炮臺。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炮;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炮臺,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后來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炮臺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炮,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炮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炮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后,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制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彈,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輪”了。這便是后來的“江南機器制造廠”(今日已能制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制造航空母艦了)、“馬尾造船廠”和“金陵兵工廠”的起源了。等到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這項軍火工業便擴展到漢陽、天津和大連了。各地封疆大員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輪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輪和小炮艇,則自己的維修技工、駕駛舵手,甚至設計監造的工程師,也就勢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遠見、有魄力而廉潔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馬尾辦起了第一所船政學堂來。其中分輪機與駕駛兩科——這便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海軍的搖籃;雖然它的結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單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錯誤釀成的啊!

1.5海軍始于抗日

上述這項西化初期的縮頭挨打,守株待兔的旱烏龜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卻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蓋此年日本借口臺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臺,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動。尤其是新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對日本之蠢蠢欲動,起了嚴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繼曾國藩出任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下車伊始便碰到日本派專使來華,要求與歐美各國相等的“條約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條約權利)。鴻章為之愕然。蓋自往古以來,中國便把區區日本,視同藩屬。初不意這蕞爾小邦,今日竟以帝國主義自居,要在中國發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讀李鴻章與當時日本使領人員的談話筆錄,李之口氣仍以上國大臣自居,然讀史者固知其色厲內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償的大部分之后,條約墨沈未干,日軍又在臺灣瑯( )登陸(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陽歷)。在舉國驚呼之下,鴻章乃急調時駐徐州的淮軍精銳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輪趕往臺灣對抗。

李鴻章經此刺激,及決心自建海軍御侮。他自始至終的假想敵便是日本,知道清日遲早必有一戰。蓋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鮮制造“江華島事件”。迫令朝鮮斷絕與大清宗藩關系,并與日本訂立條約。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絕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鮮制造所謂“壬午事變”、“甲申事變”。其志在并吞朝鮮,已昭然若揭。——這樣一來,李鴻章認為,歐美列強還遠在萬里外,而新興的日本則禍在肘腋。建軍抗日。刻不容緩,乃奏請朝廷解散所有舊制水師而迅辦新式海軍。

所幸國內的內戰已暫告結束,外戰減緩。朝政,尤其省級政權,由開明派掌握,國力迅速恢復。朝中由兩位年輕寡婦垂簾,也頗能招賢納諫。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和大學士文祥主持,久歷坫壇,亦熟諳外情。而外國公使長駐京師,酬酢頻繁。中外相處,也頗能互信互諒。尤其是美國由慘烈內戰(Civil War),轉為國內建設(reconstruction),對華無領土經濟野心,遇事且可開誠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說動向華盛頓辭去本職,接受清廷委派,為中國出使歐美欽差大臣,頗多建樹——筆者曾有專文論之,不再贅。其時美國傳教士丁跶良(W. A. P. Martin),亦應聘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洋員),并將國際公法譯為漢文,使國人耳目一新。丁氏頗通中國古籍,兼擅國語粵語,甚為中國士大夫所重。曾紀澤贈詩恭維他說:“羨君兼擅中西術,雙取驪龍頷下珠。”洵非虛譽。

總之,在此所謂“同治中興”(頗像當前的“小平中興”)的巔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時頗有復振氣象。此時中國海關在赫德的科學管理之下,貪污斂跡,收入甚豐。總理衙門因策動廷議,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型的“國防預算”。

1.6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

清末中國新式海軍籌建之初,議者紛紜,然以淮軍智囊、曾任駐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薛氏主張中國海軍應分成北洋、南洋、閩粵三大艦隊、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艦隊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負責監督與建設,以拱衛京師門戶。南洋艦隊則由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統率,以防衛東南海岸及長江內外。閩粵艦隊則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中國海軍指揮既取德制,而海軍亦如陸軍,聽命于省級封疆大員,則中國之“海軍上將”(admiralty)亦取省級“提督”制。迨新式海軍成立,舊制水師撤銷,李鴻章乃調身經百戰、守身廉潔篤實之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南洋與閩粵管帶最高官階僅至總兵(海軍師長),無提督銜也。說者或譏鴻章以陸軍統海軍,為戰敗原因。殊不知擊敗中國之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官伊東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陸轉海,與丁汝昌無異也。民國時代國共兩黨建設海軍,何一而非由陸轉海哉?!持此論者,狃于皮相之說也。

