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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賈也

來源|天涯雜談

導語: 背黑鍋的周曉輝們，無出路尿毒癥患者們

3月31日，四川省人民醫院普外科周曉輝主任醫師，因醫療糾紛而自縊身亡。另據網友爆料，周曉輝遭遇醫鬧長達8個月，自殺前已在網上賣車賣房準備賠償病人。堂堂一個省醫院的主任醫生面對“醫鬧”，竟落得如同破產的個體戶般走投無路，而醫院給出的回應卻是如此冷漠，稱自殺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也是在同一天，離成都不遠的重慶市，有數百名尿毒癥患者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自3月25日開始落地實施的醫改新政，打出了“請求安樂死”的口號。終因面臨群眾的打臉，號稱惠民的重慶醫改只存活了一周時間。究其原因，自然是將改革成本全部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且還變本加厲地借醫改狠賺老百姓的錢。

被污辱的醫生，被損害的患者，看似都不容易，卻又在苦苦相逼，制造了無窮無盡的醫患矛盾。究其原因，大家都懂的，以藥養醫的體制是根源，維權渠道的阻塞是主因。本篇就事論事，深入剖析問題實質。

一、為體制背黑鍋的醫生

在當下之中國，醫生難當，當個好醫生更難，四川省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醫師周曉輝就印證了這句話。

周曉輝醫生的自殺源于一起不堪其擾的醫療糾紛。據周曉輝的同事稱，患者因肝內膽管多發性結石，淤膽性肝硬化，入院前已經多次做手術，這個病幾乎治不好。當初患者想進院時無人接收，便苦苦哀求，周曉輝出于醫者仁心，才接下了這個病人。

誰知就此釀下無窮無盡的麻煩，當周曉輝醫生知道好人難當的時候，為時已晚，患者家屬就開始無休無止地醫鬧，對值班醫生拳腳相加，對年輕護士更是痛罵不已，逼得他精神壓力太大，再加上自己老婆患了卵巢癌需要化療，萬般無奈之下，他在網上準備賣掉車房來解決這個問題。在茫茫的壓力和萬般的無奈之下，這個善良的人最終選擇一死，以死銘志。他的善良體現在遺言之中：把“今生的愛”留給老婆，把一聲“對不起”留給同事！

周曉輝有極佳的口碑，甚至連“醫鬧”患者的家屬都稱是好人。他是個好丈夫，在老婆生病的六七個年頭里，他都不離不棄，每天為老婆熬藥三四個小時，為她傾其所有治病；他是個好長者，除了選擇以死銘志那一晚第一次關掉手機，從來不會關機手機，總是對科室年輕醫生說，晚上處理不了的打電話給我；他是個好醫生，且不管醫術水平，總能視病人如親人，他曾叮囑下級醫生為病人謹慎開藥，不要加重病人負責，“我當過病人家屬，我知道他們的難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足見醫者仁心。

那么，到底是什么逼死了這么一個好人，非要以死銘志呢？難道他真的錯了嗎？錯在最開始就不該給這樣的人做介入手術？錯在后來不該一味地忍讓，錯在最后不該走上自盡的絕路？

讓人感到質疑的是，面對患者無休無止的醫鬧，為什么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周曉輝一人，難道這個省人民醫院從來不想以集體名義加以解決？堂堂一個省醫院，有那么多資源服務于大量VIP，就沒有一點資源對付一個無賴？這糾紛本該一個集體出面解決，為何要讓周曉輝一人獨自面對，逼得他像一個個體戶一樣，賣房賣車去自行賠付！

這不是個笑話，而是確已發生的逼死人的現實。

更令人感到心寒的，省醫院宣傳部對此事件的回應，冷冷地回應說無法確認自殺與醫療糾紛有關，相關部門正在核實這一情況，看來就一副撇清關系的嘴臉，怪不得在網上有不少醫生吐槽，醫生對醫院而言，只是一個工具罷了。

