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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鄺海炎

來源|天涯博客

前年《甄嬛傳》熱播時，我趕時髦追了幾集，劇中誰跟誰是一邊的始終沒搞清楚，但皇帝對皇后語重心長地說“你統領后宮，母儀天下”，要作表率云云，讓我印象深刻。“母儀天下”大家都懂，就是指封建君主時代，政治人物的妻子以有逼格的儀態垂范天下女人、配合丈夫以德治國啦。《精忠岳飛》里端莊賢淑的韋娘娘和金兀術討論《清明上河圖》，確實給宋帝國長臉啊；《康熙王朝》里的孝莊皇太后在吳三桂叛亂時鼓舞玄燁，中氣十足也挺有范的。

辛亥革命后，君主專制被推翻，國家元首換個稱呼照樣存在，于是，國家元首的夫人接了“母儀天下”的班，比如著名的宋氏三姊妹。但現代國家元首夫人的“母儀天下”更多是儀式性地，因為現代國家多是依法治國，知道“參差多態乃幸福的本源”，不會幼稚到想以一個女人的修養來垂范世道人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挑戰王室成規的戴安娜王妃才會被民眾欣賞愛戴。換句話說，只有在不夠現代的國度，才會有女性作著“母儀天下”的夢，最近鬧騰的女主持人胡紫薇不幸卻成了這個時代的見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前不久，小眾漫畫家@Y雅痞P在戲謔作品《變形記》中諷刺王思聰只是“投胎小能手”，說王跟著大貍子的老爸學了日狗大法。3月29日，王思聰微博上發布騎在狗身上的照片，并配文“認真練習日狗大法的我”進行回應。女主持人胡紫薇看到微博后斥其為“人畜戀”，王思聰對此爆粗口回擊。

最開始是專欄作家閆紅為胡紫薇抱不平，“有錢就會被諂媚、維護、被無底線地理解與認可？……喊‘老公操我’亦可視為一種行為藝術，那么多人，不約而同地通過這種方式表達：金錢操我！……王思聰以他的行為親證：這世界，金錢決定著你的話語權。”我猜閆女士并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如果他看了那惡搞漫畫，應該會明白，王思聰是用惡搞回應惡搞，算是特殊亞文化圈的梗，拿性、人**只是噱頭而已。另一專欄作家毛利就挺明白的，“現年27歲的王思聰，說白了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不是不懂事，他只是難以擺脫該年齡段常有的惡趣味。這種惡趣味在《美國派》里展現得淋漓盡致，影片中男生會集體裸奔，用披薩餅手淫，到處飛灑的精液搞得整部電影都粘粘乎乎……后來韓國又出了一部類似的惡趣味性喜劇電影，《色即是空》，一如既往的屎尿屁，男生們一起看a片，使用充氣娃娃，一邊偷看女生游泳一邊手淫……允許惡趣味，允許屎尿屁，就像承認人有三急一樣，沒什么問題。這一次我站在王思聰一邊，不是因為他有錢，只是想站在年輕人這一邊。”