此海軍規畫期中,四百萬元之預算,原議為南北各分其半。雙線延伸,平行發展。斯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沈葆楨。沈氏原為“福州船政局”監督,本系行家。他認為新式戰艦,不論自建或外買,所費均屬不貲。四百萬元之預算,為一隊購艦造艦,未見其多;兩隊分攤,則嫌太少。既然北洋艦隊職在拱衛京師,責任最大,他主動建議,全預算劃歸北洋。迨北洋艦隊速建成軍之后,再建南洋。

李鴻章對沈之建議,當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興時之滿清,仍只是滿清。南洋謙辭,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鴻章建軍期中,北洋艦隊所實受,每年不過一百二十萬兩而已。預算巨款何往,則公款挪用,私囊竊取,都早為官場慣例。李鴻章雖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會因公款之失,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煩也。然縱是一百二十萬兩,在當時已是巨款。在同一時期,英德二國所承造的高等戰艦,索價亦不過四五十萬兩而已。——在同治末年日軍侵臺以后,鴻章即以此每年百萬預算,購艦造船,一支像模像樣的世界第八位的海軍大艦隊,居然也就呱呱墜地了。

【附注】 關于上述諸節,中文史料山積,見王仲孚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臺灣師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陸十年前亦有類似著作。其中有關北洋艦隊的資料,應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艦隊》(一九八一年濟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為簡明,足資雅俗共賞。簡明的英文史料可參閱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作者出身教會家庭。其父于一九三七年滬戰期間,我機誤炸“大世界”時遭難。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附有簡明西文參考書目。作者與筆者為數十年老友。筆者亦鮮有較詳盡之英文書目以補其不足也。

1.7北洋艦隊的虛實

規章既已厘訂、經費亦有著落,李鴻章乃于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獲撥款四十五萬兩,委托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專程返英,向英國最先進的“阿摩士莊”(Armstrong)船廠,訂購艦艇四艘。這便是后來北洋艦隊里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一式四船的標準炮艇了。后來李鴻章以其船炮新穎犀利,造價低廉(每艘十五萬兩),因此又加購兩條——鎮中、鎮邊。這六條英制炮艇,所謂“六鎮”,也就構成北洋艦隊的雛形了。

六艦原是分別建造的。它們的噸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絕對相同。中西史料記錄,亦確有差異;史家亦難復考。伹大致說來,它們是屬于同一級的,則無可非議也。六艦排水量大致均為四四〇噸級;艦長二一七英尺,鋼殼而無裝甲。時速十浬。每艦有二十二磅(火藥)退管炮二至五門。這種阿摩士莊的“艾樸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雙向航行,如橫渡長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頭。在重洋之上作戰,忽前忽后,神出鬼沒,就制敵機先了。這種靈巧炮艇,在當時英國海軍里也是先進的。

為避免中國新建海軍,只受某一國家影響,并由于鴻章對德制軍火的喜愛,尤其是克虜伯廠Krupp)出產的大炮。——且掃句閑話:李鴻章這時所買的炮,后來被賽金花的德國“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嘆為觀止呢!因為德軍里也沒有幾門。老蔣總統也喜歡德制大炮。連筆者這個小小的“將門之后”,童年時也曾擁有一支德制“三號駁殼”(盒子炮),和一百發四〇三號子彈。其青光閃閃,精巧絕倫,至今夢寐思之;兒時最愛的玩具嘛!——因此當鴻章再獲巨款時,他就轉向德國訂貨了。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鴻章再投百萬巨資,透過中國駐柏林使館,向德商伏爾鏗廠(Vulcan),訂購七千四百噸,具十四吋裝甲,配備有十二吋(三〇·五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艦”(battleship)二艘。這便是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ironclad)了。

定遠(后為清海軍旗艦)、鎮遠二主力艦,是當時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戰艦。此二艦成為我海軍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輔助艦艇,中國海軍的戰斗力,就超過當時世界最強的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了。——換言之,“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如再來一次,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只是定遠、鎮遠裝甲過重,船長三〇八呎,用的也是復式螺旋推進機(twin stew),可以雙向航行。它們的時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時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戰時可以堅守,也可以圍殲敵船,但是要動如脫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長了。——總之“裝甲”是其時海上戰略思想的重點。李鴻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價,務必求其兵利甲堅、盡善盡美也。——二艦的造價是六百二十萬馬克一艘(關兩總在兩百萬兩以上吧)。

