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文化,因為逗留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題圖攝影:丁彥強


龍應臺的《野火集》《目送》《大江大海1949》等系列作品,讓我們見識了她的“俠情”與“柔情”。大學那會,讀到她的《親愛的安德烈》,念念不忘那個“安德烈”,玩笑了。話說,昨晚在書架上看到這書,想著今天就摘選兩篇重溫吧。就是不知道挑選的這兩篇合不合你口味了?




年輕卻不清狂


MM:


信遲了,因為我和朋友們去旅行了三個禮拜。不要抱怨啦,兒子十八歲了還愿意跟你寫信,你也應該夠滿足了,尤其你知道我從小就懶。好,跟你報告一下我的生活內容吧,也免得你老啰唆說我們愈來愈疏離。


可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們去了地中海的馬耳他島和巴塞羅那,但我真的能告訴我媽我們干了什么嗎?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青春歲月,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


德語有個說法:如果你年輕卻不激進,那么你就是個沒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卻不保守,那么你就是個沒腦的人。


我接到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十八歲的香港女生問我時間是怎么花的,我讀什么書、想什么議題、朋友相聚時討論什么話題等等。我嚇一跳,嘿,她真以為我是個虛矯的知識分子?我當然偶爾會去思考一些嚴肅的大問題——一個月里有五分鐘吧,當我無聊得要死的時候……


好啦,我在夸張啦,但是我要夸張你才會明白十八歲是怎么回事。剛剛我才從咖啡館回來;我們在咖啡館里談得最熱烈的大半是身邊的小世界、朋友之間發生的芝麻蒜皮。我們當然也辯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譬如我今晚就會去看《華氏九一一》,朋友們一定也會各有看法,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是很膚淺的,而且,每個人說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夠了,不會太認真。


周一到周五每個人都忙:足球、籃球、舞蹈,每個人瘋的不一樣。德國學制每天下午三點就放學了,下午的時間各管各的。我是個足球狂:一周三個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練,教六歲的小鬼踢球。每個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賽,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課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們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館或小酒館里喝酒聊天,爛醉的時候就用瓶子把酒館砸個稀爛,或者把隨便什么看不順眼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怎么樣,又嚇到你了吧?(我知道你會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紅帽”,沒辦法!)好,說正經點,有些事,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小家伙想嘗試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著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覺得酗酒而醉是難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時候會喝醉,譬如在馬耳他,相處九年的好朋友們要各奔西東了,我們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納米比亞的某一晚嗎?我認識一個華文作家,在納米比亞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當場敲杯子唱歌,還要把餐廳的杯盤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來帶走……那個人你記得嗎?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歲,可是至今難忘呢。


我不是在為飲酒辯護,我是說,歐洲的飲酒文化,可能和亞洲不太一樣。你知道飲酒時的碰杯怎么來的嗎?中世紀時,如果你要害死一個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這樣被毒死的。所以就開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濺到別人杯里,要死就跟對方一起死。同時,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邊的人,漸漸地就變成社會習俗了。講了這么長的“前言”,其實是想告訴你,MM,對于年輕人飲酒,我覺得做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2004.10.25





龍應臺與兒子安德烈



文化,因為逗留


親愛的安德烈:


陽臺上的草木有沒有澆水?那株白蘭花如果死了,我跟你算賬。


每個禮拜四下午,一輛綠色大卡車會停在沙灣徑25號。有個老伯伯在里頭賣蔬菜。他總是坐在那暗暗的卡車里看報紙,一只畫眉鳥在籠子里陪他,聲音特別亮。他的蔬菜像破鞋子一樣包在紙堆里,可是打開時,又明明是新鮮干凈的農家菜。他說他這樣賣蔬菜已經五十年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去買他的菜。我們支持“小農經濟”吧。


然后,我們就能談香港了。


沒想到,你這么快就發現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剛來香港的時候,有一天我逛了整個下午的書店。袋子里的書愈來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個干凈又安靜的咖啡館坐下來。如果是臺北,這樣的地方太多了。鉆進一個寧靜的角落,在咖啡香氣的繚繞里,也許還有一點舒懶的音樂,你可以把整袋的新書翻完。


那天很熱,我背著很重的書,一條街一條街尋找,以為和臺北一樣,轉個彎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沒有。真的沒有。去茶餐廳吧,可是那是一個油膩膩、甜滋滋的地方,匆忙擁擠而喧囂,有人硬是站在你旁邊瞅著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帶著對跨國企業壟斷的不滿,疑懼他們對本土產業的消滅,不情愿在那里消費。而即使坐下來,身邊也總是匆忙的人,端著托盤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館里彌漫著一種時間壓迫感。