如果說閆紅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的，不理解這種“惡趣味”，只是表現老一代舊思想的誤解，還情有可原。而胡紫薇明明知道王思聰是“戲仿”，卻還上綱上線的討伐，其心理就耐人尋味了，“這樣一條傷風敗俗的微博在短短幾個小時內獲得了極度熱烈的回應……試圖質疑這條微博發布在公眾平臺對于社會良俗會否造成有害影響……我們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更好意思，我們滿嘴生殖器，全面退回到一個民族的口唇期。 我們曾前赴后繼以熱血捍衛文明與民主的價值觀……八十年代的崔健是叛逆的偶像，他說在雪地上撒點兒野。他的后邊有一代人詩與音樂的靈魂戳著；九十年代的王朔是叛逆的偶像，他說玩兒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他的后邊有160萬字驚世駭俗的作品戳著；10年代的王思聰是叛逆的偶像，他說我有日狗大法誰看不慣還就操你媽了。他的后邊有好多好多錢戳著……秀底線走到頭就是日狗，重口味走到頭就是吃屎。我們無法設想對于一個有錢人而且僅僅有錢，就會招致群體性吶喊老公操我的女性能夠引導一個民族飛升，就像無法設想一個以日狗標榜幽默和反叛的民族會擁有一個說得過去的未來。雖然招致了足夠多的攻擊和謾罵，雖然有息事寧人的朋友勸我沒必要代人教子，我還是想弱弱地再說一遍，因為日狗這樣粗鄙下流的惡搞而博得的任何一次令人難堪的掌聲，都是時代之恥。”這簡直是一份大詞狂的囈語，“傷風敗俗”、“社會良俗”、“我們”、“民族飛升”、“時代之恥”。說實在話，你不喜歡“惡趣味”，說句“無聊”，罵句“下作”都可以，但上升到“民族國家”的高度來訓誡青年的“惡趣味”，這本身就夠“惡趣味”了。胡紫薇好歹混跡于自由知識圈有段時間了，“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基礎”也不懂？看看自由主義大師貢斯當怎么說的：“行使政治權利為我們提供的樂趣僅僅是古代人從中發現的一小部分。但是，與此同時，文明的進步、時代的商業趨勢、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溝通卻無限擴展并豐富了個人幸福的手段。 于是，我們必然會比古代人更為珍視我們的個人獨立。……古代人的目標是在有相同祖國的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稱謂的自由。而現代人的目標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他們把對這些私人快樂的制度保障稱作自由。”

盡管有些人沒讀過貢斯當，但現代社會里只要正常人都是以基于“私人快樂”的個人主義理念教育孩子，比如，龍應臺寫給兒子安德烈的一段話就被很多家長傳閱：“孩子,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當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義,你就有成就感。當你的工作給你時間,不剝奪你的生活,你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給你快樂。”而閆紅女士在《弟子規》爭論中的態度也很得體：“如今我兒子已經八歲，當年背下的文字，都忘得差不多了。我準備把《弟子規》找出來，再讓他讀讀，我一點都不担心他會變成奴才，如果這次他能讀懂，他只會變成一個更有修養的小孩……所謂‘獨立思想’絕不只是意味著批判，相反，有許多批判也不過是人云亦云，……我心目中的‘獨立思想’，一定是站在入乎內出乎外的了解之上的，唯因了解，才自信，唯因自信，才堅定，才能在其中自由出入，發現細微的好，也查找出細微的偏見，在事實基礎上，形成參差對照的有層次多角度的認知。這種‘獨立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我愿意，讓他從閱讀《弟子規》開始練習。”

胡紫薇平常自由主義名言背得順溜，為什么這次卻失態地引“集體主義”之狼入室，撕咬“個人主義”呢？我私心以為，這可能與文化領導權有點關系，真正觸動胡紫薇的也許就是“這世界，金錢決定著你的話語權。”話語權這東西說沒用確實沒用，在舉著槍的人面前，話語權就等于放屁；但只要不是用槍解決的時候，話語權就重要了，因為它能定義“美丑”、“善惡”，乃至“真假”、“黑白”。196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革命。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之后便陷入到這樣一種困境之中：他們是經濟巨人和政治驕子，卻又實實在在是文化侏儒。“假若它不去了解藝術上的事，就被認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試圖去了解藝術上的事，則被認為是可笑的。”文化領導權的旁落，使資產階級手足無措。于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逐漸走向了反叛其中產階級父親的旁門左道。他們用從貴族階級那里獲得的美學營養和從下層階級那里獲得的道德資源創造出自己的“亞文化”反叛了“高級文化”。 這等于是對西方文化傳統的一次祛魅，從此往后，西方社會開始進入后現代文化的“全面抹平”時期。喜歡讀昆德拉小說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把圣杯比作尿瓶，談論上帝存在的話題時，插入談論大便的那段議論——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一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像他。……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讓人自由，上帝就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應對人的糞便負完全的責任。”據說，這種“褻神的幽默”是走出傳統宗教－道德法權支配領域的有效方式。