李鴻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雞”的地方國民性有個癖性叫做“府大架子”,是一種賭徒性格。所謂“家無甑食之儲而一擲百萬”。李鴻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搞起海軍來是不顧一切的。時下旋踵他就躋身于八強之林。花起錢來當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須知一百年前世界海軍的發展,亦如今日之空軍,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海軍的戰略思想也是變動下停的。它從著重主力艦的“厚重”,很快又轉移到巡洋艦的“輕快”。世界列強也就圍繞著這種戰略觀念,相互較勁。是所謂“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實在是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領導著中國參加這項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可是參加奧林匹克是需要全國動員的。可憐的是李鴻章搞來搞去,始終只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梁啟超對他的評語),就難以持久了。

繼定遠、鎮遠二艦之后,李鴻章又繼續向英德二國訂購二、三干噸級的輕快巡洋艦五艘——濟遠、經遠、來遠(德制)和致遠、靖遠(英制),再加上稍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以及福州船廠自造的平遠、威遠、康濟、湄云、泰安、鎮海、海靖等木制戰船,和若干魚雷快艇二這就是北洋艦隊的全部實力所在了。(共船艦二十五艘,約四萬五千噸,參見戚其章《北洋艦隊》;王英男〈北洋艦隊實力總覽〉,載上引《論文集》頁三〇〇;或Rawlinson 前書List of ships,1860~1895,pp246~259. 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軍共有艦艇一三四艘。資料分列極為詳盡。)

表面上看來,李鴻章這支大艦隊,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親自參加這項軍備競賽的李鴻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艦艇速度不夠快。他要加買快速巡洋艦。在甲午前夕英國的阿摩土莊廠知道它老主顧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時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噸巡洋艦,奉獻給這位中國“宰相”。英人知道鴻章是內行,非買不可;鴻章也自知非買不可。——但是四化沒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舉朝只一個行家;余子碌碌,眾口鑠金,他就買不成了。結果這條船被日本人買去,就變成后來日本的吉野號。——其后把我北洋艦隊沖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執筆至此,豈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話。

1.8以一校一級而戰一國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艦隊的船炮等物質條件(hardware)。船炮總得要有人使用嘛!為著掌握這項即將到來的中國史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李鴻章于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師學堂,以訓練海軍專才。但千船易買,一將難求。遠水不救近火也。誰知他因禍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專家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戰爭爆發,法帝海軍偷襲我馬尾艦隊,七艦皆毀。沈葆楨生前苦心孤詣所建設的南洋艦隊,至此半遭摧毀。李鴻章奉命調劉銘傳率淮軍舊部,再援臺灣;同時收拾中法戰爭這個爛攤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艦隊里的精華干部,悉數調入北洋艦隊服務。寶劍贈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這才解決了他的人才問題(personnel)。

為著了解甲午之戰時北洋艦隊里那些失敗英雄,我們還得從他們出身的馬尾水師學堂說起。

且說甲午黃海之戰時,中日雙方參戰者,各有大小艦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艦共有艦長(管帶)十四人(鎮遠、致遠二艦均一死一繼)。這十四管帶經筆者約略調查,似乎全是馬尾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們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在他們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十四管帶之中,有四人在黃海之上陣亡殉國。有三人因戰敗隨丁提督憤恨自殺。另一人顯然含寃而死。——真是慘烈之至!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同樣的,那空前絕后的鴨綠江口黃海大戰,也是馬尾船校以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呢!

馬尾!馬尾!我為爾歡呼。您在五千年中華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馬尾水師學堂(俗稱)或福州船政學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閩浙總督時,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馬尾創辦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為總教習,任期五年,從事船炮輪機的制造,和駕駛人才的訓練。

是年左宗棠奉調遠去新疆,對付正在挑釁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薦科甲正途出身、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繼承其事了。——抗戰后那位受辱于美軍皮爾遜,而引起全國學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楨的曾孫女,林文忠公(則徐)的外玄孫(見當時北大校長胡適的電報)。

沈葆楨是個有見識有度量的干才,他把這船政學堂取了個文縐縐的名字叫“求是堂藝局”,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從這“藝局”二字,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對這所新式的“海軍官校”的認識了。藝局所培養出來的當然只是些學徒技工啊!技工藝人在清朝以前的傳統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與倡優同列的“無籍”或“樂籍”、“賤民”呢!為縉紳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為。所以沈氏當時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為貪圖食宿公費和每月一兩的餉銀而來。然既來之后,則不許利用藝局的免費教育,私自準備參加科舉。

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有學生約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歷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陽歷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及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當時歐洲大陸乃至國際法的標準語言);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臺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

