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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簡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書，但大多是資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聯大校史》，最后的修訂我也參與了，可那本書我也不大滿意，因為它都是資料數字，雖然也有用，但畢竟是死的，而真正的歷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寫出來。從1939到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整整度過了七年，下面要談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不見得很正確，也不見得和別人的印象一樣，但它畢竟是一個活人的感受。

在政治掛帥的日子里，往往特別突出政治斗爭的一面。大學不是獨立王國，不可能脫離政治，肯定要參與到社會的政治斗爭里邊去，這是不成問題的。可大學畢竟不是政治團體，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絕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爭上，它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在學術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憶或者研究西南聯大的文章往往會有兩個偏頗，一個是過分強調政治斗爭，好像這成了大學里最重要的內容；另一個就是盡量淡化政治斗爭：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強調政治，無論當初是反動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這就像黃埔同學會那樣，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軍官，好像都親如一家，這也不符合實際。從五四運動，到“一二·九”，到“一二一”，從來都是兩派間的政治斗爭，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適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慶的紀年文字中，絕口不提歷次“運動”，竟仿佛幾十年來北大從不曾經歷過任何運動似的，這恐怕也有悖于科學精神。所以我覺得還是實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過分淡化，兩個偏向都不好。

一、“打倒孔樣熙！”　

民主運動在中國有著悠久而深刻的基礎，可以從五四運動算起，五四針對的是北洋軍閥，后來國民黨來了，主張“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告誡民眾：“錯綜復雜之思想必須糾正。”所謂“錯綜復雜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要“糾正”這些思想，把人們都納人到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之中。國民黨對學生進行黨化教育，學生就繼承五四傳統，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當然，民主陣營里邊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適，他應該算是自由主義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國民黨合作無間，即使后來在臺灣，胡適都一直給蔣介石提意見，請他下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戰以前，學生運動的中心既不在國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為什么？我的理解，一個是北京有傳統，像五四運動，甚至于再早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這些新的思潮都從北京發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日本人壓下來，國民黨不可能氣焰太高，后來國民黨撤退了，變為地方勢力的控制，而地方勢力并不忠實地執行國民黨的意圖，何況保護反蔣的勢力對他們還有利。到了抗戰的時候，首都從南京搬到重慶，可是學生運動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慶，也是這兩個原因：一個是傳統，幾個北方的大學都到了昆明，有搞運動的傳統；另外一個也是因為地方的特殊勢力，國民黨的直接統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變成了學生運動的中心，而且后來的學生運動規模變得非常之大，成為席卷全國的運動。

民主運動始終沒有停止過。國民黨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戰的前一兩年有點振作的樣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臺兒莊、徐州、武漢，確實都是大規模的戰役，可是進人相持階段以后，戰事不那么緊迫了，國民黨由于戰時統治有利于其專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細胞的擴散一樣，簡直沒有辦法。尤其是在戰爭的困難期間，物資極度缺乏，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個本事，倒騰一點就能發財，于是有的人就開始大發國難財，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結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所以從1939年開始，民主運動又從低潮轉向高潮，校園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張奚若、聞一多，本來多少還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的，態度開始大幅度轉變。

1941年底的倒孔運動是由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過是個導火線，是個誘因，真正的原因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激烈不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接著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賓、印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橫掃東太平洋，真是大出人們意料。國民黨一點準備都沒有，趕緊派飛機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運回來。那天飛機飛回重慶，孔祥熙的夫人帶著她的洋狗走下來，被報紙曝了光。因為那時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國人都沒有出來，包括陳寅恪這樣國寶級的大師，消息一傳出去，大家都義憤填膺，再加上平日積累的不滿，結果一哄而起。

記得那天上午就貼出了大字報，中午，我和同學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聽見有人在校園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們就都出來看，呵，果然聚積了很多人。大家馬上拿紙寫字，然后找個棍子綁上，舉著就上街了。后來云南大學的人也出來了，昆明的中學生也出來了，浩浩蕩蕩，游行規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實就是針對蔣政權的，因為孔是蔣的人，當時是行政院院長，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總理。游行回來后，大家都挺累的，我還記得一個同學說：“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氣一樣。社會不公正，國難期間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時還有人借機發財？這是壓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來的怨氣。　　

