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譯林原社長:我為“反右運動“中的整人行為道歉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摘要
“反右”時,我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人物。但回想起來,那時也曾狂熱地跟著去批判人。對于那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隨后不幸身亡的同事,因為我也曾參與了“無限上綱”的揭發批判,我深為自己當年的盲從感到愧疚,更為自己不惜損人的自私而備感懺悔。


共識君按:李景端,1934年生于福州市,資深出版人。1979年創辦《譯林》雜志,1988年出任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


前一陣,有人為自己“文革”中的錯誤行為表示道歉,盡管其誠意還有不少議論,但至少也屬于一種有益的反思,應該受到歡迎。相比之下,對1957年那場“反右”運動中整人的道歉,似乎還不多見。


“反右”時,我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人物。但回想起來,那時也曾狂熱地跟著去批判人。時光過去了五十多年,往事依然歷歷在目。對于那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隨后不幸身亡的同事,因為我也曾參與了“無限上綱”的揭發批判,我深為自己當年的盲從感到愧疚,更為自己不惜損人的自私而備感懺悔。


反“右派”運動開始時,我剛調到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科研所。因為這是個新建機構,人員都從各單位才調來,研究所本身沒有“老賬”可算,對本單位領導沒什么意見可提。


所以運動初期,我們主要是學習,談談外面見聞。當《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右派”發起反擊時,發現風向有點變化。所里幾位黨員的發言,看得出有針對一名新來年輕人的傾向。


此人叫秦增護,上海人,人民大學國內貿易系畢業,與我同在商品學研究室。他來所才幾個月,除參加運動,沒干任何工作。平時愛說話,愛插話,還喜歡傳播社會上的消息。因為他在所里,有時曾轉述過社會上某些“右派”的言論,這些后來竟成了他的“罪狀”。


那時,我是共青團員,在大學時就是建黨對象,所以運動中,我被列為左派積極分子。有一天黨支部開會,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達”了抓“右派”的任務,我們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個。


會上認為秦增護有對黨不滿情緒,必須組織力量進行批判。我心中雖有存疑,但在那種環境和氛圍之下,不僅是我,恐怕到會所有的人,都不敢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大家都贊成以秦為目標,開展研究所的反擊“右派”斗爭。


因為秦與我在同一個室,又年齡相近,領導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黨思想。


那年代,我真把這看作是黨對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爭取入黨,也指望以積極“批秦”的表現,來為自己的進步加分。有時明知那話不是秦說的,是他轉述他人的話,或也知道秦所講不是那個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現”這種思想支配下,我對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實”、“無限上綱”之類的事。


那時,政治上的盲從,已經壓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斷。面對反“右派”洪流,我違心地隨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秦看到報上,有人批評由組織上選派出國留學生這種做法欠公平,他表示同感,曾發言支持實行選派留學生公平統考。這本是別人的主張,他只是贊同而已。但我卻說他“惡毒攻擊黨培養干部的方針”,“要剝奪工農子弟受教育的優先權”。


報上有人批評蘇聯曾運走東北的機器設備,秦在所里發言時講了這個情況,并沒多說什么。但為了把他“批倒”,我質問他:“你沒在東北,怎么知道機器被蘇聯運走?”“你只講蘇聯運走東北機器,為什么不講蘇聯支援我們156項建設?”就是這樣,把“惡毒攻擊蘇聯”的帽子給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這樣的積極分子的批判下,秦曾護終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縣勞動改造時,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對于這位幾十年前的可憐同事,我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為自已的違心自私,備感愧疚與懺悔。


明知這種遲到的懺悔,沒有什么實際價值,只是表達老者的衷心愿望:但愿這樣的悲劇,切莫再發生。那種隨意上綱、違心整人的歷史,絕不能再重演!



共識網 2015-08-23 08:44:53

[新一篇] 一個貧窮而美貌的男人 在這世上可能遭遇什么?

[舊一篇] 【獨家】娜拉走后怎樣?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