由淺及深,學制五年,學科術科與艦上實習并重。學生結業后,再隨輪實習三年,便粗具一輪之長(駕駛或維護)的資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選送至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進入英國艦隊見習,或至德法各高級船廠,見習造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現代海軍將才的培訓,其嚴格有如此者。反觀數十年后,我們“黃埔一期”搞三五個月的稍息立正,就可畢業。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當李鴻章在歐洲大買其艦艇時,他需要大批專才來當“監工”;來“接艦”時,這批南洋培訓的海軍學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場;他在天津自辦其水師學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沒有師資了。

1.9嚴復、劉步蟾和黎元洪

且舉幾位“馬尾一期”的佼佼者,讓大家結識結識:

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結業者,名為嚴宗光。他后來改名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和、譚嗣同、載湉、乃至陳獨秀、胡適之等早期就丟掉“四化”,專搞“五化”的魏京生們,就受其影響了。

嚴復和他的同班同學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窩“格林威治”。——再插句閑話。在下沒鈔票也沒時間。若有機會去倫敦也住他個把月,我保證可把這批小格林威治們的成績單,翻它個簍底朝天。沒這個機會,就只能和野史館長擺擺龍門了。設有差錯,旅途匆忙執筆,尚乞讀者教正之也。

嚴宗光后來被李鴻章羅致了,去當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這學堂里,老嚴教了個湖北學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畢業,被送往德國留學。逾年歸來,被分發到劉步蟾當管帶的“定遠”主力艦上當個“炮弁”。——他如被分發到騎兵部隊里去,那就變成“馬弁”了。所以炮弁者,馬弁之弟兄也。

后來這位黎炮弁又被轉戰至“廣甲”艦。廣甲被日艦擊沉時,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陸軍來。想不到他撿回的小命“貴不可言”。武昌城一聲炮響,這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竟被革命軍強迫做了革命元勛。其后又做了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他是分兩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讀者欲知其詳,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頂刮刮的《黎大總統墓志銘》,價值數千塊袁大頭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師嚴復就沒那個好命了。嚴復學貫中西(非筆者過譽吧)。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鴻章也嫌他古怪,敬而遠之。嚴宗光因而覺得要做官,還得走“正途”考科舉。提調不干了,乃“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福州鄉試,想來個“一舉成名天下知”,揚眉吐氣一下。誰知三考不售.只好賣賣洋文,當當翻譯,了其懷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劉步蟾:劉氏則代表他們同學中,另一個極端。步蟾顯然沒有嚴復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學術科的成就可能遠超過嚴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個現代名詞),五年畢業,三年實習期滿,一八七四年(日軍侵臺之年)即由總教習日意格,發具船長證明書,證明他可以獨立作一艦之長。這時正是李鴻章要購艦造船買炮,成立新式海軍之時,苦無人才。此時步蟾大致二十歲左右(嚴復剛二十歲),英姿煥發,一下便被李鴻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學格林威治,并在英國艦隊見習。歸國后立刻成為北洋大臣身邊的紅人——也是理所當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國訂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時,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員工赴德監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艦”返國。未幾北洋艦隊完成編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艦定遠的管帶,官階是總兵(位同今日的師長),地位僅次于提督丁汝昌,為中國海軍中的第二號將領。此時劉步蟾年齡不過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可想而知。

在千艦易買,一將難求的情況之下,李鴻章對劉亦萬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隱然是將來的提督人選。但鴻章對他也稍有保留,則是因為他們南方子弟,略嫌輕浮。其實這是滿清老官僚的成見。須知清末的海軍正如民國初年的空軍,是一種最時髦、最洋化的兵種。當時的威海衛和旅順口的海軍俱樂部內,酒吧間、彈子房、跳舞廳……,應有盡有,斯時國內聞所未聞也。過這種時髦生活的青年軍官,在滿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輕浮了。

劉步蟾事實上只是他們“馬尾一期”同學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與他同時出任鎮遠管帶的林泰曾;出任致遠管帶的鄧世昌;來遠管帶的邱寶仁;濟遠管帶的方伯謙;威遠管帶的林穎啟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青年軍官。總之,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受過十年以上,最嚴格的最現代化訓練的海軍專才。駕駛這種龐大而復雜的大洋輪,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而這種內行在當時的大清帝國之內找不出三十人。這三十人卻又是一個師父(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辦新式海軍則罷。要辦,則所有主要艦長職位就由他們包辦了。——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們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誼,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一八九〇年就發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于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瑯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而非瑯。瑯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瑯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校就讀了。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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