四川醫生周曉輝自殺事件，不禁讓我想到越來越尖銳的醫患關系，真是逼死人的節奏。

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系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不就是為了治療疾病嗎？想必不會有人沒事找抽，沒病去找醫生打針吃藥的！正常的醫患關系應該是戰友，應該是同盟軍，雙方密切配合，醫生視患如親，而患者謹遵醫囑，因為只有這樣，患者才可以得到良好的醫治。但是，現在醫患關系鬧得很無厘頭，相互懷疑不說，動不動就拳腳相加，甚至拔刀相向。

如此緊張的醫患關系，只能說明現行醫療體制出現嚴重的問題。分析其原因，首先，國家對醫療的財政投入少之又少，其次，在這樣少之又少的投入背景下，大部分又被VIP們——退休干部和高級干部——所占用了，而剩下的醫療資源非常有限，就靠老百姓們通過各種關系去爭取了：如果爭取到了，也要按照你身份地位，進行三六九等分類，接受哪一類治療；如果沒有爭取到，那只有得了躺在家里等死的份，比如那些沒有醫療保障的窮困農民。

這其實是一種叢林規則，而在這個規則之下，人們要想活下去，活得好的話，出路只有兩種：一種是狐假虎假，請托各種關系；一種就是要斗狠，將自己變成狼。很不幸的是，我們現行的醫療體制正在努力地促成這樣一個叢林社會，讓人們動用各種關系去爭取醫療資源，時間一長，人們就養成了一種看病的定勢：一旦有了病，不管大病小病，條件反射地想到請托，找各種社會關系來給自己換取方便和有效的治療。

關鍵是，這些請托還相當奏效，某個領導的一個電話，哪怕是放個屁，院方總能奉若御旨，至少你可以免除排隊和減少預約的天數等等。如果要動個手術，我們還會想著送紅包，總覺得送紅包給醫院領導，領導會安排出好醫生；送紅包給主刀醫生，醫生會比平時多一份心，畢竟人命加上了錢碼。

患者要找關系來看病，要塞紅包來做手術，看病難和看病貴就在所難免了。在這樣醫療體制和社會風氣之下，患者疾病若沒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如果托了關系塞了紅包，那么就會覺得“上當受騙”了；如果沒找關系沒塞紅包，那么就會覺得“醫不盡力”。再加上畸形的“以藥養醫”體制，完全將醫生逼進了“不仁不義”之地，這是導致醫患關系惡化的制度根源。

在這種制度之下，多數患者基本會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認為醫生受利益驅動，存在“過度治療”的行為，正因為如此，一旦發生醫療差錯或者意外，甚至很小一點語言沖突，就把所有的仇恨都發泄在醫生身上，對醫生拔刀相向，釀成殺醫、傷醫事件。

患者也只能將槍口對準一線的醫護人員，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在第一線，承担人們對醫療體制的不滿，用筆者的話來說，就是醫生不是躺著中槍，而是不自覺地在擋槍！仔細想想，也只能是如此結果，患者及其家屬找院方領導談天，估計連領導的門都摸不到。更何況，院方領導根本沒有這份閑心來管你這攤爛事，基本態度非常明確：冤有頭債有主，誰給你治，就找誰去！

患者找不到醫院領導，找不到維權機構，更不會想到醫療體制的問題,他只能找到醫生發泄對社會的不滿。這樣一來，醫生為體制背黑鍋了，承担了患者們所有的仇恨。

社會悲劇就這么誕生了：許多醫生就被人格污辱，比如被游街，被逼下跪，被披麻戴孝，更有甚者，就是直接用刀砍，直至捅死。當然也有醫生不堪重負，選擇以死銘志的。

客觀而言，醫療界確實存在黑幕，灰色收入、過度醫療現象層出不窮，但更多的，歸根結底還是“以藥養醫”的這種逼良為娼的制度造成的，更何況大多數一線醫護人員還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有資格收紅包的醫生并不多，再說了，有節操的醫生也不在少數，比如周曉輝就是很好的例子。

