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恒均:百年困惑——民主與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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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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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恒均


對于民主不適合中國,或者中國不適合民主,又或者那些“民主緩行論”者來說,有幾個命題是常常拿來說事的,例如東西方文化差異,國家太大,民眾太窮,經濟還不夠發達,民眾素質太低等等,這其中尤以“民眾素質太低論”最為頑固,可以說已經困擾中國百年之久了。


雖然我寫過多篇文章討論這個“民主與素質”,再多說也不會有什么新意思,可是到京城走了一圈,接觸到體制內外無數英雄豪杰后,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多說幾句。


首先我想說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與民主的關系。再好的制度,強加在一幫愚昧無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顯得出優越性。可以這樣說,一個民主國家民眾的公民素質決定這個國家的民主質量。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民主國家,然而,它們的民主卻顯出了不一樣的水平,除了新興的民主國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國民素質。俄國與亞洲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常常出現一些問題,說到根子上,還是國民素質。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其次我要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與這個國家是否需要民主的關系。上面一節說的是在一個民主國家里,民眾素質決定民主的質量,那么在一個尚未民主的國家里,民眾的素質與民主的關系又如何呢?前后兩個問題有天壤之別,可“素質決定論者”正是以第一節的現實來推斷出了“低素質的民眾不適合民主”的結論。而且,很多人竟然沒有看出邏輯的混亂。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沒有人會反對民眾的素質決定民主國家的質量,也不會有人反對素質越高的國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國家帶進民主,當然,“民主需要高素質的國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問題的關鍵在于:民眾的民主素質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是在民主國家里培養出來,還是在不民主的國家里培養出來的?


按照“素質決定論者”的理論,民眾的素質不達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會亂,因為民眾的素質不足以讓他們為自己做主。如果民眾的素質達到了歐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過現在的俄羅斯人與印度人的話,民主才適合我們,民主才是好民主。這些人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現實:是不完善的“壞民主”能培養出適合民主的公民素質?還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例如專制)才可以培養出適合民主的民眾?


“素質決定論者”需要回答兩個問題:230年前的美國移民的素質,以及百年前被流放到澳大利亞的英國罪犯的素質比現在的中國人高?中國當今國民的民主素質比1945年以及100年前高多少?


再次,我想說的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公民素質不但可以決定這個國家是否能夠進入民主,也能決定進入民主后的質量。可是,絕對不能用民眾的素質來阻擋民主的到來,因為全世界所有的歷史紀錄都向我們顯示:民主國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國家,才是培養國民的民主素質的搖籃。而那些不民主國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國家,再給他們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養出大批有民主素質的國民!


認識不到這點,我們會陷入絕望,我們會抓狂。“民主與素質”折磨中國已經有上百年了,從康有為到梁啟超,從孫中山到胡適,幾乎都沒有完全走出這個誤區。就拿讓中國知識分子敬仰的胡適,在制度與素質上,也提出了“百年樹人”的主張。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國去“樹人”,這種樹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夠吧。但如果胡適更客觀一點,就應該知道,他當時所在的美國,對包括中國人的在內的有色人種的歧視,是遠遠背離“民主素質”的。有豐富歷史知識的胡適也一定知道,美國民主制度成立的時候,國民中的絕大多數——婦女,沒有財產的白人,印第安人與黑人根本沒有投票權,不參與任何民主活動,因為他們的素質太低了,黑人就更是奴隸。但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提高了民眾以及統治者的民主素質。


再拿俄羅斯與亞洲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地區)來說,有部分中國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問題,就興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質論”,他們卻不知道,民眾的民主素質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補補一路走來,不斷提高的。一個陳水扁因貪污而倒下,更多的臺灣公民在覺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羅斯至今還是“蘇聯”,俄國人的民主素質比現在能高多少?北朝鮮、古巴與越南等國家,什么時候會培養出擁有民主素質的國人?他們會“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嗎?


民主制度就是培養國民民主素質的最好地方,這也就是為什么所有的民主國家在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混亂,而其中最“邪惡”的正是美國,它竟然在民主建國的時候,國民素質低到還有“奴隸”,當然,如今,這些奴隸的后代已經可以當總統了。試問,美國有可能先實行和諧的專制制度,然后等到“黑人與婦女、沒錢人”的素質都高了,再實行民主?


最后一點,但絕對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我想強調的是:民主國家是培養民主素質的地方,但并不是說專制國家里就不能產生有民主素質的公民。實際上,在從不民主到民主的轉型中,公民社會與公民素質是至關重要的。可大家要記住:民主素質的公民非但不是專制制度“培養”出來的,反而是與專制的抗爭與決裂中誕生的。民眾中率先覺醒的人,與專制集團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對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


卻也因此讓我們陷入了“雞和蛋”的悖論中。我們看到了民主與素質的關系,沒有民主社會,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質的人?可沒有民主素質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會?這有點像雞和蛋的關系,沒有雞,哪里會有蛋?沒有蛋,哪里會有雞?陷入這種關系而無法自拔,讓很多人在說到“民主與素質”時,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這種境況,讓那些在不民主環境以建設公民社會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從而產生了認識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難很大,民眾不理解,更不聽從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實際遭遇印證了統治者說的“民眾素質太低”……其實,他們遇到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因為連中國的民主前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同樣遇到過。當他們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時候,他們忘記了統治者的殘暴與精英的無能,只能陷入了弱勢民眾的“素質論”,把中國搞民主不成功歸咎到民眾素質太低,要先樹人才談制度建設……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來困擾我們的“民主與素質”的雞與蛋的悖論?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我們自己的民主素質——重要的內容就是進一步認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質!我發現那些抱怨民眾素質不高的朋友,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嚴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觀點。如果加上他們過低估計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難度與艱險,遇到挫折往往就會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個極端。梁啟超無疑是中國民主的啟蒙者,可恰恰是他對民主制度也有認識不足的地方,他從一戰后的歐洲回來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難怪,如果說近百年前被戰爭蹂躪的歐洲與中國大陸同樣殘破不堪的話,今天,兩種制度在這兩塊大陸上結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們比梁啟超幸運的地方就在于我們知道了過去,也看到了現在,問題是,我們能夠創造未來嗎?未來就從我們自己開始,就從提高我們自己的民主素質開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質,努力當一個公民,公民社會就會逐漸成形,民主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楊恒均 2010/11/21 《論民主系列》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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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恒均 2015-08-23 08: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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