如果說王思聰上“日狗照”還只是類似《美國派》的“惡趣味”，那他對于胡紫薇居高臨下的“**”指責罵以“傻逼”則有那么點走出傳統宗教－道德法權支配領域的意味了。我們年輕人的游戲，憑什么接受老朽們蠻橫地道德指責！而對于胡紫薇來說，自古以來，話語權都是掌握在我們文化人手中，士農工商，咱是四民之首，你王思聰一個市儈商人的兒子，比我們生活滋潤就算了，只要話語權在我們手上就不怕，我們可以拿“高雅”“有品位”“有社會責任感”標榜自己，鄙視你這“沒文化的暴發戶的兒子”，現在倒好，你這小屁孩，說我們不懂“惡趣味”這種新鮮事物，連話語權也被你們搶了，我們這些靠販賣知識和價值觀的“文化奶媽”以后怎么活啊？所以，必須訓誡你們這些小屁孩！我們不如你們人多勢眾，我們只好把“民族”這尊菩薩請來嚇唬嚇唬你們。

為什么其他文化人卻不像胡紫薇這么敏感呢？這還得從女人的天性說起。《觀看之道》一書認為，“男人的風度基于他身上的潛在力量，道德的、體格的、氣質的、經濟的、社會的、性的——但其力量的對象，總是外在的物象。” “相反，女人的風度在于表達她對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別人對待她的分寸。她的風度從姿態、聲音、見解、表情、服飾、品位和選定的場合上體現出來……”說白了吧，女性是一種被觀賞的景觀，即使自己足夠有魅力，也需要男性或外界的認可。《格林童話》里白雪公主和她的后媽為什么都喜歡問鏡子：“鏡子，鏡子，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這也是每一個小女孩從小被外界——親戚、鄰居、家長的朋友、幼兒園老師、幼兒園同學們不停地追問的一個問題，“你到底美不美？”隱含的意思就是你是不是有價值，是否足夠招人喜愛，是不是可以贏得很多額外的好處：糖果、夸獎、羨慕的眼神和愛撫，這些代表了你在那個階段的成功。

一個女性有了家庭后，自然不會成天靠打扮獲得價值感，因為她們有了替代物。最近不是流行“媽癌”嗎？它形容“一個人對別人特好、特關懷，替人操心，替人著想，以致‘皇帝不急太監急’”，大多數女性成家后就把自己的情欲訴求轉移到相夫教子上，而胡紫薇是有過因離婚大鬧央視現場的“壯舉”的，估計不會安于庸俗的相夫教子；不甘于回歸家庭的怎么辦？微信上想釣金龜婿的屌絲女不都喜歡用一句話作自我描述嗎，“你贏，我陪你君臨天下；你輸，我陪你東山再起。”可這種職場女性胡紫薇也做不來，她那文化人的裝逼感正膨脹如斗雞眼呢；也有先鋒女性，比如詩人余秀華，她就袒露自己對現有婚姻的不滿，以及“夢中情人是李健”，這種坦蕩的情欲訴求盡管可能遭遇傳統倫理的非議，也因為現實條件的差距引來嘲諷，但其真誠的個人主義底色是很動人的，可胡紫薇顯然沒有余秀華木子美的坦率，也就缺乏回歸自我的勇氣。所以，當家庭、職場、個體都不能滿足自己被觀賞的情欲訴求時，主持人出身的胡紫薇只好靠另一種身份來麻醉自己，那就是介入公共事務的討論。介入公共事務的討論是勇于承担公民責任的好事，可這活兒并不只是人長得漂亮、被飯局里老男人吹捧幾次就能口吐蓮花的，它需要相應的知識準備，更需要自省，尤其是反省自己屁股被體制戳上的藍印。

胡紫薇動輒喜歡代言“社會”、“時代”、“民族”，還“我們”“我們”的，跟春晚上的倪萍一樣，總想靠陳舊的抒情和上綱上線的說理繼續她在體制內當主持人時“母儀天下”的夢想。我不敢說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我至少敢說，我跟王思聰一樣不喜歡“母儀天下”的“文化奶媽”，而且這樣的青年會越來越多。有人嘲諷王思聰“恨不得在每場婚禮上當新郎，在每場葬禮上當尸體”，其實去陌陌看下就釋懷了，有些蘿莉美女牙縫塞了菜葉都要發張照片希望有男的回復“親，我馬上快遞牙簽過來”，現代社交媒體就為滿足現代人的“自戀”而生。所以，王思聰愛現沒什么，胡紫薇愛現也沒什么，但再怎么現都別回到“母儀天下”的老路才好，否則沒準有人會說你——“恨不得在每場婚禮上當丈母娘，在每場葬禮上宣讀祭文。”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