二、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戰的后期，1944-45年，國民黨已經不能夠控制輿論了，雖然那時候民眾并不了解馬列主義，我們在學校里都不曾聽說過有“毛澤東思想”一詞，但青年學生普遍地反對國民黨，要求民主，而且呼聲越來越大。所以后來國民黨也有個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選舉，我記得街道上貼了個榜，寫在上面的都是選民，包括馮友蘭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讓大家去選舉，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態。不過那東西真是民主嗎？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運動在昆明搞得挺熱鬧，這和云南地方勢力的保護也有關系。當時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是地方軍閥，不屬于中央系統，雙方總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蔣的勢力，龍云都多少采取保護的態度，凡是反蔣的運動，他雖然不公開鼓勵，但也不怎么過問，這在無形中給聯大的民主運動造成了一個很好的條件。所以學生運動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終沒有發生過“慘案”，沒打死過人，也沒怎么鎮壓，這在蔣統區中很少見。當然這和龍云自己的利益有關，所以抗戰剛一勝利，蔣馬卜就迫不及待把龍云給“解決”了。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派軍隊接收日本占領區，龍云的滇軍被調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調到東北，結果昆明的駐軍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軍：一天早晨突然搞了個戒嚴，把省政府給包圍了，所有電話線掐斷，請他到重慶去做官。后來第五軍和云南地方軍隊還有過小規模的武裝沖突，打了兩三天，最后還是派何應欽和宋子文來調解，弄架飛機把龍云送到了重慶，名義上是去做軍事參議院的院長，實際是掛個空名而被軟禁。后來杜聿明被調到東北，換了關麟微做云南警備司令，也是蔣的嫡系。國民黨奪權以后，云南由蔣直接控制，他是要鎮壓民主運動的，可是昆明的民主運動并沒有停止，還在繼續鬧，所以緊接著就發生了“一二一”慘案。

抗戰勝利以后，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內戰危機，可是蔣介石處心積慮要打內戰，想把共產黨消滅了，甚至于把龍云這樣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滅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幾個月里，中國的政治空氣非常緊張，民主運動在重慶、昆明都鬧得很厲害，后來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鬧。1945年H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聯大草坪上舉行一個會議，反內戰，爭民主，還請了四位先生講話，其中有費孝通、錢端升。當時我在宿舍里，離得不遠，突然聽見重機槍聲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厲害，仿佛就在耳邊上。我記得我的同學說：“不好，要出事。”大會當然沒法開了，第二天早晨，據官方宣布，說是發現了匪情，他們在剿匪，其實大家都知道不是這樣，什么土匪，他們就是針對這個大會的，這種借口實在惡拙之極。同學十分激憤，把上課的鐘卸了下來，開始罷課，這就是“一二一”運動的開始。

這次罷課是最久的，大概持續了兩三個月，學校等于處在停頓的狀態。12月1日那天跟軍警―其實是穿著便衣的特務―對峙的時候死了四個人，三個學生，一個中學教師。尸體放在大圖書館里，昆明各界人士都來悼念，我和幾個同學也去送花圈、送挽聯。那時學校的主要領導都不在，梅貽琦飛回北京準備復員，蔣夢麟已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到重慶做了行政院秘書長，胡適當時是北大校長，但他人在美國，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剛到昆明時，同學很歡迎他，學生代表去見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說：“你們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學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們善罷甘休！”態度還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國民黨一邊，希望把這個事情了結，并沒有可能真正解決問題。不過那種民主斗爭是這樣，有理、有利、有節，1946年3月17日出殯那天，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全市的學生幾乎都參加了，而且社會各界都非常同情，我們轉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勝利。后來傅斯年回重慶也向蔣介石做了匯報，終于換了警備司令關麟徵。更重要的是，“一二一”運動正式揭開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國的學運，即毛澤東所謂開辟了“第二戰場”，國民黨政府受到強大的內外夾攻，終于垮臺。

