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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最近關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爭論一浪高過一浪。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高校思政教育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來聽聽桑玉成老師的觀點吧。

桑玉成：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

桑玉成

最近關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爭論，倒是讓我想起了我們當年的一些事情。

我是五十年代生人，1980年代中期有幸考上了復旦大學攻讀政治學的碩士研究生，師從王邦佐教授。

從我的經歷和體驗來看，正是通過大學老師的傳道、授業、解惑，和各類書籍知識，以及我們親身的實踐和感悟，構成了個人價值觀的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能夠進入大學的學生求知欲高漲，就我來說，我既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也讀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套“漢譯名著”，那是找來一本讀一本。

讀碩士那時候的課堂上，我們跟著王邦佐教授通讀馬恩選集和列寧選集，跟著王滬寧教授選讀從古至今的西方政治學名著，跟著陳其人教授用政治學的視角研讀《資本論》。還特別邀請歷史系的老師帶我們讀中國古代的經典。老師們要求都非常嚴格，如西方政治學名著，規定的進度是每周精讀一本，同時要完成一篇不少于5000字的讀書筆記。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步打下人類思想史的基礎，同時也跟學術經典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馬恩選集、列寧選集、那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學名著，迄今為止我都至少讀過10遍以上。

后來我自己當了碩導、博導，我也用我的老師教授我們的方法去教授我的學生。我相信知識是融會貫通的，也是代代傳承的，所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沒有古往今來沉淀下來的經典作基礎，就難以形成并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對一個人是這樣，對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因此，高校的思政教育，需要有知識和思想的積累，需要有廣大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在高校教育中，教師是最重要的主體。

作為一個從事幾十年思政教育的教師，我深感這個工作的不易、深感做一個教師的不易。面對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專業、不同接受意趣的青年學生，教師要給他們上同樣內容的課程，其難度可想而知。

因此，我希望社會能夠相信這支龐大的教師隊伍，尊重教師、尊重教師的知識勞動，不加區分地無謂地不信任教師、輕視教師、甚至詆毀教師，那是不負責任的。

高校教師到底怎么樣？底線守住沒有？有多少教師被西化？多少教師有“抹黑”中國之嫌？這些都是要用經過調查研究的事實來說話。

2003年，教育部委托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三所高校對高校思政課改革進行調研，我作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主任，有幸參與了整個的調研過程并主持了其中的一個子課題研究。我們通過萬人問卷、千人座談、百人訪談，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一手資料。

我還與一輩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線工作的北京大學吳樹青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羅國杰先生、復旦大學倪大奇先生、上海交通大學葉敦平先生交流，聆聽他們集長期實踐和思考基礎上的真知灼見。

前輩們都感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沒有深入一線的調研基礎，沒有長期的實踐感悟，沒有對學生、國家、民族未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簡單地高談闊論、草率地歸因于個別人、個別事件，甚至大打網絡口水仗，于問題的解決百害而無一利。

就譬如說，我們從上到下是不是賦予了學校教育、特別是思政教育太多不合實際的目標負荷？青年大學生良好價值取向和道德素養的形成，高等教育究竟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我聽過很多老師的授課，也與學生進行過多次討論，似乎發現有一個“不兼容”理論，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即便思政課的內容及教學過程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軟件”，但就是與大學生的頭腦“不兼容”，難以“裝進”大學生的頭腦。

如果教育堪稱萬能，又如何解釋：我們國家涌現出來的眾多優秀領導干部以及各界精英，是我們這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同樣，我們查處出來的那么多腐敗官員，也是這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

教育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教育絕對不是萬能的。如果把我們現實中的一些問題歸因于學校教育，歸因于教師，特別是個別教師的什么觀點，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大學生的頭腦不是一張白紙，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紅了它就紅的。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人三觀的形成，取決于非常復雜的因素。

總而言之，對高校思政教育這樣一個幾十年都在困擾著我們的宏大的復雜問題，需要的不是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也不是簡單的武斷和指責，更不是惡意的冷嘲熱諷和口水戰，而是需要平心靜氣地對話和討論，需要集思廣益和協同努力，需要廣大教師的積極參與，也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本文原載于澎湃新聞)

共識網 2015-08-23 08: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