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音符還是游弋的病毒？——城市資本文化建構中的底層知識青年

簡體傳統

在中國社會整體結構被資本強勢邏輯非法捆綁的時代主流話語中，文化被殘忍地肢解成為了一個與資本、權力、地位等社會精英符號相同質的概念，在傳統公共領域中曾被作為底層民眾自發培育的草根生存型文化在由資本暴力控制的工業化和商品化消費型文化鏈輻射下，單純的草根文化也注定走向了產業化的草根消費。由此，草根文化的關注主題不再是底層疾苦，相反，而是更符合流行趨勢和市場口味的庸俗文化（美其名曰叫做“時尚文化”），草根文化本來意義上對底層民眾的生存關懷與理性啟蒙，在現代化消費文化鏈資本逐利的機制鉗制下，卻完全成為了控制底層智識覺醒的精神鴉片，這樣的精神鴉片企圖通過各種現代與后現代的符碼媒介和流行話語實現對社會底層意識形態的根本性擬真約束。

在“神馬都是浮云”的年代，作為底層的您只是“出來打漿油的”；要擁有事業，作為榜樣的“哥”勸解底層的兄弟您：“哥只是個傳說”；要擁有愛情，一位被工業符碼化后尚且誠實的美女Model真誠地告訴親愛的您她“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笑”，所以在您沒有成為資本精英的時代，作為底層的您請“非誠勿擾”，而當您放棄一切掏空心思追逐時代一般等價物的時候，一首“愛情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買”的流行曲和一部“歌聲輕輕蕩漾在黃昏的水面上”的電影《山楂樹之戀》又讓底層的您被資本偽裝的話語所迷惑，資本的真相就是誘惑您同時又想方設法地區隔您，因為它僅僅屬于即定的上層精英。底層社會，尤其是作為底層社會中唯一可能具有還原草根文化關懷精神的底層知識青年，已經在媒介、廣告、書本、流行語、城市建筑、社會景觀等一系列現代資本偽裝術的精心設計中被分割了，多數人成為了被資本強暴的受害者，可是他們卻并不自知，相反他們迫切地成為了資本維持自我話語霸權與合法權威的體制工具，這批人成為了資本的底層代言人，因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對于其他社會底層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而成為了底層社會群體中新的草根話語主導者，他們的價值決定與情感選擇成為了底層非知識人群盲目效仿的時尚與權威，是底層社會自己最為信服的草根明星。草跟明星通過自我對資本、權力、地位等利益無界追逐的精彩演義，生動的向其他底層人士形象地述說了所謂的社會真相，即：金錢成為社會運轉的唯一通行證，政治權術和社會關系成為了資本自我非法復制而絕無萬一的安全套，流行文化與時尚話語成為了社會普遍資本越界逐利而不受樸素自然法則責難與追問的道德匕首。新生代和后新生代的底層知識青年被一批批如此的草根明星所麻醉，從小就在日常小共同體中被自然正當的灌輸人生成功的唯一標準格式：資本、權力、地位、美女、品位、消費等等社會精英符號所擁有的個體化、差異化的非草根工業化物質序列。由此，在這樣的成功話語體系思想鉗制下，底層知識青年成為了底層社會中唯一有此精神歸途并有可能通過相對其他底層更為優勢的文化資本而達至此途的一個精神-物質雙元高標的底層亞群體，相對于其他底層非知識群體，例如農民工，底層知識青年更關注職業的上升空間、關注國家的政治趨勢、關注自我的社會認同、關注精英文化的流行趨勢、關注身份的社會流動、關注一切與資本、權力、地位、美女、品位、消費等等社會精英符號相同質的工業化制造品，而資本強權控制的精英體系也在不斷塑造這樣的底層代言人，例如各種選秀活動，其根本目的就是讓這些被資本話語選拔出來的草根明星獲得商業包裝，重新推向底層社會，在進一步強迫社會底層無意識消費的同時，控制并維持其精英體系合法運轉，形成底層巨大精英化資本崇拜的社會集體意識形態。