刺殺聞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樸先被刺，聞先生參加追悼會，上去罵了一頓特務，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當時聯大師生陸續北返，大概已經走了一半的樣子，我走得比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學聊天，一兩點鐘的時候聽見外面兩聲槍響，因為那幾天氣氛緊張，感覺一定出了什么問題，趕緊出去看，只見有人用担架抬著一個人匆匆忙忙走了過去，身上帶著血。后來聽人講，說是聞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學醫院去了。我們立即趕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尸體擺在院子里，周圍有七八個人，后來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人，神態凝重。云南大學的尚鉞先生來了，哭得很傷心，邊哭邊說：“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從事民主運動”呢，還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來”呢，我不太清楚，不過給我的印象很深。　　

三、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過去的學生運動，凡游行我都參加，因為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我們當然擁護，但除此以外，別的活動我都不參加，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會唱，不會講演，也不會寫文章做宣傳；第二，從小我就有一個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復雜、骯臟的東西，一定要遠離政治，父親也是這樣告誡我。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劃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游行我參加，回來也是挺興奮的，宣言里也簽名表態，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愷青）在北大讀經濟系，那時國民黨還控制著北京，憲兵第13團團長蔣孝先是蔣介石的侄子，時常到學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來關了一年，所以她本來應該1936年畢業，結果1938年才畢業。二姐何兆儀讀北大化學系，她是地下黨，“一二·九”的積極分子，那時候蔣的所謂中央勢力撤退了，憲兵13團也走了，情況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軍抓起來關了十多天，蔣夢麟校長把他們保出來。可文革的時候又說我二姐是美帝特務、蘇修特務，弄得她得了神經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當初她只念她的化學，解放后也一直搞專業，雖則不見得能有什么成績，但無論如何最多只是個走白專道路的帽子，不會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負担。我的妹妹何炳生（去解放區后改的名字，這在當時是普遍的）1942年人學，聯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積極分子，她和她的愛人蕭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區，算是投向革命陣營的，不過她們的下場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學語文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拔白旗的時候她受命組織批兩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線，劉到了第一線，定了許多新的辦法，加之自然災害三年饑懂，政治上緩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讓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殺了。或許這樣也好，不然，你連這么一點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時候早晚也逃不過去的。

姐姐們熟識的那些同學如果繼續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許多人是坎坷一生的。關士聰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質系的，后來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聯大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在昆明見到他。談到我姐姐時，我說：“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別去搞，結果把自己弄成那個樣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說：“不能那么說，當時都是愛國。”這一點我也承認，當時都是愛國，可你應該適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個判斷。你要把政治作為職業的話，就得有長遠的眼光，不能僅憑當時的一股熱情，畢竟愛國之后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級物理系里有個同學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比我高兩班，上大學的時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學習很不錯，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進步的，后來才知道他是地下黨。1941年皖南事變的時候傳聞要抓共產黨，學校里有一批進步的學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級。我幾十年沒見過他，他大概也不認得我了。文革開始時有一次在黨校開斗爭大會，我們單位的人都去參加，我也去了，看見臺上揪了六個人，這邊三個是“三家村”，吳哈、鄧拓、廖沫沙，那邊三個不大認得，可最后一個李振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幾十年沒見，還是老樣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問旁邊的人，他告我說：“這個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長，叫李晨。”這時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開始，凡教育界、文藝界崗位的負責人幾乎都被說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沒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時候我倒沒有覺得意外。可是后來又過了幾年，美籍華人紛紛回國，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覺得李振穆有點兒冤。當年李振穆一直是進步的，學習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幫？而有的美籍華人學者當年參加過特務頭子康澤主持的三青團夏令營，那個組織的性質總是國民黨官方的二再者，當年強調的思想改造運動，首先是要明確為誰服務的問題，美國的科學當然掌握在資本家手里，無論如何他們是為美帝服務的，而且入了美國籍，結果回來卻成了座上客。人間似乎有點太不公平了。所以一個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選擇哪條道路。如果李振穆當年不參加革命，只學他的物理、走白專道路，念完了書也出國，我想他也會是知名的科學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學者，也會被待如上賓，大概不致于被關進牛棚，淪為階下囚。

燕南園愛思想 何兆武 2015-08-23 08: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