醫生的處境，其實與維護市容市貌的城管相似：由于制度的設計，他們成為小販斗爭的對象，成為民憤宣泄的對象，原因就是民眾直接面對的是城管，民眾根本不會想到城管只是執行某個領導的命令，不會想到罪魁禍首是漠視民眾生存權的城市管理體制……最終，各種苦苦相逼的制度，導致弱者揮刀砍向弱者，患者砍向醫生，小販砍向城管，而那些權力者們卻毫發無損，甚至沾沾自喜。

制度的陰冷在于此，真正的強者——即所謂的領導們——在弱者相殘的情況下，總會用一副體貼民意面貌、以調解者的身份出現，以顯示他們的寬宏大量，以顯示他們的英明神武，院方領導們、政府官員們就這樣出現在人們面前，殊不知罪魁禍首就是他們，甚至連他們都被體制所拘役，因為他們也只是執行體制的人，也被捆綁了進來。

二、承受改革之刀的民眾

醫療體制存在嚴重弊端，是個社會共識的問題，因此，醫改呼聲一直以來都是社會最強音。然而，許多地方的醫療改革，總以喜劇開場，而以悲劇收場，淪為一場啼笑皆非的鬧劇。

就在周曉輝先生選擇以死銘志的同一天下午，因無力承担醫改后翻倍的治療費用，重慶市數百名尿毒癥患者及其家屬上街抗議，將市政府附近多處交通阻斷數小時，后遭大量警察暴力驅散，多人被毆打抓捕。

重慶醫改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其中主要內容有“大型設備檢查，檢驗類項目價格均降低25%，診查、護理、治療、手術類項目價格分別提高30%、30%、13%、13%。”其實，降低大型設備的檢查費用根本不是惠民政策，試問，老百姓通常進醫院用大型設備的概率是多少？反而老百姓最需要的常規診療、檢查、護理等費用瘋狂上漲，某些單體檢查項目還要拆分為多個項目進行收費，上漲幅度遠遠不止30%，而是翻了好幾倍。

總的算來，這個醫改讓老百姓進醫院的總體成本飆升，據新京報的報道稱，重慶一位準媽媽張女士介紹以前普通產科掛號費由9元上漲到21元，常規彩超檢查由190元左右上漲330元，影響最為嚴重的自然是那批尿毒癥患者，據稱以前做透析一個月1000多，現在要4000多，無奈之下，只能上街舉牌子，去破壞社會的和諧氣氛了，打出“請求安樂死”的口號，調侃此次唐醫改的精髓就是“小病自行診斷，大病自行了斷”。

想想當初重慶這場醫改吹得多少冠冕堂皇啊，目的也是何等的振奮人心，說是想讓老百姓看得起病的。誰知沒推行一個星期，就Pia Pia Pia打臉的節奏， Duang Duang Duang之后，政府只能宣布取消醫改，一句話，算是沒改過！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我認為主要政府管醫療那塊的官員，根本不懂醫療，“肉食者鄙”的典型官僚，只是扛著“醫改為民”的大旗，一天到晚就是聽聽匯報而已，至于聽誰的呢？無非就是醫院的領導，醫企的老總，聽聽這個有道理，聽聽那個有道理，在盤算一下自己三分三的利益，都是一堆政府撿便宜、醫院增收入、藥企發大財三方受益的好前景，這樣就算聽取各方意見了，然后坐在辦公室拍拍腦袋決定政策了，于是命令官家的喉舌做個新聞調查，制造一些“稱市民多理解”的輿論，就昭告天下，立即執行了。

重慶醫改和其它各種社會改革一樣，其實都陷入了改革陷阱，改來改去，改什么呢？就是向弱勢群體開刀，讓他們作出犧牲，而對利益集團則保護有加，甚至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國企改革如此，讓工人下崗，從不想讓領導下崗；教育改革如此，讓學費上漲，從不想在教育上多投入點；工資改革也如此，先保證公務員加薪，體制外的成員有沒有飯吃都不管不顧……社會的資源總是向既得利益者這一邊傾斜，充滿著強烈的特供思維，屁股決定腦袋，這些改革者已經無法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了。