大多數作為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僅僅是滿足于簡單的物質層次上，他們不會過多的關注民族、國家、社會的改革現狀與前途未來，因此，他們集體成為了國家政策設計中的隱性人，諸多關系他們本身利益的制度設計卻因為流行性資本化精神文化鴉片的熏染，使他們缺乏積極的權利反應，他們寧愿再去掙幾塊錢也不會過多的關心社區自治選舉或者制度化的社會聽證，因此對于社會控制與穩定而論，這批底層人群是相對好治理的群體，因為這樣的公共治理本質上可以遵循漸進性的問題式解決法則，可以用很小的社會成本去逐步解決他們的社會訴求，更何況這些訴求本身具有單一性。

相反，受過良好正規大學教育的底層知識青年一方面在物質層次的滿足選擇上更看重所謂的長線多元預期，另一方面，他們在精神深層上也關注社會矛盾問題、關注文化變遷、關注政治事件、關注個人權利，因此，在《蟻族》中，作為底層知識青年的核心圈——蟻族，才沒有形成根本性的集體頹廢，他們有理想、有動力、有信念，他們相信自己能在未來進入社會中層空間甚至社會上層，事實上，這些蟻族正面臨著時間的嚴峻考驗，不懷疑這里邊一批人能夠實現社會結構中的層次流動，但是，愈來愈狹窄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弱小的社會承受力以及越來越高的城市生存成本已經窒息了大部分蟻族們的理想，這批底層知識青年已經事實上形塑了三種人生發展方向：一、逃離一線城市（典型的如逃離“北上廣” ），到西部、到二線城市、到農村去譜寫新的城市音符；二、繼續堅守城市，一部分無可奈何地在幾年內通過各種網絡空間蛻變為城市底層中虛無和頹廢文化的制造者，成為城市高智商犯罪的主力軍，另一部分無可奈何地在資本霸權下的市場底層或者從事各種非法贏利、色情服務事宜，或者成為在違法邊緣空隙中尋找所謂高利潤的灰色人群，再一部分成為了各式經濟組織或者國家單位中企圖快速積聚城市生活資本而必定走向職權腐敗的新生文化力量，這批底層知識青年，無疑成為了城市中游弋的病毒，它們不斷的生成、不斷的復制、不斷地吞噬、不斷的侵犯，城市底層原本具有生存關懷的草根文化也注定被其事實上的資本運轉邏輯所感染，以至形塑了各式城市中都不難發現的亞文化，而這樣的亞文化通過網絡、輿論等傳播工具，進一步增大了社會可控制性的難度；三、繼續堅守城市，通過各種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成為了社會中產階級或者社會精英，這些底層知識青年實現了自我的完美救贖，然而救贖的背后支撐卻注定是資本化的，因此他們不可能真正改變社會運轉的資本邏輯，相反，他們會進一步擴大資本話語的體系霸權，因此，他們通過差異化的產品需求與個性化的品位標榜，通過各種定期范例化的產品淘汰引領當今時代潮流，輸出消費型的精英主流文化以控制草根生存關懷的本真回歸，這也就是單純的生存型草根文化注定走向產業化草根消費的背后邏輯，而這個邏輯的顯象是形成了所謂的城市主流節奏，這個節奏也是底層知識青年在身份變遷后所注定譜寫的資本化的流動音符，而這個資本化的城市流動音符事實上是對城市亞文化——游弋的城市病毒的反攻擊。

不難發現，不管是流動的城市音符還是游弋的城市病毒，它們都是底層知識青年在資本化的體系框架下的信仰自救，因為，他們是底層，不可能動搖社會宏觀結構，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去適應，在身份變遷與社會流動的進途中，因為已經具有的文化資本是被小共同體內長期的資本話語熏染所意識形態化的，所以，他們不可能逃離資本化的成功標準框架，失敗者需要制造城市病毒，以獲取黑色資本、灰色名譽、底層崇拜；而成功者要制造城市音符，以維持已有的正統資本話語、主流的成功評價，并形成事實上的社會結構穩定，繼續生產需要被商業市場所消費的精英文化，以誘惑更多的社會底層，特別是底層知識青年實現自我社會階層的規定性上升，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流動的通道才可能在資本話語的物質規定中被顯形化出來，否則，排除了這些可以被消費的被差異區隔化了的顯形商業產品，成功就只能是世襲的了。

