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何懷宏:“失敗者”也寫史的新時代已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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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除了成敗沒有另外的標準,世界將只會是一個純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個把人降低為純粹動物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失敗者”也寫史的新時代已來臨

作者 | 何懷宏

我們這里所談的“歷史”自然不是人們實際活動的第一手歷史,而是被書寫成文的第二手歷史。

有一句名言“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甚至于“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這在以前的時代的確常常如此,但我現在想質疑這句話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們觀察到的社會、觀念的改變,以及書寫、發表、傳播技術的巨變,或已使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歷史已不再可能僅僅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和褒貶來書寫,甚至也不會僅僅是由哪怕是比較客觀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勝利者來書寫。

這不僅是指勝利者的觀點和態度將有所調整,而是說不僅旁觀者、失敗者也將可以大量地自己書寫自己的歷史。這樣,歷史就將不會是僅僅一部簡單的“成王敗寇史”。

“成王敗寇”與“三不朽”

這并不是說,歷史將會是一部評價完全反過來的“敗王成寇史”,或者認為歷史的主流話語將一定會由失敗者來提供,而是說歷史將由此呈現一種多樣性和多面性,而這樣的比較全面的歷史或將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而我是相信歷史還是有一種基本的真實或真相的,而且同意蘭克所說的歷史寫作者應當努力追求“如實直書”。

“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子”這句話常常被誤認為是胡適的原話,但這句話至少表現了一種現代比較流行的、具有相對主義傾向的歷史觀。而我們即便在某種程度上同意這句話,還是可以將“打扮”理解為從不同的立場所進行的對歷史的解釋,或者理解為從不同的觀察角度所看到的歷史現象,盡管理論解釋和觀察角度可以有種種不同,有一個比較基本的歷史真實的核心還是存在的,即那還是一個“孩子”甚或“女孩子”的基本事實。

▲何懷宏

而對何謂“失敗”與“成功”,以及“失敗者”與“成功者”,我們或許也還要有一些辨析。“失敗者”與“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個團體、一種勢力、一種運動、一個政黨或階層、階級等等。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將主要說人物,雖然他們也無疑總是代表著一種力量、利益或理念的。我們這里所說的“失敗”與“成功”,將主要是行動領域內的,尤其是政治領域內的成功與失敗。的確,這一領域內的“成敗”有它的確定性,也相對好辨認,比如說,政治上的成功和失敗常常就被理解為獲得或鞏固了政權,造成了對社會的巨大影響、乃至實現或基本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等等。

但是,這種行動或“立功”領域的“成敗”還是有局限性的,也可能會和“立言”的思想觀念領域和“立德”的道德領域不相稱、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另外其本身也還有一種從多長的時段看的問題。

秦始皇成不成功?他滅了也曾是相當強大的六國,統一了當時的“天下”,建立起一個福山所說的“第一個具有強大國家能力的國家”,但卻旋即因迷信暴力和專制“二世而亡”,也在后世留下持久的爭議。

甚至希特勒一度成不成功?他也曾讓德國的經濟從危機蕭條轉入飛速發展,使國土大量擴張,國民揚眉吐氣,但也不久就因其暴虐殘忍的侵略擴張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他們或曾是“成功者”,但更是“失敗者”。

還有一些更復雜的人物,比如凱撒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拿破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戰勝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歷史上湮沒無聞,從后世看更遠比雅典的影響要小。春秋時吳國滅了越國,而勾踐臥薪嘗膽,反過來又滅了吳國,但我們還知道多少戰勝后越國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影響較遜、比較明顯的政治上的“失敗者”曾經也都一度是成功者,否則他們早就在歷史上寂寂無名,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們了。

在這一意義上來看,歷史也的確不能是簡單地從行動領域內的“成敗”來觀察,更不應簡單地從一個短時段內的“成敗”來觀察。我們且不說另外的觀念和精神領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識分子,在觀念和精神領域影響巨大的人們,在政治領域幾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敗者”。被卷入政治審判且被處死的蘇格拉底、耶穌當時被人看作是“失敗者”,有政治抱負的柏拉圖、孔子也都可以說是政治領域的“失敗者”。但有誰比他們在觀念和精神領域更為成功呢?

所以,中國古代先賢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標準。當然,這也是歷史領域內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國古代先賢認為在歷史中、而非永恒的彼岸長存的,不僅有正面的“立功”,還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如果說除了成敗沒有另外的標準,世界將只會是一個純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個把人降低為純粹動物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這就構成了一個勝利者應當盡量比較客觀公允,乃至讓失敗者也來撰寫自己的歷史的理由,即成敗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評價,后者不能完全由前者來決定。這和走向開放與多元的現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

多元寬容的史學精神

我們即便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書寫中,也還是能看到這樣一種寬容精神的一些特征。不談各種野史筆記,即便是作為傳統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馬遷作為勝利者的漢朝的“太史公”,但同時個人又是政治上一個“失敗者”的“刑余之人”,他所寫的《史記》還是非常客觀和公允的,比如他對項羽的“悲劇式英雄”的描寫,對一些劉姓皇帝皇室劣跡的揭露和諷喻,以及在《史記》中所給予的從伯夷叔齊,到孔子、到陳勝吳廣這樣一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的較高地位,都可以看到他對許多僅僅從權力的觀點看的“失敗者”所體現的一種同情的理解和大度的精神。

這也許和漢代文網不密和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關系,加上他的個人史學才華,遂使《史記》成為中國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獨創性,同時也最富有兼容并包精神的開山之作。

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這是由作為勝利者的清朝官修,集體撰寫,在體例和史料上應當說更為嚴謹,更為考究,但文網也已加密,觀點相當正統,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某種對失敗的前朝人物的相對客觀公允的敘述和評價。

本文選自南方周末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騰訊思享會 何懷宏 2015-08-23 08: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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