觀察重慶醫改，改的就是患者的文章，攤來攤去的賬，就攤到患者身上，把改革成本全部轉嫁給患者，而且還變本加厲借本次醫改狠賺患者的錢。這個醫改方案根本不敢動真正的利益集團，不拿灰色利益鏈開刀，不去控制公立醫院的創收沖動，不去跟進社會醫療保險機構，只想著犧牲患者利益為代價的。最終損害就是那些患者們——部分患者因為價格調整而大幅增長自付比例，而相關的醫保并未同提高報銷比例，政府放任這一部分患者的利益被侵害。

醫改經過這么一瞎折騰，患者的醫療保障沒有改進，醫生的待遇和人身安全沒有改善，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讓人們相信上了街，制造一個社會事件，就能迫使地方當局妥協，就會放棄改革，把一攬子改革計劃一股腦兒丟進廢紙簍里去。不僅失去了政府的公信力，更失去的醫療改革的社會支持。

如果說庸醫誤人的話，那么庸吏誤國誤民，醫改需要對癥下藥，想想清楚這幾個問題：

1、患者為什么精神緊張？就是沒有得到充分的醫療保障，担心看不起病；

2、患者為什么心理失衡？就是因為存在著醫療特權，有各種干部房、VIP房，讓他們羨慕嫉妒恨；

3、患者為什么充滿戾氣？就是因為醫療糾紛走正常算什么根本走不通，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是被損害的那一類人。

在一個權力至上、關系盛行、法治不彰的叢林式社會里，弱勢的民眾很容易患上集體性的“被迫害妄想癥”，對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極度不信任的思維定勢：有醫患糾紛時，走醫患調解渠道，衛生行政部門的調解被認為是“老子幫兒子”——這是要受損害的；走醫療鑒定渠道，社會機構出具的鑒定被認為是“兄弟幫兄弟”——這也是要受損害的，因此統統排斥，而且死不認賬。至于走司法訴訟的渠道，那就必須提供證據了，而大多數站得住腳的證據一般都由醫院掌握著，甚至連最簡單的病歷也都是醫生、護士開具的，何況走司法途徑過程漫長，費時、費錢、費精力，更何況也無法排除司法腐敗，算來算去，也是要受損害的，所以民眾即使要走司法程序，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正因為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現實，正常通道人們根本走不通，制定醫改的時候，這些人的聲音根本不會跑到決策者的耳朵里去的。如果認命的話，也只有自己吃虧，就像重慶尿毒癥患者，他們不鬧，不鬧就相當于等死。

那么怎么辦？作為被損害的人，只有變成斗狠的狼，蠻不講理，因為蠻不講理，顧名思義就是蠻橫的人根本不用講理的，不管是正理還是歪理，只要占著理就可以得理不饒人。

中國社會確實是很少講道理的，誰會鬧誰就會得到“優待”，“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怎么解決呢？在中國的解決之道就是與人民幣掛鉤，所以“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當醫患糾紛出現“鬧”與“賠”成正比模式時，醫患關系更加變味，于是專門出現一個行業，就是職業醫鬧，他們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流程，如在醫院焚燒紙錢、搭設靈堂、圍堵院長辦公室等等。

找到病根，就可以對癥下藥了，進行有效的醫療改革：

1、確保民眾人人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不能搞身份歧視，一部分人有保障而另一部分就沒有，這是人為制造“一國兩制”的惡政；

2、確保民眾能夠公平地享用醫療資源，不能把有限的醫療資源變成VIP們的特供，這世界從來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3、提供解決醫療糾紛的合法途徑，不能一醫患矛盾就只靠鬧，憑拳頭來解決事端。

患者看病，能保障了，能平等了，能維權了，減輕了“被迫害妄想癥”，自然也就祛除了不少社會戾氣。

結語

說來說去，醫患關系本質上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醫療需要和落后、腐朽、僵化的醫療體制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從頂層設計想辦法解決的話，那么醫生還是繼續成為替罪羊，將面向更多的刀與槍，而患者呢爭取有限醫療資源繼續斗狠使詐，推向。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