然而，問題的根本是真的除了擁有這些個性化的物質產品以至被資本話語體系標榜為成功以外，成功就無從規定了嗎？底層知識青年不管走什么樣的人生發展之路無非都是在證明這個被無意識強暴的成功邏輯：讀好書是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為了多賺錢、有權力、有地位；多賺錢、有權力、有地位是為了買別墅、買名車、買一切最新廣告中出現的最新序列中的最好產品、買到美女的芳心；買別墅、買名車、買新產品、買美女的芳心是為了被證明成功。那么我們能否試想一下，底層知識青年放棄資本、權力、地位、美女、品位、消費等等社會精英符號相同質的工業化制造品后，還有成功嗎？如果有，說明現代成功是被資本建構和標簽化的，因此需要從根本上思考和檢閱底層知識青年成功的進路，而不是在城市資本文化的潮流中被活生生的欺騙一輩子。事實上，在由成功標準所勾引的不同文化戰爭中，在各種舊式文化鮮血尚未褪色的戰場上，文化的新生命在資本生產運轉體系的霸權話語下愈來愈依賴于社會群體階層生活方式的自我固定標簽化，并在這種反復無意識的文化被接納的標簽認同中，社會群體不斷鞏固著自我嚴格的區分型現代文化政治定位邏輯：精英階層在資本、政治與文化三者強勢聯姻的新改革時代中成為了全民文化的唯一合法制造者，成為了文化標準與規格的定標人，也就形成了主流的成功時代評價標準。

所以，在泛黃的歷史古書中，我們不難發現在資本主流話語不能控制的前現代，成功的標準是不同的，例如在中國，即有另外的一套成功標準，《大學》開篇所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難道不正是諸子時代，甚至中國整個封建王朝時代即定的成功標準嗎？而在西方世界，成功的標準被定位于對LOGOS的神圣追求，“美德即知識”與“人啊，認識您自己”幾乎左右了西方幾千年的生活世界，不管是希臘時期關注理性、中世紀世紀時期關注宗教還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時期關注人性，其本質的成功標準都沒有逃離蘇格拉底所開創的將哲學回歸人間的思想理路，可見成功實際上是被不同社會條件下的主流話語所虛擬建構的，因此完全可以讓成功回歸自我內心主觀世界，而不必在意被刻意制造的現代資本化成功神話。由此可見，政治學意義上所熱衷討論的底層知識青年社會階層流動對社會影響的巨大作用在文化和哲學層面上來講，是被虛擬出來的，因為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所研究的階層上升永遠不可能從根本上廢除社會底層，而只是通過自我服從于資本化的進升社會途徑，實現自我個體化的跳躍而已，從整體社會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穩定社會的管理手段，是一種缺乏根本意義上草根關懷的政治科學，是一種非人性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政治伎倆，底層知識青年需要從根本上得到關懷，就必須通過各式教育和多元社會話語擯棄從小到大被無意識灌輸的資本獨霸的成功標準，改變社會成功單向度的資本意淫，牢固樹立真正的成功來自于內心主觀體驗的觀點。底層知識青年應該走多元化的奮斗之路，不一定非要沿襲資本化的成功邏輯，這就有必要進一步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執行能力和保障水平，從而以此擯棄當前過甚的資本猖獗，良性建構成中國語境下的和諧生活秩序，從而以此拯救處于思想危險、物質匱乏、尊嚴屢屢被侵犯中的中國底層知識青年，拯救中國底層。

作者:李濤,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出處:中國圖書評論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