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畫的是清明時節嗎？

簡體傳統

《清明上河圖》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這不僅與其藝術價值及“傳奇身世”密切相關，還得益于人們對《清明上河圖》未解之謎的各種猜測。一般認為《清明上河圖》為北宋宮廷畫家張擇端所作，描繪北宋首都開封的繁華景象，是現實主義的代表畫作。這是教科書式的介紹，學者的研究表明事實可能遠非如此簡單明了。

《清明上河圖》所畫時節為清明？

說起《清明上河圖》的“清明”，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清明節，此時節要去祖先墳前掃墓，由于是休息的日子，還有很多人逛市集。對于《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季節，20世紀80年代以前學術界前輩如鄭振鐸、徐邦達、張安治、楊伯達等人皆主“清明時節說”。

1981年孔憲易發表《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對這一傳統觀點進行挑戰，認為畫中所繪當為秋景。作為回應，周寶珠在專著《<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中論證“清明時節說”的合理性，駁斥了“秋景說”：

“秋景說”提出在畫中有切開的西瓜，而清明時節開封是不可能有西瓜的。周寶珠則指出北宋時期中原和江南地區尚未種植西瓜，圖中所畫當為餅類或冬瓜。

“秋景說”提出圖中拿扇子的有十余人，證明不是北國春寒的清明，當有幾分“秋老虎”的余熱。周寶珠則引陳元靚《歲時雜記》云：“都城寒食，大縱蒲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甚邇也。”指出清明時節臨近夏日，市民利用扇子蒲博（賭博之類的游戲）正是推銷扇子的一種方式。

圖中兩人持扇

“秋景說”認為圖中畫有一面懸掛寫有“新酒”的酒旗，這正與《東京夢華錄》記載開封“中秋前后，諸店皆賣新酒”的習俗一致。周寶珠指出宋人喝新酒、賣新酒的日子特別多，不獨秋天才有新酒。

“秋景說”認為圖中市郊部分農場中場內空空，只放著三個帶架的石磙，看樣子好像剛打過秋莊稼，這有“報秋成”之意。周寶珠則認為若是“報秋成”，場內絕不會僅三個石磙，農家場上應當是堆得滿滿的。空蕩的場地恰恰證明清明前后，場上堆放的柴草已經用完，如果不是用過未取，那就是重新安好，用以夏季碾場。

只見石磙的打谷場

周寶珠還對圖中 170 多棵樹進行了細致的觀察，發現許多柳樹已吐嫩綠，部分雜樹有的剛吐嫩芽，有的還是光禿禿的，正是清明節前后的景色。

“春景說”和“秋景說”的支持者還有其他論據，總之，他們各執己見，莫衷一是。

關于《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景色，海外學者瓦萊麗·韓森及劉和平標新立異，提出“四季景色說”認為該畫不能歸結于某一個具體季節，而是從春到冬四個季節。

如果“清明”沒有清明時節的含義，那它指的是什么？

鄒身城認為此畫描繪的是秋景，“清明”在這里應該理解為“清明之世”，是作者對太平盛世的稱頌之辭。孔憲易提出“清明”應作地名“清明坊”解，根據是當時東京城劃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東郊區共劃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不僅“清明”二字有諸多說法，研究者對“上河”的解釋也莫衷一是。周寶珠等人認為“上”有“去、到”的意思，“上河”即上河市，與今天我們說的上街是同義，這種解釋與畫中所表現的繁華沿河街市相吻合。包柏成等人則認為“上”是一種尊稱，如同古代稱京都為上京，圖中所繪既然為汴河，那么“上河”二字即為汴河之尊稱。還有人認為“上河”指汴河的上游或逆流而上。

張擇端到底出生在何時？

長期以來，關于張擇端的生活時代與《清明上河圖》創作時間也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焦點，至今仍未達成共識。

關于張擇端的身世，僅有的史料就是北宋滅亡60年后，金朝人張著在《清明上河圖》跋文里留下的幾句話：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游學于京師，后習繪事，本工界畫，尤嗜于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張著跋。”

由于史料缺乏，有人甚至懷疑是否存在張擇端這個人。對于這幅畫作于何時，人們有不同的觀點，因為沒有人能確定張擇端出生的年代。

承認張擇端乃北宋人是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但他們之間對于張擇端生活在北宋哪一個皇帝在位時期也有不同說法。鄭振鐸提出張擇端約生于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清明上河圖》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完成。曹星原在《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沖突妥協》一書中認為該畫更可能完成于宋神宗在位時期。因為《清明上河圖》的風格、手法遠不同徽宗朝宣和年間畫院（古代宮廷設置的繪畫機構）中形成的膾炙人口的“宣和體”。

所謂的“宣和體”是以山水、花鳥、宮室臺閣為題材，強調明麗、典雅、富貴，極大程度地體現出以藝術顯示宮廷之壯麗的特點。《清明上河圖》無論從題材還是畫法上都與徽宗時期的“宣和體”格格不入。

讓人困惑不解的是，北宋徽宗時期下令編撰的《宣和畫譜》，既沒有出現《清明上河圖》，也沒有張擇端的名字。《宣和畫譜》有二十卷，共收錄了晉代到宋代二百三十一位畫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幅作品。為何獨獨遺漏了不該遺漏的名家名作呢？

因此也有一說認為，在北宋滅亡后，南宋人因為懷念北宋而描繪出《清明上河圖》。明代著名的文人董其昌就持此說，在其《容臺集》中如此寫道：

“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傳世者不一，以張擇端所作為佳。”

今人持張擇端乃南宋人之論者也主要依據這條史料，但是明人董其昌為何如此推測仍然讓人費解。

再者，前面提到張著的題跋，因為張著是金人，也有人由此類推張擇端是金人。然而，如果張擇端是金人，不可能對北宋京城開封如此熟悉，到金朝時，開封的繁華早已被摧殘殆盡，只能完全靠傳聞或者記憶創作。

繁華背后到底有何深意？

一般認為《清明上河圖》主要表現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漕運繁忙、街市繁榮、經濟發達的盛世圖景。但有學者提出質疑，指出此畫主旨另有深意。

鄒身城判斷張擇端主要活動年代約在北宋徽宗、欽宗與南宋高宗在位時期。此時期北宋經歷靖康之恥，中原人士紛紛南遷，高宗建立南宋。張擇端親歷戰亂，見到汴京如何一夜之間摧殘破敗。感懷故都的張擇端，畫出汴京當年的盛世圖景以反襯侵略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性的現實，激發人們保家衛國的愛國情緒。

周寶珠認為張擇端在北宋末年，戰爭陰云密布時刻作此畫，絕不是寓意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而恰恰相反，張擇端是在風俗畫的妙筆下，部分地揭示了當時社會的貧富懸殊，暴露了金人入侵前夜統治者的某些危機。

曹星原的看法則更不一般。她從美術研究的角度來看，認為一件作品的中心，往往表達了主題。《清明上河圖》的中心部分表現的是當一條船正在逆流通過虹橋時，在急流中失控。此時，無論是橋上、河邊的過往行人，還是船上的男女老少，眾人同心協力、同舟共濟努力控制局面。如果是歌頌太平盛世，則不會在圖畫的中心出現這么驚險的一幕。她提出《清明上河圖》表達的是：北宋中期雖然突發社會風暴，但是漕運及沿河市場的興盛，王安石變法帶來的經濟的繁榮，以及宋神宗秉持的“上善若水”的安民治世理念，使得社會得以有轉圜余地，因此如船上的人齊心協力控制失控船只的寓意一樣，舉國上下應該同舟共濟，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