去大飯店的中庭咖啡座,凱悅、半島、希爾頓、香格里拉?那兒寬敞明亮,可是,無處不是精心制造、雕鑿出來的“高級品味”。自己是旅客時,這種地方給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適,但是,作為“本地人”,你剛剛才穿過人聲鼎沸的街頭市場,剛剛才從兩塊錢的叮當車下來,剛剛才從狹窄破舊的二樓書店樓梯鉆出來,你來這種趾高氣揚、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諷的地方尋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覺得我過度敏感——亞洲的觀光飯店,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我覺得還是帶著那么點兒租界和殖民的氣味,階級味尤其濃重。


那天,我立在街頭許久,不知該到哪里去。


我們在談的這個所謂“咖啡館”,當然不只是一個賣咖啡的地方。它是一個“個人”開的小館,意思是,老板不是一個你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財團,因此小館里處處洋溢著小店主人的氣質和個性;它是社區的公共“客廳”,是一個荒涼的大城市里最溫暖的小據點。來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綽號人人知道。如果因緣際會,來這里的人多半是創作者——作家、導演、學者、反對運動家……那么咖啡館就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舞臺。


你還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沒有臺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談一件事情,或是為一個遠來的某人洗塵。目的完成,就散,簡直就像“快閃族”。


有沒有注意到,連購物商廈里,都很少讓人們坐下來休息談天的地方。它的設計就是讓人不斷不斷地走動,從一個店到下一個店,也就是用空間來強制消費。如果有地方讓人們坐下來閑聊,消費的目的就達不到了。


容許逗留的地方,都是給觀光客、過路者的,譬如蘭桂坊的酒吧、大飯店的中庭。可是,他們真的只是過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卻是沒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狹窄,無法宴客。餐廳,吃完飯就得走。俱樂部,限定會員。觀光飯店,太昂貴。人們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養社區情感?問題是,沒有社區情感,又哪里來文化認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長的海岸線,但是它并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那樣璀璨的維多利亞海港,沒有一個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著海浪海風吃飯飲酒、唱歌談心、癡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國、西班牙、英國,甚至新加坡都有這樣的海岸。你說,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我說,你沒看見嗎?星光大道是為觀光客設計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讓本地人在那兒生活、流連、生根。


這個城市,連群眾示威的大廣場都沒有。群眾示威,和咖啡館酒吧里的徹夜閑聊一樣,是培養社區共識的行為,對加深文化認同多么關鍵。示威游行,絕對是極其重要的一種“逗留文化”。但是,香港是個沒有閑人、“請勿逗留”的城市。


你說香港“沒有文化”,安德烈,如果“文化”做寬的解釋,香港當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傳統庶民文化等等,都很豐富活躍,很多方面遠遠超過任何其他華人城市。但是當我們對“文化”做狹義的解釋——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關的深層活動,香港的匱乏才顯著起來。


在歐洲,咖啡館是“詩人的寫作間”,“藝術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學堂”。巴黎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是西蒙·波伏娃逗留的書房,Le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劇團夜夜必到、百科全書家逗留的酒館。塞納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現實主義派和存在主義哲學家逗留的地方。斯威夫特(Swift)在倫敦的威爾咖啡館(Will’s)逗留,那是個文學沙龍,幾乎主宰了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羅馬的古希臘咖啡館(Antico Greco Caffe)有過瓦格納、拜倫、雪萊的逗留。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Zentral)曾經是弗洛伊德和托洛斯基逗留的地方。藝術家在蘇黎世伏爾泰酒館的逗留開展了達達藝術,知識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館逗留則開啟了一八三○年代政治的啟蒙。


文化來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靈感的挑逗、能量的爆發;“留”,才有沉淀、累積、醞釀、培養。我們能不能說,沒有逗留空間,就沒有逗留文化,沒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沒有文化?


可是,安德烈,我們大概不能用歐洲的標準來評價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個藝術家和作家在香港開出一千家美麗的咖啡館來,會怎么樣?“逗留文化”就產生了嗎?


我相信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倒閉,因為缺少顧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時,超過60小時的有75萬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23%。工作時間之長,全世界第一。這,還沒算進去人們花在路上趕路的時間,一年300小時!你要精疲力盡的香港人到咖啡館里逗留,閑散地聊天,激發思想、靈感和想象?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孤獨的沉淀,最細致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淀、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丑。閑暇、逗留,安德烈,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


2005.10.17


以上選自增訂新版《親愛的安德烈》,龍應臺、安德烈合著,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2013年3月。





理想國 2015-08-23 08:47:52

[新一篇] 楊照:那一天,我不會哭的

[舊一篇] 未來世界,宗教會消失嗎?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