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序余世存《中國男》：帝國遺民的歷史…

簡體傳統

朱大可

“帝國遺民”的歷史群像

——序余世存新著《中國男》

余世存的近作《中國男》，為帝國遺民編訂了一本用話語涂繪的肖像畫冊。這些正在被人逐漸遺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時間的水面，成為世人緬懷或反省的對象。這種類似“史記”列傳的司馬遷筆法，并非由余世存發明，但是他所選擇的，卻是不同尋常、富于爭議、被誤讀、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無疑問，“平反”成為本書的一個顯著的內在動機。它揭示了作者矯正歷史的深刻意圖。

全書包含著皇帝（光緒）、政客（曾國藩和吳稚暉）、軍閥（吳佩孚）、官吏（蔣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嚴復、蔣光赤和熊十力）、科學家（丁文江）、商人（張謇）、革命黨人（宋教仁、林覺民和瞿秋白）、僧侶（弘一法師）、刺客（王亞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訓）等等。這個龐大的41人的陣營，幾乎就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寫本。

耐人尋味的是，世存在書中選用了一種古怪的“人類學”分類標準——“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他納入了衰人、偉人、圣人、強人、才人、牛人、悲人、畸人、寡人、奇人、怪人、覺人、神人、志人、賢人、德人、癡人、殺人、智人、達人、狂人、完人、毒人、學人、真人、詩人、頑人、義人、赤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隱人和哲人等等，由此編織出獨特的民國人物譜系。

書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舊式語詞，源自文言話語體系，跟傳統價值觀密切相關，令整部人物志彌漫著民國時代耿介學人的氣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種話語尋租關系。在這樣的語詞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為復雜多元的價值判斷。這些判斷有時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卻形成鮮明的個性特征。在某種意義上，余世存本人就是這復雜人格體系的當代鏡像。在全書的開卷處，龔自珍傲然獨立，儼然是作者的自畫像，也是通向本書各條路徑的守門人。

余世存就此對人物展開價值背書。他首先利用標題對每個肖像進行分類，并以自己的獨立判斷為鏡，勾勒晚清、民國乃至本朝人物的復雜面容，進而進行價值估量，判定他們在歷史空間里的非凡意義，甚至高聲喊出自己的激越聲音。這種民間的、個體的、夾敘夾議、散漫而自由的評述，加上孤獨和激憤的氣質，令本書的所有人物，都張貼著色調鮮明的余氏水印。雖然，表現主義的個人敘事，可能會造成人物肖像的變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話語領域里扮演歷史審判者的角色。

在中國語境下治史的學人，都會面對一種奇怪的“老花效應”（PresbyopiaEffect）——距離今天越近，歷史被模糊、歪曲和謊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這種原因，近代史和民國史，始終是民族記憶的難點，因為它被大量蓄意制造的政治謊語所包圍。有良知的當代學人，近年來共同發起民族記憶修復運動，旨在重新展開歷史敘事，以剝除謊言和逼近真相。假如以敘事方式作為標準，這場運動大體可分為“糾史”和“釋義”兩個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發掘和舊史料勘誤，而后者則試圖在既有史料基礎上進行意義的重新闡釋。這兩種方式恰好構成互補的格局。

余世存的《中國男》大致屬于前者，而《非常人》則應屬于后者。他獨自囊括了兩種文體，儼然是一個古羅馬的騎士，站立在兩匹馬的戰車上奔馳，檢閱著現代史的人物陣列。《中國男》并未進行史實考據，也不關注史料來源和出處，卻強烈地關注著那些史料背后的價值，試圖發現它們的意義所在，籍此對人物進行話語審判，而這些經過選擇和勘誤的人物，則有望成為當代中國民眾的人格鏡子。

世存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國家官員和志愿者，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卻長期保持言說的獨立性。職業和生活的劇烈變動，并不能改變他的這一信念。這是大多數當代學人所望塵莫及的。知識分子被視為世界真理和歷史真相的代言人，但90年代以來，這個階層已經背叛了自己的社會屬性，淪為一群體制內的思想奴隸，心安理得地書寫公共謊語；而把歷史敘事的通俗化當做搖錢樹，則引發了另一場敘事災難。這兩種陰郁的勢力夾擊著獨立史學，令其難以獲得呼吸的空間。這部人物志是一種犀利的嘗試，它不但試圖喊出歷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為那些真相下定義，從中找出符合人本主義精神的造像。在轉型中國閱讀這樣的好書，猶如寒夜里面對濃釅的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